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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赤脚岁月 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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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五〇年，霜降。
兴化城外的千垛菜花早就谢了，结出一串串细长的菜籽荚，在秋风里摇晃，窸窸窣窣的，像在说悄悄话。垛田的水道清浅了许多，露出黑黝黝的淤泥，几只白鹭单腿立在浅滩上，缩着脖子，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沉思。
陈仁寿坐在陈家老宅的堂屋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纸是毛边纸，墨是劣质墨，写出来的字洇开一片，模糊不清。他揉了揉眼睛——这两年眼神不如从前了，三十九岁的人，看小字已经开始吃力。
账册上记录的是陈家被分的田产：城东水田八亩，城南旱地五亩，城西菜园三亩，还有这栋祖宅——前院已经分给三户贫农，他只保留了偏院的三间房。
上个月，土改工作队进了兴化。队长姓孙，北方人，三十来岁，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做事雷厉风行。他先在城里开了动员大会，讲《中国土地法大纲》，讲“耕者有其田”。台下的百姓听得半懂不懂，但“分田”两个字是听明白了，眼睛都亮了。
孙队长亲自带人丈量土地，登记造册。轮到陈家时，他看了看这栋百年老宅，又看了看陈仁寿，问：“你家几口人？”
“就我一个。”陈仁寿说，“祖父去年冬天走了。”
孙队长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问：“家里以前雇过长工吗？”
“雇过。但日本人来之后就散了。”
“放过高利贷吗？”
“没有。”
孙队长抬起头，打量他：“听说你是医生？”
“学过一些，在宝严寺帮忙。”
孙队长点点头，没再多问。几天后，通知下来了：陈家划为“小土地出租者”，田产没收，重新分配。祖宅保留两间房自住，其余分给无房户。
陈仁寿没什么意见。这些年，他早就看淡了这些。田产也好，宅院也好，都是身外之物。祖父临走前说：“该放下的就放下，人比东西重要。”
但真正面对时，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这宅子，他住了四十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刻着记忆。祖父的书房，父亲的书房，他小时候捉迷藏的走廊，母亲栽的桂花树……现在，都要让给别人了。
“陈先生。”
门外有人喊。陈仁寿抬头，看见王得宝站在门口，搓着手，有些局促。他已经是个壮实的中年汉子了，脸上有了风霜的痕迹。
“得宝，进来坐。”陈仁寿收起账册。
王得宝进来，没坐，只是站着：“陈先生，工作队……把我分到您家前院了。”
陈仁寿点点头：“我知道。名单上有你。”
“我……我不是来赶您的。”王得宝急忙说，“我就是来说一声，您还住这儿，我搬进来，咱们还是邻居。有什么活儿，您尽管吩咐。”
陈仁寿笑了：“得宝，你这是干什么？分给你了，就是你的。该搬的是我，我这两天就收拾。”
“不不不！”王得宝更急了，“孙队长说了，您这情况特殊——您是医生，救过很多人，成分虽然有点问题，但属于可以团结的对象。工作队特意交代，要给您留够住处。”
陈仁寿心里一暖。原来孙队长都调查过了。
“那……谢谢了。”他说，“你也别客气，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互相照应。”
王得宝这才松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陈先生，这个……给您。”
陈仁寿打开，是两个煮鸡蛋，还热乎着。
“我娘煮的，让我带给您。”王得宝说，“她说，您一个人，别亏待自己。”
陈仁寿眼眶有点热：“替我谢谢婶子。”
王得宝走了。陈仁寿拿着鸡蛋，站在堂屋里，看着这间熟悉又陌生的屋子。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出菱形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慢悠悠的，像时间的碎屑。
