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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野蔷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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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蔷薇花瓣在窗台上晒了十几天，终于彻底干透，成了细碎的、带着浅粉香气的干花。
我每天都会把它们拢一拢，免得被风吹走——就像拢着这些日子里攒下的细碎念想：江斯年左腿发僵却依旧稳当的背影、他偷偷画的药品地图、烤馕妇女塞给我花瓣时的笑，还有夜里哼着调子时，他落在我身上的、带着暖意的目光。
医疗点的日子像巷口的碎石，粗糙却又沉实。
白天跟着江斯年去给散居的居民换药，他总会在包里揣两块压缩饼干，遇到没吃的老人或孩子，就悄悄递过去；
夜里我还是哼调子，伤员们听熟了，有时疼得厉害，会轻轻跟着哼，连最闹的小孩都知道，当我哼起调子，他们就不用怕黑了。
江斯年的腿伤总没好利索，我趁他不注意，偷偷在他换药的纱布里掺了点野蔷薇干——护士说当地的野蔷薇能消炎，我虽不懂，却总觉得这些花瓣能帮上忙。
他发现了也不说，只是下次换药时，会看着沾着花香的纱布露出温和的笑意。
变故是在第十五天的清晨来的。
那天我刚把馕塞进江斯年的白大褂口袋，他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是大使馆的信号，断断续续的，却足够清晰：“……下午三点，直升机到城西空地，只能带撤离人员，物资和留守人员自行安排……”
江斯年捏着电话的手顿了顿，指节泛白。
我站在旁边，手里的野蔷薇干撒了半窗台，却没心思去捡——“撤离人员”，他没提我，可我知道，这是命令，我必须走。
这里的流弹还在飞，武装冲突没停过，大使馆不会让非医疗人员再留下去。
他挂了电话，转身时脸上带着惯常的温和笑意，可我看见他喉结滚了滚，才知道他在压着什么：“郦落秋，下午……跟大使馆的人走。”
“那你呢？”我的声音发紧，蹲下去捡花瓣，手指却抖得厉害，“你不和我一起走？”
“医疗组得留下。”
他蹲下来帮我捡，指尖碰到我的手，很凉，“伤员还没转移完，新的药品明天才能到，我走不开。”
“可这里危险！”我抬头看他，眼泪差点掉下来，“流弹、炮弹，你腿上的伤还没好，还有你肺上的旧伤……”
“没事。”
他打断我，把捡好的花瓣放进我兜里，像以前那样拍了拍我的口袋，
“我是医生，这里需要我。你回去，比在这帮我递东西更重要——你家人该担心了”
他说我的家人会担心，却从没提过自己的家人。
我知道他不是不想，是不敢——在这种地方，念着家人，会比流弹更让人难受。
那天上午的时间过得像被炮弹炸碎的墙，乱得让人发慌。
江斯年帮我收拾东西，就一个小背包，他却翻来覆去地检查：压缩饼干塞了四块，瓶装水装了两瓶，连我之前换下来的旧绷带都叠好放进去——“路上用得上，别嫌旧”。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白大褂的袖口又沾了血渍，是早上给一个炸伤的村民换药时蹭到的，他没来得及擦。
“我给你换个纱布吧。”
我走过去，拽住他的胳膊，不等他拒绝，已经从药箱里翻出纱布和酒精。
他乖乖坐着，左腿微微往外撇，大概是长时间走动，旧伤又疼了。
我蹲下来给他缠纱布，手指碰到他腿上的结痂，硬得像石头——那是第一次处理炸伤时留下的，十几天了，还没好透。
“江斯年，”我咬着嘴唇，把兜里的野蔷薇干全倒出来，撒在纱布上，“护士说这个能消炎，你记得每天换，别偷懒。”
他低头看着花瓣，笑了笑，声音哑得厉害：“好，我答应你。”
“我不是要走！”我猛地抬头，眼泪终于掉下来，“我是被迫撤离，我会回来的，你得等着我。”
他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像摸个闹脾气的小孩。
我知道他是怕我担心——这里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能不能等到“回来”的那天。
中午的时候，志愿者来通知，该去城西空地了。
江斯年拎着我的背包，走在前面，左腿还是有点僵，可他走得很慢，像是想把这段路拉长点。
巷口的烤馕铁盘早就凉了，那个妇女和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有断墙上还挂着她的蓝色头巾，被风吹得飘来飘去。
“还记得第一次送水吗？”
江斯年突然开口，回头看我，“你用瓶装水换馕，她给你花瓣，你还偷偷塞给我热馕，烫得我后背都疼。”
我点点头，眼泪又涌上来——那时候我还总出错，连酒精和生理盐水都分不清，是他偷偷画了地图，写着“别怕，跟着我”。
现在我终于能准确地递出药品，却要走了。
到了城西空地，大使馆的直升机已经在盘旋，声音大得震耳朵。
