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98、夏果 ...
-
八月，南城的暑气达到顶峰。银杏花园后院的银杏树结出了青色的果实，小而坚硬，藏在繁茂的叶片间。陈静仪说，要等到秋霜之后，这些果子才会成熟变软，散发出特有的气味——有人觉得臭，有人觉得香。
“就像我们做的事。”她在厨房里一边剥毛豆一边说，“有人觉得多余，有人觉得必要。”
花园计划进入平稳期。与“认知图谱”的合作模块正在内部测试，艾米莉·陈每周发来进展报告。表面一切顺利，但温叙礼从数据细节中读出了异样：参与测试的用户样本过于同质化——都是高学历、高收入的“早期接受者”，缺少教育背景较弱、经济条件较差的群体。
“他们在有意筛选。”林景澜分析报告时说，“选择最可能给出积极反馈的用户。”
“也可能是规避风险。”谢婉研理性地说，“如果模块对某些群体无效甚至有害，会影响产品形象。”
赵逸飞从技术角度补充：“‘神经生态平衡器’的算法需要大量差异化数据才能真正‘平衡’。如果只用精英群体的数据训练，最终只会反映精英的价值观——比如，认为读诗、画画、散步就是‘平衡’，但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平衡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问题比想象中复杂。技术的中立性神话再次被打破——即使是最善意的设计，也带着设计者的文化烙印。
八月中旬，第一个危机在合作中爆发。
一个测试用户——四十二岁的程序员张伟——在使用“平衡器”模块后，出现了严重焦虑。他不是因为模块无效，而是因为它“太有效”：系统不断提醒他“思维过度逻辑化”“缺乏情感表达”“需要增加非理性活动”，让他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漩涡。
“我感觉自己像个坏掉的机器。”张伟在紧急咨询时说，“系统一直在说我‘不平衡’，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对。”
团队深入分析了他的使用数据。问题出在评估标准上：系统根据张伟的职业（程序员）预设了“理想平衡点”——70%逻辑思维，30%情感/直觉思维。但他的实际数据是85%逻辑，15%情感。
“这是刻板印象的算法化。”林景澜指出，“凭什么认为程序员就应该有30%的情感思维？有些人就是更擅长也更喜欢逻辑思考，只要这不是出于压抑或创伤，就是他们的‘生态平衡’。”
艾米莉承认了问题。“我们借鉴了主流心理学的人格模型，但显然模型本身有局限。”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平衡”是谁定义的？什么是“健康”的神经生态？这些看似科学的问题，背后是深深的文化和价值判断。
团队决定暂停测试，重新设计框架。不是预设“应该怎样”，而是帮助用户探索“可能怎样”；不是判断“对错”，而是提供“选择”。
但艾米莉公司的产品经理反对：“这会大大增加复杂度。用户想要简单明确的建议，不是开放式的探索。”
“但简单可能带来伤害。”温叙礼在视频会议上坚持，“技术应该适应人的复杂性，而不是让人适应技术的简化。”
争论持续了三天。最终，艾米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让产品经理调离项目，自己亲自领导重新设计。
“有时我必须选择，”她在内部邮件中写道，“是做容易的事，还是做正确的事。”
重新设计的过程比预期漫长。团队邀请了更多元化的顾问：不仅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有艺术家、手工艺人、农民、工人，甚至邀请了周小雨、吴昊天等花园计划的参与者作为“神经多样性专家”。
九月，新框架诞生。它不再叫“平衡器”，而是“生态镜”——不是告诉用户该怎么做，而是展示他们当前的思维模式，提供不同人群的参照数据，让用户自己决定是否调整、如何调整。
“就像照镜子，”周小雨在解释设计理念时说，“镜子不会告诉你美不美，它只是让你看见自己。然后你自己决定，是否喜欢这个样貌，是否想改变什么。”
张伟成为了第一个试用新版本的用户。这一次，系统不再用红黄绿灯评判他，而是显示：“你的思维模式在程序员中属于常见范围。以下是一些其他职业人群的参考数据...如果你希望探索不同的思维模式，以下是一些可选路径...”
