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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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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艺术的故事》被他翻过来扣在桌上，封面朝下，看不见母亲的名字了，和白屿逃避天花板上的缝隙一样。
谁都知道，头顶的缝隙只会漏雨，无法抵御严寒。
只是狂妄的小子们，总以为爱可以抵消，并反馈于人如春般的温暖。
钱包见底了，做零工的薪资远远不能为季鸣海的事业贡献出更多。
那间社区厨房在布朗克斯区东167街，离白屿住的地方隔了三个街区。他是在搬来的第二周发现的。那天他在一家中餐馆试工，老板让他洗了一下午的碗，临走时说“等通知”。
没有人不知道“等通知”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不用来了”。
白屿站在餐馆后门的巷子里，手指被冰水泡得发红，指甲缝里塞满了洗洁精的泡沫。
有些东西不是泛读就能过去的。比如冰水，比如房租，比如曼哈顿的冬天。
他沿着167街往西走，风从哈德逊河那边灌过来，吹得他耳朵疼。他缩了缩脖子，把领口往上拉了拉。那件羽绒服是在国内买的牌子货，鹅绒暖的不像话，可总是不对劲的。
走到一个拐角的时候，他看见一扇门，门头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社区厨房”几个字，下面有一行小字：“欢迎所有人”。门开着，里面透出暖黄色的光。
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他的英语只有书面语还不错，可口语就逊色了。
可没办法他需要一份工作了，一份可以足够让飞轮继续维持运转的力。
白屿推门进去。
里面不大，摆着几张长桌和折叠椅，靠墙有一个柜台，柜台上放着一大锅汤，热气从锅盖边上冒出来，把头顶的灯罩得雾蒙蒙的。柜台后面站着一个黑人老太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围裙上印着一只卡通火鸡。
“您好，请问还在招聘吗？我可以做。”白屿说着不怎么流利的英语，等待着大概率可能被拒绝的结果。
手指在身侧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里。
“…切菜可以吗？”她说。英语带着口音。白屿立马肯定的点点头。
老太太拿了一只碗，从锅里舀了一勺汤，又加了两片面包，放在柜台上。
“去洗手，围裙在挂钩上。”她朝墙上的挂钩扬了扬下巴，然后低下头，继续擦灶台。
白屿站在那里，手指还攥着，指甲还掐着掌心。他慢慢松开手，掌心里有几个月牙形的印子，红红的，像小时候被纸划破的手指。
他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水是凉的，冲在手上，把那几个红印子冲得更红了。他挤了点洗洁精，搓出泡沫，泡沫裹着手指，滑溜溜的，像小时候玩泡泡水。他洗了很久，久到泡沫从指缝里淌下去，流进下水道，不见了。
他关了水，在围裙上把手擦干，走到案板前。案板上放着几个洋葱，一堆胡萝卜，一袋芹菜。他拿起刀，刀柄是木头的，磨得很光滑，不知道被多少人握过。他先切了一个洋葱，切得很慢，一刀一刀的，怕切到手。洋葱辣眼睛，眼泪流下来，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沾了洋葱汁，更辣了。他眯着眼，继续切，切到最后，洋葱碎成一小堆，大小不一的，有的厚，有的薄，像他小时候切的那块莲藕。
老太太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她拿起刀，把那一小堆洋葱拢到一起，刀起刀落，几下就切得整整齐齐，大小均匀，像用尺子量过的。白屿站在旁边，看着她的手。那双手很黑，手指粗短，指甲剪得很秃，指节上有几道很深的纹路，像干裂的河床。但那双手很稳，刀握在手里，像长在手上的，刀起刀落，没有犹豫。
“你没切过菜。”老太太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白屿愧疚的垂下头，他站在这个陌生的厨房里，案板上堆着他切的洋葱，大小不一。
“我可以学。”白屿说。老太太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长，长到白屿觉得自己被看穿了，像那锅汤，盖子盖着，但你闻得到味道。
“你叫什么？”老太太问。
“白屿。”
“白屿。”老太太念了一遍，念得不太准，“白”念成了“拜”，“屿”念成了“油”。
“我叫拉米。”老太太说，“明天还来吗？”
白屿看着她。那双棕色的眼睛藏在老花镜后面，看不出深浅，但他觉得底下的水流得很慢，很缓，像一条不急着到海的河。
“来。”白屿说。
那天晚上他端着一碗汤回家，用打包盒装的，盖子上扣了个洞，怕汤洒了。他走得很慢，一手端着汤，一手护着盖子。
灯亮着，窗帘拉着的，看不见里面，但他知道季鸣海在上面。也许在借衣柜做简单的运动，也许在刷ins，也许是躺在床上等自己回来。
