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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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清晨六点。
温叙礼在天色将明未明时醒来。酒店房间的窗帘缝隙外，日内瓦的天空是一种深沉的靛蓝色，逐渐向东方过渡成灰白。今天没有雨，云层稀薄，预示着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适合做出历史性决定的日子。
他起身，做了三次深呼吸，心率稳定在68次/分钟。不是刻意控制，而是经过数月调整后自然形成的晨间节奏。真实的节奏。
手机屏幕上有几条凌晨发来的信息。
专案组：湖上追逐船只的调查暂无新进展，但加强了酒店周边的隐蔽安保。
施耐德教授：会议流程最终确认，九点开始，十一点进入投票环节。
谢婉研：已准备患者家属陈述的回应方案。
还有一条来自陈静仪，发送时间是北京时间中午：“叙礼，新闻里看到你们了。妈妈很骄傲。餐馆快装修好了，等你们回来。注意安全，好好吃饭。”
简单的话，但温叙礼读了好几遍。在远离南城八千公里的地方，在这个充满博弈和不确定的国际舞台上，这条信息像一个锚，将他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六点半，他与林景澜在走廊相遇。林景澜看起来休息得不错，穿着熨烫平整的浅蓝色衬衫和深灰色西装——今天所有人都需要正装出席，这是委员会的传统。
“紧张吗？”温叙礼问。
林景澜想了想：“有，但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害怕暴露，害怕失败。现在是……希望能成，为了那些需要它的人。”
谢婉研的房门开着，她正在最后检查演示材料。今天她选择了一套深绿色的套装，颈间依然戴着那枚银杏叶项链。
“早餐已经送到。”她抬头看他们，“吃完我们需要提前出发，今天媒体和旁听者会很多，需要时间通过安检。”
早餐比平时丰盛，但三人依然吃得不多。温叙礼强迫自己吃下一个煮鸡蛋和两片全麦面包——需要能量，需要清晰的头脑。
七点半，他们出发。酒店大堂已经聚集了一些记者，但安保人员引导他们从侧门离开，直接上车。早晨的日内瓦街道上，上班族们匆匆走过，咖啡馆飘出早餐的香气，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普通的一天，对大多数人来说。
但温叙礼知道，今天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些未来可能因为公约而受到保护的研究参与者，那些可能因为公约而受阻的研究者，那些在梅兰地下室里等待康复的人。
八点，抵达万国宫。今天的安检比平时严格得多，所有电子设备需要单独检查，媒体区被设置在远离主会场的独立区域。进入第十七会议室时，温叙礼看到，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三分之二——各国观察员、国际组织代表、受邀学者、少数经过筛选的媒体代表。
他们的座位在前排。温叙礼注意到，克劳斯已经到了，正与几位委员低声交谈。他今天穿着深黑色西装，白衬衫，深红色领带，表情庄重严肃，完全符合“负责任的业界代表”形象。
八点半，委员们陆续就座。一百张席位几乎全满——这是温叙礼参与会议以来最高的一次出席率。显然，每个人都意识到今天的重要性。
九点整，施耐德教授敲响木槌。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科学伦理委员会特别会议现在开始。今天是公约草案的最终审议日。按照议程，我们将首先进行最后陈述，然后进入投票程序。”
他环视会场，声音沉稳有力：“在开始前，我想提醒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将影响未来数十年意识科学研究的走向。我们不只是制定规则，更是在定义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边界。请各位以最大的责任感和远见行使投票权。”
开场白结束，进入陈述环节。按照抽签顺序，第一个发言的是克劳斯。
他走到发言席，调整麦克风，没有立即说话，而是环视全场三秒，营造庄重气氛。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他终于开口，“今天，在我们投票之前，我想请大家听几个真实的声音。”
他示意工作人员，大屏幕上出现了视频连线画面。三位不同面孔的人出现在分屏中——一位中年女性，一位年轻男性，一位老年男性，背景都是简单的居家环境。
“这三位是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家属。”克劳斯介绍，“他们的亲人分别患有晚期阿尔茨海默症、严重自闭症谱系障碍、创伤后脑损伤。这些疾病剥夺了他们的记忆、沟通能力、甚至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他转向屏幕：“我想请他们简单分享自己的故事。”
第一位，中年女性，声音哽咽：“我母亲已经不认识我了。她坐在房间里，一坐就是一天，眼神空洞。医生说没有有效治疗方法。当我听说可能有神经技术帮助她恢复一些记忆时，我觉得看到了希望。但如果因为过度监管，这些研究无法进行……”
第二位，年轻男性：“我弟弟几乎不说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想和他交流，想让他知道我爱他。任何可能建立连接的技术，我都愿意尝试。请……请不要因为害怕滥用，就关闭所有可能性。”
