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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秋天别离 元符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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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三年，哲宗驾崩
元符三年，我十六岁。
那年正月，汴京还很冷。屋檐上的冰凌还没化完，长长短短的挂了一排，太阳一照，亮晶晶的，像挂了一排水晶帘子。风从北边吹过来，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生疼。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把手揣在袖子里，走得很快，谁也不愿意在风里多待一刻。
正月十二那天，我正坐在后院的石桌旁抄诗。手指冻得发僵，握笔的姿势怎么都不对，写一笔要呵一口气。墨也凝了，研好的墨汁搁一会儿就稠了，得重新研。我抄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抄到“春蚕到死丝方尽”，忽然听见前街传来钟声。
不是寺庙的钟。寺庙的钟声是散的，飘飘悠悠的，像烟。这是宫城的钟。那钟声很沉，很闷，一下一下的，从远处滚过来，像雷在地底走。每一声都拖得很长，久久不散，像有人在天上叹气。
我放下笔，站起来。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响。
九响是皇帝驾崩的丧钟。这个我知道。元丰八年，神宗驾崩的时候，我四岁，不记得。但听父亲说过。他说：“九响，天塌了。”
街上有人在跑。脚步声杂乱的，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有人在哭。不是那种大声的嚎哭，是压抑的、闷着的哭，像被人捂住了嘴。一个卖炊饼的老汉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他的炊饼摊子还支着，炉子里的火还燃着，炊饼在铁板上滋滋地响，冒着一缕一缕的白气。没有人买了。
父亲从书房出来，站在门口。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手里还握着笔。笔尖上的墨滴下来，滴在门槛上，洇开一小团黑。他朝北边望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他的脸很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我看见他握着笔的那只手，在微微地抖。
后来我才知道，哲宗驾崩了，才二十四岁。正月十二，天寒地冻，他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病，有人说是药，有人说是被人害的。父亲说：“别说。别问。问就是不知道。”
哲宗没有儿子。向太后选了端王赵佶继位，就是后来的徽宗。
端王，排行第十一，本来轮不到他。但他会画画，会写字，会踢球，会讨太后喜欢。太后说：“端王有福寿之相。”大臣们不敢说什么，立了。立了之后才知道，这个“福寿之相”的端王，会把大宋带到哪里去。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书房里写字。他的手停了一下，墨在纸上洇开，洇成一个大黑点，把写了一半的字全盖住了。他看了看那个黑点，把笔放下，把纸揉成一团，扔在纸篓里。纸篓里已经有很多纸团了，都是这几天揉的。
后来他跟我说：“端王不是当皇帝的料。”
“你怎么知道？”
“他太聪明了。聪明人当皇帝，不是好事。皇帝不需要太聪明，皇帝需要稳。太聪明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想试试。试试这个，试试那个。试对了，是好；试错了，是大错。他太飘了。”
我没听懂。后来听懂了。但那时候，已经晚了。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她是个稳当人，不喜欢新法，觉得太折腾百姓。她一把新法废了，起用旧党大臣。韩忠彦回来了，曾布回来了，那些被贬的旧党大臣一个一个地回来了。父亲松了口气，觉得日子要好过了。他跟我说：“向太后是个明白人。女人当家，有时候比男人稳。”
但向太后只垂帘了六个月。六个月后，她死了。死得很突然，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起不来了。徽宗亲政。他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蔡京。
蔡京这个人，父亲提到他就要皱眉。“你记住，”父亲说，“一个人太会说话，就不是好东西。”
蔡京太会说话了。他能把黑的说的白的，把直的说的弯的。他的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文章也好。他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徽宗喜欢听他说，因为他说得好听。他说什么徽宗都信，信了就不改了。
蔡京回来之后，新党又起来了。旧党被贬的贬、罢的罢。苏轼在儋州，儋州在海南岛，那时候是天涯海角，去了就回不来。黄庭坚在宜州，秦观在雷州，张耒在黄州，晁补之在信州。一个一个地走，像秋天的叶子，风一吹，就散了。从汴京到这些地方，少说也有几千里。那时候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全靠两条腿走。走几个月，走半年，走到的时候，人也老了，心也灰了。
父亲也是苏门弟子。虽然他不是“四学士”，不是“六君子”，但他是苏轼的学生，是“可与言道”的人。新党不会放过他。
