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7、密使
七 ...
-
七月初的奉天，热得像蒸笼。
大帅府后院的槐树下，张作霖光着膀子躺在竹椅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半个西瓜和一把铁勺。他挖一勺西瓜，嚼两下，吐籽，再挖一勺，循环往复，活像一个在自家后院乘凉的关东老农。
但他脑子里转的事情，一点都不“农”。
“南京那边的人，什么时候到？”他问，嘴里还嚼着西瓜。
谭海站在三步外，军装笔挺，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他看大帅光着膀子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忍得很辛苦。
“电报上说，今天下午三点到沈阳站。来人姓何，是何应钦的亲信，叫——”
“叫什么不重要。”张作霖打断他，把西瓜皮往桌上一放，抹了一把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什么条件。汉卿呢？”
“少帅在书房，一早就起来了，在看文件。”
张作霖“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但他心里在琢磨——自从皇姑屯那件事之后，张学良的作息就变了。以前这小子不睡到日上三竿不会起床，现在天不亮就起来看文件、批电报、找将领谈话。大帅府里的老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私下里议论纷纷，但没人敢当着张作霖的面说。
“让他来一趟。”张作霖说，“南京的人快到了，咱们爷俩先通个气。”
“是。”
谭海转身去了。
张作霖从竹椅上站起来，光着膀子走进屋里，换了一件绸缎长衫。对着铜镜照了照，把八字胡理了理，又觉得不妥，把长衫脱了，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
这是他专门为见南京来的人准备的。
穿长衫显得太“旧派”，穿军装又太“军阀”，中山装刚刚好——既表明他认可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又不失一方诸侯的身份。
张学良进来的时候，张作霖正在系中山装的扣子。他看了一眼张学良的穿着——也是一身中山装，深蓝色的，比他年轻，比他精神。
张作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像是骄傲，又像是酸涩。
“坐。”他指了指椅子，自己也在对面坐下。
父子俩面对面，中间隔着一张红木茶桌。
“南京来的人，你觉得他会提什么条件？”张作霖开门见山。
张学良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壶，给张作霖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放下茶壶，才开口。
“条件无非是那几个——易帜、裁军、统一番号、人事任命权。南京方面想用‘统一’的名义，把东北军纳入中央军的体系。但他们也知道，这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会在条件上做一些让步。”
“让步？□□那个人，会让步？”张作霖嗤了一声。
“会。”张学良说，“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名义上的统一’。北伐刚结束，各地的军阀名义上归顺了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如果东北能率先易帜，对他是极大的政治资本——他可以对外宣称‘中国统一了’，对内也可以压服其他军阀。”
张作霖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的让步会很大？”
“很大。”张学良点头，“钱、装备、甚至番号，他都可以给。但他会给的东西，都是面上的、虚的。真正要紧的东西——东北军的指挥权、人事权、财政权——他一个都不会让。”
张作霖放下茶杯，看着张学良，没有说话。
他在等。
等他的儿子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张学良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在‘易帜’这个大原则下，最大限度争取实质利益。旗帜可以换，番号可以改，但东北军的指挥体系不能动，人事任命权不能让，财政收入不能交给南京。这些是底线，一步都不能退。”
张作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两下。
“你觉得，□□会答应？”
“他不会答应，但他会妥协。”张学良说，“因为他没有能力逼我们。东北军三十万，北洋时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他现在连冯玉祥、阎锡山都搞不定，不可能和我们翻脸。所以他会在底线问题上做口头让步，然后在别的地方给我们下套。”
“下什么套？”
“裁军。”张学良说，“他一定会提裁军。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实际上是想削弱东北军的实力。他会给一个很高的裁军补偿款，让我们觉得‘划算’，但一旦部队裁了，补偿款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就是他一句话的事了。”
张作霖的眉头拧了起来。
他混了二十多年江湖，最清楚这种套路。给你一个甜枣，等你张嘴的时候，一巴掌扇过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
“裁军可以，但要有条件。”张学良说，“第一，裁下来的士兵不能简单遣散，要转为屯垦、修路、开矿，安置在东北各地。这些人穿着军装是兵，脱下军装就是预备役，随时可以重新征召。第二，裁军的补偿款必须一次性付清，不接受分期。第三，裁军的方案由我们自己定，南京方面只能‘建议’，不能干涉。”
张作霖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张学良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年轻人的冲动，不是读书人的天真，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寸步不让的冷静。
“你这个方案，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有人教的？”张作霖又问了一遍他在皇姑屯事件后问过的问题。
“自己想的。”张学良的回答和上次一样。
张作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但他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大——这个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蜕变成另一个人？