他走到书架前。书架已经空了——那些珍贵的古籍，早些年就藏起来了；剩下的普通书籍，上个月他捐给了新成立的县图书馆。孙队长来接收时，很惊讶：“陈先生，这些书……你都舍得？”
“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陈仁寿说，“放在图书馆，能让更多人读到，更有价值。”
孙队长看了他很久，说：“陈先生，你是个明白人。”
现在，书架上只剩几本书了：那本《金刚经》，几本医书，还有陆校长留下的白话诗讲义。陈仁寿把它们整理好，放进一个藤箱里。还有林静云绣的莲花手帕，“仁寿之征”的拓片，祖父留下的玉佩，都仔细包好，收起来。
收拾完，他走出堂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桂花树还在，只是今年花开得少，香味淡淡的。树下石桌石凳还在，小时候他常在这里写字，祖父在一旁喝茶。石桌面上刻着棋盘格，是他和赵守义小时候下棋时刻的，现在已经磨平了。
前院传来敲打声——是新搬来的几户人家在收拾屋子。有孩子的笑声，有女人的说话声，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这座沉寂了多年的老宅，又有了烟火气。
也好。陈仁寿想。房子就是要有人住，有人气，才叫家。
他走出院子，往宝严寺去。街上变化很大，标语多了起来：“土地还家，合理合法！”“打倒封建剥削！”“人民当家作主！”墨迹淋漓，覆盖了国民党时期的旧标语。行人神色各异，有兴奋的，有茫然的，有小心翼翼的。但总体而言，气氛是积极的，向上的——毕竟，大多数人分到了田，分到了房。
宝严寺还在，但香火更冷清了。慧明法师八十二了，耳朵有点背，眼睛也有点花，但精神还好。看见陈仁寿来，他招手：“陈施主，来得正好。”
“法师。”陈仁寿行礼。
“老衲正要找你。”法师说，“寺里……可能要保不住了。”
陈仁寿心里一紧：“怎么回事？”
“工作队找老衲谈话了。”法师缓缓说，“说寺庙是封建迷信的产物，要改造。要么拆了建学校，要么改成仓库。老衲据理力争，说寺庙也是文物，有历史价值。孙队长说，可以暂时保留，但僧人要还俗，土地要分给农民。”
“那您……”
“老衲不走。”法师说得斩钉截铁，“寺庙在，老衲在。寺庙不在了，老衲就守着这片废墟。反正这把年纪了，去哪儿都一样。”
陈仁寿沉默。他知道劝不动。
“倒是你，”法师看着他，“你有什么打算？家也分了，寺里也待不住了，以后怎么办？”
陈仁寿想了想：“我还是行医吧。孙队长说，县里要成立联合诊所，正在招医生。我想去试试。”
“联合诊所？”法师点点头，“也好。医者仁心，在哪里都能救人。”
正说着，水生跑进来——他已经二十岁了，又高又壮，皮肤黝黑，眼神明亮。
“陈先生！法师！”他兴奋地说，“我分到田了！城南三亩水田！”
陈仁寿笑了：“恭喜啊。以后就是自耕农了。”
“嗯！”水生用力点头，“我有地了，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养活……”他脸一红，没说完。
陈仁寿明白。水生喜欢上了同村的姑娘，叫小翠，也是个苦命人，父母都在战乱中死了，一个人拉扯着弟弟妹妹。现在分了田，水生可以娶她了。
“好好过日子。”陈仁寿拍拍他的肩，“等安顿下来，我教你更多医术。你有天赋，以后可以当个好医生。”
水生眼睛亮了：“真的？陈先生还愿意教我？”
“当然。”陈仁寿说，“医术要传下去，才能救更多人。”
水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又想起什么，说：“对了陈先生，林掌柜……林静云同志，也分到绣庄了。”
陈仁寿一愣：“绣庄不是早就……”
“不是原来的绣庄。”水生解释，“是工作队把几家倒闭的绣庄合并，成立‘兴化刺绣合作社’，让林掌柜当技术指导。听说，还要把她评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分子’呢。”
陈仁寿松了口气。这就好。林静云的手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从宝严寺出来，他去了文峰塔。塔还是那样，破败，荒凉。但塔下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听孙队长讲话。
孙队长站在一个石墩上，挥着手臂：“乡亲们！封建社会的塔，是压迫的象征！我们要把它拆了，用这些砖瓦，给贫苦农民盖新房！”
台下有人鼓掌，有人犹豫。
陈仁寿挤进人群，举手：“孙队长，我可以说几句吗？”
孙队长看见他，点头：“陈医生，请讲。”
陈仁寿走上石墩，看着台下熟悉的面孔——有街坊，有病人，有他教过的学生。他清了清嗓子，说：