第三位，老年男性，声音沉稳但疲惫：“我妻子因为车祸脑损伤，现在像个孩子。我需要重新教她一切。如果有技术能帮助她重建一些神经网络，哪怕只是一点点进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礼物。”
每个陈述都很简短，但充满情感力量。会场里一片寂静。温叙礼看到，几位委员摘下眼镜，擦拭眼角。
克劳斯回到发言席：“这些不是理论上的‘潜在受益者’，而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痛苦，真实的绝望。我们制定公约时，不能只考虑如何防止滥用，也要考虑如何不阻碍希望。”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转为恳切：“我恳请各位，在投票时想一想这些面孔。想一想那些等待帮助的人。我们需要监管，但我们需要明智的、平衡的监管，而不是可能扼杀希望的一刀切。”
发言结束。掌声响起，不热烈但持久。克劳斯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叙事——将公约的支持者置于“阻碍希望”的道德困境中。
第二个陈述的是谢婉研。她走上发言席，没有立即回应克劳斯的论点，而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频。
屏幕上是梅兰事件参与者的医疗团队负责人，杜兰德教授。
“我是日内瓦大学医院神经科的杜兰德医生。”视频中的医生穿着白大褂，背景是医院的走廊，“过去三天，我和我的团队在治疗梅兰事件的十二名参与者。最年轻的19岁，最年长的35岁。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三人仍在重症监护室，五人需要全天候心理支持，所有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记忆混淆和身份认知障碍。”
画面切换到经过模糊处理的医疗记录图像：“他们被骗来瑞士，以为是参加语言课程。他们被注射实验性药物，接受未经同意的记忆植入实验。其中两人已经无法区分真实记忆和植入记忆，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心理治疗。”
视频结束。谢婉研转向会场：“刚才克劳斯先生让我们看到的是等待帮助的人。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群人——那些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被以‘帮助’为名伤害的人。”
她的声音平静但有力：“问题的关键不是‘要监管还是不要监管’，而是‘要什么样的监管’。是让技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发展，期待它只被用于善，不被用于恶？还是建立明确的界限，确保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护最脆弱的人不受伤害？”
她调出公约草案的分级监管图表：“公约草案正是为了这种平衡而设计。基础研究只需要基本伦理审查；治疗性应用有明确的安全标准；只有最高风险的应用才接受严格监管。这不是扼杀希望，而是确保希望不会变成噩梦。”
第三个陈述的机会给了温叙礼。他走向发言席时，能感觉到全场的目光——好奇的、审视的、期待的、怀疑的。
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没有看稿子。
“各位委员，我是温叙礼。三年前，我是零域的监听者‘听澜’。三年间，我记录了一个人的每一次心跳，那些完美的、规律的心跳。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心跳是用药物伪造的，是一个人在求救的信号。”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开场被消化。
“在那段经历中，我学到了两件事。第一，当技术能够深入人的生理和心理时，权力关系就彻底改变了。过去，控制者只能控制人的行为；现在，技术有可能控制人的内心。这种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他看向克劳斯的方向，“当利益足够大时，自我监管是无效的期待。零域有内部伦理委员会，梅兰研究所有合规文件，但它们都是摆设。因为当利润、名誉、权力的诱惑足够大时，伦理很容易被搁置，被绕过，被重新解释。”
他转向全场：“公约不是不相信科学家，不是不相信企业家，而是承认人性的复杂——我们有追求善的意愿，但也有被诱惑偏离的可能。监管不是不信任，而是承认我们需要彼此约束，才能共同走向更好的方向。”
第四个陈述是林景澜。他站起来时，温叙礼注意到他的手微微握紧，但当他走到发言席，开口时，声音平稳而清晰。
“我是林景澜，曾经的被监听者‘槐安’。三年来，我使用药物控制心跳，学习完美伪装，成为一个‘理想的实验对象’。我做到了——心跳永远规律，表情永远恰当，反应永远符合预期。”
他微微低头，然后抬起：“但那种完美的代价是，我几乎失去了感受真实的能力。当我终于停止药物，重新开始有自然的心跳时，我花了三个月才重新相信——心跳加速是因为紧张，减慢是因为放松，波动是因为活着。”
他看向会场，眼神清澈：“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探索人类是什么，人类可以成为什么。但科学的风险在于，它可能让我们忘记——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恰恰在于那些不完美、那些波动、那些无法被编程的部分。”
“心跳的波动证明我们活着。记忆的模糊证明我们在学习、在成长、在改变。情感的复杂证明我们在连接、在爱、在痛苦、在希望。如果我们用技术消除所有这些不完美，我们得到的可能不是更优秀的人类，而是更像机器的存在。”
