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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门诊
光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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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驰区第一医院的门诊楼是一栋两层的灰色砖楼，坐落在城北的主街上。
每天早上八点，门诊的大门准时打开。等候在门外的人不多，三三两两地走进去，挂号窗口前稀稀拉拉地排着队。在这个年头，能来看病的多半是镇上和附近村子里家境还过得去的人——太穷的看不起，太远的不敢来。走廊里偶尔有孩子的哭声，有老人低沉的咳嗽声，有家属小声的交谈声，但整体是安静的，一种介于希望和无奈之间的、沉甸甸的安静。
内科门诊在二楼。说是二楼，其实就是一个不大的开间被隔成了三间诊室和一间护士站。走廊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地板是水泥的，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走上去有一种微微的回响。墙壁刷着白石灰，已经有些泛黄了，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几道细细的裂纹。
曦丹第一天来报到的时候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垂在脑后，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行医资格证、毕业证、几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她在门诊楼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栋灰色的砖楼，二楼的窗户开着，窗台上什么也没放，就是空荡荡的，能看进去诊室里白色的墙壁和一张空椅子。
她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楼里比外面凉快一些。走廊尽头挂着一个老式的挂钟，钟面发黄，指针正指向七点五十。曦丹顺着走廊找到了护士站——一张半人高的木桌，桌上堆着病历本、挂号单、体温计和一只搪瓷茶缸，茶缸上印着“光驰区第一医院”几个红字，漆已经掉了一半。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圆脸，短发，看起来很干练。她正低着头整理一摞挂号单，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曦丹先开了口：“你好，我是新来报到的医生，达娃曦丹。”
那个女人的目光在曦丹脸上停了两秒。
曦丹知道她在看什么——她在看这张脸。这张和内地人不一样、和藏区人也不完全一样的脸。大大的眼睛，浓密的乌发，小巧而挺的鼻梁，皮肤白皙得不像从高原上来的。她的五官轮廓比汉人深一些，又比藏族人柔和一些，像是两种血统在最合适的比例上融合在了一起。
“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女人站起来，伸出手来，“我姓王，你叫我王姐就行。护士长。”
曦丹和她握了握手。王护士长的手很有力，掌心干燥温热。
“走吧，我带你去见见大家。”王护士长走在前面，白大褂的下摆在她身后轻轻摆动。曦丹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看着走廊两旁的门牌。
内科门诊就这么大。三间诊室，四个医生。
王护士长推开了第一间诊室的门。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戴着黑框眼镜，正在写病历，听到动静抬起头来。
“老李，这是新来的医生，达娃曦丹。”
李医生站起来，朝曦丹点了点头，表情不多，但眼神里有一丝温和。曦丹微微鞠了一躬：“李老师好，请多关照。”
李医生笑了笑：“来了就好，门诊忙得很，正缺人。”
王护士长带她走到第二间诊室。推开门，里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医生，短发，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起来很和善。她正在翻一本厚厚的医书，看到曦丹进来，把书合上，站起来伸出手。
“张素芬。你叫我张姐就行。”
曦丹和她握了握手：“达娃曦丹，请多关照。”
张素芬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笑了一下：“长得真好看。哪里人？”
“藏区来的。”
“藏区？”张素芬的眼睛亮了一下，“怪不得，你这五官跟内地人不太一样。”她说完又补了一句，“没有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觉得好看。”
曦丹笑了笑，没有接话。
王护士长在旁边咳了一声：“还有一个呢。”她的语气比刚才低了一些。
第三间诊室在走廊最尽头。门上的玻璃窗被一张白纸从里面糊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门把手是铁的，上面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黄铜的本色。
王护士长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她又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声音，不大，但很硬。
王护士长推开门，带着曦丹走了进去。
赵明远，四十出头，中等身材，脸型狭长，颧骨突出，嘴唇薄而抿成一条线。他的白大褂扣得严严实实，领口露出一截白色的衬衫领子，衬衫领子浆洗得硬挺，像纸做的。桌上摆着几摞病历，笔筒里的笔按颜色排列，墨水瓶放在固定的位置。桌角放着一盆小小的仙人掌，种在瓦盆里，带刺。
曦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看起来很不好相处。不是凶，是冷。像一把没有开过刃的刀，你撞上去不会流血，但会疼。
“赵医生，这是新来的医生，达娃曦丹。”王护士长的语气比刚才公事公办了很多。
赵明远抬起头，看了曦丹一眼。
那个眼神里没有欢迎，没有审视，没有好奇，就是纯粹的“我知道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写他的病历。
“嗯。”
曦丹站在那里，等了一秒，看他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主动开口道：“赵老师好，我是达娃曦丹，以后请多关照。”
赵明远没有抬头。
“关照谈不上，”他的声音平平的，“你跟着我，看三个月。行就留下，不行就走。”