他想起一个多月前，张学良还在北京的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爸，我想去欧洲看看。”那时候他觉得这孩子还是太年轻，只知道玩，不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现在，那个想去欧洲玩的孩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坐在他对面、冷静分析局势、寸土不让谈条件的陌生人。
“行，”张作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就按你说的办。下午见了南京来的人，你主谈，我在旁边听着。”
“爸——”
“让你主谈你就主谈。”张作霖摆手打断他，“老子老了，不想跟那些南方人磨嘴皮子。你年轻，脑子活，你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满不在乎的，但张学良听出了底下的另一层意思——这是张作霖在给他“让位”。
不是让出大权，是把舞台让出来，让他在南京面前露脸，让他建立自己的权威。
“好。”张学良没有推辞。
窗外的蝉叫得更响了。
---
下午三点，沈阳站。
一列从北平开来的专列准时进站。站台上已经戒严，荷枪实弹的东北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台两端架着机枪，气氛紧张得像要打仗。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四个穿黑色中山装的随从，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带了家伙。他们迅速检查了站台周围的安全状况，确认没问题后，才有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从车厢里走出来。
他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步履从容，面带微笑。
“何玉书。”他下车后，对迎上来的谭海微微欠身，“奉蒋主席之命，前来拜见张大帅。”
谭海还礼：“何先生一路辛苦，请跟我来。”
站台外停着三辆黑色轿车，中间那辆是张学良的座驾——一辆崭新的别克，是上个月刚从天津运来的。何玉书被请进了第二辆车，他的随从坐了第三辆。
车队从沈阳站出发，穿过市区，往大帅府开去。
何玉书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沈阳城比他想象的要繁华得多。街道宽阔，店铺林立，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行人熙熙攘攘，洋楼和四合院交相辉映，既有古都的厚重，又有近代都市的活力。
“不愧是东北王的地盘。”他在心里暗暗感慨。
他这次来，身上背着□□的密令，任务不轻松。一方面要试探张作霖对易帜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摸清楚东北军的实力和底线。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确认一件事——张作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爆炸中受了多重的伤？还能主事多久？
这些信息，将直接影响南京方面对东北的策略。
车队在大帅府门前停下。何玉书下车，抬头看了一眼这座青砖灰瓦、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张学良在大厅门口迎接他。
“何先生，久仰。”他伸出手，态度不卑不亢。
何玉书握住他的手，第一反应是——这只手很有力。不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倒像一个在行伍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军人的手。
“少帅客气了。蒋主席一直挂念少帅，临行前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代他向您问好。”
“蒋主席费心了。”
寒暄了几句，张学良引着何玉书走进大厅。
大厅很宽敞，方砖墁地，红木家具，正中央挂着一幅张作霖的巨幅戎装照——那是去年刚换的，照片里的张作霖穿着崭新的上将礼服，目光炯炯，威风凛凛。
何玉书的目光在那幅照片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转向坐在太师椅上的张作霖。
张作霖穿着一身中山装，端坐着，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看不出一丝受伤的样子。
“雨亭兄！”何玉书快步上前，深深鞠了一躬，“看到您身体安康，在下就放心了。蒋主席得知皇姑屯之事，忧心忡忡，连日来寝食不安，特意命我代为探望。”
张作霖哈哈一笑，声若洪钟：“让蒋主席挂念了！我命大，几个日本小贼炸不死。请何先生转告蒋主席，我张雨亭身体好着呢，还能再活二十年！”
他说这话的时候，中气十足，震得大厅的窗户嗡嗡响。
何玉书心里暗暗记下：张作霖没死，没残，甚至没怎么受伤。这个消息传回南京，□□的脸色一定很好看。
“来，坐下说话。”张作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又对谭海吩咐，“上茶。”
茶是上好的龙井，茶具是景德镇的青花瓷。何玉书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夸了一句“好茶”，然后进入了正题。
“雨亭兄，少帅，蒋主席让我带了几句话。”
张作霖点了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北伐功成，全国统一在即。东三省若能在此时易帜，将是功在千秋、名垂青史的伟业。蒋主席的意思是——只要东北方面愿意配合，中央绝不会亏待东北的军民。”
“怎么个不亏待法？”张作霖问。
何玉书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双手递过去。
张作霖接过来，没有看，直接递给了旁边的张学良。
张学良翻开文件，一页一页地看。
条件写得很漂亮——东北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名义上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但实际上保持相对独立；张作霖出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中央每年拨付东北军饷八百万元；东三省的行政、财政、人事权，由东北地方自行管理，中央不干涉。
看起来诚意满满。
但张学良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中央拨付的八百万元军饷，不是“拨款”，而是“补助”。这意味着东北军的军饷大头还是要自己出。
