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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沙龙与木心 从庐山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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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庐山回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水声——是山涧里那种哗哗的、清澈的、永不停歇的水声。我在雾里走啊走，想找到那水声的源头，可怎么也走不到。雾越来越浓，水声越来越远，最后，连那水声也消失了，只剩下无边的、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我便醒了。
醒来时，总是一身的汗。窗外的天，有时已经亮了，有时还是黑的。我便睁着眼，望着天花板，想着那雾，那水声，想着那两个消失在雾里的身影。
那只草编的蜻蜓，我一直留着。放在枕头底下，睡前总要摸一摸。那颗红色丝绳穿的白珠子，我用一根细绳穿了，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它们成了我和那座山之间，唯一的联系。
可日子，还是要过的。
我回了学校，继续念书。同学们依旧吵吵闹闹的，老师们依旧在讲台上讲那些我听不大进去的课。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因为我心里，有了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叫做“想”。想一个人，想一件事，想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这个秘密，我不能和任何人说。它是我一个人的，像那雾，像那水声，只属于那座山，那个夏天，那个十六岁的我。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两年后，我考上了大学。
那所大学，在上海的西郊，校园很大，有很多树，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样式古老的建筑。报到那天，母亲送我到校门口。她站在那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把我领口那颗白珠子，往里塞了塞，让它贴着我的胸口，不让别人看见。
“好好念书。”她说。和两年前林雪说的一样。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那扇大门。
走出几步，忍不住回头。她还站在那里，在九月的阳光下，显得那么小，那么孤单。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她独自望着镜子的背影。心里忽然一酸，几乎想跑回去，抱住她。可我没有。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了她一眼，然后，又转身，继续往校园深处走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母亲那样站着。后来，她再送我，便只是送到弄堂口，或者楼门口，不再送到校门口。再后来，便不需要她送了。因为我已长大，她已老去，而我们之间，也隔了越来越厚的、看不见的东西。
可那一刻，我不知道这些。我只是一个刚进大学的新生，站在人生的门槛上，面前是一条崭新的、不知道通向何方的路。
而那条路，很快便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我从未见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
那地方，不在校园里。
是在校园附近一条僻静的、种满法国梧桐的弄堂里。弄堂很深，尽头是一栋老式的花园洋房，灰色的，三层，带着一个荒芜了的花园。我第一次去，是一个秋天的傍晚。
带我去的人，是我新认识的同学，叫陈勉之。
陈勉之是我的室友，比我大几岁，据说是从北京来的，家里有些来历。他很少谈自己的事，只是偶尔会冒出一些让我听不懂的话，什么“家父在北平的时候”，什么“先师某某先生”，说得轻描淡写的，却让人觉着，他背后，藏着很多故事。
他是第一个主动和我说话的人。
报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窗前，望着窗外那棵梧桐树发呆。他推门进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一个人？发什么呆呢？”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摇摇头。
他走过来，在我旁边的床上坐下，顺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说：“这树好看。秋天叶子黄了，落下来，铺一地，更好看。”
我点点头。
他转过头，看着我，忽然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事？”
我一惊，抬起头，正对上他的目光。那目光，不锐利，却很深，像能看见你心里藏着的东西。
“没……没有。”我说。
他笑了笑，不再问。只是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吃饭去。学校食堂的饭，难吃得要命，可总得吃。”
从那以后，他便常常带着我。吃饭，上课，散步，有时也去学校外面，那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他仿佛什么都知道，知道哪条弄堂里有最好吃的生煎，知道哪家旧书店能淘到绝版的书，知道哪个公园的角落里，有一棵三百年的银杏树。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有一回，我忍不住问。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得意，又像是别的什么。
“没什么，”他说，“只是在北京的时候，跟着家里人，走过的地方多些。”
我便不再问。
直到那个秋天的傍晚。
那天下午，上完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问我吃什么，去哪儿。他只是看着我，说：“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他想了想，说：“一个老先生家。他每周末有个沙龙，几个朋友聚聚，喝茶，聊天，听音乐。你愿意去吗？”
沙龙。这个词，我只在书里见过。它让我想起外公书房里的那些下午，那些穿着长衫、慢条斯理地说话的客人。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另一个时代的事。这个时代，还有沙龙？
