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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米哈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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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还没亮。
不是他想起床。是冷。冷得像有人把一块冰塞进了他的被窝里，从脚底板一路冻到后脑勺。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那是一条洗得发白的旧棉被，里面的棉花早就结成了硬疙瘩，盖在身上像压了一层纸板，根本不保暖。他用脚趾探了探床尾，那边有个热水袋，是昨天晚上他妈灌的，现在已经凉透了，摸上去像一块死肉。
窗外传来火车的声音。不是一声，是一阵，从远到近，轰轰隆隆的，震得窗户上的玻璃纸嗡嗡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铁道线上，每天夜里都有货运列车经过，拉煤的，拉铁的，拉木头的，有时候还拉军车。米哈伊尔从小就听这些声音，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的东西就不会吵醒他。今天让他醒过来的不是火车，是冷。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臭，是旧的，是用了太多年洗了太多次之后那种灰扑扑的气味。他闭着眼睛又躺了一会儿，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他妈的脚步声。他妈起床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科洛廖娃每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准时起床。这个习惯从她十八岁进罐头厂那天就养成了，到现在快十年了，从来没有变过。她起床之后先捅开炉子，往里面加几块碎煤，把水壶放上去，然后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接一盆冷水洗脸。她洗脸的声音很大，哗啦哗啦的，整个走廊都能听见。邻居们都说她“洗起脸来像打仗”。
米哈伊尔听见水声，知道再过十五分钟他妈就会来叫他。他索性不睡了，从被窝里坐起来，套上那件灰色的毛衣——这件毛衣去年是他妈的，袖口磨破了，他妈拆了重新织，改小了一号，但领口还是太大，耷拉下来露出锁骨。他扯了扯领子，把棉裤从床尾拽过来穿上。棉裤也是旧的，膝盖的地方磨得发白，薄得像一层布。
他妈推门进来的时候，米哈伊尔正在系裤腰带。
“起来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秒，像在检查一件出厂的产品有没有瑕疵。她是个瘦高的女人，颧骨很高，嘴唇很薄，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一根碎发都没有。她的手指细长，但指尖全是茧子——罐头厂质检员，每天要开几百个罐头盖，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铁锈色的锈迹。
“起来了。”米哈伊尔说。
“洗脸去。洗完过来吃饭。”
走廊里的炉子已经烧旺了，水壶盖被蒸汽顶得咔咔响。米哈伊尔从水壶里倒了半盆热水，兑了冷水，把脸埋进去搓了两把。走廊的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日期是一九三六年的，已经发黄发脆了，边角卷起来，露出后面的蓝色墙皮。大门口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大街十七号”。这块木板也是旧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中间有一个弹孔，不是打仗留下的，是隔壁那个退伍老头喝醉了用猎枪打的。老头说他打的是猫，没有人信。
米哈伊尔走进房间。他家的房间不大，十五平米，被一张铁床和一张折叠桌占去了大半。靠窗的位置放着一个木箱子，箱子上面摞着几本书——那是他爸的。他爸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城里一家农机厂当宣传干事。宣传干事这个职位听起来很唬人，其实就是写写黑板报，在车间里念一念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候组织工人开个会。他爸一个月挣二百四十卢布，够吃，但不够多。
早饭是黑面包配稀粥。稀粥是用昨晚剩下的土豆汤煮的，加了一把燕麦，稠得能立住勺子。面包切成片，没有抹黄油，也没有抹果酱，就是干嚼。米哈伊尔把面包掰碎了泡在粥里，等它泡软了再吃。这样吃下去胃里踏实，能撑到中午。
他爸坐在桌子对面，面前也摆了一碗粥，但他没怎么吃。他在看一张报纸——《真理报》，从厂里带回来的。他看报纸的样子很专注，眉头皱起来，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他今年三十二岁，头发已经开始往后秃了，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他长得不算好看，但眼睛很有神，看人的时候像要把你看穿。
“爸，”米哈伊尔喊了一声。
“嗯。”他爸应了一声，没抬头。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三。”
“星期三下午是不是可以早放学？”
他爸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从报纸上缘探出来，像从战壕里探出一个脑袋。“你才一年级，就想早放学？”
“不是想早放学，是星期三下午老师开会，我们不用上课。”
他爸把报纸折了一下，露出下半张脸。那下半张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左边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不是打架，是他小时候摔的，磕在石头尖上，缝了五针。这块疤让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不对称，看起来像在冷笑，但其实他很少冷笑。
