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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霜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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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23日，霜降。佳木斯的风已经带了冰碴，刮在脸上像砂纸蹭过。□□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刚买的两斤冻梨，后座捆着半袋原煤，慢悠悠往家属区蹬。造纸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只是比往年矮了半截，蒸汽在铅灰色的天空里散得很快，像从未存在过。
家属区的筒子楼浸在煤烟味里，每家窗台上都摆着腌菜缸，楼道里堆着过冬的劈柴，自行车挤得转不开身。□□刚锁好车，就看见二楼的老王头蹲在煤堆旁抽烟，烟灰缸是个掉了瓷的搪瓷缸，上面印着“佳纸先进工作者”的红字，边角已经磨白。
“建国，厂子通知了，下周一开全员大会。”老王头的声音透着沙哑，烟蒂在冻土里摁灭，“听说……要裁一半人。”
□□的心沉了一下，手里的冻梨袋子攥得发紧。他进造纸厂那年刚满22岁，是厂里最年轻的蒸煮技工，跟着苏联专家学过操作进口机床，见证过木材火车排队进厂、纸张堆成山的鼎盛时期。那时候，造纸厂是佳木斯的骄傲，亚洲最大的造纸厂，有自己的学校、医院、俱乐部，甚至有专属的消防队。他和李秀兰就是在厂工会组织的舞会上认识的，婚后分了筒子楼的单间，日子虽不富裕，却踏实——工资按时发，冬天有免费供暖，孩子上学不用交择校费，生病能去厂医院报销八成。
“瞎传吧，这么大的厂子，裁一半人怎么转？”□□嘴上硬，心里却没底。这半年，厂里的活儿越来越少，原本四班倒的车间改成了三班，后来又变成两班，不少老机器停了，锈迹爬满了墨绿色的机身。上个月，隔壁纺织厂已经裁了一批，街面上多了些摆地摊的女工，卖厂里处理的布头和劳保手套。
回到家，妻子李秀兰正在生炉子，炉膛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映得她眼角的细纹格外清晰。“今天幼儿园又劝退了三个孩子，”她往炉膛里添了块煤，火星溅出来，落在水泥地上转瞬即逝，“家长都是车间的，有的已经停薪留职了，交不起保育费。”
□□把冻梨放进盆里解冻，水声在狭小的屋里格外响。“老王头说，下周一开大会，要裁员。”他尽量让语气平淡。
李秀兰的手顿了一下，铁铲“当啷”一声撞在炉壁上。“真的？”她转过身，眼睛里满是慌乱，“那我们……”
“还不知道呢，我是技术骨干，你在幼儿园干了这么多年，应该没事。”□□安慰着妻子，自己却没底。他知道，厂里的“技术骨干”多了去了，这两年退休的老工人都没补新人，车间里人浮于事，裁谁不裁谁，谁说得准？
晚饭是玉米粥配咸菜，还有一盘炒土豆丝，陈阳扒拉着碗里的饭，没怎么说话。“妈，我们班下周开运动会，老师让穿运动鞋，不能穿布鞋。”孩子的声音很小，带着试探。
李秀兰的眼圈红了。家里的钱都算计着花，上个月□□的工资迟发了半个月，她的工资也扣了三成，家里的存折上只剩不到一千块。百货大楼橱窗里的运动鞋要六十五块，那是她半个月的工资。
“知道了，下周给你买。”她强忍着情绪，往孩子碗里夹了一筷子土豆丝。
□□没说话，端起粥碗喝了一大口，玉米的清甜里透着苦涩。他想起车间里的机床，那些陪伴了他二十年的钢铁家伙，如今像垂暮的老人。他想起苏联专家临走时说的话：“机器要保养，人也要有退路。”那时候他觉得可笑，在造纸厂上班，就是一辈子的保障，哪需要什么退路？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筒子楼的暖气还没开，屋里冷得很，李秀兰蜷缩在身边，呼吸均匀，却时不时皱一下眉头。窗外，松花江的水声隐约传来，江水已经开始结冰，冰层下的水流暗涌，像这座城市隐藏的不安。
他悄悄爬起来，从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作证、奖状和工龄证明。最底下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是1988年厂里组织春游时拍的，他和李秀兰站在松花江畔，身后是造纸厂的烟囱，烟雾缭绕，阳光正好。那时候，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退休，直到孩子也进造纸厂，接过他的机床。
凌晨三点，□□听见楼道里有动静，是有人在偷偷搬东西。他走到窗边，看见楼下停着一辆卡车，老王头正和儿子往车上搬家具。车灯照亮了他的脸，满是疲惫与不舍。□□忽然想起，老王头的妻子前年得了肺癌，厂医院治不了，去哈尔滨花光了所有积蓄，如今他要是下岗，这个家就彻底垮了。
风越刮越紧，窗户玻璃嗡嗡作响。□□裹紧了棉衣，望着造纸厂的方向。烟囱还在冒烟，只是那烟雾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单薄，仿佛随时会被风吹散。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消失，就像松花江的冰层，看似坚固，实则早已暗流涌动，等到春天来临，终将消融。
下周一的大会，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即将落下。而佳木斯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