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判决 十二月中旬 ...
-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清晨。天空是铅灰色的，厚重低垂的云层仿佛随时会塌下来，将整座城市压成齑粉。没有风，空气凝滞而冰冷，吸进肺里有种刀割般的钝痛。校园在周末的清晨显得格外空旷寂静，只有零星几个留校的学生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缩着脖子匆匆走过。
谢榆在307宿舍其他三人均匀的呼吸声中醒来，或者说，是被一阵尖锐到几乎要劈开颅骨的刺痛从昏沉中硬生生拽醒。她猛地睁开眼，眼前是熟悉的、昏暗的上铺床板，但视野边缘仿佛蒙着一层不断闪烁、扭曲的灰白雪花，伴随着剧烈的、搏动性的头痛，从太阳穴一路窜到后脑，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颅内搅动。恶心感如同潮水般汹涌而上，她死死咬住牙关，才没当场吐出来。
她维持着僵硬的姿势，一动不动地躺了几分钟，等待那阵最剧烈的痛苦稍微退潮。冷汗已经浸透了里衣，黏腻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能听到对面林良友安稳绵长的呼吸，听到程挽宁在梦里含糊的呓语，听到陈孀那边被褥轻微的摩擦声——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除了她自己身体里这片正在无声沸腾、濒临炸裂的炼狱。
不能再拖了。
这个念头清晰、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判决意味，在她因疼痛而混沌的脑海中浮现。之前那些“压力大”、“神经性头痛”、“胃不舒服”的自我安慰和搪塞林良友的借口，在这日益狰狞的症状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被雨水泡烂的纸。视物模糊、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进行性加重的乏力和眩晕……所有这些指向性过于明确的信号，像一个个越收越紧的绳套，勒得她喘不过气，也容不得她再有任何侥幸。
她必须知道。必须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无论那答案是什么。
又躺了大约十分钟，等那波头痛的余威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沉闷的钝痛，视野里的雪花也暂时退去，谢榆才极其缓慢、小心翼翼地坐起身。动作轻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像怕惊动了什么，也怕惊动了对面安睡的人。她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寒意瞬间从脚底窜遍全身，却奇异地让她昏沉的头脑清醒了一瞬。
她走到自己书桌前，拿出手机，屏幕的冷光在昏暗的室内显得刺眼。她眯了眯眼，避开光亮，快速在备忘录里找到一个早就查好、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门诊预约电话。时间是早上七点，预约热线刚开通。她走到阳台，关上玻璃门，隔绝了室内的暖气和她即将拨出的这个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机械的女声提示着流程。谢榆的手指冰凉，微微颤抖，但声音却异常平稳清晰，报出自己的信息，询问今天上午是否有专家号。运气似乎“好”得惊人，对方告知，因为一个临时取消的预约，上午十点半有一个空位。她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确认，记下了预约号和时间。
挂断电话，她握着手机，在阳台冰冷的空气里站了很久，直到指尖冻得发麻。玻璃门内，307宿舍依旧一片安宁。林良友翻了个身，脸朝向她这边，睡得无知无觉，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浅浅的、放松的弧度，大概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谢榆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很深，很静，像要将这张此刻毫无防备、充满信赖的脸庞，连同这间温暖拥挤的宿舍，连同窗外这片灰蒙蒙的、但她们曾一起仰望过的天空，都深深地、用力地刻进灵魂最深处，哪怕那里即将被更深的黑暗吞噬。
然后，她转身，轻轻推开阳台门，回到室内。没有开大灯，就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天光，她开始极其缓慢、安静地换衣服。动作很轻，很慢，仿佛每一个简单的抬手、弯腰，都要耗尽巨大的力气，都要对抗身体内部那无处不在的疼痛和虚弱。穿好毛衣，套上羽绒服，戴上围巾帽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过于沉静、也过于苍白的眼睛。
她从枕头下方摸出那个小药瓶，倒出两粒，没有水，直接干咽下去。药片划过喉咙，带来熟悉的苦涩和麻木。她把药瓶塞进羽绒服内侧口袋，又检查了一下钱包、身份证、医保卡、那张写着预约信息的纸条。
做完这一切，她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停顿了几秒。她回头，最后看了一眼307宿舍。晨曦的微光此刻稍微亮了一些，勾勒出三张床上安睡的轮廓。程挽宁四仰八叉，陈孀蜷缩着，而林良友……她的目光落在那个身影上，停留得最久。
对不起。她在心里无声地说。为又一次的隐瞒，为即将独自面对的未知，也为未来可能带来的、她无法承受的风暴。
然后，她拧开门，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轻轻带上门。咔哒一声轻响，隔绝了两个世界。
去医院的公交车摇摇晃晃。周末的上午，车上人不多，大多是早起去买菜的老人，或者带着孩子去补习班的家长。谢榆选了一个靠窗的单人座，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灰扑扑的城市街景。头痛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迟钝，但恶心感依然隐隐作祟，视野也时不时会模糊一下。她闭了闭眼，强迫自己深呼吸。
