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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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看向他。
“在零域，我接受了强制同步训练。为了完美控制心跳和表情，我使用了药物，接受了电击刺激，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治疗’。”林景澜的声音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本身就有种沉重的力量，“从技术上说，那治疗是‘成功’的——我学会了完美伪装，完美控制。但代价是，我失去了感受真实情感的能力，失去了区分自我和表演的能力。”
他看向索菲亚：“您希望马克斯能够连接，能够表达。但强制同步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另一种失去——失去他原本的自我，失去他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也许他能够进行眼神接触了，能够说‘妈妈’了，但那真的是他吗？还是被技术塑造出来的另一个存在？”
索菲亚的脸色变了。这个问题显然触动了她深层的恐惧。
“我不是说所有神经技术都是坏的。”林景澜继续说，“我想说的是，任何技术应用都需要尊重主体的自主性，哪怕这个主体因为疾病而无法清晰表达。我们需要问的是：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患者变得‘正常’，还是让患者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得更好？是消除差异，还是理解差异？”
他坐下了。会议室里响起低沉的讨论声。
温叙礼看到，几位伦理学家在快速记录，患者代表们在交头接耳，克劳斯的表情则变得凝重——林景澜的论点直指他们叙事中的软肋：把治疗简单等同于“恢复正常”，而忽视了患者的自主性和独特性。
会议进入技术讨论阶段。一位德国法律专家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法律上定义‘自主同意’？对于严重认知障碍的患者，他们无法给出传统意义上的同意。这种情况下，研究如何进行？”
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一方认为，可以由监护人代为同意，但需要有独立的伦理委员会监督；另一方认为，对于无法自主同意的群体，应该完全禁止任何非治疗性的神经干预研究。
争论持续了半小时，没有结论。
上午的会议在僵局中结束。午餐时间，温叙礼、林景澜和谢婉研没有去餐厅，而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简单用餐，讨论对策。
“情况比预想的复杂。”谢婉研揉着太阳穴，“患者代表的出现改变了讨论的动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坚持严格监管，可能被指责为‘漠视患者疾苦’；如果我们让步太多，监管框架就会形同虚设。”
林景澜小口喝着汤，突然说：“也许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研究。”
温叙礼看向他：“什么意思？”
“把研究分为三类。”林景澜放下勺子，用手指在桌面上画着，“第一类，基础机制研究，不涉及直接神经干预，只需要标准伦理审查。第二类，治疗性应用研究，针对已确诊的患者，需要更严格的审查，但允许在充分保护措施下进行。第三类，增强性应用研究，针对健康人群，需要最高级别的审查和监管，原则上禁止商业推广。”
他顿了顿：“这样区分，既承认了患者群体的特殊需求，又防止了技术在健康人群中的滥用。而且，不同类型的审查机制也不同——治疗性应用需要患者及其监护人、独立伦理委员会、临床医生三方共同参与决策。”
谢婉研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很好！我们可以提议建立三级分类体系，对应不同的监管强度。而且，对于无法自主同意的患者，可以设立‘患者权益倡导者’制度，由独立的第三方代表患者利益参与决策过程。”
温叙礼思考着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技术上能实现分类吗？”
“需要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来界定不同类型。”谢婉研说，“比如，干预的强度、持续时间、可逆性、对神经网络的改变程度等指标。这些可以成为分类的依据。”
他们快速完善着方案。下午会议开始时，谢婉研请求优先发言，提出了这个三级分类框架。
讨论再次热烈起来。技术专家们开始细化分类标准，法律专家们讨论不同类别的法律适用，伦理学家们探讨“患者权益倡导者”的具体职责。
索菲亚也再次发言：“如果真有这样清晰的分类和保护机制，我愿意支持。但关键是要确保这些机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能保护患者。”
克劳斯显然不满意这个方向。他站起来：“分类体系听起来很好，但实际操作中会带来巨大的合规成本。小型研究机构和初创公司将无法承担这些成本，最终只有大公司能够开展研究，这反而会减少创新和竞争。”
一位来自荷兰的年轻研究者附和：“确实如此。我所在的大学实验室正在研究用神经反馈帮助抑郁症患者，如果我们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第三类标准，研究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和时间来处理伦理审查。”
问题又回到了老地方：监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间的矛盾。
会议持续到下午五点。虽然没有达成最终共识，但三级分类框架得到了多数专家的支持，被认为是“可行的起点”。具体的标准和机制将在后续会议中细化。