“感觉好多了。”他反馈说，“压力消失了。我选择尝试一些艺术活动，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好奇。”
小胜一场。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
九月底，艾米莉公司内部传出消息：董事会不满项目进度，认为“生态镜”模块“商业价值不清晰”。“用户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功能付费？”一位董事质疑。
资本逻辑与人道理想再次碰撞。艾米莉面临选择：妥协，或者坚持。
她来到南城，与团队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地点不在银杏花园，而在南大物理系楼顶——温叙礼和林景澜叛逃那晚启动电磁脉冲的地方。
“我需要你们的建议。”艾米莉的声音在夜风中有些飘忽，“如果我不妥协，可能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如果我妥协，就背叛了我们的理念。”
谢婉研问她：“你创业的初衷是什么？”
“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思考、成长。”
“那么现在，什么才能真正帮助人们？”林景澜接着问，“是迎合他们对简单答案的渴望，还是尊重他们面对复杂性的勇气？”
艾米莉沉默地看着城市夜景。远处，南城的灯光如星河流淌，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尝试、在挣扎、在成长。
“我想起我的导师，”她最终说，“霍夫曼教授。他曾经对我说：‘科学的目标不是让世界变得更简单，而是让我们有能力面对世界的复杂。’但我后来发现，他自己都违背了这个原则。”
“所以你选择另一条路？”温叙礼问。
“我必须选择另一条路。”艾米莉转身面对他们，“否则我和他有什么区别？”
她做出了决定：即使失去CEO职位，也要坚持“生态镜”的理念。但这个决定需要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还有实际上的。
团队连夜制定方案。赵逸飞提出：“我们可以将‘生态镜’作为开源项目发布，绕开公司商业决策。但需要足够多的开发者参与，形成生态。”
谢婉研联系了国际神经伦理学会，获得声援承诺。林景澜和周小雨开始准备面向公众的解释材料——用艺术和故事，而不仅仅是数据。
温叙礼则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神经科技伦理认证’体系？类似公平贸易认证，让消费者知道哪些产品真正尊重神经多样性。”
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虽然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它指向了一个更系统的解决方案：不是单个产品的改进，而是整个行业的改变。
十月初，斗争公开化。艾米莉在董事会上坚持己见，最终被投票罢免CEO职务，但保留了首席科学家头衔。新任CEO立即宣布“生态镜”项目“调整方向”，将回归更“用户友好”（即更简单直接）的设计。
当天下午，艾米莉在个人博客发表了公开信，宣布离职，并将“生态镜”的核心算法开源。信中写道：
“技术应该拓展人类的可能性，而不是限制它；应该尊重多样性，而不是消除它；应该服务于完整的人性，而不是片段化的功能。我选择离开，因为我不愿用简化来换取规模。”
公开信迅速传播。科技媒体争相报道，意见两极。有人说她“理想主义”“不切实际”，有人说她“有原则”“有勇气”。
但更重要的是行动。开源项目发布后二十四小时内，收到了超过五百位开发者的关注，几十个分支项目启动。有人为视障者开发了触觉反馈版本，有人为听障者开发了视觉强化版本，有人开始研究跨文化的“神经生态”差异。
花园计划成为了开源社区的重要节点。周小雨和吴昊天负责用户界面设计，确保它“对非技术用户友好”；苏语和团队其他成员参与测试，提供神经多样性视角；赵逸飞提供技术指导；温叙礼和谢婉研负责伦理框架。
林景澜则成为了社区协调者。他在一次在线会议中说：“我们正在做的，不是建造一个完美的工具，而是种下一片开放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每个人都可以种下适合自己的植物。”
十月下旬，第一个意外成果出现。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开发者团队，基于“生态镜”框架，开发了一个帮助儿童识别和表达情绪的版本。这个版本没有使用昂贵的神经设备，而是用普通的摄像头和机器学习算法分析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
“在我们的文化中，”开发者解释，“情绪表达的方式与西方标准不同。所以我们训练了本地化的数据集。”
这正是团队希望的：技术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多向演化；不是统一标准，而是因地制宜。
艾米莉虽然失去了公司职位，但收获了新的角色。她成为了开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同时受邀在多所大学演讲，讲述技术伦理的个人历程。
“我曾经相信数据是客观的，”她在斯坦福的演讲中说，“但现在我知道，数据总是被收集者、分析者、使用者的价值观所塑造。真正的责任不是逃避这种塑造，而是对它保持清醒，对它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