医院永远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混合了消毒水、各种药物、以及无数人焦虑和痛苦的气息。即使是在周末，神经内科的候诊区也坐满了人。男女老少，神色各异，但眉宇间大多笼罩着一层相似的阴霾。谢榆找到自助机取了号，然后在角落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将围巾拉高，帽子压低，将自己尽可能缩进椅子里，隔绝周遭的视线和窃窃私语。
等待的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她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叫号数字，听着旁边人低声交流着病情，说着“胶质瘤”、“脑膜瘤”、“手术”、“化疗”这些冰冷的词汇，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变冷，血液似乎都凝固了。那些词汇像一根根冰锥，精准地刺向她心底最恐惧的猜测。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叫到她的号码。她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定了定神，才走向那扇沉重的、印着“专家门诊”的门。
坐诊的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老教授。他看了一眼谢榆递过去的挂号单和学生证，目光在她过分年轻、也过分苍白的脸上停顿了一下。“哪里不舒服？”声音平和，但带着一种阅尽千帆的疲惫。
谢榆坐直身体，强迫自己用最清晰、最简洁、也最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陈述自己的症状：头痛的起始时间、频率、性质、加重过程；呕吐的特点；视力模糊的具体表现；乏力和眩晕的感觉；以及之前自行服用的药物和剂量。她没有加入任何主观感受，只是像在做一个严谨的病历报告，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老教授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一边在病历上快速记录。然后，他拿起一个小手电筒：“看着我的笔尖。”
一系列简单的神经系统查体。视力检查，视野检查，瞳孔对光反射，眼球运动，面部感觉，肌力，肌张力，共济运动，病理反射……谢榆配合着指令，但心却一点点沉下去。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迟钝，右眼的视野好像确实有点缺损，手指在对指时也出现了轻微的、不受控制的震颤。这些细微的异常，在她自己平时强行忽略或归咎于疲劳的细节，此刻在专业医生的检视下，无所遁形。
查体结束，老教授放下工具，沉吟了片刻，脸色比刚才更加凝重。“情况需要进一步检查明确。”他开了几张单子，“先去拍个头颅CT平扫加增强，然后去验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和常规。结果出来再拿过来给我看。”
“CT”和“肿瘤标志物”这两个词，像两颗子弹，猝不及防地击中谢榆。即使早有心理准备，此刻被医生如此直接地说出来，她依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胃里翻江倒海。她死死掐住自己的掌心，指甲深深陷进肉里，用尖锐的疼痛强迫自己保持镇定。
“好。”她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响起，接过那几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钧的检查单。
缴费，排队，等待。CT室的走廊冰冷而漫长，弥漫着一种冰冷的、属于金属和辐射的味道。她按照指示躺上那个冰冷的、像棺材一样的检查床，被送进那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环形机器里。机器运转的声音单调而刺耳，像某种来自未知世界的、不详的吟唱。她闭上眼，在一片绝对的黑暗和噪声中，脑海却异常清晰地浮现出许多画面：IPhO赛场外伦敦阴郁的天空，实验室里精密仪器幽蓝的荧光，林良友在图书馆灯光下亮晶晶的、充满信任的眼睛，还有昨晚她哭着抱住自己时，那滚烫的眼泪和颤抖的怀抱……
如果……如果结果真的是最坏的那种……她该怎么办？林良友该怎么办？
这个念头像毒蛇，狠狠咬噬着她的心脏。她几乎要喘不过气。
检查结束，她被要求在外面等待半小时拿结果。这半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坐在CT室外的塑料椅上，身体僵硬，手脚冰凉，目光没有焦距地看着地面上某一点。周围人来人往，嘈杂喧闹，但她仿佛置身于一个透明的、寂静的玻璃罩子里，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有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一下下地撞击着，带来沉闷的回响，和更深沉的恐惧。
终于，护士叫到她的名字。她站起身，脚步有些踉跄地走过去，接过那个装着胶片和报告的牛皮纸袋。袋子不重，但她拿在手里，却觉得有千斤重，几乎要拿不稳。
她没有立刻打开。只是紧紧攥着那个袋子，像攥着自己的生死簿，走回神经内科的候诊区。再次等待叫号。时间仿佛凝固了。她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听到自己越来越急促、却越来越无力的心跳。
再次走进那间诊室。老教授接过她手中的袋子和化验单，抽出CT胶片，对着墙上的灯箱，一张一张，仔细地看。诊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胶片轻微的摩擦声，和谢榆自己越来越微弱的呼吸声。
老教授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然后，他放下胶片，拿起那张放射科的报告单，又看了看血液化验结果，最后，目光重新落回谢榆脸上。
那目光里，没有了最初的平和，也没有了查体时的凝重，只剩下一种深沉的、近乎悲悯的严肃。