走到三楼的时候，他停下来，把汤放在窗台上，甩了甩酸了的手腕。窗台上有一盆枯死的花，干了的土里插着的几个烟头还飘出丝丝烟雾。
似乎还能闻到烟味，白屿有些厌恶着股气味，他端起汤，继续往上走。
六楼的走廊，他用胳膊肘推开门，走进去。
季鸣海坐在床上，抱着膝盖，看着窗外出神。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对面楼的砖墙上有涂鸦，喷着一个单词，白屿没看清。他走过去，把汤放在桌上，打开盖子。汤还热着，冒着白气，胡萝卜和洋葱浮在面上，还有几颗通心粉。
“吃饭了吗？”白屿问。
季鸣海摇摇头。白屿把唯一的勺子递给他，季鸣海接过勺子，舀了一口汤，喝得很慢，像在尝什么东西。白屿坐在床边，看着他喝。汤的热气把他的脸蒸得发红，睫毛上沾了一点水雾，亮晶晶的。
“好喝吗？”白屿问。
季鸣海点点头。“你也喝。”
白屿摇摇头。“我喝过了。”
其实他没有喝过。
在厨房里站了一下午，洗了胡萝卜、芹菜和锅、擦了灶台、倒了垃圾。闻了一下午的汤味，闻饱了。
看着季鸣海把汤喝完，把最后一口通心粉也吃了，勺子刮着碗底，发出很轻的声音。白屿接过空碗，摞在桌上。
“白屿。”季鸣海叫他。
“嗯。”
“今天怎么样？”
白屿想了想。冰水，泡沫，洋葱，胡萝卜，切到手指了吗？没有。差点切到。汤好喝吗？好喝。明天还去吗？去。他想了很久，久到季鸣海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挺好的。”白屿说。
季鸣海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眼睛在台灯的光里很黑，很亮，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子。白屿也看着他，看着他下巴尖尖的轮廓，看着他手腕下面那根红绳，金珠被衣服遮住了，看不见。
“下周面试，”季鸣海说，“我有点紧张。”
白屿伸手，把他额前的头发拨开。头发有点长了，发尾翘起来一点，像小时候养过的那只猫，睡着的时候耳朵会动一下。他的手指碰到季鸣海的额头，凉的。
想起那天在食堂，季鸣海捡起地上的名牌递过来，手腕上的金珠晃了一下，他躲开了那道晃眼的光，没有躲开这个人。现在他没有躲。他的手指停在季鸣海额头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
“会过的。”白屿说。
季鸣海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
抱着自己的人，良久才说出一句话，“小屿啊，我真的爱你，你对我太好了。”
因为对你太好了，所以你才爱。
在社区厨房工作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季鸣海面试成功了一家小公司。
他们从布朗克斯搬去了圣贝纳迪诺。
临走前告别拉米时，在白屿的口袋里，她悄悄的塞了很多钱给他。
眼含热泪的对他讲，“去吧。年轻人就要去更好的地方。”
搬家那天，白屿拖着行李走到楼梯口，下楼。
六楼，五楼，四楼，三楼。
走到三楼的时候，他停下来。窗台上那盆枯死的花还在，干了的土里插着的烟头越来越多了。
枯萎的鲜花泡在烟灰水里，汲取着毫无营养的东西。
“白屿？”季鸣海在楼下叫他。
白屿端起那盆枯死的花，连花带盆，扔进楼梯拐角的垃圾桶里。花盆摔碎了，泥土散了一地，烟头滚出来，落在垃圾桶底部。他拍了拍手，继续往下走。
一楼，推开门，阳光刺得他眯了眯眼。季鸣海站在门口，拖着行李箱，看着他。
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照得很亮，白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腕上那根红绳一晃一晃的。白屿看着他，觉得他和三年前在校门口见到的一样。
只是自己不一样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虎口的茧子，指甲缝里洗不掉的印子。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走吧。”白屿说。
他们坐地铁去曼哈顿，换乘去圣贝纳迪诺的大巴。白屿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灰变绿，从高变低，从密变疏。布朗克斯的砖墙和涂鸦不见了，曼哈顿的玻璃幕墙也不见了，窗外是高速公路，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山上长着矮矮的灌木，被太阳晒得发白。
大巴在傍晚的时候到了圣贝纳迪诺。季鸣海醒了，揉了揉眼睛，把行李箱从架子上拿下来。白屿站起来，腿有点麻，他扶着椅背站了一会儿，等那阵麻过去。
跟着季鸣海下车，阳光已经不那么刺眼了，橙红色的，把车站的墙照得发暖。天上有几朵云，被染成粉色的，像棉花糖。
那时候白屿想，太棒了，属于季鸣海的人生要开始运转了。
住在圣贝纳迪诺的日子里，白屿工作的频率更高了，兼职，工作贯穿了白屿的日常。
圣贝纳迪诺的太阳比布朗克斯大，晒在皮肤上不是暖的，是烫的。白屿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汽车旅馆做保洁，每天换床单、擦镜子、刷马桶。