“乡亲们，我也赞成拆塔。”
台下哗然。谁都没想到，陈仁寿会这么说。
“但是，”他继续说，“不是为了盖新房，而是为了修水利。”
他指着远处的千垛田：“咱们兴化，靠水吃水，也怕水。这些年，水利失修，年年闹水患。拆了塔，用这些砖石，把北门的堤坝加固，把东门的水闸修好，这才是真正造福乡亲的事。”
孙队长眼睛亮了：“陈医生说得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同意！”
台下响起更热烈的掌声。有人喊：“陈先生说得对！修水利！”
陈仁寿松了口气。塔保不住了，但至少，它的砖瓦能用在实处。
他走下石墩，孙队长走过来，握住他的手：“陈医生，你有眼光。愿意来水利指挥部帮忙吗？我们需要懂水利又懂医药的人。”
陈仁寿摇头：“我还是想行医。不过，如果指挥部需要，我可以义务帮忙。”
“好！”孙队长拍拍他的肩，“联合诊所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去报到就行。好好干，新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二
联合诊所在城南，原是富商张家的宅院，三进院子，粉墙黛瓦，很气派。现在，前院做诊室，中院做药房，后院做宿舍。门口挂了个木牌，白底黑字：“兴化县第一联合诊所”。
陈仁寿去报到那天，是个阴天。秋雨绵绵，把青石板路洗得发亮。他撑着油纸伞，走到诊所门口，看见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捂着肚子的老人，有拄着拐杖的伤兵。
一个年轻姑娘在维持秩序，剪着齐耳短发，穿着列宁装，很干练的样子。看见陈仁寿，她问：“同志，看病吗？请排队。”
陈仁寿摇头：“我是来报到的。陈仁寿。”
姑娘眼睛一亮：“你就是陈医生？快请进！王主任等你半天了。”
她引陈仁寿进去。院子里，一个五十来岁、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正在捣药，看见他们，放下药杵，擦了擦手走过来。
“王主任，陈医生来了。”姑娘说。
王主任打量陈仁寿，点点头：“陈仁寿同志？欢迎欢迎。我是□□，诊所的主任。”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很温和。
“王主任好。”陈仁寿握手。
“你的情况，孙队长都跟我说了。”王主任引他往里走，“咱们诊所刚成立，缺人缺药，条件艰苦。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力给你创造好的工作环境。”
他们走进诊室。很简陋，几张桌子拼成诊台，上面放着听诊器、血压计、针灸包。墙上贴着人体穴位图和解剖图，纸张已经泛黄。
“目前有四个医生，”王主任介绍，“我算一个，老中医；还有两个西医，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加上你，就是四个。护士三个，加上小周——就是刚才那个姑娘，是卫生学校刚毕业的，算是我们的骨干。”
陈仁寿点点头：“需要我做什么？”
“你先熟悉环境，看看病例。”王主任从柜子里拿出一沓病历，“这些是最近接诊的病人，大多是常见病——感冒、腹泻、外伤。但也有棘手的，比如这个……”
他抽出一份病历：“血吸虫病。已经确诊三个了，都是从乡下转来的。这种病，咱们没特效药，只能缓解症状。”
陈仁寿接过病历，仔细看。血吸虫病，他知道，水乡地区常见，俗称“大肚子病”。虫子寄生在人体内，导致肝脾肿大，腹水，严重了会死人。日本人在的时候，这病就更猖獗——他们不管卫生，污水横流，寄生虫泛滥。
“我能看看病人吗？”陈仁寿问。
“在隔离病房。”王主任带他过去。
隔离病房在后院角落，很简陋，就一张床，一个马桶。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肚子鼓得老大，像怀胎十月，脸色蜡黄，呼吸微弱。
陈仁寿检查了一下，眉头紧锁。已经很严重了，肝脾都硬了，腹水明显。
“有家属吗？”
“有，他老婆在外面。”王主任说。
陈仁寿走出病房，看见一个妇人蹲在屋檐下，抹着眼泪。见他出来，妇人赶紧站起来：“医生，我男人……还有救吗？”
陈仁寿不忍心说实话，只问：“你们住哪儿？”
“刘家圩。靠河边。”
“平时喝生水吗？”
“喝……井水不够，有时候喝河水。”
陈仁寿明白了。血吸虫的宿主是钉螺，生活在河边浅滩。人喝了生水，或者下河干活，虫子就从皮肤钻进去。
“我给你开点药，缓解症状。”陈仁寿说，“但最重要的是，以后一定要喝开水，不要下河。”