我点点头。愿意。
于是，我们便去了。
走过那条长长的、种满法国梧桐的弄堂，走到那栋灰色的、带着荒芜花园的洋房前。门是虚掩着的，陈勉之轻轻一推，便开了。门里是一条昏暗的走廊，尽头有光，有声音传出来。不是说话的声音，是音乐。一种我从没听过的音乐，低低的，沉沉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着一把大提琴。
我们顺着走廊，走到那光的源头。
是一间客厅。
客厅很大，却塞得满满当当的。靠墙是一排排书架，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塞满了书。书架前面，是几张样式各异的沙发、椅子，有皮的，有布的，有藤的，有新有旧，挤挤挨挨地围成一圈。墙上挂着几幅画，我看不懂，只觉得颜色暗暗的，和这客厅的灯光一样，昏黄而温暖。
客厅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藤椅里，闭着眼，似乎在听音乐。一个穿旗袍的中年女人，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暮色。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挤在一张小沙发上，头靠得很近，小声地说着什么。还有几个人，散坐着，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发呆，有的只是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做。
那音乐，是从墙角一架老式的留声机里传出来的。黑色的唱片，在唱针下慢慢地转着，发出那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而悠长的声音。
陈勉之轻轻拉了我一下，示意我坐在一张空着的藤椅上。他自己则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靠在书架边上，翻看起来。
我便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像一个误闯入别人领地的、不知所措的闯入者。
那音乐，还在继续。它不像我平时听过的任何音乐。没有欢快的节奏，没有动人的旋律，只是一些低沉的、缓慢的、仿佛在沉思的声音，一声一声地，从留声机里流出来，充满了整个房间，也充满了我的心。我听着，渐渐地，便忘了自己是坐在哪里，忘了那些陌生的人，忘了紧张和不安。我只是听着，听着，让那声音，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没有名字，没有形状，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深沉的静。
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停了。
留声机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然后，有人走过去，将那唱针抬起来，关掉了机器。
客厅里，一片寂静。
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来。
“新来的小朋友？”
那声音，低低的，缓缓的，带着一点沙哑，却又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我循着声音望去，是壁炉旁边那张藤椅里，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已经睁开了眼睛，正看着我。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他笑了笑，那笑容，让他的脸，一下子生动起来。那是一种经历过很多、却依旧温和、依旧宽容的笑。像秋天的阳光，不热烈，却温暖。
“叫什么名字？”他问。
“沈念知。”
“沈念知。”他轻轻念了一遍，点点头，“好名字。念知。知道什么？”
又是这个问题。和林雪问的一模一样。
我一愣，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又笑了笑，说：“不知道也没关系。慢慢就知道。”
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过来坐。别拘束，都是自己人。”
我挪过去，坐在他旁边。他便和我聊起来，问我从哪里来，念什么系，喜欢读什么书。他的问题，都很简单，可每一个，都问得恰到好处，让我愿意回答，也愿意多说几句。不知不觉间，我竟说了很多，多到连自己都有些惊讶。
那穿旗袍的中年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坐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声音也是低低的，柔柔的，带着一点点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
那两个挤在小沙发上的年轻人，也停止了小声说话，抬头看着我。那女孩，长得很好看，眼睛很大，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好奇的、毫无防备的神情。那男孩，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瘦瘦的，有些腼腆，看人一眼，便低下头去。
不知是谁，又放上了另一张唱片。这一次，不是大提琴，是钢琴。那声音，比刚才轻快些，却依旧带着一种沉思的、悠远的味道。
天色，渐渐地暗了。有人点起了灯。那是几盏带着旧式灯罩的台灯，昏黄的光，落在那些书脊上，落在那些人的脸上，落在那些暗色调的画上，让整个客厅，仿佛沉入了一片温暖的、与世隔绝的海底。
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记得离开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走出那栋房子，走进那条长长的弄堂，月亮正圆，月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走在那些影子里，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的满足。
那个老人，后来我知道，叫陈先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来历。只知道他早年留学法国，学过画，也写过诗，后来回国，便一直住在这栋老房子里，深居简出。来他这沙龙的人，有学生，有老师，有画家，有作家，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也有什么也不喜欢、只是喜欢这里的安静的人。陈先生从不问来历，也不问去由。你来，他便欢迎；你走，他便相送。不多话，不热情，却让人觉着，这世上，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必解释，不必掩饰，不必防备。