父亲知道。他从徽宗亲政那天起就知道了。他没有慌，也没有急。他只是更安静了。每天照常读书，照常写字，照常去衙门。但回来的时候，话更少了。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我跟他说话，他听着，点点头，不答。
“该来的，总会来。”有一天他忽然说。我正在给他研墨，听见这句话，手停了停。
“你怕吗？”我问。
“不怕。”他说。他放下笔，看着我。“只是舍不得你。”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他说“舍不得你”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看着窗外。窗外是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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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罢官
建中靖国元年，父亲的罢官令下来了。
那天，父亲从衙门回来，脸色很平静。他把官帽摘下来，放在桌上。那顶官帽是乌纱的，帽翅又长又直。他摸了摸帽翅，又摸了摸，像在摸一个老朋友。然后他走到书房，坐下来，开始收拾东西。
先是外放到京东东路做提刑。京东东路是济南府，离历城不远。说起来是平调，其实是贬。从京官到地方官，总是贬。京官在皇帝脚下，在天子眼皮底下，有前途；地方官在州县里，在老百姓中间，没前途。
父亲没说什么。他开始收拾行李。
行李还没收拾好，第二道命令来了——罢官。连地方官也不让做了，回家待着吧。罢官的文书很简短，就几行字：“李格非，罢礼部员外郎，放归田里。”放归田里，就是赶回家种地。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就是不要你了。
父亲把文书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进抽屉里。他折得很仔细，对折，再对折，边角对齐，压平。像折一封重要的信。
那天下午，他站在书房里，看着满架的书，站了很久。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光影从书架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他的背比平时更驼了，肩膀塌着，手垂在身侧。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白发上，白得刺眼。他的白发比去年多了很多，头顶几乎全白了，只有后脑勺还有几根黑的。
“这些书，”他说，“带不走了。”
“为什么？”我问。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但我还是问了。我想听他说话。他这几天话太少了，我怕他不说话了。
“太多了。马车装不下。从汴京到历城，一千多里路，一辆马车，拉不了这么多。”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带走了，也没地方放。历城的老宅就那么几间房，放不下这些书架。”
“那就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就没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我差点听不见。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听见他的呼吸，粗粗的，重重的。“新党的人来了，第一个要查的就是苏门弟子的书房。这些书，他们会烧。”
我心里一紧。那是一种从胸口往下坠的感觉，像踩空了台阶。
那些书，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苏轼题赠的“文叔好学”，那是苏轼亲手写的，纸是澄心堂纸，墨是李廷珪墨，二十多年了，颜色还那么鲜。晁补之的手札，是从信州寄来的，信封上还有邮戳，盖着“信州”两个字。张耒的诗稿，写在竹纸上，字迹潦草，有些地方涂了又改，改完还是潦草。秦观的词稿，写在花笺上，字迹清秀，像他的人。
还有母亲在世时跟他一起读过的《汉书》《史记》。书页上还有她做的记号。她用朱笔在“苏武牧羊”那一节画了一个圈，在旁边写了两个字：“好苦。”她的字很秀气，一笔一划都端端正正的。我小时候觉得她的字比父亲的好看。父亲说：“你娘的字，是练过的。我的字，是赶出来的。”
还有我小时候抄的《花间集》。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蚯蚓在爬。母亲看了，说：“不行，重写。”我重写了好几遍，最后一遍勉强能看。她把我抄的《花间集》收起来，说：“留着，以后给你看。”
“带走吧，”我说，“能带多少带多少。”
父亲点了点头。他拿来两个木箱，打开，放在地上。箱子是樟木的，是母亲当年的嫁妆。箱子盖上还刻着花，牡丹花，刻得很细，每一片花瓣都清清楚楚。箱子一直空着，母亲说留着装好东西。现在装书。
然后他开始从书架上取书。
他取书的样子，像是在送别老朋友。每一本都拿起来，翻一翻，看一看，想一想。有的放下，有的放进箱子里。放下的时候，他用手摸了摸书脊，像在说对不起。放进箱子的时候，他用手压了压，像在说跟我走。
他拿起苏轼的字。那幅字在墙上挂了二十多年，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他把字从墙上取下来，动作很慢，像在拆一座房子。墙上的钉子还在，空了。他把字小心翼翼地卷好，用布包了，布是母亲留下的，蓝印花布，她以前用来包东西的。他把布包放进箱子里。他的手在发抖。
他拿起晁补之的手札。那是晁补之从信州寄来的信，一共三页，写在一张长笺上。信上写着：“文叔兄，信州的山很好，但不如汴京的好。汴京的山是人画的，信州的山是老天画的。老天的画，太大，看不完。”父亲看完信，笑了。他把信叠好，叠得整整齐齐，放进箱子里。