妇人点头如捣蒜：“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陈仁寿开完药，心里沉甸甸的。这种病，防大于治。可怎么防？老百姓千百年来都喝河水，一下子改过来，谈何容易？
下午，他开始正式坐诊。病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大多是穷苦人，病拖了很久才来看。有个老农脚上生疮，已经溃烂化脓，发出臭味；有个妇女长期咳嗽，痰里带血，是肺痨；有个孩子高烧抽搐，是疟疾……
陈仁寿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小周在一旁帮忙，递器械，拿药，很麻利。她看陈仁寿诊病仔细，开药谨慎，忍不住问：“陈医生，你学过西医？”
“没专门学过，但这些年自己看了一些书。”陈仁寿一边写处方一边说，“中医治本，西医治标，各有长处。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那您会打针吗？”
“会一点。以前在寺里，跟部队的军医学过。”
正说着，外面传来喧哗声。一个汉子背着个老人冲进来，大喊：“医生！救命啊！”
陈仁寿赶紧过去。老人面色青紫，呼吸困难，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怎么回事？”他问。
“我爹……吃鱼，卡住了！”汉子急得满头大汗。
陈仁寿检查了一下，鱼刺卡在喉咙深处，已经刺破黏膜，有点出血。他当机立断：“小周，拿镊子和手电筒！”
小周很快拿来工具。陈仁寿让老人仰头，用手电照看，小心地用镊子夹住鱼刺，慢慢往外拔。老人的身体在颤抖，汉子紧紧按住他。
“出来了！”陈仁寿夹出一根两寸长的鱼刺，已经弯曲变形。
老人长出一口气，脸色渐渐恢复正常。汉子扑通跪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陈仁寿扶他起来：“以后吃鱼要小心，尤其是老人孩子。”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下午来看病的人更多了，都是听说新来了个“神医”，什么病都能治。陈仁寿哭笑不得——他哪是什么神医，只是经验多了些，胆子大了些。
忙到傍晚，病人才渐渐少了。陈仁寿累得腰酸背痛，坐在诊室里休息。小周端来一碗热水：“陈医生，喝点水。”
“谢谢。”陈仁寿接过，水温刚好。
“陈医生，您真厉害。”小周眼睛亮晶晶的，“我学校老师说，医生要有仁心仁术。您就是这样的医生。”
陈仁寿笑笑：“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正说着，王主任进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陈医生，你来一下。”
陈仁寿跟他到办公室。王主任关上门，叹了口气：“陈医生，有件事……得跟你说。”
“什么事？”
“你的成分问题。”王主任推了推眼镜，“虽然孙队长打过招呼，但县卫生局那边……还是有人提意见。说你是地主家庭出身，不适合在联合诊所这样的重要岗位。”
陈仁寿心里一沉：“那……”
“你放心，我是相信你的。”王主任说，“但程序上，你得写个思想汇报，说明你的立场，你为革命做的贡献。另外……工资可能要降一级，暂时按学徒工的待遇。”
陈仁寿沉默片刻，点头：“我明白。我写。”
“委屈你了。”王主任拍拍他的肩，“不过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你好好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办公室出来，天已经黑了。秋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陈仁寿撑起伞，慢慢往回走。
街上很静，只有雨声。路过四牌楼时，他停下脚步。牌楼还在，但匾额已经不一样了——“仁寿之征”那块匾旁边，挂了一块新匾，红底黄字：“人民万岁”。
新旧两块匾，在雨夜里沉默地对望。一块三百年，一块才几天。一块讲的是“仁”，一块讲的是“民”。它们能共存吗？陈仁寿不知道。
他想起祖父的话：“仁者不忧。”又想起孙队长的话：“为人民服务。”
也许，本质上是一样的。仁者爱人，为人民服务也是爱人。只是说法不同，时代不同。
他继续往家走。路过绣庄——现在叫“兴化刺绣合作社”，里面还亮着灯。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敲门。
门开了，是林静云。她瘦了些，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看见陈仁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你啊。快进来，外面冷。”
