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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大前程 律师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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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女人说。“一些人建议我在瑞士出版，另一些人建议我卖给英国。”她没有提那些不怀好意的试探和来路不明的拜访，处理完后事艾琳·舒伦堡独自一人来到杜塞尔多夫，包里装着小心翼翼收起来的手稿，丈夫死后那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他写这些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医生说早一点还有希望，可他总觉得时间还在自己手中。”
“我很抱歉，”白斯特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礼貌真诚。他本不该管这事，却没法拒绝一道过往的伤痕。“现在的问题不是能否出版，而是在哪里出版。瑞士出版社看起来安全，其实并不，外界对灰色地带的兴趣往往比内容本身更危险，您丈夫在最后几个月里都见了哪些人？”
女人念给他一串名字，身份从记者探员延伸到小说和历史学家，人们试图从那座崩塌政权的余烬里窥见些阴谋与权色的秘辛，使无人问津的失败情报处长在死前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关心。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总担心自己不能生育，可转眼我们就有了三个，伊尔卡和英戈像他，西比勒像我，”她喃喃地说着一些琐碎的东西，语气却是悲漠的，“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时常感到难过，让他们和自己小时候一样活在战败的阴影里。”
“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而战争留下来的东西也比我们以为的更长久。”白斯特将手稿移向她，眼中有一种牧师般的沉静与耐心：“如果您想让它存活，那就最好留在德国，我们的出版社起码懂得哪些地方该沉默，哪些地方该被修饰。”
“修饰？”女人一时没能消化这个单词，好在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已经想好了解释：“我更愿意称之为保护性模糊。”
艾琳似乎听懂了什么，眼里流露出某种奇特的犹豫和若有所思的表情。
“可这样做他会被理解吗？”
“不会完全。”白斯特用一双浅色的眼睛注视着她，语气慢慢显示出温和与笃定。“但也不会被彻底歪曲。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争取到最好的结果了。”
1935年多事的秋天，维尔纳·白斯特在办公桌上争分夺秒制定新法规，手背时不时磕在印章上，小律师就这样保持着甜美的笑容被领到他身旁。才华横溢的尖子生，海德里希钦点的法律顾问，家世清白，履历干净，在被正式调来总局前已为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几项任务。他放下手头靠回椅背，例行公事地就法律和各种反间谍报的问题向对方进行询问，末了将他送到门口，年轻人鼓起勇气问起自己的未来，一处长官并不回答，只是面目温存地安慰他：
“我并不知道海德里希对您有什么想法，可能有一天他会亲自告诉您。”
那一年保安局招了很多人，伟大的帝国保安局局长像藏一个好玩的玩具一样将他安插在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身边，然后开始饶有兴致地观察。白斯特并不亲自下场指导，更多时候只是让将要呈给海德里希的报告在手上停留得略久一些，偶尔用笔尖轻敲某个段落，抬头看他一眼，再若无其事地移开。小律师敏锐捕捉到了这种沉默里的暗示，很快学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行走。白斯特对此毫无表示，既不赞许，也不制止，不久他在礼堂发表了组织内部结构的重组计划，律师坐在底下用一双仰慕的、极富欲望的眼睛看他，这种熟悉的注视滋生了野心，好像过去的他注视未来的他。
小律师在与人交往时总是格外真诚，既不显得刻意，也看不出半分虚假，他在海德里希的默许下动用无数大胆举动跨入上流社会，短短数年便成为社交界和政坛的名人，迅速嵌入权力核心。然而以博士学历跻身党卫队高层的大律师只觉得靠投机上位的小讼棍十分有趣，他在备忘录里细致入微地写道：舒伦堡有潜质做个世俗意义上的好政客，他总是努力表现出一副谦卑的姿态，却又藏不住偶尔想要卖弄一下的小心思。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察言观色上很有天赋，是个玩弄人心的好手。大律师怀着高屋建瓴的自负，既学不会讨好取悦，也察觉不到组织内部的风向更迭和潜在威胁，这在一个山雨欲来的前夕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从美因茨到法兰，再从慕尼黑到柏林，他总是追求一套纯粹的政权模板，然而野心家的战争在所难免，柏林欢迎一切纷争，他的合伙人不介意用一个强大的对手去换一个忠诚的附庸。表面上看舒伦堡完全符合白斯特对未来国家领导者形象的期许：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坚定的公务员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舒伦堡起初赞同白斯特的观点，但很快他就发现背叛比合群更容易获得好处。缪勒紧随其后，虽然两人经常吵得像关错了笼子，但在这件事上却异常统一。昔日畏首畏尾的大学生如今操着副总指挥说话特有的宏大语调，先后在两篇回应他的文章中斥责他的傲慢，同海德里希共事这些年来他的政治觉悟提高许多，看来一段不太光彩但足够牢靠的结盟使他有所长进。