“谢榆同学，”他开口，声音比刚才更加缓慢，也更加沉重，每一个字都像经过千钧的重量才说出来，“根据CT影像和血液检查结果，我们初步诊断，在你的右侧额叶深部，靠近脑室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病变。”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最直接、也最残酷的表述：“从影像学特征上看，高度怀疑是……高级别胶质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性脑瘤。而且，从位置和大小看，情况……很不乐观。”
高级别胶质瘤。恶性脑瘤。情况很不乐观。
这些词，像一把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反复地烫在谢榆的听觉神经上，然后顺着神经蔓延，灼烧她的大脑，她的心脏，她全身每一寸血肉。世界在瞬间失去了所有颜色和声音，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冰冷的、令人窒息的空白。
她坐在那里，身体僵硬，表情凝固，仿佛一尊瞬间失去了所有生气的雕像。只有那双过于沉静的眼睛，此刻睁得很大，瞳孔微微收缩，倒映着医生严肃悲悯的脸，和墙上灯箱里，那些CT胶片上显示的、她大脑中那片狰狞的、不规则的、吞噬一切的白色阴影。
“目前肿瘤已经有一定大小，并且位置很深，靠近重要的功能区和脑室系统，”老教授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而不真实，“手术切除的难度和风险会非常大，而且很难做到完全切除。后续可能需要结合放化疗……但预后……”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沉重地摇了摇头。
预后不良。生存期短。这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比说出来的话更加残酷，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
“你还这么年轻……”老教授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真实的惋惜，“我建议你立刻办理住院，进行更全面的检查，包括核磁共振，以及尽快安排多学科会诊，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这个病……不能拖。”
谢榆听着，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听懂。大脑像一台过载后死机的精密仪器，拒绝处理这海啸般涌来的、毁灭性的信息。她只是看着医生开住院单，听着他嘱咐各种事项，机械地点头，接过那些新的、更厚的单据。
直到走出诊室，重新站在嘈杂的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一沓轻飘飘的纸，她才仿佛从一场最深最黑的噩梦中，被猛地抛回现实。不，这不是梦。诊断书上的黑字，CT片上的阴影，医生的话，都真实得可怕。
脑瘤。晚期。恶性。预后不良。
这些词在她脑海中疯狂旋转，撞击，最后汇合成一个清晰到残酷的认知：她要死了。也许很快。在她十七岁，刚刚拿到顶尖大学的保送资格，刚刚和心爱的女孩互诉衷肠，刚刚开始憧憬无限可能的未来的时候，死亡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她大脑最深处，建好了巢穴，张开了冰冷的口。
一股强烈的恶心和眩晕猛地袭来。她踉跄着扶住冰冷的墙壁，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眼前一阵阵发黑，耳边是尖锐的耳鸣。世界在她脚下旋转，崩塌。
不知过了多久，那阵灭顶般的晕眩才稍稍退去。她直起身，靠在墙上，浑身冷汗淋漓，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她抬起头，看着医院走廊尽头那扇透进惨白冬日天光的玻璃门，看着门外灰蒙蒙的、毫无生气的世界。
那里，是林良友在的世界。是她承诺要一起走下去的世界。是充满阳光、梦想、物理公式、图书馆、甜品店、旧书店、星空和……爱的世界。
而她，刚刚拿到了一张通往那个世界之外的、名为“死亡”的单程车票。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瞬间模糊了视线。但谢榆死死咬住了下唇，用力到尝到了血腥味。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那滚烫的液体无声地汹涌而下，冲刷着她冰冷麻木的脸颊。
不能哭。至少，不能在这里哭。不能现在就垮掉。
她还有事情要做。她必须……为林良友，做好她能做的一切。在她这具躯壳彻底崩塌、被那该死的肿瘤吞噬之前。
她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冰冷的空气刺得肺叶生疼。然后，她挺直了背脊——那挺直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脆弱的坚韧——将那一沓诊断书、CT报告、住院单，仔细地折好，塞进羽绒服最内侧、贴着心口的口袋里。
仿佛将一把最锋利的匕首，藏进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每一下心跳，都会带来清晰的、绵长的刺痛。但这痛楚，此刻却奇异地让她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她最后看了一眼神经内科的牌子，转身，迈着比来时更加缓慢、却也更加沉稳的步伐，走向医院出口。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却又仿佛踏在某种不容置疑的、孤独的使命之途上。
冬日的阳光惨白地照在她身上，没有一丝温度。她拉高了围巾，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沉静得近乎死寂的眼睛，汇入了医院外匆匆的人流。
判决已下，刑期未知。而她的战争，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开始。一场注定失败，却必须为了所爱之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无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