他拿起一本手抄的《史记》，翻到《项羽本纪》。那一页上，有他年轻时做的批注，字迹还很新，蓝墨水的，颜色还没褪。“项王不肯过江东，非不能也，不肯也。不肯，故可敬。”他看了看，把书放进箱子里。
他拿起母亲读过的《汉书》。书页间夹着一片梧桐叶，已经枯了，一碰就碎。那是母亲做书签用的。她喜欢梧桐叶，说梧桐叶大，能遮雨。父亲把梧桐叶取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叶脉还在，细细密密的，像一张网。他把梧桐叶夹回书里，把书放进箱子里。
他拿起我抄的《花间集》，翻了翻。我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错了，用墨涂了，在旁边重写。他翻到《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我抄成了“小山重迭金明灭”，把“叠”写成了“迭”。他在旁边用红笔改过来，写了一个小小的“叠”字。他看了那个字，笑了。“你的字，比现在好看。”他说。他把书放进箱子里。
放下的比留下的多得多。
苏轼的《赤壁赋》，放下了。那篇赋是苏轼在黄州写的，父亲抄了好几遍，抄得最好的一遍挂在书房里。但带不走了。黄庭坚的诗稿，放下了。张耒的《宛丘集》，放下了。秦观的《淮海词》，放下了。还有那些佛经、道藏、笔记、小说，一本一本地从书架上取下来，摞在桌上，像一座小小的坟。
父亲挑了一整天。天黑了，又亮了。他中间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就那么一本一本地挑。他的眼睛红了，手指上沾满了灰。最后只装了两箱。
他把箱盖合上，扣好，直起腰。他的腰直不起来了，弯着，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他扶着书架站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
“这些书，”他说，“跟了我三十年。”
“我知道。”我说。
“你娘在的时候，我们常一起读这些书。她坐在那里，我坐在这里。她读《汉书》，我读《史记》。读到高兴处，互相念给对方听。她念‘苏武牧羊’，念到‘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她哭了。她说苏武不容易，十九年，一个人在北海边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靠挖老鼠洞过日子。我说你哭什么，又不是你。她说你不懂。”
父亲把最后一本书放下。那是一本《诗经》，封面已经没了，第一页就是“关关雎鸠”。他翻了翻，又翻了翻。翻到“蒹葭苍苍”，停下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念出声来，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念完，他把书放进箱子里。
出城门那天，天阴着，云压得很低，低得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汴京城门还是那样高大，青砖还是那样厚实，匾额上的字还是镀金的。但看在心里，不一样了。来的时候，这些是新鲜的，是热闹的，是好玩的。走的时候，这些是旧的，是冷的，是再也不会回来的。
父亲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
城墙巍峨，城门洞开，人流如织。跟来的时候一样。但来的时候是秋天，走的时候也是秋天。七年前的秋天，我十二岁，趴在车窗上张大了嘴；七年后的秋天，我十九岁，坐在马车上，回头望着这座城。
“绍圣四年来的，”父亲说，“建中靖国元年走。七年了。”
“还会回来的。”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那声叹气很轻，被风吹散了。但我听见了。像秋天的风，吹过枯叶，沙沙的，一下子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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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之间
“你留在汴京。”父亲说。他站在马车旁边，手里攥着缰绳，没有看我。他的眼睛望着远处，望着城墙，望着城门，望着城门外那片灰蒙蒙的天。
“去你姑姑家住。她在汴京有宅子，在城东，甜水巷，三进的院子，住得下。你可以在汴京继续读书，写词，见世面。晁补之会教你，张耒会指点你。相国寺的书摊还在，小莲和阿萱也在。你姑姑家离相国寺不远，走路一炷香的工夫。你还可以逛集市，还可以买书，还可以跟小莲去溪亭划船。”
“不。”我说。
他转过头来看我。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哭，是急。他的眉头皱得很紧，额头上挤出了几道深沟。
“你在汴京还能读书、写词、见世面。回历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历城有什么？有几眼泉，有一座山，有一个湖。有石榴树，有你娘的坟。没有书，没有老师，没有朋友。你回去干什么？”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他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得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炸开，惊起了老槐树上的几只麻雀。麻雀扑棱棱地飞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落回树上。“你是我的女儿，你有才，你不该被埋没在历城。你娘走的时候跟我说，照顾好她。怎么照顾？把你带回历城，让你在乡下待一辈子？”
“我不是你的女儿，”我说，“我是我自己。我自己决定。”