学会了用最快的速度铺平一张床单，把枕头的折角叠得和酒店里一样整齐。学会了擦镜子的时候不留水渍，刷马桶的时候不溅到自己。
学会了在这些声音里想别的事。想拉米太太的汤，想那本立在桌上的书，想南港家里的饭桌。想着想着，手上的活就干完了。
一天就过去了。
季鸣海在那家小公司做模特助理，工资不高，但够交房租。他说等转正了，白屿就不用出去工作了。白屿说好。他没有等。他找了四份工，白天在汽车旅馆，中午兼职跑腿，晚上在一家便利店收银，结束后在烧烤店洗盘子。
便利店在街角，白屿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窗外发呆。街上没有人，偶尔有车开过去，灯光从玻璃上滑过，一晃就没了。
他把那本《艺术的故事》带到了店里，放在收银台下面，没有人的时候翻两页。他翻到波提切利的《春》，画上那个女人站在花丛中，裙子被风吹起来，表情很淡，像在想一件她不会告诉别人的事。
不过没关系，季鸣海的春天就要来了，那样就好。
季鸣海的事业慢慢好起来了。他开始接到更多的拍摄，有时候要出差，去洛杉矶，去旧金山，去纽约。白屿一个人在圣贝纳迪诺狭小的出租屋里发霉，白天在汽车旅馆换床单，晚上在便利店收银。他把那本《艺术的故事》从收银台下面拿出来，放在枕头边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翻两页，翻到哪页算哪页。
直到又一次翻到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满墙的人体，肌肉虬结，表情扭曲。
白屿想起二十岁那年在南港的教室里，教授讲到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笔芯断了，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支铅笔。
那支铅笔削得很细，木头刨得光溜溜的。他接过铅笔的时候，指尖碰到那个人的手指，温的。
那时候他以为那支铅笔会一直写下去，写满整个笔记本，写满整个大学，写满一辈子。他没有。
可铅笔写了一段，就断了。他又削了一支，不是原来的那支了。他用新的铅笔继续写，写的字还是那些字，但笔迹不一样了。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也许是某个晚上，在圣贝纳迪诺的这间小屋里，他翻到那幅画，想起那支铅笔，发现那支铅笔的痕迹已经模糊了。
看不太清了。像旧照片，放在抽屉里，时间久了，颜色就淡了。
或许安检过后，他也随着胶卷一起坏掉了。
季鸣海出差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回来都带着礼物。洛杉矶的T恤，旧金山的巧克力，纽约的钥匙扣。
有一天季鸣海从纽约回来，带了一本画册。莫奈的睡莲，硬皮封面的，铜版纸，很重。他把画册放在桌上，说“给你的”。白屿翻了两页，睡莲，睡莲，睡莲。同一个池塘，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时间。莫奈画了几百幅睡莲，每一幅都不一样。因为光不一样。因为水不一样。因为看的人不一样。
白屿把画册合上，放在那本《艺术的故事》旁边。两本书并排站着，一本磨白了，一本还是新的。他看着那两本书，忽然觉得那本新的会变旧，那本旧的会更旧。
白屿心里却不敢夜夜翻看了，他怕同《艺术的故事》一起，在这间屋子里变旧。
时间不会停。它会让新的变旧，让旧的更旧。
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快。快到他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圣贝纳迪诺的，忘了自己在这里住了多久，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只记得每天早上起床，铺床，刷牙，出门。只记得每天晚上回来，脱鞋，翻书，关灯。只记得这些。这些就够了。
有一天季鸣海从洛杉矶回来，说公司要搬去纽约了。他说这是机会，更好的机会。他说小屿，我们一起去。
白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好。
他只知道季鸣海说了，他就要说好。
从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他，他就一直在说好。
好，我们去纽约。
好，我们去布朗克斯。
好，我们去圣贝纳迪诺。
好，我们去更好的地方。
可是白屿不知道更好的地方在哪里了。他只知道季鸣海说的地方，就是他要去的。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只需要说好就够了。他说了太多好，多到忘了自己会不会说不好。他记得自己说过一次不好。在南港，在家里，在客厅。余敬芝说“你究竟要为了一个男人，荒唐到什么地步”。他没有说好。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看着那双和他一样的眼睛。
然后他走了。那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说好。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