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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纸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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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的初遇，没有偶像剧中那般唯美浪漫的场景，只有战火纷飞下，在那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间的匆匆一瞥。
来W国的那天，首都机场的天是淡蓝色的，停机坪上飘着当地人织的彩色挂毯，风里裹着肉桂和烤馕的香。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经纪人的电话还在耳机里炸：“郦落秋，你要是敢在外面少一根头发，我就把你那堆没写完的歌词全发粉丝群里！”
我笑着挂了电话，把手机里的行程单调出来——攻略说老城区的石板路能踩出“歌的节奏”，说市集里卖香料的老人会哼百年前的民谣，说郊外的胡杨林秋天时像撒了把金粉。
我那时满脑子都是“灵感”，是舞台上追光打不到的“真”，是录音棚里混不出来的“活”，压根没在意机场公告栏上贴着的、用红笔圈起来的小字：北部武装冲突升级，南部地区请谨慎出行。
我在老城区租了间小公寓，窗户对着一堵爬满野蔷薇的墙。
头三天，我每天抱着笔记本蹲在市集角落，看小贩把橙子堆成小山，看小孩追着卖气球的跑，听穿长袍的女人唱着调子弯弯的歌。
我写了三版副歌，都觉得不对——那些句子太干净了，像被滤镜磨过，没有风里的沙，没有太阳晒在石头上的烫，更没有市集散场时，地上留着的、沾了油的糖纸。
变故是在第四天下午来的。
我正蹲在面包店门口，看店主烤芝麻饼，突然听见远处“轰隆”一声——不是雷，是更沉、更闷的响，像有什么东西砸进了地里。
店主手里的擀面杖“哐当”掉在地上，他抓起我就往里屋推，嘴里喊着我听不懂的话，窗外的尖叫声一下子涌了进来。
我扒着门缝看，刚才还热闹的市集乱了，有人背着包往巷子里跑，有人抱着孩子蹲在墙根，彩色的挂毯从楼上掉下来，被踩在脚底，成了灰扑扑的一团。
再后来，就是跑，一直跑。
我跟着人群往所谓的“安全区”躲，墙是土黄色的，上面有个碗大的弹孔，边缘还留着焦黑的印子。
我爬起来时，看见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人穿着蓝色的头盔，白大褂沾着泥，正半跪在地上给人包扎。
那人的动作很快，左手按着重伤员的胸口，右手递纱布时没抖一下，额角的汗滴进衣领，他也没分神擦——就是这一眼，我记不清他的脸，只记得那身白大褂，在满是灰和土的断壁间，亮得扎眼。
有人喊他“Dr. Jiang”，声音被混乱的人声盖着，我只抓住了个“Jiang”的音，然后就被涌来的人潮推着往前走，后背撞在墙上，再回头时，只有蓝色的头盔尖，在攒动的人头里闪了一下，很快就被尘土埋了。
我们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学校。
没有灯，没有水，只有窗户缝里漏进来的光，照着满屋子的人。
有当地居民，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外国游客，大家抱着膝盖坐在一起，没人说话，只有孩子的啜泣声，被远处的枪声割得断断续续。
我摸出手机，信号格是空的，唯一的电量发了条“我在W国，安全”给经纪人，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身上的背包在逃跑时丢了——护照、身份证、钱包，还有我写了半首的歌词本，全没了。
我缩在墙角，看着地上的碎玻璃，突然觉得可笑：我来寻“真”，结果把自己困在了“真”的地狱里。
这样躲了三天。
每天靠志愿者送的压缩饼干和瓶装水过活，听着外面的枪声从远到近，再从近到远。
第四天下午，我蹲在窗边想看看外面的情况，突然一声巨响，窗户玻璃全碎了，我只觉得胳膊一热，像被烧红的铁丝烫了一下——低头时，血正顺着袖口往下滴，混着碎玻璃渣，在地上积成一小滩。
“医疗组！这里有伤员！”有人喊。
我昏昏沉沉地被人架起来，胳膊上的痛越来越清楚，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在扎骨头。
穿过挤满人的走廊时，我又听见了那个名字——“Dr. Jiang”。