海德里希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很快开始大张旗鼓地整改部门，所依理念出自他微末时的支持者与副手维尔纳·白斯特。一处没落后，这位主管在被暂时留在部门，除了人事和财务以外不再被赋予其他职能，不久舒伦堡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站在海德里希身边的人。大律师心灰意冷，一度考虑加入父亲当年战死的团，尽管他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方面的训练，沃尔特试图为他讲情，然而办公室里那位严苛的领主不愿谈及这个名字：你若是想，也可以去陪他。
失败者最终被留在法国，离开柏林的前一日，曾经的一处处长、RSHA理念的创始人挺直脊梁，仰高下颌，他对海德里希的学徒说话，就像对海德里希本人说话。您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我亲爱的沃尔特。很遗憾我曾教导过您，可惜你们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利益比信念更加可靠。
大律师喜欢用自以为醒世的恒言做开头，然后以感动自己的失败挽回做结尾。他们没有再见过面，白斯特最终去了一个比法国更远的地方，舒伦堡则继续跟着海德里希往上爬。律师的理想停留在最好的时代，对压迫从不反驳，以惊人的狂热追随着莱因哈德。他很快就会知道极权与暴政密不可分，盖世太保和特别行动队马上就会在整个欧洲展开收割，而他之后要为洗清自己的嫌疑经受漫长的坎坷。
战后维尔纳·白斯特最初被判处死刑，因他对占领期间的武力镇压负有最高责任，后被认为曾采取怀柔政策而得以幸存，代价是后半生失去自由的可能。消息传到哥本哈根，总督干呕着吐出一小滩混合着胆汁的胃酸，巨大的落差使他精神崩溃，他想要哭泣，发疯，尖叫着一头撞死在笼子上，而沃尔特·舒伦堡就在这时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被领到他的面前，人们坚信这位同样在北欧俘虏的战利品能安抚失控的总督，像给烈马送一只猫。
白斯特慢慢抬起头，见是他来了，露出一个略带忧愁的笑容，两只脆弱的蓝色眼球被白光打得透亮，又在睫毛下颤抖着避开。
“您只是来收我的尸体，可惜我还凭借意志留着一口气。”
律师没有说话，待看守走后贴着他在床边坐下，将掌心放在他的手背。
“……我曾有过一个仁慈的上司，后来他去了遥远的地方，有时候我有点想他，但我会说自己从不想他。”
总督没有说话，他还是把持着自己的矜贵，像守着一份无聊的贞操。沃尔特见他不答，露出一个尽释前嫌的笑，又朝他靠近了些，白斯特本能地朝后躲，几乎暴露了他拙劣的伪装。一只瘦骨嶙峋的肩膀贴上他的脊梁，他在恍惚间推测对方是否在狱中受过虐待。
“求死并不能证明什么，难的是如何活着面对生命中的各种坎坷。”律师笑了一下，仿佛说出这些不过一点奢望的自怜，“好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不过是我们都熟悉的流程。”
他的声音柔和悦耳，有某种摧毁意志的力量，一只手循序渐进地在衣襟底下将他的手背扣进掌心。但白斯特听出了这种宽慰里的警告，提醒他不要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说出对大家不利的证词，他讨厌这种在别人身上玩剩下的伎俩，然而怨憎与驯服此消彼长，心底有个声音劝说他放弃抵抗。
他想起他的亲弟弟，那是另一个沃尔特，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们也曾这样静默地靠在一起。而对方带着政治任务而来，曾被教得很不错，洞悉审讯，工于心计，知道怎样能使人最快卸下心防，在预备国防军从波茨坦进军的那个晚上，他也是用这种轻柔的触碰和低语安抚的海德里希。反间谍报的尽头往往并非什么高明的计谋和复杂的科技，而是温暖柔顺的人类□□。
他抬头看向沃尔特的脸，发现他几乎瘦得令人认不出来了，这几年权力中心的生涯想必并不好过，曾经需要靠人提点的小顾问在大厦将倾前爬到了对外情报局长的位置，回首发现支撑自己的已成泡沫。这些年来他们对彼此的失败和走投无路太过了解，本该相互憎恶的两个人却又似乎在此刻体会到某种微妙的和解。
后来他没有寻死，也没有发疯——还好没有。从哥本哈根分别后他们各自面对法庭、审判与漫长的监禁，在这不短不长的几年里维尔纳·白斯特既没有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忏悔者，也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殉道者，没有被绞索带走，也没有被轻易放过，他在等一个从残骸中起身的契机。
随着西德的发展和个人关系网的运作他最终于1951年被释放，回到鲁尔重新开始经营荒废的事业与家庭。他没有再收到来自舒伦堡的讯息，只知道对方获释于1950年的那次大赦，他以为他们此生都不会再有关联，直到故人的遗孀叩响他办公室的大门。不久手稿在伦敦出版，一年临近圣诞的时候他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那本装帧低调的回忆录。它显然不算畅销，但似乎卖得出去，在展示柜里有一个自己的角落，排在邓尼茨和曼施坦因下面。他拿走了展示柜里的那本，离开时看到店员拿出一本新的摆上，将它的位置往前挤了挤。
当晚他在书房打开了这本回忆录。一场不到十年的辉煌，随着但泽的第一声枪响，命运开始越来越快地转动，当年风流云散的人和事最终都奔赴了轰轰烈烈的殉葬，那些宏大虚幻的构想风一般从每个人的身边吹过，带走一个国家的兴亡，带走一个时代的荣光，将他的生命燃尽烧干，只留下仓促的收场。
他在前几章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我有幸向第一和第三部门的负责人、当时的部长兼党卫军军官白斯特博士汇报工作。在第一处，他负责处理所有人事、组织、和法律问题，同时还负责第三部门的间谍事务……”
“他知识渊博，开朗活泼，在之后与我的谈话中，他提出了各种有关行政管理、新的警察条例以及反间谍方面的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