陈仁寿进去。作坊里，几个绣娘还在赶工，绣架上是一幅巨大的绣品——毛主席像，已经绣了大半，栩栩如生。
“这是给县政府绣的。”林静云低声说，“国庆节要挂出来。”
陈仁寿点头：“绣得真好。”
林静云引他到里间，给他倒茶：“听说你去联合诊所了？”
“嗯。今天第一天。”
“怎么样？”
“还好。”陈仁寿不想说那些烦心事，“病人多，忙。”
林静云看着他，眼神温柔：“你瘦了。要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雨声滴滴答答，敲在瓦上，敲在心上。
“静云，”陈仁寿终于说，“等……等一切都安顿好了，咱们……”
他没说完，但林静云懂了。她低下头，脸微微泛红：“嗯。”
“我成分不好，可能会连累你。”陈仁寿说。
“我不怕。”林静云抬起头，眼神坚定，“咱们都是凭手艺吃饭，凭良心做人。成分不好怎么了？只要心里干净，就不怕。”
陈仁寿心里一热，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柔软，指腹有薄茧，是常年刺绣留下的。
“再等等。”他说，“等形势稳定了。”
“嗯。”林静云点头，“我等你。”
从绣庄出来，雨小了些。陈仁寿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了些。虽然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至少，他不是一个人。
回到偏院，王得宝的娘端来一碗热粥：“陈先生，还没吃饭吧？我刚煮的，加了红薯，甜着呢。”
陈仁寿接过，粥很烫，香气扑鼻：“谢谢婶子。”
“谢啥。”王婶说，“您救过得宝他爹的命，咱们记着呢。以后有啥事，尽管说。”
陈仁寿喝着粥，心里暖洋洋的。是啊，他还有病人，有朋友，有静云。这就够了。
他拿出那本《金刚经》，翻开。这么多年，这本经书陪他经历了太多。每次困惑时，他都会翻开看看，虽然还是不懂那些深奥的佛理，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他渐渐懂了——不执着于得失，不困于过去，在每个当下，做好该做的事。
他吹灭灯，躺下。窗外的雨声渐渐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清辉洒进屋子，在地上投下一片朦胧的光。
明天，还要去看病人，还要去修水利，还要去面对那些不理解的目光。
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三
一九五二年，惊蛰。
兴化城外的千垛田里，农民们开始春耕了。牛拉着犁，在垛田上缓慢行走，翻起黑油油的泥土。白鹭跟在后面，啄食翻出来的蚯蚓和小虫。空气里有泥土的腥味，有牛粪的味道，还有早开的菜花淡淡的香气。
陈仁寿背着药箱，走在田埂上。药箱是旧的，牛皮已经磨损，露出底下的麻布。但他很爱惜——这是王得宝用自家牛皮给他做的，说是感谢他治好了他爹的风湿病。
药箱里装得满满当当：听诊器、血压计、针灸包、常用西药、自采的草药，还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个病人的情况。他现在的身份很特殊——不在联合诊所了，但也不是纯粹的“赤脚医生”。去年冬天，卫生局下发文件，说他“成分不清，立场不明”，不适合在公立医疗机构工作。王主任据理力争，没用。最后，陈仁寿主动辞职，说：“我当个游医吧，哪里需要去哪里。”
孙队长知道了，很生气，但也没办法。他给陈仁寿办了张“民间行医证”，算是默许了。于是，陈仁寿就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给那些看不起病的穷苦人治病。不收钱，或者只收点粮食、鸡蛋。有时候连粮食鸡蛋也不收——他自己有口粮田，虽然只有一亩，但精耕细作，加上王得宝家时常接济，也饿不着。
今天他要去刘家圩。那里血吸虫病最严重，他每隔十天就要去一次，给病人检查，发药，宣传卫生知识。
走到河边，他看见一群人在修水利——是文峰塔拆下来的砖石，用来加固堤坝。孙队长戴着草帽，卷着裤腿，和农民一起抬石头。看见陈仁寿，他招手：“陈医生！”
陈仁寿走过去。孙队长满脸是汗，但笑容灿烂：“来看看，这堤坝修得怎么样？”
陈仁寿看了看，确实结实多了：“孙队长辛苦了。”
“辛苦啥，为人民服务嘛。”孙队长擦擦汗，“对了，你那个‘水乡防瘟茶’，效果不错。我让各村都推广了。”
陈仁寿笑了。那是他去年琢磨出来的方子——鱼腥草、荷叶、芦根、金银花，都是水乡常见的草药，煮成茶，清热解毒，预防血吸虫病。虽然不能根治，但能增强抵抗力，减少感染。
