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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年 他闭上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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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三年
澳门的第三年，王小千已经不数日子了。
凼仔的赌场后面有一条街，窄得只够两个人并排走。街尽头是一间铁皮屋，他住在那里。房租便宜，便宜到每个月交租的时候房东都不好意思看他。铁皮屋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柜，但有一个好处——屋顶是平的，晚上可以爬上去坐着。
他经常坐在屋顶上。
凼仔的夜景和深水埗不一样。深水埗的夜是挤出来的，旧楼和旧楼之间漏出光，招牌叠着招牌，大排档的烟火气从街头窜到街尾。凼仔的夜是散开的，赌场的霓虹灯把半边天映成金色，剩下的半边是海，黑沉沉的，偶尔有一艘船经过，灯很小，像一根火柴在很远的地方划了一下。
他坐在屋顶上喝啤酒。澳门啤，苦味很重，后劲有一点甜。喝到第三罐的时候，手机震了。
是他母亲。
“你老豆入院了。”
他把啤酒放下来。铁皮屋顶被夜风吹得微微发颤，啤酒罐底和铁皮之间发出细小的摩擦声。
“几时的事。”
“前日。唔严重，血压高，晕低咗。而家稳定了。”
他握着手机，没有说话。母亲也没有说话。两个人隔着海，听着彼此的呼吸声。他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不坏。父亲是码头工人，一辈子在葵涌货柜码头开吊机，回家的时候身上永远带着柴油和海风的味道。小时候他以为所有父亲都是这个味道。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辛苦的味道。
“你返唔返来。”母亲问。
他想了想。“返。”
挂掉电话之后，他又开了一罐啤酒。海风从凼仔西岸吹过来，把赌场的霓虹灯吹得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他想起三年前离开香港的那个晚上。深水埗的雨，北河街坏掉的路灯，便利店的阿姐递过来的冻柠茶，五楼窗口那个人影。
那个人影朝他喊了一声。雨太大了，他没听清她喊的是什么。
后来他在地铁上收到那条消息。“澳门几时返。”他回“唔知”。回完之后地铁刚好开出荔景站，信号断了，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屏幕上的发送圆圈转了又转，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已读。
她没再回。
那一晚之后，他们没有再讲过话。
不是她没找他。是她找过一次。
他到澳门之后的第三个月，她发过一条消息。很长的一段话，说他落在深水埗的工具包她收好了，说藤椅没有再松过，说便利店的阿姐问她他去哪了，说她母亲炸鱼蛋的时候问起他。
他看了三遍。然后打了两个字——“多谢。”发送之后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铁皮屋顶上，扣了很久。翻过来的时候，对话框里多了一个已读。没有回复。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凼仔的夜风把他手里的啤酒吹得温热。他把最后一口喝完，捏扁罐子，从屋顶上爬下来。铁皮屋的灯没开，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见墙上挂着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洗不掉的油漆印和机油渍，还有一道从肩膀到袖口的撕裂缝，是他自己用鱼丝线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一条蜈蚣趴在袖子上。
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天花板上没有裂缝。铁皮屋的天花板是一整块铁皮，平滑的，冰凉的，什么都没有。
他忽然想起深水埗那间唐楼的天花板。那道从角落蔓延到灯座的裂缝。他修了那么多次灯泡，每一次仰起头都能看见它。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它的走向。