王护士长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她转身走出诊室，曦丹跟在她后面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上，王护士长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曦丹。她的表情比刚才复杂了一些，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某些话。
“老赵这个人，业务能力没得说，”她压低声音，“但他不好相处。你跟着他，得多留个心眼。”
曦丹看着她，点了点头：“谢谢王姐。”
她不需要问“为什么”。从赵明远第一眼看她的眼神里，她已经读出了足够多的信息。
门诊的一天开始了。
赵明远确实不好相处。
不好相处到什么程度呢？曦丹跟了他三天，就已经把这句话从“听说”变成了“确认”。
第一天还算客气——用“客气”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发火”。他让曦丹坐在诊室角落里的一把木椅上，说了一句“你先看着”，然后就开始了一天的门诊。他看病的速度很快，问诊、查体、开方、写病历，一气呵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曦丹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笔记。
一天下来，看了不到十个病人。在这个年头，这个门诊量已经是正常水平了。
第二天，赵明远开始让曦丹做一些事——不是看病，是跑腿。去化验室拿报告，去护士站找病历，去药房核对药品。曦丹一趟一趟地跑，从二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后院，从后院再回来。她的脚步很快，但从不慌张。
赵明远没有说“辛苦了”，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第三天，赵明远的态度变了。不是变好了，是露出了某种本来的面目。
那天上午来了一个病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捂着胸口说心慌、气短、睡不好觉。赵明远问了几个问题，开了几样药，就把病人打发了。病人走了以后，曦丹翻了翻病历，觉得有点不对劲——病人的症状和用药对不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
“赵老师，这个病人的主诉是心悸、气短、失眠，您开的是谷维素和维生素。他会不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赵明远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曦丹读懂了——他不高兴了。不是因为你说的不对，而是因为你不该开口。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赵明远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刺，“看了三天就敢指手画脚了？”
曦丹没有说话。
她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着赵明远继续写病历，没有辩解，没有委屈，没有愤怒。她在心里记住了一件事——赵明远不是一个愿意被质疑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诊断一定对，而是因为他的面子比病人的病情更重要。
曦丹不跟他争。
不是争不过，是没必要。她来这里是为了学东西、为了通过考察期，不是为了跟赵明远较劲。她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坏人，是一个称职的医生，但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不会教你任何东西，不会提醒你任何注意事项，不会在你犯错之前拉你一把。他喜欢看别人犯错，并以此为谈资。如果你自己摔倒了，他不会扶你，也不会提醒你前面有坑。他会在你摔倒之后，对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她不行。”
如果你跟他争，他不会让步，只会让你摔得更难看。
所以曦丹选择了另一条路——她不出错。
她把自己的病历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她把自己的操作做得规范到位，不给任何人挑刺的机会。她对病人和和气气，从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她不给赵明远任何说“你看，我就说她不行”的机会。
第四天，赵明远让曦丹做了一件事。
“把这个病历整理一下，补上查体记录。”
曦丹接过来看了看。这份病历不是她写的，是赵明远自己的——查体记录那一栏空着，他一直没补。曦丹把病历翻了一遍，根据病人的主诉和诊断，把应该做的查体项目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拿着听诊器去了病房。
她给那个病人做了详细的全身体检，把每一项发现都如实记录在病历上，然后回到诊室，把病历放在赵明远桌上。
赵明远拿起来看了一眼，放下了。
但从那天起，这种“补病历”的活越来越多地落到了曦丹头上。赵明远写了一半的病历，她补全；赵明远没时间去查的病人，她替他去；赵明远懒得跟家属解释的病情，她替他说。
曦丹没有拒绝。不是因为她软弱，是因为她知道——这些事情虽然琐碎，但每一件都是在锻炼她的能力。
赵明远把这些杂活扔给她，本意是使唤她。但在曦丹这里，这些杂活都变成了肥料，被她吸收、消化、转化为养分。
至于赵明远的脾气——他喜欢偷换概念，喜欢混淆视听，喜欢把不是曦丹的错也推到曦丹身上。前两次，曦丹被他带进了沟里，被他绕得说不出话。从第三次开始，她学聪明了。她不跟他争论那些虚的——不争“你听错了”还是“我没说清楚”，不争“这是你的责任”还是“这是我的责任”。她只做一件事：把证据拿出来。
你说这个单子是我开的？好，你看看笔迹。你说我没有查这个病人？好，你看看查体记录上的签名和日期。你说我记错了医嘱？好，你看看原始处方上的日期和药名。
硬邦邦的，实打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证据拿出来，赵明远就不说话了。
三次之后，赵明远在曦丹面前收敛了很多。他不再故意找茬，不再把黑锅往她身上推，虽然还是不指导、不提醒、不表扬，但至少不再给她使绊子了。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不短。长到可以让曦丹把内科常见病的诊疗流程摸个透，短到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年学到的所有东西都用上。
考察期结束的那天，陈主任把曦丹叫到了办公室。
“达娃医生，这三个月你做得不错。”陈主任把一张纸递给她，“从下周一开始，你独立坐诊。诊室在老李隔壁那间。”