他愣了一下。他的嘴巴张着，没合上。“你自己决定？”他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了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对。我自己决定。我跟你回去。”
“为什么？”他的声音哑了，像喉咙里塞了什么东西。
“因为……你一个人。”
他没说话。他看着我，眼睛里的红退了，换成另一种东西。是心疼，是欣慰，是不舍，是说不清的东西。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说。他转过身去，面对着汴京城。城墙在他面前立着，高高的，厚厚的。他的背影很小，被城墙衬得像个孩子。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不是哭，是深呼吸。他在吸气，吸得很深，像要把整座城都吸进肺里。
“你像你娘。”他说。这是他说过很多次的话。但这一次，他的声音不一样。像是认了，像是服了，像是不再挣扎了。
他站了很久。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在他身上。他的白发在阳光里变成了金色。风停了，老槐树的叶子也不响了。整条街都静静的，像在等什么。
“好吧，”他说，“跟我回去。”
他说“跟我回去”的时候，声音很低。他没有回头。我知道他是怕我看见他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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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的最后一天
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际有一线白，像宣纸上洇开的淡墨。月亮还挂在天上，淡淡的，像被人洗褪了色。街上有雾气，薄薄的，飘在槐树之间，像纱。
我先去相国寺。
不是去逛集市，是去告别。相国寺的门前，没有集市，冷冷清清的。地上有昨夜落的叶子，被露水打湿了，贴在青石板上。几个和尚在扫地，穿着灰色的僧袍，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扫。扫帚划过青石板，沙沙的，沙沙的。那声音在清晨里格外清晰，一声一声的，像在数着什么。
我站在门口，仰头看那块匾额。“大相国寺”四个字，金字，在晨光里暗暗地亮。匾额很大，比我家的大门还大。字也很大，每一笔都有胳膊粗。我站了一会儿，没进去。不知道进去做什么。拜佛？我不信佛。看碑？我不懂碑。我只是想来看一眼。看一眼这个地方，记住它。记住它的大门朝哪边开，记住它的匾额有多高，记住它的门槛有多宽。记住扫地和尚的灰袍子，记住扫帚划过石板的声音。
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是十二岁，跟着父亲。父亲说：“这是相国寺，皇家寺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仰头看那匾额，觉得好大。大得我的脖子都酸了。后来我自己来，来逛集市，来买书。那本《花间集》，就是在这里买的。二十文钱，三个月的零花钱。还有那本《金石录》——那个少年折的角，还在书架上。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记得。青衫，束发，瘦瘦高高的。他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
“再见了。”我在心里说。不知道是说给相国寺听，还是说给那个少年听。
然后去小莲家。
她家在绣巷东头，一扇黑漆木门，门环是铜的，磨得发亮，上面有手印，一层一层的，是很多人摸过的。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又敲了敲。里面传来脚步声，拖拖沓沓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门栓响了一声，门开了。
是丫鬟，睡眼惺忪的，头发乱蓬蓬的，一边脸颊上还有枕头的印子。
“李姑娘？这么早？”她的声音黏黏的，像含着糖。
“小莲在吗？”
“在。还没起。”
她把我领进去。小莲的房间在东厢房，窗户上糊着淡粉色的纱，晨光透进来，纱变成了暖色的，像涂了一层蜜。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是她身上的味道。她喜欢用桂花油梳头，说桂花油养头发。
小莲躺在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黑黑的一大片，把枕头都盖住了。脸上还带着睡意，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她的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很匀。被子蹬到一边，露出一只脚，脚趾头小小的，圆圆的，像一排蚕豆。
“你怎么这么早？”她迷迷糊糊地说，声音黏黏的，像含着糖。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嘴巴张得很大，露出白白的牙齿。
“我来告别。”
她一下子坐起来，醒了。眼睛睁得很大，圆圆的，像两颗杏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堆在肩膀上，有几缕贴在脸上。她的脸一下子白了，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血一下子退下去的白。
“告别？去哪儿？”
“回历城。我爹罢官了。”
她的眼睛红了。没说话，翻身下床，光着脚跑到柜子前。柜子是红漆的，上面描着金花。她拉开抽屉，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她的脚踩在青砖地上，凉，她也不管。我听见她嘴里念叨着“在哪儿，在哪儿”，声音闷闷的，像从柜子里传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布包着，鼓鼓囊囊的，布是蓝印花布，跟她娘的围裙一个花色。她把包塞到我手里。
