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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寨 “小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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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在盘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
杨春坐在后排，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到卷边的《西南山区少数聚落婚俗遗存田野笔记》，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的雾从海拔八百米开始变浓，到一千二百米时，能见度已经不到三米。司机老黄把车速压到二十码，远光灯打出去，只照亮一团翻滚的白色。
“还要多久？”杨春问。
“说不好。”老黄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角落里传过来，“这条路上回走还是三年前。前面的路基有没有塌，谁也不知道。”
杨春没再接话，她把笔记本合上，看向窗外，导师的电话是三天前打来的。那时候她刚从论文答辩现场出来，心情不算好也不算坏，答辩通过，但评委的意见很尖刻：选题太偏，样本不足，结论站不住脚，她需要补一段实地调查。
然后导师在电话里咳得像要把肺吐出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个地名。
“旧寨。”
“在哪？”
“雾隐山，最深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听说过的人不多，进去过的更少。”导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一个人去的话，注意安全。”
杨春没当回事，她二十四岁，独来独往惯了。父母离婚后各过各的，母亲改嫁后忙着伺候新家庭，父亲再婚后生的弟弟跟她形同陌路。她从上大学开始就自己养活自己，最穷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也没跟任何人开口。她不信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怕一个人去任何地方。
面包车猛地颠了一下，杨春的头撞上车顶。老黄骂了一声，把方向盘打死，车子擦着一块半人高的落石停下来。
“不走了。”老黄熄了火，“前面路基塌了一半，我这车过不去。你要去旧寨，顺着这条小路往下走，大概三里地。看见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樟树，就往右拐，再走一里，到了。”
杨春付了车费，背上行李下车，老黄摇下车窗，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很怪。
“姑娘，”他忽然开口，“那个地方，进去容易，”顿了顿。“出来难。”
杨春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倒车调头，尾灯在浓雾中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很快就看不见了。
她站在原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转身走向那条小路。
走了大约四十分钟，雾忽然散了，像有人掀开了一层纱，整座山谷凭空出现在她面前。
四面环山，山不高，但极陡，像一圈竖起来的手掌，把山谷攥在手心。谷底是一片平坦的坝子，青石板铺的路，木头的吊脚楼，屋顶上冒着炊烟。山溪从北面流下来，穿过寨子，在南边汇成一汪碧绿的水潭。
到处都是花，红的像血，白的像骨，空气里全是花香，甜到发腻，像在故意遮掩什么气味。
杨春站在山坡上往下看，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俯瞰一座村庄，而在俯瞰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一切都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真的。
她定了定神，沿着石阶走了下去。
寨门口没有牌子，没有界碑。只有一棵老樟树，树干上有一道从上到下的裂缝，像是被雷劈过。裂缝里塞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风一吹，布条轻轻摆动。
树下坐着一个小女孩，七八岁的样子，穿着靛蓝色的对襟褂子，扎两个羊角辫，蹲在地上用树枝画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眼睛很亮。
“你来了。”她说。
杨春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小朋友，这里是旧寨吗？”
小女孩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继续用树枝在地上画。杨春看了一眼——她画的是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人形，人形的胸口长出了一朵花。
“你叫什么名字？”杨春又问。
小女孩抬起头，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咧嘴一笑，露出豁了一颗的门牙。
“不能说的。”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转身跑进寨子。跑到一半，忽然回过头来，用一种不是孩子该有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你也不要说哦。”然后消失在巷子里。
杨春蹲在原地，心跳莫名地快了几拍。她低头看地上那幅画，泥土潮湿，画痕正在慢慢渗出水来，那个胸口长花的小人被水泡得变了形。
一阵风吹过，樟树裂缝里的红布条猛地扬起来，啪啪作响。
杨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抬脚走进了旧寨。
青石板路很窄，只容两个人并肩。两边是木头的吊脚楼，一楼养猪养鸡，二楼住人。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玉米和红辣椒，门口的竹竿上晾着靛蓝色的布衣，整齐得不像是随意晾晒的，倒像是某种队列。