“那就回来，”他爸说，“回来把柴劈了。”
米哈伊尔没说话，低头喝粥。劈柴这件事他不喜欢——斧头太重，他举起来的时候胳膊在抖，瞄准了劈下去，木柴没劈开，斧头卡在里面拔不出来。但是他不说不喜欢。七岁的孩子，有些话不是不能说，是说了也没用。
早饭吃完，他妈收拾碗筷，他爸穿上军绿色的工装外套，戴上帽子，准备出门。他出门之前走到米哈伊尔面前，弯下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那只手很大，很糙，指甲缝里嵌着机油。他爸说：“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别跟人打架。谁欺负你，回来告诉我。”
米哈伊尔说：“好。”
他爸又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温柔——他爸不是个温柔的人。也不是担心——他爸很少担心什么。那眼神更像是在确认一件事：确认这个人是他儿子，确认这个儿子还好好站在这里，确认一切暂时还正常。然后他松开手，转身走了。
走廊里传来他爸的脚步声，一步一个台阶地下楼。楼下的大门吱呀一声响，然后安静了。
米哈伊尔背上书包出了门。书包是军绿色的帆布包，他爸从厂里拿回来的，上面印着一个红色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有一行字：“一切为了胜利！”这行字是一九三六年印的，一九三七年还没有新的口号，所以一直用着。米哈伊尔不认字的时候觉得那个五角星好看，认字以后念了一遍那行字，不明白为什么胜利要“一切为了”。他没有问。他那时候对很多事情都不问，不是不好奇，是不知道问了之后能得到什么答案。
从“社会主义大街十七号”到学校，走路十五分钟。先穿过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仓库的围墙，墙根长着杂草，夏天的时候能长到膝盖那么高。然后拐上一条鹅卵石路，鹅卵石被磨得很光滑，下雨天走上去像踩在冰面上。这条路走到头，再过一条电车轨道，就到了学校。学校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列宁的半身浮雕，列宁的光头上落了一层灰。
米哈伊尔进了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窗外的电线杆上停着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比老师讲课的声音大。他把书包塞进桌斗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本练习本。练习本的封面写着他的名字——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名字是他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科洛廖夫”的“夫”字多写了一横，他懒得改。
第一节课是俄语。老师是个中年女人，姓罗曼诺娃，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很厚，眼睛被缩得很小。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摞本子，放到讲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所有的本子都是翻开的，露出里面用红笔批改过的字迹。
“上次听写，”罗曼诺娃说，“全班的平均分是三分。”
三分，及格线。没人高兴，也没人不高兴。
罗曼诺娃拿起最上面的一个本子，念了一个名字，那个同学上去领了。又念一个名字，又上去领了。她念名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念一份物资清单，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管是好成绩还是坏成绩，从她嘴里出来都像同一个温度的水。
“科洛廖夫。”
米哈伊尔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接过自己的本子。他翻开看了一眼，右上角写着一个红笔的“三”。最底下有一行批语：“字迹潦草，态度不够认真。”他没有表情，回到座位上坐下，把本子合上塞进桌斗里。
他不在乎三分。他不在乎四分，也不在乎二分。他在乎的东西跟成绩没有关系——他今天在乎的事情是中午吃什么。他妈给他带了一个黑面包和一根腌黄瓜。面包在书包里已经被挤扁了，腌黄瓜的汁水渗到面包上，面包变得又咸又湿。他不知道那算好吃还是难吃，反正是吃的。
第二节课是算术。算术老师是个年轻男人，姓古谢夫，刚毕业没多久，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老往窗外飘。他今天在黑板上写了三道题：2+3=？ 5+1=？ 4+4=？米哈伊尔把答案写在练习本上：5、6、8。古谢夫走到他身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走过去了。
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胖男孩在走廊里撞了米哈伊尔一下。不是故意的，是走廊太窄了，两个人都想先过去，结果肩膀碰在一起。胖男孩回头看了米哈伊尔一眼，米哈伊尔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胖男孩先走了，米哈伊尔继续往厕所走。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变成打架，没有变成吵架，甚至没有变成一次正式的冲突。一九三七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两个男孩在走廊里撞了一下肩膀，连旁观的同学都觉得不值得看一眼。
中午吃完饭，米哈伊尔没有出去玩，坐在教室里靠窗的位置，把下巴搁在窗台上，看外面的操场。操场上有人踢球，球是用旧报纸缠的，外面裹了一层破布。有人追着球跑，有人站在旁边看，有人蹲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阳光照在地上，影子很短，说明现在是正午。