不知道那道裂缝现在爬到哪里了。
香港的十二月，维港的风是湿冷的。
王小千站在伊利沙伯医院的走廊里，等着母亲办出院手续。走廊很长，日光灯把墙壁照成惨白色，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煮过头的粥的味道。有人推着轮椅经过，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轮椅上坐着一个阿婆，腿上盖着毛毯，手里攥着一个橙子。
父亲坐在走廊尽头的轮椅上，比他记忆中瘦了很多。码头工人的肩膀本来是宽的，现在那副宽肩膀缩了下去，像一副被海水泡了太久的木头架子。工作服换成了病号服，蓝白条纹的，领口大得露出锁骨。
“返咗来。”父亲说。
“系。”
父亲没有再说话。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京士柏的山坡，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场，墓碑在冬日的阳光下反着白光。码头工人看了一辈子海，老了之后看坟场。
他母亲办完手续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父亲的换洗衣物和药。她比三年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没有染。额头上多了一块老人斑，褐色的，像一滴酱油落在抹布上。
“走啦。”她说。
推着轮椅往外走的时候，他母亲的手机响了。她拿出来看了一眼，按掉了。屏幕暗下去之前，他看见上面的日期。
十二月十八日。
他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三年前的今天，他站在深水埗那间出租屋的门口，蹲在黑暗里，听见她在里面哭。铜喇叭里周星星的声音唱完最后一句，唱针空转着，一声一声。后来门开了，她站在门口，脸上全是眼泪。他把那张五线谱从口袋里掏出来，她蹲下去捡，蹲了很久。
三年了。
他把父亲从轮椅上扶起来，搀进出租车。父亲的手臂很细，握上去全是骨头。码头工人的手臂本来应该是粗的，能扛起一百斤的货柜。现在连自己的身体都扛不住了。
“去边度食饭。”母亲问。
“随便。”
“深水埗开咗间新茶楼，去试下。”
他看了母亲一眼。母亲没有看他，正低着头把父亲的药从塑料袋里拿出来，一盒一盒放进随身的布袋里。
“好。”他说。
深水埗还是那个深水埗。
北河街的路灯修好了。坏掉的那两盏换了新的，白光，比原来亮了很多，把整段路照得白花花的，连路面上的坑洼都照得清清楚楚。便利店的招牌换了，不再是原来那块红底黄字的，换成了蓝底白字，崭新得刺眼。
阿姐还在。她站在柜台后面，正往报架上摆报纸。看见他推门进来，愣了一下。然后她从冰柜里拿出一杯冻柠茶，放在柜台上。
“走甜。”她说。
王小千接过来。杯壁上挂着水珠，冰凉从掌心传上来。他喝了一口——少甜。
阿姐记得。
“几时返来嘅。”阿姐问。
“今日。”
“留几耐。”
“过两日走。”
阿姐点了点头，没有问他在澳门做什么，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走的时候放下一张红衫鱼。她只是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串鱼蛋，淋了甜酱递给他。“庙街嘅。而家我同佢阿妈入货。”
他接过来咬了一口。鱼蛋外皮炸得酥脆，里面弹牙，甜酱顺着嘴角往下淌。庙街的味道。三年了，还是这个味道。
“佢呢排点。”他问。
阿姐没有立刻回答。她把报架上的报纸摆整齐，把最上面那份娱乐版的边角折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
“你走咗之后，佢落嚟买过好多次冻柠茶。每次都企喺门口饮，饮完好耐先走。”阿姐停了一下。“后来有一次，佢企喺门口，睇住对面马路。我望出去，对面企住一个人。”
“边个。”
“周星星。”
王小千握着冻柠茶的手没有动。
“佢企喺对面好耐。冇行过嚟。佢身边企住个女人，抱住个细路仔。个女人系李雨桐，个细路仔大概两岁几，生得同周星星一模一样。佢哋企咗一阵，然后上咗的士。刘欣悦企喺便利店门口，睇住的士走。的士转咗弯之后，佢仲企喺度。我出去问佢要唔要入嚟坐，佢话唔使。佢话——佢话佢只系想企多一阵。”
便利店的日光灯嗡嗡地响。冻柠茶在王小千手里慢慢变温了。
“之后呢。”他问。