“桂花糕，”她说，“路上吃。”
“你什么时候做的？”
“昨晚。一夜没睡。”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脚趾头因为冷蜷缩着，红红的，像小虾米。她的脚背上有一道红印子，是被柜子磕的。
“我走了，”我说，“谁来听我唱词？”
她愣了一下。“不是唱，”她纠正我，“是写。你写词，我唱。”
“对。我写词，你唱。”
“那你走了，我唱给谁听？”
“唱给自己听。”
她没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晨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她的睫毛没有那个少年长，但比他的密。她的嘴唇微微翘着，像要说什么，又没说。
“我给你写信，”我说，“写了新词就寄给你。你收到了就唱。”
“好。”她抬起头，笑了。但眼泪掉下来了。眼泪顺着圆圆的脸颊滚下来，滴在桂花糕的包布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她用手背擦了擦脸，手背上湿了一片。
“别哭。”我说。
“没哭。”她擦了擦脸，又擦了擦。“风迷了眼。”
那天没有风。
然后去阿萱家。
阿萱家在城西，靠近城墙。院子很大，青砖铺地，墙根下种着一排竹子。竹子很高，比墙还高，风一吹，沙沙地响。院子中间有个练武场，竖着几个木桩，高的矮的都有，被刀砍得坑坑洼洼的。地上铺着沙，沙上有脚印，有大有小，是练武踩出来的。
她已经在院子里了。练刀。一把朴刀，比她还高，刀身窄窄的，刀刃亮亮的，在她手里转得像风车。她穿着短打，袖子挽到肘弯，露出结实的小臂。她的头发扎成一个髻，用布条绑着，几缕碎发被汗贴在额头上。她的动作很快，刀光一闪一闪的，呼呼生风。她劈、砍、刺、挑，每一个动作都很利落，像在跳舞。
“清照？”她收了刀，走过来。她把刀往地上一插，刀身没进沙里半尺。她的脸红了，是练刀练的，额头上都是汗，亮晶晶的。“你怎么来了？”
“来告别。”
“告别？”她的眉头皱起来。她的眉毛很浓，不像小莲那样弯弯的，是直的，像两把刀。她皱眉头的时候，眉心挤出一个“川”字。
“我回历城了。我爹罢官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抱住我。她力气大，抱得我喘不过气。她的身上有汗味和铁锈味，还有清晨露水的味道。她的手臂很硬，像铁箍。
“你要回来。”她的声音闷闷的，从我头顶传下来。
“我会回来的。”
“你发誓。”
“我发誓。”
她从腰间解下一把匕首，递给我。匕首不大，皮鞘，柄上缠着黑绳，绳已经磨得发亮了。她把匕首塞进我手里，凉凉的，沉甸甸的。匕鞘上刻着一个“萱”字，是她自己刻的，歪歪扭扭的。
“带上。路上万一遇到坏人。”
“我不会用。”
“捅就行了。不用会。”她看着我，眼睛很亮。“捅人的时候，别犹豫。犹豫就完了。”
从阿萱家出来，我一个人在街上走。
走过绣巷——我家住的那条街。老槐树的叶子黄了，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响，像踩在碎纸上。石桌还在，上面落满了叶子，黄的、褐的、半黄半褐的，厚厚一层。我在那里写了多少词？记不清了。《如梦令》是在那里写的，《一剪梅》也是在那里写的，《醉花阴》还是在那里写的。那张石桌，听了我多少心事。我走过去，用手摸了摸桌面。青石凉凉的，光滑滑的，上面有墨迹洇进去的痕迹，洗不掉了。那些墨迹是我的。我把手放在上面，像放在一个老朋友的手上。
走过太学——父亲教书的地方。门关着，里面没有人。门上的漆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木头，木纹一道一道的，像老人脸上的皱纹。门环上落了灰，铜的变成了灰的。我站在门口，想起父亲每天早晨从这里走出来的样子。他走得很急，低着头，在想什么。有时候撞到人，赶紧道歉，道完歉又低头想。他走路的样子，跟他写字一样，一笔一划的，不慌不忙，但也不耽搁。
走过州桥——汴河上的那座桥。桥是石头的，拱形的，桥栏杆上刻着狮子，每个狮子的表情都不一样。桥下有人在洗衣服，棒槌声啪啪啪的，在清晨里格外清脆。一个妇人蹲在河边，把湿衣服从水里捞出来，拧干，展开，叠好。她的动作很熟练，不紧不慢的。我在桥上看过落日，看过船，看过人来人往。有一回，我跟小莲站在桥上，她指着桥下的船说：“你看那条船，装了好多酒坛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酒？”她说：“我闻到了。”我闻了闻，什么也没闻到。她说：“你的鼻子不行。”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闻到的，是看到的。船上的酒坛子，盖着红布，红布上写着“酒”字。
走过马行街——最热闹的街。白天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店铺都关着门，门板一扇一扇的，排得整整齐齐。晚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我没来过晚上，但小莲来过。她说：“晚上这里可好看了，灯笼把天都照红了。红的灯笼，黄的灯笼，紫的灯笼，一排一排的，像天上的街市。还有杂耍的，吞刀的，吐火的，走钢丝的。还有一个老头，能让老鼠钻圈。”她说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那些灯笼映在她眼里。