“只是权宜之计。”陈仁寿说，“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还得治本——消灭钉螺，改善水质，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
“是啊。”孙队长点头，“但这得慢慢来。一步一步走嘛。”
正说着，一个农民跑过来，气喘吁吁：“孙队长！陈医生！不好了！王老栓他……他不行了！”
陈仁寿心里一紧。王老栓是刘家圩的病号，血吸虫病晚期，肝腹水严重，他一直用针灸和草药维持着。
“走！”他背起药箱就跑。
王老栓家住在圩子最里面，三间茅草屋，低矮破旧。屋里挤满了人，都是亲戚邻居。王老栓躺在炕上，肚子鼓得像面鼓，脸色青紫，呼吸微弱。
陈仁寿检查了一下，摇摇头：“不行了。肝肾功能都衰竭了。”
王老栓的老婆扑通跪下，抱着他的腿哭：“陈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他才四十五啊！”
陈仁寿扶她起来，低声说：“婶子，不是我不救，是真的……没办法了。”
屋里响起压抑的哭声。王老栓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八岁，都跪在炕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陈仁寿心里堵得慌。这种无力感，这些年他经历过太多次。医学有局限，生命有尽头，有些事，真的没办法。
他给王老扎针，缓解痛苦。又开了些安神的药，让家人煎了喂下去。王老栓慢慢平静下来，睁开眼睛，看见陈仁寿，嘴唇动了动。
陈仁寿凑近听。
“……陈医生……谢谢……”声音微弱得像蚊蚋。
陈仁寿握住他的手：“老王，别说话，好好休息。”
王老栓摇摇头，眼神渐渐涣散：“我……我要走了……孩子……拜托……”
他没说完，手垂了下去。眼睛还睁着，望着茅草屋顶，像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
屋里爆发出痛哭声。陈仁寿默默站起来，给王老栓合上眼睛。他从药箱里拿出一点钱——是他这个月仅有的积蓄，塞给王老栓的老婆：“婶子，给孩子买点吃的。”
女人推辞，陈仁寿硬塞给她，转身走出屋子。
屋外阳光很好，照在茅草屋顶上，金灿灿的。远处，千垛田里，农民们在劳作，牛在吃草，白鹭在飞。一切那么平静，那么生机勃勃。可就在这平静下面，死亡随时在发生。
陈仁寿坐在田埂上，点了一支烟——他不常抽，只有在特别难受的时候才抽一支。烟是劣质烟，呛人，但他深吸一口，让烟雾在肺里转一圈，再缓缓吐出来。
孙队长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也点了支烟。
“又走一个？”孙队长问。
“嗯。”陈仁寿声音沙哑，“晚期血吸虫，没得救。”
两人沉默着抽烟。春风吹过，带来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陈医生，”孙队长忽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拼吗？”
陈仁寿看着他。
“我家在山东，也是农村。”孙队长望着远方，“我爹就是得病死的，穷，看不起病，硬生生拖死的。我那时候就发誓，等革命成功了，一定要让穷人看得起病，不再像我爹那样……”
他顿了顿：“可现在，革命成功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像王老栓这样的，太多太多了。我心里……难受。”
陈仁寿深深吸了口烟：“慢慢来。总会好的。”
“是啊，慢慢来。”孙队长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但咱们不能等。能做一点是一点。你那个防瘟茶，我准备在全县推广。还有，我打报告了，申请建一个血吸虫病防治站，专门治这个病。到时候，你来当站长。”
陈仁寿一愣：“我？成分……”
“成分问题，我来解决。”孙队长说，“我调查过了，你祖父虽然是地主，但没做过坏事，还散过财，救过人。你本人更不用说，救的人比谁都多。这样的医生，不用，用谁？”
陈仁寿心里一热：“孙队长……”
“别说了。”孙队长摆摆手，“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他走了。陈仁寿坐在田埂上，久久不动。手里的烟烧到了手指，他才反应过来，掐灭了。
从刘家圩回来，天已经黑了。陈仁寿没回家，先去了宝严寺。