他最后说：“公约的目的，是确保科学增强人性，而不是削弱人性；是保护那些波动、模糊、复杂的部分——因为它们正是我们作为人的证明。”
四个陈述，四种角度。会场陷入沉思的安静。施耐德教授看了看时间：“现在进入最后提问环节。每位委员最多一个问题，提问对象自选。”
第一个问题指向克劳斯，来自一位北欧委员：“克劳斯先生，您强调平衡。但公约草案已经设计了分级体系，这难道不是平衡吗？您具体反对的是哪些条款？”
克劳斯回答：“我反对的不是分级体系本身，而是某些类别定义过于模糊，给予监督委员会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增强性应用’的定义——如果一家公司开发了帮助多动症患者集中注意力的程序，健康人群也用来自我提升，这算治疗还是增强？定义模糊会导致合规困难，最终可能让有用的技术无法问世。”
第二个问题给谢婉研，来自一位非洲委员：“谢博士，公约如何确保不被发达国家用作限制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的工具？如何避免伦理监管成为新的科技壁垒？”
谢婉研回答：“公约草案明确规定了技术共享和援助条款。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伦理审查能力，共享安全数据。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也确保地域平衡。我们的目标不是制造壁垒，而是建立全球共同的安全标准——就像航空安全标准一样，保护所有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第三个问题给温叙礼，来自一位年轻委员：“温先生，您提到利益会扭曲伦理。但科学研究本身需要资金，企业需要盈利才能持续创新。如何在防止利益扭曲的同时，不扼杀创新的动力？”
温叙礼思考了几秒：“关键在于透明度与制衡。如果研究资金来源透明，利益冲突声明公开，决策过程有多方参与，那么利益的影响就可以被监督和制衡。公约草案中的信息公开条款、利益冲突管理条款、多方监督机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消除利益，而是管理利益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给林景澜，来自一位患者权益倡导者：“林先生，我理解您对强制同步的恐惧。但对于那些已经失去基本沟通能力的人，对于那些渴望与亲人建立连接的人，强制同步技术可能是最后的希望。您如何看待这种困境？”
问题尖锐而深刻。林景澜沉默了更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他最终说，“但如果让我选择——是冒着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去帮助一些人，还是为了保护更多人而让一些人可能得不到帮助——我会选择后者。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一旦技术被滥用，伤害可能是不可逆的、大规模的。”
他补充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放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公约鼓励在严格监管下进行真正的治疗研究，鼓励开发更安全、更尊重自主性的替代技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允许或禁止，而是引导技术向更安全、更伦理的方向发展。”
提问环节结束。时间指向十点五十分。
施耐德教授最后一次敲响木槌：“现在，进入投票程序。请各位委员使用面前的电子投票器。本次投票的问题是：是否同意将《意识科学研究伦理公约》草案提交联合国相关机构，启动正式的国际公约制定程序？”
他停顿，环视全场：“投票开始。您有三十秒时间做出选择。”
温叙礼看着面前的投票器。红色按钮是“反对”，绿色按钮是“赞成”。他按下绿色。
三十秒很短暂，但又很漫长。会议室里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投票器按键的咔嗒声。温叙礼看到，克劳斯按下了红色，表情坚定。谢婉研按下了绿色。林景澜按下了绿色。
委员们一个个做出选择。有的毫不犹豫，有的犹豫再三，有的闭眼思考后才按下按钮。
三十秒到。施耐德教授宣布：“投票结束。现在计票。”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简单的柱状图。绿色条和红色条开始增长，数字在旁边跳动。
最初，绿色领先：10比5，20比12，30比18。
但红色开始追赶：35比25，40比32，45比38。
温叙礼感到心跳加速。他做了个深呼吸，强迫自己平静。
数字继续跳动：50比42，55比48，60比52。
绿色依然领先，但优势不大。会场里气氛紧张到几乎凝固。
最后，数字停在：62票赞成，55票反对，3票弃权。
“投票结果：赞成62票，反对55票，弃权3票。”施耐德教授的声音响起，沉稳但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公约草案获得通过，将正式提交联合国相关机构。”
掌声响起。起初零星，然后蔓延成全场。不是欢呼，不是庆祝，而是一种沉重的、庄重的、意识到历史性时刻的掌声。
温叙礼转头看林景澜。林景澜的眼睛亮得惊人，里面有泪光，但他在微笑。谢婉研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手轻轻碰了碰颈间的银杏叶项链。
作者有话说
第70章 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