那个地方，便是我的“庐山”。
我的第二座山。
从那以后，我便成了陈先生沙龙的常客。
每个周末的傍晚，我都会穿过那条长长的弄堂，走进那栋灰色的洋房，走进那个永远温暖、永远安静、永远有音乐和书香的客厅。有时陈勉之也去，有时我一个人去。去那里，已经不需要人带了。
陈先生总是在的。坐在壁炉旁边那张藤椅里，有时看书，有时听音乐，有时只是闭着眼，不知在想什么。我来，他便点点头，算是招呼；我走，他也点点头，算是送别。中间那些时间，我可以做任何事——看书，听音乐，和别人聊天，或者只是坐着发呆。他都由着我，从不干涉，也从不打扰。
那种感觉，很奇怪。从小到大，我去过很多地方，可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如此自在。在外公家，我是客人，要守规矩；在姨母家，我是孩子，要听话；在学校里，我是学生，要尊师。可在这里，我只是我。一个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不需要承担任何期待的、纯粹的我。
那个穿旗袍的中年女人，叫沈阿姨。她是陈先生的远房亲戚，也住在这栋房子里，照顾陈先生的起居。她话不多，却总是默默地做很多事——煮茶，端点心，收拾杯子，调整灯光。有时她会在我们聊天时插一两句，说的都是些平常的话，却总能在恰当的时候，让气氛变得更融洽。她看人的目光，是柔和的，却也是敏锐的，仿佛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那两个挤在小沙发上的年轻人，男的叫赵希文，女的叫方晓棠。他们是一对恋人，都是学画的。赵希文话少，总是低着头，画些我看不懂的速写。方晓棠话多，却也不吵，总是叽叽喳喳地讲他们在学校里的趣事，讲他们看见的展览，讲他们喜欢的画家。她讲的时候，赵希文便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很温柔的光。那时我便想，被这样看着，一定是很好的事罢。
还有其他人，来来去去的，有些常来，有些偶尔来。有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中年人，穿着很旧的中山装，戴着厚厚的眼镜，话极少，却总是在角落里，用一种很专注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有一次，我忍不住问陈先生，他是谁。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一个可怜人。”便不再说了。我也就不再问。
陈先生自己，很少说话。可他一开口，便值得听。
有一次，有人问他：“陈先生，您学了这么多年画，画了这么多年，您觉得，什么是好画？”
他想了想，说：“能让你看第二眼的画，就是好画。”
那人有些失望，说：“就这么简单？”
他笑了，说：“不简单。这世上的画，大部分，你看一眼，便不想再看第二眼了。能让你看第二眼的，已经很少。能让你看一百眼、一千眼、一辈子都在看的，便是大师。”
又有一次，有人问他关于诗的问题。他说：“诗是什么？诗是把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把看不见的东西，让人看见。”他顿了顿，又说，“可最难的是，说出来之后，还留着那说不出来的东西；让人看见之后，还留着那看不见的东西。”
这些话，我当时听不大懂，却牢牢地记住了。很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才慢慢明白，他说的，不只是画，不只是诗，是一切艺术，也是一切记忆。我们回忆过去，不也是如此么？把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说出来，让人看见。可说出来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那沉在水下的、真正庞大的东西，永远说不出来，也永远看不见。而那说不出来、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在陈先生的沙龙里，我渐渐学会了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从前我看世界，只是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花是花。可在这里，我开始学会，在看的背后，还有看。看见那山背后的雾，那水底下的石头，那花开之前和之后的、漫长的沉默。
我开始学会，在听音乐的间隙，听那静。在翻书的沙沙声里，听那时间的流逝。在和人说话的当口，听那些没说出来的话。
我开始明白，庐山上的那场雾，为什么一直散不去。因为那雾，不是雾。是我心里那些说不出来的东西，是我和那两个女孩之间，那些看不见的、却永远存在的东西。
有一天傍晚，沙龙散了，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陈先生。
他依旧坐在那张藤椅里，望着窗外的暮色。我坐在他旁边，不知该走还是该留。
他忽然开口了。
“你心里有事。”他说。不是问，是陈述。
我一愣，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格外远。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说，“你心里，有一座山。那山上，有一场雾。那雾里，有什么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说对了。全对了。
他没有再问。只是伸手，从旁边的茶几上，拿起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
“看看这个。”他说。
我接过来，是一本诗集。封面已经很旧了，边缘有些磨损，可那书名，还看得清——《云雀叫了一整天》。
作者，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木心。
“他是谁？”我问。
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一个朋友。一个很多年前的朋友。”
他顿了顿，又说：“他写的诗，有一首，你或许会喜欢。”
他接过书，翻到某一页，递给我。
我低头看。那首诗很短，只有几行：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我看了很久。看着那些字，一个一个地，沉进心里。
“懂吗？”陈先生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很深的、我看不懂的东西。
“慢慢就懂了。”他说，“慢慢就懂了。”
那本诗集，我借了回去。一遍一遍地看，看到有些诗，几乎能背下来。