撤离的人不多，都是非医疗人员，大家都在往飞机上走。
江斯年把背包递给我，又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个东西——是我之前给他的帕子，上面沾着他的血渍，还有几片压平的野蔷薇干。
“这个你拿着。”他把帕子塞给我，“路上擦汗，也……也别把我忘了。”
“我不会忘！”
我抓住他的手，把早就写好的纸条塞给他——上面是我的手机号，还有一行字：“每天给我报平安，哪怕就一个字。”
他捏着纸条，指尖抖了抖，把纸条塞进白大褂内侧的口袋，贴在胸口：“好，我一定报。”
直升机的工作人员在催了，我不得不往飞机上走。
走了两步，我回头看他，他还站在原地，穿着沾着血渍和尘土的白大褂，蓝色头盔拿在手里，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飘起来。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蹲在地上整理药品箱，也是这样的姿势，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总把伤口藏在白大褂下的人，会成为我最牵挂的人。
“江斯年！”我对着他喊，声音被直升机的噪音盖得有点小，“你要好好的，别把纱布上的花瓣弄掉，别再把饼干让给别人，你自己也得吃！”
他点点头，挥了挥手，嘴角弯着，可我看见他眼底的红血丝——他在忍着，和我一样，忍着不舍，忍着担心。
我上了直升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死死盯着下面的江斯年。
直升机慢慢升高，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站在满是碎石的空地上，一直挥着手，直到被断墙挡住，再也看不见。
我攥着手里的帕子，上面的野蔷薇香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和他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口袋里的碎纸片硌着掌心——就是他画药品地图的那张，我一直带在身上，背面的“别怕，跟着我”已经被磨得快看不清了，可我还是能摸到每一笔的温度。
直升机越飞越高，下面的老城区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景象，断墙、碎石、倒塌的房子，还有医疗点那间漏雨的小屋子——那里有晒在窗台上的野蔷薇干，有他偷偷画的地图，有我哼了十几天的调子，还有他藏在白大褂下的伤口和温柔。
我从背包里翻出那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塞给我的，还带着点他身上的温度。
我咬了一口，没什么味道，可想起他把大半块饼干让给老人的样子，想起他啃着冰冷干硬的馕却笑着说“不饿”的样子，眼泪又掉在饼干上。
突然，我看见直升机下面的空地上，有个小小的身影在挥手——是江斯年，他还站在那里，蓝色头盔举得高高的，像个信号旗。
我赶紧挥手回应，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云层里。
我靠在椅背上，攥着帕子，把脸埋在膝盖上。
旁边的撤离人员在小声哭，大概是在担心留在那里的人。
我没哭，只是在心里哼起那个调子——没有歌词，像风吹过老槐树的声音，像野蔷薇落在纱布上的声音，像江斯年说“别怕，跟着我”时的声音。
我知道，这个调子会陪着我回家，也会陪着他留在那里——他会每天换沾着蔷薇的纱布，会把我写的纸条贴在胸口，会在夜里听见伤员哼起这个调子时，想起我；而我会每天守着手机，等他的消息，哪怕就一个字，哪怕只有“平安”两个字。
口袋里的野蔷薇干还在，我摸了摸，碎碎的，却很香。等我回去，我要把它们装在小瓶子里，等江斯年回来，我要告诉他，这些花瓣不仅能消炎，还能当香料，能换很多很多的热馕——就像他说的那样。
直升机穿过云层，下面的战火和硝烟渐渐看不见了，可我总觉得，江斯年站在断墙下的身影，比任何光都亮。
我攥紧手里的纸条，在心里一遍遍地说：江斯年，你要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带着新的药品，带着热馕，带着更多的野蔷薇花，回到这个满是碎石却又满是温暖的地方，和你一起，给伤员哼调子，给老人递饼干，给孩子换纱布。
云层之上，阳光终于穿透了硝烟，落在我攥着帕子的手背上。
帕子里的野蔷薇干还带着淡淡的香，混着消毒水的气息，像极了江斯年白大褂上的味道——那是危险里藏着的温柔，是碎石堆里开出的花。
风从舷窗缝隙钻进来，带着高空的凉意，却吹不散我心里的调子。
我知道，这调子会陪着他守在那里，也会陪着我走回家的路。而那些碎在口袋里的野蔷薇干，会替我们记着再相见的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