结束时，索菲亚走到温叙礼他们面前。
“我想谢谢你们。”她真诚地说，“特别是林景澜先生上午的发言。作为一个母亲，我确实太急于让马克斯‘变好’，有时会忽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你们的提醒很重要。”
林景澜有些不好意思：“我只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而且，我相信科技能够帮助马克斯，只要是以尊重他的方式。”
索菲亚点头：“今天的讨论让我看到了希望——不是简单的技术希望，而是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的希望。我会继续关注公约的制定，并确保患者的声音被真正听到。”
她离开后，温叙礼注意到克劳斯在不远处看着他们，表情难以捉摸。
回酒店的路上，谢婉研接到了施耐德教授的电话。通话结束后，她转向温叙礼和林景澜，表情严肃。
“有个新情况。专案组通报，J在监狱里通过律师传递了信息。”她说，“信息内容经过加密，但大致意思是：‘游戏还没结束。真正的实验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继续进行。’”
温叙礼感到脊背发凉：“什么意思？零域还有残余？”
“很可能。”谢婉研说，“专案组认为，J在入狱前已经安排了后手。他们正在追查，但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日内瓦期间。”
林景澜握紧了拳头：“他还想做什么？”
“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谢婉研看着车窗外，“明天开始，委员会将加强我们的安保。另外，施耐德教授建议我们尽量减少公开露面，直到情况更明确。”
温叙礼想起昨天那条匿名短信：“战争刚刚开始”。现在看来，那可能不是简单的威胁，而是真实的预警。
回到酒店，安保确实明显加强了。走廊里多了两名便衣警卫，电梯需要特殊卡才能到达他们所在的楼层。
在房间里，温叙礼打开电脑，查看邮件。除了会议相关的邮件，有一封来自陈静仪，附了几张餐馆装修进度的照片。墙壁已经粉刷成温暖的米黄色，桌椅正在安装，吧台初具雏形。照片角落里，陈静仪穿着工作服，对着镜头微笑，手里拿着刷子。
“快完工了。”她在邮件里写道，“工人们说下周就能全部结束。等你们回来，就能在真正的餐馆里吃饭了。今天邻居送来一盆绿植，说是庆祝‘银杏餐馆’即将开业。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简单的文字，却让温叙礼感到温暖。在这个充满复杂博弈和潜在威胁的国际舞台上，母亲的餐馆像是一个锚点，提醒他们正常生活的模样。
林景澜也在看照片：“妈妈看起来很开心。”
“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会发光。”温叙礼说。
晚上七点，他们和谢婉研一起在房间里用餐，讨论明天的安排。按照日程，明天是公约草案的第一次整合讨论，将把各工作组的成果汇总，形成完整的草案初稿。
“明天是关键。”谢婉研说，“如果草案初稿能够顺利形成，后续的修改和细化就会容易得多。但如果卡在某个关键条款上，整个过程都可能拖延。”
她调出草案的当前版本：“目前最大的争议点仍然是监管强度。三级分类框架被接受了，但每级的具体要求还需要敲定。我估计明天会有一场硬仗。”
正说着，温叙礼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这次不是文字，而是一个加密文件链接，附带一个密码提示：“你母亲的生日。”
温叙礼立刻警觉起来。他看向谢婉研：“需要报告吗？”
谢婉研接过手机查看：“先不要点击链接。我会联系专案组，让他们处理。但密码提示……你母亲的生日是多少？”
“3月17日。”温叙礼说。
“030717。”林景澜说，“可能是这个。”
谢婉研记录下来：“我会转告技术人员。在得到安全确认前，绝对不要打开任何可疑链接。”
她走到阳台打电话。温叙礼和林景澜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忧虑。
“是J的人吗？”林景澜低声问。
“很可能。”温叙礼说，“知道我妈生日的人不多，但零域肯定有我的完整档案。”
谢婉研打完电话回来：“专案组会处理。他们建议我们今晚更换房间，作为预防措施。”
更换房间的过程迅速而低调。他们被转移到同一楼层的另一端，房间布局相似，但窗户对着内院而非湖景。安保人员检查了房间的每个角落，确认安全。
“这只是预防措施。”负责安保的警官说，“目前没有发现具体威胁，但谨慎是必要的。今晚会有两人在门外值班，有任何异常请立即按紧急按钮。”
新房间里，气氛明显紧张了。白天会议的疲惫被新的警觉取代。
“我想联系一下我妈。”林景澜突然说，“确保她那边没事。”
谢婉研点头：“用加密线路。”
视频电话接通，陈静仪那边正是凌晨，但她很快就接了。
“景澜？这么晚还没睡？”她睡眼惺忪，但看到林景澜的表情后立刻清醒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妈，就是突然想你了。”林景澜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餐馆装修还顺利吗？”
“顺利啊，刚才不是发了照片吗？”陈静仪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别瞒着我。”
林景澜看向谢婉研，后者点头示意可以说一些。
“我们这边收到了一些……不明确的信息。”林景澜选择着措辞，“委员会加强了安保，只是预防措施。您那边也注意安全，如果有陌生人接触，或者任何异常情况，立即联系警方和专案组。”
陈静仪的表情严肃起来：“我知道了。你们更要小心。妈妈这边没事，邻居们都很关照，警察也定期巡逻。你们专心做你们的事，别分心。”
通话结束后，林景澜明显放松了一些。
“她会没事的。”温叙礼说，“专案组也会保护她。”
晚上十点，施耐德教授亲自来到酒店，带来了专案组的初步分析结果。
作者有话说
第50章 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