“之后佢照常落嚟买冻柠茶。照常企喺门口饮。照常饮完好耐先走。好似乜都冇发生过。”
王小千把冻柠茶喝完。杯底剩下几块化了一半的冰，他把杯子放在柜台上。
“唔该阿姐。”
“你唔去见佢？”
他没有回答。推开门走进北河街的日光里。
三年了，深水埗的太阳还是从旧楼缝隙之间漏下来。照在那些堆满货物的铁皮棚顶上，照在路边摊冒着热气的蒸笼上，照在来来往往的为了生活奔忙的人脸上。
他站在街角，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窗帘拉着。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茶楼。
茶楼在桂林街转角，新开的，招牌上写着“深水埗茶居”。他推门进去，母亲和父亲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父亲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毯，正在用发抖的手夹一只虾饺。
他走过去坐下。
“你老豆只手而家成日震。”母亲说。“医生话血压高影响嘅。”
他看着父亲的手。那双开了四十年吊机的手，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现在连一只虾饺都夹不稳。虾饺从筷子间滑落，掉在桌上，父亲又去夹，又滑落。第三次的时候他伸手把虾饺夹起来放进父亲碗里。
父亲没有看他。只是把那只虾饺夹起来吃了，嚼得很慢。
“你喺澳门点。”母亲问。
“几好。凼仔起新酒店，工开唔完。”
“有冇识到人。”
“冇。”
母亲没有再问了。她给父亲舀了一碗粥，把粥面上的葱花一粒一粒挑出来。父亲不吃葱花。他记得。他母亲记得。有人记得了一辈子。
茶楼外面，深水埗的人潮涌来涌去。卖菜的把菜车推过桂林街，卖鱼的在街边支起红色的塑料盆，鱼在盆里游来游去，不知道快要死了。有人在大声讲价，有人在骂孩子乱跑，有人蹲在骑楼下吃盒饭。
他坐在这片嘈杂里面，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年前，他最后一次站在刘欣悦楼下。她推开门，手里拿着那杯已经不冻的冻柠茶。他站在门框边，跟她说他要走。日光灯闪了三下，灭了。黑暗中他看见她的眼睛亮着，像维港每晚八点准时亮起的灯。
他当时想，如果她叫住他，他就不走。
她没有叫住他。
后来在地铁上，他收到那条消息。“澳门几时返。”他回了“唔知”。回完之后他想，如果她再问一次，他就告诉她。
她没有再问。
茶楼的门被推开了，一阵风灌进来。他抬起头。不是她。
晚上他把父亲送回住处之后，一个人走到了庙街。
庙街的夜市正热闹。算命摊的阿伯还在，尼龙布换了新的，红色，上面印着“祖传算命”四个字。卖唱片的摊子还在，邓丽君和陈百强的脸并排放在一起，封面上蒙着一层灰。美都餐室的霓虹灯还在，红光把半条街染成暖色调。
她母亲的鱼蛋摊也在。
推车还是那辆推车，招牌还是那块招牌。“庙街鱼蛋妹”的妹字还是缺了三点水，变成“未”。他站在美都餐室的霓虹灯下，远远地看着。她母亲的背影和六年前一模一样——头发挽成髻，长筷子在油锅里翻动。只是动作慢了一些，捞鱼蛋的时候手要停一下，滤油的时候要多滤一会儿。
她没有看见他。他把手插在裤袋里，转身要走。然后他看见了刘欣悦。
她蹲在推车旁边，正在穿鱼蛋。竹签拿在左手，右手从盆里捡起一颗颗生鱼蛋，串上竹签。动作很熟练，熟练到不需要用眼睛看。她穿着深水埗常见的那种灰色T恤，头发随便扎起来，有些碎发贴在脸颊上。庙街的橘黄色灯光照在她侧脸上，照见她眼角细小的纹路。三年了，她瘦了。手腕上的骨头突出来，像两道细细的山脊。那条红绳已经不在了。
她串好一串，放进旁边的托盘里。然后抬起头，跟她母亲说了一句什么。她母亲笑了一下，从锅里捞出一串炸好的递给她。她接过来咬了一口，甜酱沾在嘴角上。
他站在霓虹灯下，看着她。
六年前第一次见她。唱片行柜台后面，她用绒布擦黑胶唱片，阳光照得她半边脸发亮。她对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他看了六年。
现在她也在笑。咬着鱼蛋，嘴角沾着甜酱，跟她母亲说着什么。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那个笑容不是对着他的。
三年了。她看起来很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像他没有在北河街的骑楼下替她撑过伞。好像他没有蹲在地上替她修过藤椅。好像他没有在深水埗的雨夜里，站在她门口听她哭过。