我把每一条街巷都走了一遍。不是用脚走，是用眼睛走。看一遍，记在心里。城墙多高，街道多宽，槐树多老，河水多深。都记着。也许有一天会回来。也许不回来。但不管回不回来，这座城，我记住了。记住它的味道，它的声音，它的颜色。记住它秋天的落叶，冬天的冰凌，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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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马车停在门口。老槐树下，车夫已经把行李搬上去了。两箱书，一箱衣物，几包杂物，还有一包是小莲给的桂花糕。车夫是个老头子，姓王，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多，像核桃壳。他坐在车辕上，手里攥着鞭子，等着。
父亲坐在车上，手里攥着缰绳，望着前方，不知道在看什么。他的背影很瘦，袍子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他的白发在风里飘，细细的，软软的，像蛛丝。
我正要上车，听见身后有人喊：“清照！”
是小莲。她跑来了。跑得气喘吁吁的，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都是汗。她的头发散了，几缕贴在脸上，她也顾不上拨。她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比早上那包大得多，鼓鼓囊囊的，都快包不住了。布是新的，白底蓝花，是她娘刚买的。
“给你，”她把包塞到我手里，“路上吃。”
“早上不是给了一包吗？”
“那包是今天的。这包是以后的。”
我打开看了看。不是桂花糕，是各种点心。桂花糕、绿豆糕、枣泥酥、杏仁饼、芙蓉糕、莲子酥、茯苓饼、芝麻卷——满满一包，用布包了好几层，怕压碎了。每一块都摆得整整齐齐，大的在底下，小的在上面，空隙处塞了棉花。
“你什么时候做的？”
“昨晚。一夜没睡。”她的眼睛红红的，有血丝，眼圈发青。但她在笑。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两个酒窝。她笑起来的样子，像桂花糕上的那层糖霜，甜甜的，薄薄的，一碰就碎。
“我走了，”我说，“谁来听我唱词？”
她愣了一下。“不是唱，”她说，“是写。你写词，我唱。”
“对。我写词，你唱。”
“那你走了，我唱给谁听？”
“唱给自己听。”
她没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的鞋是新的，绣着莲花，是她娘给她做的。她说要留到过年才穿，今天穿上了。鞋面上沾了露水，湿了一小片。
“我给你写信，”我说，“写了新词就寄给你。你收到了就唱。”
“好。”她抬起头，笑了。眼泪掉下来了。眼泪顺着圆圆的脸颊滚下来，滴在鞋面上，滴在绣着的莲花上。她用手背擦了擦脸，手背上湿了一片。
“别哭。”我说。
“没哭。”她擦了擦脸，又擦了擦。“风迷了眼。”
那天没有风。
阿萱骑着马来的。枣红色的那匹，她的小枣。马脖子上系着红缨，是她昨天刚系的，说今天要来送我。她骑在马上，腰挺得笔直，手里攥着缰绳，英姿飒爽，像戏文里的女将军。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在风里飘，她的眼睛很亮，像刀锋上的光。
“清照！”她在马上喊，“你要回来！”
“我发誓过。”
“再发一次。”
“我发誓，我会回来的。”
她翻身下马，走到我面前。她比我高半个头，站在我面前，像一堵墙。她的眼睛很亮，像刀锋上的光。她的嘴唇抿着，下巴绷着，脖子上的青筋微微鼓起来。
“这个给你。”她从腰间解下那把匕首，递给我。
“匕首？”
“路上带着。万一遇到坏人，防身。”
“我不会用。”
“捅就行了。不用会。”她把匕首塞进我手里，凉凉的，沉甸甸的。匕鞘上的“萱”字，被她的手指摩挲得发亮。“捅人的时候，别犹豫。犹豫就完了。”她又说了一遍，像怕我忘了。
我把匕首接过来，揣进怀里。隔着衣服，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它贴在我的胸口上，凉凉的，后来被体温捂热了，就不凉了。
“等你回来，”她说，“我再带你骑马。”
“好。”
“这次不带你骑了。你自己骑。”
“我学不会。”
“学得会。你写词那么聪明，骑马怎么学不会？”
“写词是用脑子，骑马是用身子。”
“那你就用身子。”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我晃了一下。她的手很热，像一块烧热的石头。“你的身子，也该听你的话了。”
马车动了。王老头甩了一下鞭子，马迈开步子，车轮吱呀吱呀地转起来。我坐在车上，回头看。小莲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包点心，眼泪汪汪的。她的新鞋踩在泥土里，沾了灰。她的嘴唇在动，在说什么，我听不见。阿萱骑在马上，跟着马车走了一段。马蹄踩在青石板上，哒哒哒的，像在敲鼓。她的马走得很慢，跟马车并排。
“回去吧！”我喊。
小莲没动。阿萱勒住了马。她朝我挥了挥手，又挥了挥手。她的手举得很高，在晨光里，像一面旗。
马车出了城门，上了官道。汴京城在身后，越来越远。城墙变小了，城门变小了，人流变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道灰色的线，横在天边。阿萱的马还站在城门口，一个小小的点。后来那个点也消失了。
我掀开帘子，一直看着。直到那道线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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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汴京
马车走了一程，我又掀开帘子回头看。
汴京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天边的云，淡淡的，像一抹墨痕。官道两边的柳树，叶子黄了，风一吹，沙沙地落。落叶飘到马车上，又被风吹走。一片叶子落在我的手背上，黄黄的，薄薄的，叶脉清晰。我拿起来看了看，又让它飘走了。
“还在看？”父亲问。
“嗯。”
“舍不得？”
“嗯。”
“还会回来的。”他说。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在安慰我。