米哈伊尔看着那些跑动的影子，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他有时候会这样，眼睛看着一个地方，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像融化了一样。他不想什么时候上课，不想什么时候放学，不想劈柴，不想写作业，不想任何事。就那么看着。
下午两点半，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星期三老师确实要开会，所以提前放了学。米哈伊尔背上书包走出校门，沿着早上的路往回走。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了，是不想太早到家。到家就要劈柴。他宁可多在街上待一会儿。
他在电车轨道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电车开过去。电车顶上有一个弓形的集电杆，划过空中的电线时发出一串蓝色的火星，吱吱吱的声音像老鼠叫。车厢里挤满了人，脸贴在玻璃上，被挤得变了形。米哈伊尔看着那些变了形的脸，觉得有点好笑，但没有笑出声来。
到了家门口，他在楼梯口站了三秒钟，然后上楼。
他爸不在家。他妈也还没下班。房间里空空的，炉子上的水壶已经凉了。米哈伊尔换了鞋，走到走廊尽头，从墙角把斧头拿起来。斧头比他想象的要重，每次拿起来他都觉得比上次更重，也许是因为他又长大了，对重量的感知变了，也许不是。
院子里堆着一小堆木柴，是上个星期从木材厂拉回来的废料，长短不一，有的上面还带着树皮。米哈伊尔挑了一块细的，竖起来，扶着顶端，举起斧头劈下去。斧头偏了，擦着木头侧面砍下去，砍在水泥地上，溅起一小块碎渣。他没有气馁，把木头重新立起来，又劈了一次。这次斧头正了，木头从中间裂成两半，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他把两半木头扔进走廊的柴筐里，又拿起下一块。
劈到第五块的时候，他的手掌磨红了。劈到第十块的时候，手上磨出一个水泡。劈到第十五块的时候，水泡破了，疼了一下就不疼了。他停下来，把那块破了皮的手掌在裤子上蹭了蹭，继续劈。
劈完了一小堆，他把斧头放回墙角，把碎木屑扫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他坐在铁床上，摊开手掌看了看。掌心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破皮，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血珠渗出来，不多。他用口水舔了一下，咸的。
然后他拿出练习本，开始写算术作业。拿笔的时候破皮的地方压在笔杆上，有点疼，但是能忍。他把2+3=5又写了一遍，用铅笔描得很粗，像一条黑色的毛毛虫。
他妈六点四十分回来的。她进门的时候眉毛上挂着雪花，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她把一个布口袋放在桌上，口袋里有三个土豆、一根胡萝卜和一小块咸肉。咸肉是她从厂里的食堂买的，不贵，因为已经有点变质了，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她把咸肉放进水里泡着，把土豆和胡萝卜削了皮，切块，丢进锅里煮汤。
“你爸呢？”她问。
“还没回来。”
他妈没再问，继续做饭。她把炉火拨大了一点，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泡。蒸汽从锅盖缝里钻出来，带着咸肉的酸味和土豆的淀粉味。米哈伊尔的肚子叫了一声。
七点半，他爸回来了。他爸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不是生气，不是累，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他把帽子摘下来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然后走到桌子旁边坐下，一言不发。他妈把汤端上来，放到他面前。他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放下。
“怎么了？”他妈问。
“没什么，”他爸说，然后又拿起了勺子。
米哈伊尔看着他爸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不多，但今晚更少，少到几乎没有表情。他的眼睛看着碗里的汤，但好像看的不是汤，是汤下面的什么东西。他喝汤的动作很慢，一勺一勺的，每一勺之间隔了很久。
米哈伊尔没有说话。他低头喝自己的汤，喝得比他爸快，喝完了又去锅里盛了一碗。第二碗喝完的时候，他爸的碗里还剩半碗。他爸把勺子放在碗里，盯着勺子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外面。
外面黑透了。街对面那栋楼的窗户亮着几盏灯，灯光是黄的，很暗，像快要灭了的蜡烛。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闷闷的，像一头老牛在叫。
他妈收拾了碗筷，把锅洗了，把炉子封上，然后坐在床沿上，拿起一件旧毛衣开始拆。那件毛衣是米哈伊尔穿小了的，毛线还能用，她要拆了重织，织一条围巾。她的手很快，拆下来的毛线卷成一个球，淡蓝色的，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一团雾。
“阿列克谢，”他妈忽然叫了他爸一声，用的是全名，不是平时叫的“廖沙”。
“嗯。”他爸应了一声，没动。
“厂里的事？”
“厂里的事。”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米哈伊尔躺在床上，盖着那床硬邦邦的棉被。被子上有他妈妈拆毛线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像老鼠在啃木头。他闭上眼睛，耳朵里还是那个声音。过了一会儿，声音停了。他妈把灯吹了，房间里陷入黑暗。