曦丹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一眼。是她的考察评语，上面写着——“业务能力扎实，病历书写规范，病人满意度高，建议独立坐诊。”
她看了两秒钟，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谢谢陈主任。”
***
独立坐诊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布衫，头发用一块旧头巾包着，脸色发黄，眼白有些浑浊。她坐在曦丹对面的时候，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搓着。
“大夫，我肚子胀了有半年了，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
曦丹一边问一边在病历上记录。她问得很细——什么时候开始胀的？饭前还是饭后？有没有反酸烧心？有没有恶心呕吐？大便是干的还是稀的？有没有带血？月经还正常吗？
病人一一回答。曦丹在心里画着诊断的树状图，然后站起来，走到病人身边，让她躺到检查床上。她的手很暖，按在病人腹部的时候力度均匀，从浅到深，一边按一边观察病人的表情。
查体结束后，曦丹回到座位上，在处方笺上写下了诊断和建议。
“大姐，我怀疑您是胃的问题，可能是慢性胃炎。先吃一个星期的药，看看效果。如果还胀，您再来，我帮您安排进一步的检查。”
病人接过处方笺，看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句：“大夫，你多大了？”
曦丹笑了笑：“二十了。”
病人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笑容里有一种朴素的、不带任何恶意的惊讶：“二十就当大夫了，真本事。”
曦丹没有解释什么。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来看曦丹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因为每一个来找她看病的人，都觉得“这个大夫挺负责的”。
负责，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很重的词。不是“医术高超”——医术高超的人不一定负责。负责是“我会把你的病当回事”，是“我不懂的不会装懂”，是“我看不了的会告诉你该去哪里看”。曦丹的病人不多，每天三五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在这个镇上，这个量已经不算少了。每一个病人她都会认认真真地看，问诊、查体、记录、交代注意事项，从不敷衍。
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带着她的孙子来看病。孩子发烧、咳嗽、流鼻涕，曦丹查了体，听了肺，问了大便和饮食情况，判断是普通感冒，开了一副药，交代了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老太太走的时候拉着曦丹的手，说了句让曦丹心里动了一下的话。
“之前那个赵大夫，看病快得很，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方子开好了。还是你好，我问什么你都答。”
曦丹笑了笑，没有接话。
消息传得比曦丹预想的快。地方不大，谁家孩子发烧了、谁家老人胃疼了、谁家的媳妇生完孩子一直没力气，这些事在街坊邻居间传得比风还快。“内科门诊新来的那个女大夫，看病仔细，脾气好”——这句话不知道从谁的嘴里说出来，又被谁传给了谁，一个传一个，慢慢地就传开了。
来找曦丹的人越来越多。从每天三五个变成了七八个，从七八个变成了十几个。曦丹的号开始需要提前一天来挂，挂不到的人会站在护士站那里问：“明天那个达娃医生的号还有没有？”
王护士长有一次在护士站跟曦丹说：“你现在比老李的号还难挂了。”
曦丹正在翻病历，头都没抬：“王姐，你别开我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王护士长把一沓挂号单递给她，“你自己看看。”
曦丹接过挂号单看了看，没说什么。她把挂号单按顺序排好，夹在病历夹上，继续翻病历。
那种“被人认可”的感觉，像冬天喝了一口热茶，顺着喉咙一路暖下去。但她不会被这种感觉冲昏头脑——她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会，还有很多病看不明白，还有很多时候需要在下了班以后翻书、查资料、打电话问周行健、问陈南风。
那天，来了一个发烧的孩子，走了；来了一个胃疼的老头，走了；来了一个喘不上气的年轻人，走了。每一个走进这间诊室的人，曦丹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能治的治，不能治的不硬撑，该转院的转院，该请会诊的请会诊。她从不给病人开没必要的药，从不为了多赚诊金而让病人做没必要的检查。不是因为高尚，是因为她知道——来看病的人，兜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沉甸甸的。
有一次，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诊室，坐下来，把手搭在桌上。他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有黑泥，袖口磨得起了毛边。曦丹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犹豫了很久，才开口。
“大夫，我……我下面不舒服。”
曦丹没有追问，而是先问了一些常规问题，然后温和地说：“你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不舒服？”
女人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症状。曦丹听完，点了点头，在病历上记下要点，然后站起来，带她走到检查床边。
检查结束后，曦丹回到座位上，开了药，把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回去按时吃药，半个月以后来复诊。”
女人走了以后，曦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她想起周行健说过的那句话——“治病之前，要先看人。”
这个“人”不只是她的病情，也是她的羞耻、他的恐惧、他的难言之隐、她那颗被病痛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心。你在看她之前，要先看到这些。看到了，你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问诊，怎么让她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
曦丹拿起笔，在病历上写完了最后一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