木心。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谜。一个我想解开的、却怎么也解不开的谜。
他是谁？他写过什么？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陈先生说起他时，眼睛里会有那种我看不懂的光？
我问过陈勉之。他也不知道。只是说，好像听人提起过，是个很老的诗人，早年很出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
我又问过沈阿姨。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有些事，不要问。问了，也没答案。”
我便不再问。
可那个名字，那首诗，那些字，却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开始留意一切和诗有关的东西。开始读更多的诗，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开始在那些诗里，寻找一种东西。一种我说不清的、却隐隐感觉到的东西。
那东西，是什么？我那时不知道。现在，垂暮之年，我终于知道了。
那东西，叫做“美”。一种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个人悲欢的、纯粹的美。它藏在那些诗里，藏在那些画里，藏在那些音乐里，也藏在记忆的最深处。它是唯一能对抗时间的东西，是唯一能让那些逝去的时光，重新活过来的东西。
木心懂这个。陈先生也懂这个。而他们，在教我，让我也慢慢懂得这个。
那个秋天，那个冬天，那个春天，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陈先生的沙龙。
在那里，我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音乐，看了很多画，也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学会了“看”。
看一幅画，不是只看它画了什么，而是看它怎么画。看那颜色，那线条，那光影，那留白。看在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背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听一首曲子，不是只听它的旋律，而是听它背后的东西。听那静，那动，那悲，那喜，那一切说不出来的、却都在那里的东西。
读一首诗，不是只读它的字面，而是读它字与字之间的缝隙。读那些没说出来的话，那些藏在字背后的、沉默的声音。
学会了这些，再看这世界，便不一样了。
看那梧桐叶子落下来，不再只是叶子落下来。看见的是那叶子的一生，从春天的嫩绿，到夏天的深绿，到秋天的枯黄，到最后，轻轻地、静静地，落在地上，归于尘土。看见的是那叶子落下时的姿态，是旋转，是飘摇，是不舍，也是释然。
看一个人，也不再只是看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言行。看见的是他背后的故事，是他走过的路，是他心里藏着的东西，是他想说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
这样的看，让世界变得更深，更厚，也更重。可也让我，更懂这世界，也更懂自己。
有一天，在沙龙里，我忽然想起了庐山上的那个下午。林雪坐在涧边那块大石头上，望着流水，说“习惯了”。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懂了她为什么那么远，那么静，那么孤单。因为她也是这样的人。一个会“看”的人。一个看见了太多、却说不出来的人。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的人。
而唐雪，不是。唐雪是活在阳光里的人，是活在此时此地的人，是不会回头看、也不会往前想的人。她是好的，是明亮的，是让人快乐的。可她不会懂，林雪心里那些层层叠叠的东西，那些说不出来的、却一直都在的东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爱的人，是谁。
不是唐雪。
是林雪。
可她已经不在了。消失在庐山那场越来越浓的雾里，消失在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里，消失在我十六岁的天空里。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刀，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可奇怪的是，那疼，竟然也是好的。因为它让我知道，我活过。那个夏天，真的活过。那座山，那两个女孩，那一切的一切，真的活过。
它们不是梦。
它们是记忆。
而记忆，是唯一能对抗时间的、永恒的东西。
那个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沙龙里的人很少。只有陈先生，我，还有几个常客。大家散坐着，各自看书，听音乐，偶尔聊几句天，气氛慵懒得像一只午后打盹的猫。
门忽然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很旧的灰色中山装，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已经花白了，却梳得一丝不苟。他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来，只是看着我们，目光有些迟疑。
我认出他了。就是那个每次来都躲在角落里、用专注的目光看每一个人的“可怜人”。
陈先生抬起头，看见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那光，很快便消失了，只剩下温和的、淡淡的笑容。
“来了？”陈先生说，“进来坐。”
那人点点头，走进来，在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和往常一样，不说话，只是看着。
那天的话题，不知怎么的，转到了旧事上。有人问起陈先生早年在法国的经历，问起他见过的那些画家、诗人。陈先生便慢慢地讲起来，讲他在巴黎的那些年，讲他认识的几个人，讲他看过的展览，听过的音乐会。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缓缓的，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让你觉着，那些遥远的、早已逝去的事，又活了过来。
讲到一半，他忽然停住了。
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身上。
“老周，”他说，“你还记得那个谁吗？”
