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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我叫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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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宋也，今年二十七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会计事务所做审计。
这年头，审计这活儿招人恨。你查人家的账，人家放你像防贼。
干这行五年，我倒是练出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判断出对方是真心实意请你吃饭，还是想拿这顿饭堵你的嘴。
这本事搁在职场上叫专业素养，搁在家里叫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
手机亮了，我妈发来一条消息。没有文字，就一张图片。
点开来看，是一张记账单截图，字体是那种老式的华文楷书，粉色底纹，估计是哪个手机记账软件的模板。
上面写着：“小也，本月生活费已转至你卡内，明细如下：房租1500元，餐饮800元，交通200元，日用品300元，共计2800元。望合理开支，勿铺张浪费。”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锁屏，把手机扣在桌上。
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太低，我搓了搓胳膊。
对面的同事周姐正在跟女儿打电话，声音软得能掐出水：“宝贝想吃什么？妈妈下班给你带......草莓蛋糕？好好好，买最大的。”
她挂了电话，看见我在看她，笑着说：“小孩子嘴刁，草莓蛋糕非要那家私房烘焙的，六寸卖一百八，我跟她爸都舍不得吃。”
我说：“你对你女儿真好。”
周姐摆摆手：“就这一个闺女，不疼她疼谁？”
我笑了笑，没说话。
窗外的南京路车水马龙，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白晃晃的日光。
我想起一个词，叫“明码标价”。
小时候去菜市场，每个摊位前头都竖着个小牌子，写着品名和单价。猪肉多少钱一斤，青菜多少钱一把，明明白白，童叟无欺。你付了钱，拿走东西，两不相欠。
我妈给我的爱，也是这样明码标价的。
不能说不好吃，不能说不够吃 ，就是每一口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价码，让你吃的时候心里明白，这顿吃完，你是要还的。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从我六岁那年，我妈和我爸离婚开始吧。
1.
我对我爸没什么印象。
不是不记得，是没什么可以记的。
据说他是个木匠，在老家县城开了个家具作坊，手艺不错，人也老实。但我妈说他“没出息”，具体没出息在哪里，她没细说过。
只给过一个结论：“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亏本的事。”
亏本，她这词用得挺准的。
在我妈的语言体系里，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成本和收益来衡量。
结婚是投资，生孩子是成本，离婚是止损。
她说她这辈子做过最成功的投资，就是在我六岁那年离了婚，然后带我来了明谭。
来明谭之前，她跟我有过一次谈话。
那天下着雨，老家的房子采光不好，很暗，她坐在床边，我站在她面前。
她手里拿着笔和本子，表情很认真。
“小也，”她说，“妈妈带你到明谭去，那边开销大，你以后花的每一分钱，妈妈都会记下来。等你长大了，工作了，再还给妈妈。”
六岁的我不太懂“开销”是什么意思，但我听懂了“还”这个字。
我说：“好。”
她就真的开始记了。
那个本子是那种红色硬壳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工作手册”四个烫金字。
她在第一页写下日期，然后写：“宋也，火车票，硬座，75元。”
我凑过去看，问：“妈妈，硬座是什么？”
“就是坐着的票，没有床。”
“为什么不买有床的？”
“贵。”她顿了顿，又说，“等你以后挣钱了，可以把差价补上。”
六岁那年，我学会了一个词叫“差价”。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那个本子上记的不只是火车票。学费、伙食费、校服费、补习班费，甚至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记在上面。
每一笔都要日期、品名、金额，精确到分。
我妈对数字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执着。
她是会计，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了二十年的会计。她的世界里没有模糊地带，只有借方和贷方，收入和支出，资产和负债。
她把我归类为“长期投资”，把对我的付出归类为“待回收款项”。
听起来很冷血是不是？
但其实不是的。
她会给我做饭，会有接我上下学，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整夜不睡地守夜，要是生的大病还会悄悄抹眼泪。
她不是不爱我。
她只是——每一份爱都要标价。
就像超市里那些精美包装的进口水果，好吃是好吃，但你拿起它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那个价格标签。
你咬下去的每一口，都知道它值多少钱。
2.
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男生叫周词，他妈妈每天中午来送饭，保温桶里装着红烧排骨、清炒时蔬，还有一碗汤。
周词吃不完，就招呼我们一起吃。
有一次我忍不住说：“你妈妈做饭真好吃。”
周词说：“那当然，我妈最爱我了。”
他说“最爱”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用过“最爱”这个词来形容我妈。
我妈对我的感情，不是“爱”或者“不爱”这么简单。
它是一条打了无数个结的绳子，你不知道从哪开始解，索性就这么放着，任由它缠在一起。
小学六年级那年，学校组织春游，每人交八十块钱。
我回家跟我妈说，她正在客厅算账，桌上摊着一堆票据。
她没有抬头说：“可以，但是要从你的零花钱里扣。”
我那时候每个月有五十块钱零花钱，扣掉八十块，意味着我要倒欠三十块。
“倒欠”这个词也是她教我的。她说，花的钱超过了你的额度，就是倒欠。倒欠的钱要记在账上，以后还。
我说：“可是春游是学校组织的，不是我自己要花的。”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学校组织的也是你在花。你吃的东西玩的项目，不都是你在享受吗？享受就要付出代价。”
我那时候十一岁，已经学会了不在这种事情上跟她争辩。
争辩没有用，她是一个永远有道理的人。
不是因为她的道理多么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她是妈妈，我是儿子，在这个不对等的关系里，她拥有定价权。
这个词也是她教我的。她说在商业谈判中，谁拥有定价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她掌握着所有的主动权。
春游那天，别的同学都在买零食、买饮料、买纪念品，我什么都没买。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我突然不想花了。
我觉得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加深那个本子上的数字。
那个数字像一棵树，从我六岁那年种下，每一年都在长高、长粗、长出新的枝桠。
我不知道它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在这棵树下还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