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样也好。
他把手从裤袋里抽出来，转身。庙街的人潮涌过来，把他往外面推。卖唱片的摊子上，梅艳芳正在唱《夕阳之歌》。美都餐室的霓虹灯闪了一下，把所有人的脸都照成红色。
他没有回头。走出庙街的时候，手机震了。
老陈。
“澳门嗰边问你几时返。新酒店赶工，等人使。”
他站在庙街牌坊下面，回头看了一眼。人潮里面，那个蹲在推车旁边串鱼蛋的人影已经看不见了。
他打了两个字。“听日。”
屏幕上的消息飞出去。已读的提示亮起来——不是她的。是老陈的。老陈回了一个“好”字。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维港的风从星光大道那边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海水味道。他沿着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走，走着走着走到了天星码头。码头正在拆。围板把整个码头围起来，上面贴着告示，说要改建。他站在围板外面，想起周星星唱片封面上的那个天星码头。那时候的维港还没有填海，码头还是木头的，栏杆上生着铁锈。
唱片封面上的那个人穿着白衬衫，微微侧着头，像在等什么人。他等的人，现在在庙街串鱼蛋。而拍那张照片的人，已经娶了别人。
他站在围板前面，站了很久。海风把他的衣领吹得翻起来。
然后他拦了一辆的士。“机场。”
的士驶过西隧的时候，维港的灯正在亮起来。每晚八点准时亮起的灯，照了这么多年，还是照不到海底。
他把车窗摇下来一点。海风灌进来，咸腥的，湿冷的。他想起澳门的海风。凼仔的海风比维港的更腥，因为那边靠近外海。他在凼仔住了三年，已经习惯了那种味道。
他想起铁皮屋顶上的夜晚。屋顶是平的，可以爬上去坐着。他经常坐在上面，看着海那边的香港。香港的灯光在夜里是一条细长的金线，浮在海面上，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三年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忘了北河街坏掉的路灯，忘了五楼窗口那个人影，忘了日光灯闪灭之后她眼睛里亮着的光。忘了她把那张被雨水泡烂的五线谱按在胸口的动作。
他以为自己忘了。但是今天，站在庙街的霓虹灯下，远远看着她蹲在推车旁边串鱼蛋的样子。她瘦了，手腕上的骨头突出来。她的笑容不是对着他的。
他忽然发现，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任何一件事。只是把它们都塞进了同一个地方。像深水埗墙上的小广告，一层覆一层。她是最后那一层。路过的人只看得见最上面那一层。但底下的每一层，都还在。
的士在机场离境层停下来。他付了车资，推开车门。
机场的冷气很足，灯光很亮。他走过那些拖着行李箱的人，走过那些拥抱和告别的人，走过那些举着名牌接机的人。走到登机口的时候，广播正在叫他那一班机的乘客登机。
他把登机牌递给地勤人员。地勤人员撕掉副联，把主联还给他。
“唔该。”
他走进登机桥。桥的尽头是飞机舱门，空姐站在那里，对他笑了一下。
他没有回头。飞机起飞的时候，他靠着窗，看着下面的香港。维港的灯正在亮着，每晚八点准时亮起的灯，照着别人的圆满，照着他的空。
他闭上眼睛。
三年了。他等过。等过她叫住他，等过她再问一次，等过她回头看他一眼。等过她发现，她等的那个人的背影，和他等的那个人的背影，其实是同一个方向。
她没有。
澳门的海在等他回去。铁皮屋的屋顶在等他回去。那些还没有布完的线路、还没有拧紧的螺丝、还没有贴完的面板，在等他回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飞澳门的登机牌。纸很硬，边角折了一下。
他把折角按平。然后把登机牌放进胸口的口袋里。和当年那张五线谱放的是同一个位置。
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他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失重感。人往上升，心往下沉。
他睁开眼睛。窗外是云，云的下面是海，海的下面是香港。香港的下面是深水埗，深水埗的下面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闭上眼睛。三年了，他终于学会了不再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