那个叫老周的人，身体微微一震。他抬起头，看着陈先生，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陈先生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记得你写过一首诗，”陈先生说，“写的是……一个人。”
老周的脸，忽然白了。
他站起身，嘴唇剧烈地抖动着，仿佛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然后，他转过身，踉跄着，几乎是跑着，冲出了门。
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
客厅里，一片寂静。
没有人说话。只有那留声机，还在放着音乐，是一首很慢的、很忧伤的曲子。
陈先生望着那扇门，很久很久。然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可怜人。”
那天之后，老周再也没有来过沙龙。
我问过沈阿姨，他是谁。沈阿姨摇摇头，说：“别问了。有些事，不知道，对你好。”
可我还是想知道。那个躲在角落里、用专注的目光看每一个人的、可怜的人，他到底是谁？他写过什么诗？他为什么一听到那句话，便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从别人那里，断断续续地听说了老周的故事。
他年轻时，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写过很多诗，发过很多文章，是那个时代最被看好的年轻作家之一。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一个不该爱的人。那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他们的爱情，持续了几年，最后，以悲剧收场。那女人死了。他疯了。后来，疯病好了，可诗，再也写不出来了。他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在机关里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一个再也不会写诗的人。
他来陈先生的沙龙，或许是想找回什么。可什么也找不回来了。那首诗，那个名字，那一段过往，都只能藏在角落里，永远不能见光。
而陈先生那天，是不小心，还是有意，提起了那首诗，那个名字？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从那以后，陈先生的沙龙里，少了一个人。一个永远躲在角落里、用专注的目光看着我们、却从不说话的、可怜的人。
他消失在了那扇门后面。和庐山上的那两个女孩一样，消失在一个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那个夏天，陈先生的沙龙，我依旧每周都去。
可有些东西，变了。
不是因为老周。是因为我自己。
我学会了“看”。学会了在那安静的客厅里，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低沉悠扬的音乐里，看见更多的东西。看见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眼睛里的光。看见陈先生偶尔望向窗外的、长长的凝视。看见沈阿姨端着茶进来时，脚步的轻重缓急。看见那些书脊上的烫金字，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也看见自己。
看见那个曾经在庐山上的、十六岁的自己。看见他站在雾里，望着那个白色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看见他坐在教室里，心里却一直萦绕着那座山、那个夏天。看见他第一次走进这栋灰色洋房时，那份紧张、不安，却又隐隐期待的心情。
那个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会看的人。一个会想的人。一个会怀念的人。一个会疼的人。
可这疼，也是好的。因为它让我知道，我活着。我真的活着。
有一天傍晚，沙龙散了，我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陈先生还坐在那张藤椅里，望着窗外。暮色正浓，把他的侧影，勾成一道沉沉的、孤独的轮廓。
和很多年前，外公坐在黄昏里的那个侧影，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
走在那条长长的、种满法国梧桐的弄堂里，我想起外公，想起母亲，想起姨母家的花园，想起庐山上的雾，想起陈先生，想起那个永远躲在角落里的、可怜的人。
他们都活在我的记忆里。和我一起，走在这暮色里，走在这条回家的路上。
而我，正在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活在记忆里的人，一个被记忆塑造的人，一个终将也成为别人记忆的人。
第六章，就这样结束了。
可我知道，陈先生的沙龙，还会一直在我心里开着。那昏黄的灯光，那低沉悠扬的音乐，那些来来去去的人，那些书，那些画，那些诗，那些永远说不出来的、却一直都在的东西——它们都会一直开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那是我学会“看”的地方。
那是我成为我自己的地方。
窗外，又是黄昏。
我放下笔，望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红的天。远处的楼群，在天色的映衬下，变成了一排排沉沉的、黑色的剪影。和那一年，我走出陈先生沙龙时看见的暮色，一模一样。
只是，那个灰色的洋房，那条长长的弄堂，那些种满梧桐的路——它们早已不在了。拆了，盖了新楼，变成了陌生的模样。陈先生，也早已不在了。沈阿姨，赵希文，方晓棠，还有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可怜的人——他们都不在了。
可我闭上眼睛，他们还在。
陈先生还坐在那张藤椅里，望着窗外。沈阿姨还端着茶，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赵希文和方晓棠还挤在那张小沙发上，头靠得很近，小声地说着话。那留声机里，还放着那首低沉的、悠长的大提琴曲。
而我，还坐在那儿，在昏黄的灯光下，翻着那本薄薄的诗集，一遍一遍地读那几句诗：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可那个人，她还在吗？她还在那场雾里吗？她还在那座山上吗？她还在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里吗？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我这一生，只爱过那一个人。那一个消失在雾里的、白色的背影。
这就够了。
因为记忆里，她永远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