寺庙已经改成了“兴化县文化馆”，佛像搬走了，换上毛主席像和革命宣传画。但慧明法师还住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孙队长特批的，说老人家年纪大了，无儿无女，就让他住着吧。
陈仁寿敲门进去。法师正在油灯下看书，是《毛选》。看见陈仁寿，他笑了：“陈施主来了。”
“法师在看毛选？”
“嗯。新思想，要学习。”法师合上书，“老衲虽然老了，但心不能老。要跟上时代。”
陈仁寿坐下，把今天的事说了。法师听完，沉默良久。
“生死有命。”法师缓缓说，“你能做的，是让活着的人少受些苦，让死去的人走得安详。这就够了。”
“可是，还是觉得不够。”陈仁寿说，“要是能早发现，早治疗……”
“那就早发现，早治疗。”法师说，“你不是在研究新的诊断方法吗？”
陈仁寿点点头。他确实在研究——用中医的望闻问切，结合西医的检查手段，想在早期就发现血吸虫病。但进展很慢，缺设备，缺资料，缺支持。
“慢慢来。”法师说，“就像修堤坝，一块砖一块砖地垒。垒得多了，堤坝就成了。”
陈仁寿心里豁然开朗。是啊，一块砖一块砖地垒。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给一个病人看病，宣传一次卫生知识，研究一个新方法——都是在垒砖。虽然慢，但总有一天，堤坝会垒成。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法师，这个给您。”
法师打开，是一双新布鞋，纳得密密实实。
“静云做的。”陈仁寿说，“她说您鞋子破了，让我带给您。”
法师摸着布鞋，眼眶有点红：“静云姑娘……有心了。你们……什么时候办事？”
陈仁寿笑了：“等血吸虫病防治站建起来吧。现在太忙，顾不上。”
“也好。”法师点头，“好事不怕晚。”
从寺里出来，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陈仁寿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了些。虽然今天送走了一个病人，虽然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他心里那团火，还没灭。
回到偏院，王得宝的娘还在等他：“陈先生，吃饭了没？锅里给你留着饭呢。”
“谢谢婶子，我在外面吃过了。”陈仁寿说。
“那也吃点，今天炖了鱼汤。”王婶不由分说，端来一碗汤。
鱼汤很鲜，奶白色，撒了点葱花。陈仁寿喝着，心里暖暖的。
“对了陈先生，”王婶说，“今天有人来找你，说是……赵守义。”
陈仁寿手一抖，汤洒了一点：“他回来了？”
“嗯。瘦得不成样子，说是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想见你一面。我说你出诊了，他就走了，说明天再来。”
陈仁寿放下碗，心里五味杂陈。赵守义……他终于回来了。
三年了。三年前，解放军进城后，赵守义主动自首，交代了所有罪行。因为悔罪态度好，又检举了几个潜伏特务，被判了三年劳改。陈仁寿去看过他一次，在农场，他正在挖沟，又黑又瘦，但眼神清澈。他说：“仁寿，我在这里赎罪。等出来了，我要重新做人。”
现在，他出来了。他会变成什么样？能重新开始吗？
陈仁寿不知道。但他愿意相信，愿意给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一个机会。
他喝完汤，回到自己房间。点上油灯，拿出那个藤箱，翻出赵守义送的那幅“仁寿之征”拓片。拓片保存得很好，字迹清晰，笔画刚劲。
他想起十五年前，赵守义送他这幅拓片时说的话：“算是我提前送的贺礼。”
现在，贺礼还在，送贺礼的人，也要回来了。
命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但总有些东西，是割不断的。比如记忆，比如情谊，比如那句“振兴乡梓”的誓言。
陈仁寿把拓片收好，吹灭灯，躺下。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明天，赵守义要来。明天，还要去看病人。明天，还要继续垒砖。
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这条路，他要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直到堤坝垒成，直到病魔驱散，直到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有希望。
窗外的春虫在叫，一声一声，清脆，执着。
春天，真的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