寨子里很安静。
倒不是没有人，杨春能看见巷子尽头有人影走动，有小孩在泥地里追逐，但他们没有声音。小孩子不喊，大人不叫，连鸡都不打鸣，所有的声音都被一股脑儿地吸进了空气里。
她走了大概一百米，终于迎面遇上了一个人，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的年纪，圆圆的脸，穿着靛蓝色的斜襟布衣，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插了一根银簪子，簪头上刻的不是花鸟，是杨春从未见过的符号。
女人看见杨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那个笑容很温暖，温暖得不合时宜。
“你是杨春？”她问。
杨春疑惑点了点头。
女人的笑容更深了，眼角挤出细细的纹路。“我等你很久了。”
“等我？”杨春皱眉，“你知道我会来？”
“知道。”女人说，“早就知道了。”
她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跟我来吧，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杨春站着没动，她忽然觉得后背有点发凉，像有一双眼睛正贴着她的脊梁骨往上看。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女人回过头，神情真诚，语气自然“寨里人都知道啊。”
她说完继续往前走，杨春犹豫了几秒，终究还是跟了上去。她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也许是导师提前联系过寨子里的人，也许是哪个曾经来过这里的师兄师姐传过消息。山里的村子，消息传得快，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她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导师提起旧寨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资料，只有一张手绘地图和一个地名。没有电话，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人能联系上这里。
他们是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
女人带着她穿过三条巷子，停在一栋木楼前。楼不大，两层，门口种着一株茶花。花开得正盛，每一朵都有碗口大，花瓣层层叠叠地往外翻，像外翻渗血一样……
“这株茶花养了多少年了？”杨春顺口问。
女人看了她一眼，嘴角的笑容没有变。“很久了，比寨子里大多数人都久。”
“用什么肥料？”杨春问。
女人没有回答，她推开木门，门轴发出一声绵长的呻吟。
“我叫阮婆。”她说，“寨里人都这么叫我。”
杨春跟着她上了二楼。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面镜子，桌子上放着一只粗陶花瓶，插着两枝新鲜的茶花。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绣着一朵并蒂莲。
窗户正对着后山，杨春推开窗，看见漫山遍野的茶花，红的白的粉的，开得像一场盛大的葬礼。
“你安心住下。”阮婆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我想找人聊聊。”杨春说，“我来这里做婚俗调研的，想找一些寨子里的长辈——”
“明天再说。”阮婆打断她，语气依然温和，但温和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今天先歇着。”
“可是——”
“今天先歇着。”
阮婆说第二遍的时候，杨春忽然感觉到一阵困意，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昏沉，像被人在后脑勺上按了一把，她扶住门框，使劲眨了眨眼。
“山里的空气好，容易犯困。”阮婆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睡吧，睡醒了再说。”
门关上了。
杨春听见脚步声慢慢远去，然后是楼下门轴的又一声呻吟，她强撑着走到床边坐下，伸手去够水杯，杯子里没有水，杯底躺着一样东西。
一朵茶花——新鲜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
杨春盯着那朵花看了很久，然后她把花拿起来，翻过来覆过去地看，花萼的背面有一小块深褐色的污渍。
她把花放回杯子里，躺下，闭上眼睛。她以为自己会睡不着，但她睡着了，睡得很快，很沉，像被人推进了一口深井里。
梦里有人在唱歌，是女人的声音，很轻很软，唱的是什么听不清楚。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贴着耳朵在唱——
“来呀，来呀，血是热的，土是凉的。”
杨春猛地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月亮挂在半山腰，把茶花林照得透亮。
她翻身坐起来，发现枕头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根银簪子，跟阮婆头上那根一模一样，簪头刻着同一个怪异的符号。
簪子压在枕头的右下角，杨春拿起簪子时，还是温的，她把簪子放到桌上，连忙站起身，走向门口。
门突然打不开了，没锁，是从外面被什么东西抵住了，她用力推了几下，门板纹丝不动。
她退了回来，坐在床上，盯着那面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坐在床上，盯着自己，灯光昏暗，但镜中的影像还算清晰——她的头发乱了，眼窝有点深，嘴唇干裂。
然后镜子里的她笑了。
但杨春没有笑，她又看了一眼。
镜中的她嘴角勾起确实在笑，但眼睛没有，眼睛是空的。
杨春很疑惑，倒没有尖叫，她只是慢慢地把镜子扣在了桌面上。
窗外的歌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很轻很轻的脚步声，很多人。
杨春没有去窗边看，她不想知道是谁在走，更不想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她把被子拉到胸口，睁着眼，一直到天亮。
那根银簪子，她没有再碰过。
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簪子不在桌上，又在她的枕头底下，尖端朝外，指向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