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6、第二个可怜人 当 ...
-
当爱琴那蹒跚的身影从村巷里彻底消失，李澜——这村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可怜人”，便愈发显得形单影只。他那份无所依归的孤独，如今清清楚楚地摆在所有人面前，让人看了，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细密的疼。
在村子那忙碌又琐碎的日常里，人们早已看惯了爱琴和李澜偶尔为抢包子、争地盘而起的纷争，那场景就像村子里一道固定又略显荒诞的“风景”。
爱琴虽痴，骨子里却从不自认痴傻。她整日游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得像个恪守古训的隐士。而他最常做的，是找个地方半卧下来，通常是村内河渠边，倚着斑驳的墙，望着渠中流水，一言不发地发呆。
有时，他偏偏就靠在爱琴家外的土墙边。爱琴若心情烦躁，便会抄起拐杖，冲他一阵骂骂咧咧地“理论”。
李澜总是沉默以对，却也不挪动。爱琴骂到后来，自己也一阵清醒得像个正常人，一阵又糊涂得不知所云。最终，这场争吵也只能不了了之，就像一阵风，吹过便没了痕迹。
唯一能让这两个“怪人”激烈相争的，是村里那些闲来无事的溜子。
他们常拿着白面包子亦或韭菜盒子一些稀罕物，故意在两人为地盘较劲时，假意殷勤地递上前。这时，李澜和爱琴便都失了招架之力。一个包子、亦或一角菜盒，竟能让两人上演一出饿虎扑食的戏码：护食，终究是刻在所有生灵骨子里的本能。
后来，爱琴到底在自己人生的风波里消散了。
李澜却还是那个李澜，依旧斜倚在河边，望着渠中流水哗啦啦地淌过。只是那渠里的水，一年比一年浅，一日比一日微弱。李澜呢，他似乎什么也没变。
据村子里知道的老人说，李澜并不是天生的痴傻。
李澜的爷爷家，是落在陶南村的一颗漂泊的种子。
大约在闹饥荒的那几年，西北大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人如秋叶般四散逃难。
李澜的爷爷李崇德，当时才三十多岁，背着半袋炒面，怀里抱着刚满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李澜的父亲□□），手里牵着妻子，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向东。
走到渭河边上时，妻子得了急症，高烧不退，没几天就咽了气。
李崇德抱着妻子冰冷的身体，在河边哭了一夜，第二天擦干眼泪，背着儿子继续往前走。他得活着，还得让儿子活着。
他只身带着年幼的儿子，一路乞讨，沿着山脉走到陶南村的时候，儿子□□连日高烧，病势沉重，李崇德实在走不动了，就抱着儿子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想着要是儿子也没了，自己也就不活了。刚好村里的老支书路过，见父子俩可怜，问了原委，便把父子俩领回了家，熬了碗米汤给□□喝，又找了块破旧的棉絮给他们铺在灶房的角落里当铺盖。
就是这么一耽搁，李崇德父子俩便在陶南村落了脚。
老支书交往中见这李崇德能识文断字，有些底蕴，便推荐他在村里的学堂当起了教书先生。
学堂是间土坯房，只有一扇小窗户，里面摆着几张破旧的木桌，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上课。
李崇德拿着仅有的一支毛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声音洪亮，孩子们都听得入迷。
他的工资很少，只有每月十斤玉米面，可他从不抱怨，反而把省下的玉米面分给家里更困难的学生。
□□跟着父亲在学堂里长大性子也像父亲一样沉稳。
他知道父亲不易，读书也格外刻苦，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常常看到半夜。
□□上到了初中毕业，成了陶南村少有的“文化人”。
当时乡村发展百废待兴，公社里正组织人修水坝、挖水渠，□□主动报了名，说要“为家乡做点实事”。
修水坝的工地在莲花河上游，离陶南村有十多里地。□□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披星戴月地回来，还抠搜了嘴巴上的口粮给自己的老爹。
工地上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扛着沉重的石块，肩膀磨破了皮，渗出血来，就用布条裹一下继续干；挖水渠时，遇到坚硬的土层，他挥舞着锄头，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喊过一声累。
有一次，工地上缺人手，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累得晕倒在工地上，醒来后喝了碗米汤，又接着干。
除了水利工程，□□还踊跃报名，参与植树造林。
当时陶南村的荒山上光秃秃的，一到下雨天泥土顺着山坡到处流窜。公社组织村民上山种树，□□总是第一个报名。他背着树苗，提着水桶，在荒山上挖坑、栽树、浇水，每一棵树苗都种得格外认真。
有村民开玩笑说：“建国，你这树种得比自己家的还上心。”
□□笑着说：“这树长大了能挡风沙，还能结果子，是给子孙后代留的财富。”
几年下来，□□成了陶南村的“名人”，提起他，村民们都竖大拇指：“老李头的儿子，能干又踏实。”
可这□□不仅能干，头脑还十分灵活。当时他在修水渠时经常跟林业局的人打交道，知道城里也在搞建设，对木材的需求很大，而陶南村周边的山上有很多松树、杨树，都是上好的木材。
他心里动了念头：要是做木材买卖，说不定能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
跟父亲商量时，李崇德犹豫了——他一辈子教书育人，讲究“安贫乐道”，觉得做生意“太市侩”。可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又想到家里简陋的土坯房，还有儿子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他最终点了点头：“你想做就去做，但要记住，做人要本分，不能赚黑心钱。”
考虑到自己目前单枪匹马的，□□也只能想想，暂时作罢。
可命运的红线悄然将他与同村的一位姑娘牵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