马车走远了。汴京城的样子，还在我脑子里。城墙多高，城门多大，街多宽，人多挤。相国寺的匾额，州桥下的河水，马行街的灯笼，绣巷里的老槐树。都记得。我记得城墙上的砖缝，记得城门洞里的青石板，记得街边的槐树有多少棵，记得河水的颜色是灰绿的。
我忽然想起那个少年。青衫，束发，瘦瘦高高的，站在书摊前翻书。他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他折了一个角，把书放下，转身走了。他走得很快，青衫被风吹得微微飘起来。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读书还是做官？他知不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在他走后，买了那本书？他有没有想过，那个女孩子会在很多年后，在另一座城里，翻开那本书，看见那个折角，想起那个春天的午后？
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走了，他还在汴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也许不会。
那本《金石录》在箱子里。我把它带走了。放在箱子的最底层，跟父亲的书在一起。那是我在汴京买的最后一本书。不是为了读，是为了那个折角。
“我会回来的。”我在心里说。
不是发誓，是说给自己听。说给自己听，就不算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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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归来路
马车颠簸着。官道不平，车轮碾过坑洼，车身一晃一晃的。我靠在车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官道两边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远处的山，一座一座地往前移。天很高，云很淡，风很凉。
心里空空的。像被掏走了什么。不是疼，是空。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子，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四面墙，和墙上的钉子印。
我想写点什么。摸出纸笔，放在膝盖上。纸被风吹得哗哗响，我用左手按住，右手提笔。墨是早上研的，搁了半天，有些稠了。我蘸了蘸，在纸边上试了试，太稠，写不开。又加了点水，搅了搅，再试，好了。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写到这里，停了。不是写不下去，是不知道怎么写下去。笔悬在半空，墨滴下来，滴在纸上，洇开一小团黑。我看着那团黑，想了一会儿。
“寂寞深闺”——闺是寂寞的，人是寂寞的，心也是寂寞的。汴京的七年，像一场梦。梦醒了，人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不对，不是一个人，还有父亲。但父亲不说话了。他坐在前面，背对着我，像一堵墙。
“柔肠一寸愁千缕”——愁是丝，一缕一缕的，缠在一起，解不开。你抽这一根，那一根跟着出来；你剪断一根，其他的还缠着。愁不是痛，痛有尽头，愁没有。它一直在那里，像影子，甩不掉。
我又想了一会儿。笔在纸上点了一下，又点了一下。
“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写完了，念了一遍。心里更空了。
“人何处”——那个人在哪里？不是指谁，是所有人。小莲、阿萱、晁补之、张耒、秦观、相国寺的少年——都在哪里？在汴京。在汴京的哪条街、哪条巷、哪扇门后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在那里，而我在这里。这里和那里之间，隔着连天的衰草，望不断的归路。
“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草是枯的，天是远的，路是长的。回头看，看不见来路；往前看，看不见归途。
父亲在前面骑马。他的背影瘦瘦的，驼着背，白发在风里飘。他骑得很慢，马也老了，走几步就要歇一歇。马的鬃毛也白了，跟父亲的头发一样。
他听见我在念，勒住马，回过头来。他的脸逆着光，看不太清楚，只看见白发在风里飘，一根一根的，像蛛丝。
“写的什么？”他问。
“一首词。”
“念给我听。”
我念了。“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他的白发飘到脸上，他也不拨。他的眼睛眯着，像在看我，又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写得好，”他说，“但别太愁了。日子还长。”
“我知道。”我说。
“你还小，”他说，“十六岁。路还长着呢。以后会有好事发生的。”
“什么好事？”
“不知道。但总会有。”他勒转马头，继续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袍子洗得发白了，后背上有一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缝的。母亲走后，他就自己缝衣裳。缝得不好，但能穿。那块补丁是灰色的，跟袍子的颜色不一样，像一块疤。
“日子还长”——他说得对。日子还长。但后来的日子，比他想的，比我想的，都长得多。也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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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我回来了