黑暗里，他听见他爸从窗边走回来，椅子响了一声，然后是他爸上床的动静。铁床的弹簧嘎吱嘎吱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
米哈伊尔的脚还是冷的。热水袋早就凉了，他把脚缩回来，缩进被窝的最深处，缩成一个球。他的脚趾头碰在一起，凉的碰凉的，还是凉的。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在操场上看到的那个报纸做的足球。球滚的时候不是圆的，是椭圆的，歪歪扭扭的，但那些追着球跑的人不在乎。他们跑得很认真，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他想着那个歪歪扭扭的球，慢慢睡着了。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走廊两边全是门，但每个门都是关着的。他走到一扇门前，想推开，推不动。又走到下一扇门前，还是推不动。他一直走一直走，走廊没有尽头，门也没有尽头。他走累了，停下来，蹲在走廊中间，把脸埋在膝盖里。
然后他醒了。
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枕头上画了一条细长的光带。他伸出手指戳了戳那条光带，手指上沾了一点暖意。他侧过身，看了看他爸睡的位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被子上面——他爸已经出门了。
他妈在走廊里捅炉子，炉灰扬起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米哈伊尔从床上爬起来，套上毛衣和棉裤，走到走廊里。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壶嘴发出细细的口哨声。
“洗脸，”他妈头也没抬地说，“洗完过来吃早饭。”
米哈伊尔去水房接了半盆水，把脸埋进去。水是凉的，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回到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两片面包和一小碗猪油渣。猪油渣是昨天熬猪油剩下的，炸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嘎嘣脆，满嘴的油香。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一般是过年才有的。
“今天怎么有油渣？”米哈伊尔问。
他妈没回答，把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说：“你爸昨晚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点。”
米哈伊尔咬了一口油渣，没再问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来，照在社会主义大街的碎石子路上，照在十七号楼的灰浆墙皮上，照在米哈伊尔碗里的猪油渣上。电车的集电杆在电线上划出蓝色的火星，火车从城外的铁道线上轰隆轰隆地开过去，走廊里的炉子烧得正旺，水壶的盖子一上一下地跳动，像一个人的心脏。
米哈伊尔吃完早饭，背上书包，走出门。
他不知道这一天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他不可能知道。他只是一个七岁的男孩，穿一双补了三次的橡胶套鞋，裤腿用麻绳扎着，书包里装着一个黑面包和一根腌黄瓜。他走在鹅卵石路上，脚底的触感跟昨天一模一样。
学校的大门开着。列宁的浮雕上又落了一层新的灰。
他走进教室，坐到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把书包塞进桌斗里，拿出铅笔和练习本。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罗曼诺娃老师的脚步声。她走进教室，把那摞本子放到讲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同学们，翻开课本第三十七页。”
米哈伊尔翻开课本。第三十七页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个农民赶着一匹马在耕地。马是白色的，农民戴着草帽，远处的天空有云。他把铅笔握在手里，笔尖抵在练习本上，准备记笔记。
他什么都没记。
他看着那幅插画，看了很久。那匹马的眼睛画得很大，大得不像是真的。马的眼睛应该是黑的，插画里涂成了黑色，但是涂出了格子，黑颜色洇到了旁边的田垄上，看起来像马在流泪。
米哈伊尔把铅笔尖折断了。他低头一看，笔尖断了一小截，掉在练习本上，像一粒黑色的米。他把那截笔尖捡起来，放在桌角，然后把铅笔叼在嘴里，用牙齿把断口咬平，重新露出了铅芯。
他继续看那匹马。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点。麻雀从一根电线跳到另一根电线上。罗曼诺娃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句子。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七岁，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看着课本第三十七页上的一匹马。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哪些地方，不知道柏林是什么，不知道列宁格勒的冬天有多冷，不知道一个叫瓦西里的人会在铸造厂大街的垃圾堆旁冻死，不知道一个叫汉斯的少年会在十六岁那年的雪地里拦住一个穿苏军大衣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中午的时候，他会把书包里的黑面包拿出来，掰成两半，一半现在就吃，一半留着下午吃。
腌黄瓜的汁水已经渗进了面包里，面包变得又咸又湿。
他咬了一口。
不好吃，也不难吃。
是食物。
这一口一口的食物，会把一个人从七岁送到二十七岁，送到三十七岁，送到他该去的地方。至于那些地方是哪里，现在的他不会想，将来的他也不一定会想。
窗外的麻雀飞走了。电线空荡荡的，在风里轻轻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