抬头就看见那个白大褂：还是沾着泥，蓝色头盔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露出额前的碎发，比上次见时更乱了些。
他正低头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处理伤口，听见声音，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朝旁边的担架床抬了抬下巴。
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走过来。
他戴手套的动作很熟练，手指很稳，拉开我染血的袖口时，动作轻得不像个常年在战场救死扶伤的医生。
“弹片划到了皮肉，没伤到动脉，但有感染风险。”他的声音比我想象中更哑，像是很久没好好喝水。
酒精棉碰到伤口时，我忍不住颤了一下，他顿了顿，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块糖——是那种最普通的水果硬糖，糖纸都皱了，递过来：“含着，能压一压疼。”
我含着糖，廉价的甜味慢慢漫开，但却盖过了酒精的刺激。
他低头用镊子夹出伤口里的碎玻璃，我能看见他白大褂领口别着的徽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志，下面有个小小的华文标签，写着“江斯年”。
原来他姓江，是华国人。
“你是华国医疗分队的？”我问。
他“嗯”了一声，手里的动作没停，“来这儿快两年了。”
“我也是华国人，”我赶紧说，“我叫郦落秋，是个歌手，来采风的，证件全丢了，现在也回不去……”
话没说完，外面又传来枪声，他抬头看了眼窗外，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加快了手里的动作，“先处理完伤口，等下给你登记信息，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大使馆。”
可登记信息的事，很快就黄了。
当天晚上，又一波武装冲突爆发，靠近学校的两个志愿者站点被炮弹炸了，送来的伤员一下子多了起来。
我躺在临时病房的角落，听见外面有人喊“麻醉剂不够了”“医护人员人手不够”，还有个护士哭着跑进来，说“刚才送过来的那个志愿者……没救回来，才十九岁”。
我坐起身，胳膊上的绷带还渗着血，但已经不那么疼了。
走到门口时，看见江斯年正靠着墙，摘了口罩，脸色很白，手里捏着个空注射器。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怎么不睡？”
“我能帮忙吗？”我说，“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我能递东西、换纱布，或者帮着照看轻伤的人——我以前陪我妈住院时，学过一点。”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眼神里有犹豫，大概是觉得我一个“歌手”，细皮嫩肉的，不该卷进这些血里。
可外面的喊声越来越急，他终于点了点头：“跟我来，先教你戴手套和口罩，记住，不管看到什么，别慌，按我说的做。”
他给我找了件多余的白大褂，太大了，套在身上像罩了个麻袋，袖子得挽三圈才能露出手。
他教我怎么给伤口换纱布，怎么进行基础包扎，说话时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清楚：“碰到伤口的纱布不能碰别的地方，要是血渗得快，就喊我，别自己逞能。”
我点头，走到一个坐着的当地老人身边。
老人的额头破了，血流到脸上，沾了灰，看起来很吓人。
我蹲下来，按江斯年教的，先拿生理盐水擦干净周围的皮肤，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说了句当地话，我听不懂，但能看见他眼里的害怕——像我小时候被关禁闭时，那种抓不住东西的慌。
我摸了摸口袋，没找到纸，就把胳膊上的绷带解下来一点，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个太阳——其实我画得很丑，歪歪扭扭的，但老人好像懂了，手慢慢松了些，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
忙到后半夜，伤员终于少了些。我靠在墙上，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一直绷着劲，现在一放松，连抬起来都觉得累。
江斯年走过来，递了瓶水，瓶盖已经拧开了：“累了就去旁边歇会儿，这里有我们。”