走了十来天，到了历城。
历城还是老样子。城墙矮矮的，灰扑扑的，不像汴京那么高大。城墙上长着草，枯黄的，在风里摇。城门窄窄的，只能走一辆马车，两辆并排就走不开了。门洞很矮，父亲坐在马上要低头才能过去。街上的人少，安安静静的，没有叫卖声，没有喧哗声。空气里有泉水的味道，凉凉的，湿湿的，还有泥土的味道，青草的味道。
老宅还在。灰墙青瓦，木门斑驳。门口的台阶，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边角都磨圆了。台阶上长着青苔，绿油油的，厚厚的，踩上去滑滑的。墙角的青苔更厚，像铺了一层绿毯子。门上的漆全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木头，木纹一道一道的，像老人脸上的皱纹。门环还在，铜的，生了绿锈，像长了霉。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这扇门，我进出了十二年。每天早晨推开门去上学，每天傍晚推开门回家。门轴的声音我记得，吱呀——长长的，像叹气。现在它不响了，门轴锈住了。
推开门，走进院子。院子里的石板缝里长出了草，高的到膝盖，矮的贴着地。草是枯黄的，但还有几根绿的，在墙角，在石缝里，不屈不挠地绿着。石榴树还在，比走的时候粗了一圈，树干上的裂纹更深了，像刻上去的字，一笔一划的，是风刻的，是雨刻的，是时间刻的。叶子黄了，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响。几个石榴挂在枝头，干枯了，裂开了口子，露出黑红的籽，像咧嘴笑的老人。
“石榴树还在。”我对父亲说。
“嗯。”他说，“比你在的时候老了。”
“我也老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亮亮的，像水光。
走进正房。母亲房间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是长久不通风的味道。我推开门，吱呀一声，很响，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荡。房间里很暗，窗户关着，光线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长长的光。光里有灰尘在飘，细细的，密密的，像雪花。
床还在，柜子还在，梳妆台还在。梳妆台上放着一把梳子，还是她最后用的那把，黄杨木的，齿很密，上面缠着几根白发。白头发在暗光里发亮，细细的，像蛛丝。梳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铜镜，镜面已经黑了，照不见人。我拿起来看了看，只看见一团模糊的光。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不敢进去。
父亲的书房落了厚厚的灰。灰是白色的，细细的，均匀地铺在所有东西上。书架上空空的，书都带走了，留下一个个空格子。每个格子的底板上都有圆圆的印子，是书压出来的，像一个个句号。墙上有几个钉子，以前挂着苏轼的字，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钉子还在，生了锈。钉子旁边的墙上有一片颜色不一样，是字遮住的地方，没被阳光晒过，颜色深一些。那片深色是长方形的，跟苏轼的字一样大。
父亲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的目光从空书架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地上。地上有几片碎纸，是打包时掉的，被风吹到墙角，积了灰。他走过去，弯腰把那几片碎纸捡起来。纸已经脆了，一碰就碎。他看了看，是《诗经》的一页，只有半个字，看不清是什么字。他把纸片放在手心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后院的石榴树下，看月亮。石榴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枝丫交错，像一张网。月亮从东边升起来，挂在树梢上，圆圆的，亮亮的，像一个银盘。月光照在院子里，白白的，像霜。照在石榴树上，叶子变成了银色。照在石桌上，石桌像一块玉。
历城的月亮，和汴京的一样圆。但看着不一样。历城的月亮，是小时候的月亮，是母亲的月亮，是泉水里的月亮。汴京的月亮，是词里的月亮，是思念的月亮，是回不去的月亮。
“我回来了。”我在心里说。不知道是说给谁听。也许是说给历城听，也许是说给自己听。
石榴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在月光里转了转，落在我的膝上。我拿起来看了看，叶子已经枯透了，黄得发褐，叶脉突出来，像一张缩小的地图。我把叶子放在石桌上，站起来，走回屋里。
灯还亮着。父亲在灯下坐着，面前摊着一本书，但没有看。他望着窗外，窗外是月亮，是石榴树，是落了叶的枝丫。
“爹，”我说，“睡吧。”
他点了点头，把书合上，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看我。
“明天，”他说，“重新开始。”
“好。”我说。
他出去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声，然后是一扇门开，一扇门关。安静了。
我坐在灯下，铺开一张纸，想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写今天，写昨天，写这七年。笔在手里，墨在砚里，纸在面前。但我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把笔放下，吹灭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风吹过石榴树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