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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 18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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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乌有之乡”在潮宗街的巷子里安静地度过了第一个月。生意比在化龙池时还要清淡，偶尔有几个推门进来的客人，看到简陋的装修和手写的酒单，大多转身就走。
黄作粱坐在吧台后，看着窗外对面酒吧门口排队等位的年轻人。那家店装修成时下流行的工业风，门口挂着闪亮的霓虹灯牌，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在寒风中搓着手，却依然兴致勃勃地等着入场。
“要不我们也搞点促销活动？”黄作粱转过头，看向正在擦拭唱片机的别经年，“比如买一送一，或者弄个抖音账号宣传一下？”
别经年头也不抬，专注地清理着唱针上的灰尘：“没钱搞促销。”
“那至少把灯光调亮一些？”黄作粱指了指头顶那盏昏黄的吊灯，“这么暗，外面的人都看不清里面有没有营业。”
“费电。”别经年言简意赅。
黄作粱被这两个字噎得说不出话。他想起自己当房产经纪时那些娴熟的营销手段——精致的宣传册、精准的客户定位、精心设计的话术。可这些在别经年面前全都失了效，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这天下午，雨刚停，街道上弥漫着潮湿的寒气。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黄作粱正蹲在地上整理刚送来的啤酒，门上的铃铛突然响了。
进来的是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驼色大衣，手里拎着只爱马仕包，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店里格外清晰。她一进门就微微蹙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目光从斑驳的墙面扫到简陋的吧台，最后落在别经年身上。
“经年？”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
别经年从吧台后抬起头。午后的光线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他看到来人，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手上的动作停了一瞬。
“夏总。”他淡淡地打了个招呼。
黄作粱觉得这女人有些眼熟，很快想起来是夏苒，某知名地产公司的副总裁。他在一次行业峰会上见过她做演讲，风格犀利，观点独到。据说她离异后一直单身，是业内出了名的女强人。
夏苒走到吧台前，目光在别经年沾着油漆点的旧T恤上停留了片刻：“听说你店搬到这里了，特意来看看。”
她轻轻摇头，“你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混口饭吃。”别经年继续擦拭着那台老唱片机，仿佛那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
夏苒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下，将昂贵的皮包随意放在一旁：“给我来杯马天尼，要金酒底的，不要伏特加。”
“没有马天尼。”别经年头也不抬，“有啤酒，白沙的。”
夏苒的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记得吗？你专门去上海学过调酒，说要做长沙最好的鸡尾酒吧。那时候你多认真啊，连冰块都要自己雕。”
“以前是以前。”别经年的声音依然平淡。
夏苒盯着他看了会儿，突然笑了：“还在生我的气？当年我说的话是直接了点，但都是为你好。以你的能力，不该困在这种小地方。”她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店面，“你看看现在，连个像样的酒都拿不出来。”
黄作粱站在角落的阴影里，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旁观者。他看见别经年擦唱片机的手微微收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我很好。”别经年说。
“好？”夏苒轻笑一声，从包里取出一支细长的香烟，却没有点燃，“守着这么个破店，每天为几瓶啤酒的生意发愁，这就叫好？”她站起身，将一张名片放在吧台上，“我公司还有个项目总监的位置空着，年薪是你现在的十倍。考虑一下。”
她说完，目光不经意地瞥向站在暗处的黄作粱，眼神带着审视和些许好奇，然后转身离开了。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门上的铃铛再次响起，店里恢复了先前的寂静。
别经年继续擦拭着唱片机，动作比刚才用力了些，仿佛要将那些陈年污渍连同某些不请自来的回忆一并擦去。
黄作粱走过去，拿起那张名片。质感很好的卡纸上，烫金的字体在昏暗光线下反着冷光。
“她说的对，”黄作粱轻声说，“以你的能力，确实不该困在这里。”
别经年终于停下动作，抬眼看他，目光深邃：“那你呢？以你的能力，不该在这里擦杯子、搬啤酒。”
这话像根针，扎得黄作粱心头一紧。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是啊，他曾经是公司的金牌经纪人，月入数万，如今却在这个偏僻的小酒吧里打杂。这种落差，他何尝没有在深夜反复咀嚼过。
那天晚上，别经年罕见地没有在打烊后立刻休息，而是打开了那台老唱片机。黑胶唱片缓缓转动，流淌出沙哑而富有磁性的爵士乐。他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坐在窗边的阴影里，一口一口地喝着，目光投向窗外流动的车灯。
黄作粱在吧台后清洗最后几个杯子，透过玻璃的反光，能看见别经年沉默的侧影。他知道夏苒的出现搅动了什么——那些被别经年深埋的、关于“另一种可能”的记忆。那些记忆如同沉睡的火山，表面平静，内里却涌动着滚烫的岩浆。
洗完杯子，黄作粱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隔间，而是走到别经年对面坐下。老旧的本板在他身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她说的那个职位，”黄作粱斟酌着用词，“听起来确实不错。”
别经年晃着酒杯，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
“是不错。”他承认，“钱多，体面，符合所有人对'成功'的定义。每天穿着昂贵的西装，出入高档写字楼，做着听起来很厉害的项目。”
“那为什么......”
“因为我试过。”别经年打断他，目光依然停留在窗外，“西装革履，朝九晚五，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不痛不痒的项目。很好，很正确，也很......”他寻找着合适的词，“没意思。”
黄作粱想起自己曾经的生活——
每天早晨精心搭配的西装领带，没完没了的应酬和业绩压力，那些虚伪的笑容和言不由衷的奉承。他曾经以为那是成功的必要代价，现在听别经年如此直白地说出来，才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消耗。
“至少，”黄作粱艰难地说，“不会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
别经年终于转过头来看他，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深邃：“黄作粱，你当初为什么留下来？”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黄作粱一时语塞。他有很多现成的答案：没地方去、欠别经年人情、暂时找不到工作。但这些答案在别经年的注视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没地方去？因为我对你好？”别经年摇头，“都不是。你留下来，是因为在这里，你不需要扮演那个'金牌经纪人黄作粱'。你可以搞砸，可以脆弱，可以只是一个......人。”
黄作粱怔住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出于无奈，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直到此刻被别经年一语点破，他才恍然明白，那其实是一种主动的逃离——逃离那个光鲜却虚假的自我，逃离那些永无止境的表演和伪装。
“我也是。”
别经年喝尽杯中最后一口酒，冰块在空杯中发出细碎的碰撞声，“在那个世界里，我必须是个成功者，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但在这里，我可以是个失败的运动员，是个不懂经营的酒吧老板，是个与社会脱节的怪人。至少，我是真实的。”
唱片机里的音乐到了尾声，唱针划过唱片，发出规律的沙沙声，如同岁月的叹息。
两人在昏暗中对视，某种无需言说的理解在空气中流动，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
就在这时，黄作粱的手机响了。是他母亲发来的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钱够不够用，又说老家有个亲戚在事业单位，可以帮他安排个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清闲。
他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一行行关切的话语，手指悬在键盘上，迟迟没有回复。那些话语背后，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期望——期望他回到“正轨”，过一种被社会认可的生活。
别经年站起身，关掉唱片机。
“睡吧，”他说，“明天还要去进货。”
黄作粱看着他走向隔间的背影，突然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店里格外清晰：
“我不会走的。”
别经年的脚步在隔间门口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极轻地“嗯”了一声，随即消失在门后。
黄作粱独自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才起身关掉店里最后一盏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映照着这个不起眼的角落，也映照着他内心那份愈发坚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