我接过水，看见他的袖口沾着血，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的——刚才处理一个炸伤的伤员时，碎片溅到了他的胳膊，他就随便用纱布缠了缠，接着忙，现在纱布都渗红了。
“你的伤……”我指了指他的胳膊。
他低头看了一眼，无所谓地笑了笑：“小事，比这深的口子都有过。”
他靠在我旁边的墙上，仰头喝了口水，“你刚才跟那个老人说什么了？他后来不闹了。”
“我没说什么，”我也笑了，“就画了个太阳，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懂没懂，可能就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旁边陪着。”
他转头看我，路灯从窗户缝里照进来，落在他脸上，能看清他眼底的红血丝——像是很久没睡过整觉了。
“你为什么来这儿？”他突然问
我说，“写不出歌了，舞台上的歌全是编的，什么‘风很温柔’‘花会开’，我觉得假，就想来找些真的东西。”
我顿了顿，看着地上的碎玻璃，“结果现在才知道，真的风，是能带着弹片的；真的花，是长在断墙上的；真的疼，不是录音棚里装出来的，是现在这样，看着人在眼前没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个纸折的鸽子，翅膀都被揉软了，上面还留着点血印。
“上次在北部执行任务，有个小女孩，腿被炸伤了，哭着要妈妈，”他说，“我给她处理伤口时，她折了这个给我，说‘鸽子能飞，能把妈妈带回来’。后来她被送到后方医院了，听说现在能走路了。”
他把鸽子放在我手里，“这些，也算‘真的东西’吧？不是只有疼，还有人在疼里，想着飞。”
我捏着那个纸鸽，纸边糙得硌手，却比我以前写过的所有歌词都沉。
以前在舞台上唱过那些有关希望、归家的歌曲，台下的灯牌亮得像星海，可我从来没懂过，“希望”不是唱出来的，是那个折鸽的小女孩，在剧痛中想着家人而多的一份勇气；归家也不是编出来的，而是我们这些困在这里的人，夜里摸着空口袋，想什么时候能再看见华国的机场”。
外面的天快亮了，远处的枪声停了，只有几声鸟叫，从断墙后面传过来——很轻，却，很清楚。
江斯年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再歇会儿，天亮了我去问问协调处，看看能不能帮你补个临时证件。”
“不用急，”我说，“我想再帮几天忙，这里人手不够。”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好，但别硬撑，不舒服就说——你是歌手，手得护好。”
我看着他走过去的背影，白大褂的下摆扫过地上的碎玻璃，发出轻微的声响。
窗外的光慢慢亮起来，照进屋子里，能看见地上的血渍、用过的纱布、空的药瓶，还有那个纸鸽——我把它放在口袋里，贴着胸口，像揣着一点小小的、烫人的光。
以前总觉得，初遇该是舞台上的追光，是话筒里的回声，是粉丝递过来的花。
可现在才知道，有些初遇，是断壁残垣里的匆匆一瞥，是消毒水味道里的一块糖，是两个华国人，在异国的战火里，靠着一堵破墙，分享着一瓶水，说着那些不算宏大、却能让人撑下去的话。
天亮后，我跟着江斯年去给附近的居民送水。
走在断墙之间，看见有人在清理碎石，也看到了残缺不全的墙上那新开的几朵野蔷薇—明明昨天还被炮火炸过，可那些花，居然还有几朵开着，红得像火。
江斯年蹲下来，给一个小孩递了瓶水，小孩接过水，从口袋里摸出颗石子，递给他，嘴里说着什么。江斯年笑着接过来，放进白大褂口袋里
我突然想起我那本丢了的歌词本。
其实丢了也没关系，因为现在，我脑子里全是能写的东西：是市集里被踩脏的挂毯，是断墙上的弹孔，是江斯年胳膊上的纱布，是那个纸鸽，是天亮时的鸟叫，是我们这些人，在战火里还想着“撑下去”的样子。
这些不是“灵感”，是“活”的，是带着沙、带着血、带着糖味的，是我以前从来没碰过的“真”。
江斯年回头喊我：“郦落秋，快来，帮我递下水桶！”
我跑过去，接过他手里的水桶，水有点沉，我却觉得很稳——就像现在的日子，虽然困在这儿，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但我知道，有江斯年这样的人在，有那些折鸽子、浇花的人在，我们总能撑到看见华国机场的那天。
断墙旁边的野蔷薇，在风里晃了晃，落了一朵在我的白大褂上。
我低头看着那朵花，突然笑了——原来我要找的“真”，从来都不是风景，是人，是在战火里还愿意伸手帮一把的人，是在疼里还能递块糖的人，是在满目疮痍里，还想着“要好好活着”的人。
而我和江斯年的初遇，就是这“真”里，最亮的那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