第二，“东北边防军”的番号虽然是独立的，但文件里有一句话——“东北边防军应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一指挥调度”。这句话是个楔子，平时没事，战时就是一把刀。
第三，东三省的行政、财政、人事权“由东北地方自行管理”，但后面缀了一句——“在国民政府宪法框架内”。
宪法是什么？是南京那边定的。在“宪法框架”内，就意味着随时可以用“违宪”的名义干涉东北的内政。
张学良把这些细节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当场点破。
“何先生，”他把文件放下，开口问道，“蒋主席对东北军裁军的问题，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何玉书微微一怔——他没有想到，第一个提问的会不是张作霖，而是张学良。而且问得这么直接。
“裁军的问题，”他斟酌了一下措辞，“蒋主席的意思是，国家初定，百废待兴，军费开支过大，不利于建设。如果能适当裁减一些非战斗部队，节省下来的军费可以用在民生和建设上，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蒋主席希望裁多少？”
“这个……没有定数，需要双方商量。”
张学良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看了一眼张作霖。张作霖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
“何先生，”张学良的声音不疾不徐，“东北易帜是大势所趋，我们父子二人都是支持的。但在具体条件上，我们认为有几处需要进一步明确。”
何玉书的心里微微一沉——这个年轻人，比他想象的要难缠。
---
何玉书在奉天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和张作霖、张学良谈了三轮。议题从易帜的条件、裁军的比例、军饷的拨付方式，到东北军的番号、人事任命的程序，甚至细化到旗帜的样式和易帜的具体日期。
张学良的谈判风格出乎何玉书的意料。
他不急，不躁，不卑不亢。该让步的地方让步，不该让步的地方寸步不让。每一次谈判前，他都会拿出一份手写的要点清单，逐条讨论，逐条确认。他的逻辑清晰得不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像一个在谈判桌上浸淫了几十年的老手。
最让何玉书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晚上的一次私下谈话。
那天晚饭后，何玉书和张学良在帅府的花园里散步。月色很好，茉莉花开得正盛，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少帅，”何玉书忽然问道，“您对日本人的态度，是强硬还是妥协？”
张学良看了他一眼：“何先生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蒋主席很关心这件事。”何玉书说，“东北的局势，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东北对日本过于强硬，可能引发冲突；如果过于软弱，又会丧权辱国。蒋主席想知道，您的底线在哪里。”
张学良沉默了片刻，脚步慢下来。
“何先生，”他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重，“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让。日本人想要东北的铁路、矿产、森林，我们可以在商言商，公平交易。但如果他们想用枪炮来拿——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他停下脚步，看着何玉书的眼睛。
“这不是强硬，是底线。”
何玉书怔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他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
第三天下午，何玉书离开奉天。
临行前，张作霖设宴为他饯行。酒过三巡，张作霖借着酒劲儿，拍着何玉书的肩膀说了一句话。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蒋主席——东北易帜的事，我张雨亭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
“您请说。”
“东北易帜之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央不能往东北派一兵一卒，东北的官员也不能由中央任命。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替中央守着。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东北军第一个上。但如果中央想借易帜的名义吞掉东北——那别怪我张雨亭翻脸不认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底下，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威胁。
何玉书心里一凛，脸上却笑容不减：“雨亭兄放心，蒋主席绝无此意。”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列车驶出沈阳站的时候，何玉书靠在车窗边，看着渐渐远去的沈阳城，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这三天的一切。
他想起了张作霖那句“东北军第一个上”，想起了张学良那句“一寸都不能让”。
他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
东北这对父子，不好对付。
但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也许——他们真的会是挡在最前面的那堵墙。
他把这个想法压了下去，从公文包里拿出纸笔，开始起草给□□的报告。
写到最后，他犹豫了一下，加了一句话：
“张学良此人，非等闲之辈。日后若掌东北军政，蒋主席需早做筹谋。”
写完这句话，他放下笔，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列车轰隆隆地驶过东北平原，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高粱在七月的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那首歌谣唱的是什么，没有人听得懂。
但它唱的，是一个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关于它的苦难，关于它的坚韧，关于它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