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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吃点甜的 “陈小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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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窗户缝用旧报纸塞上了。寒风一时半会儿放过我，收敛了它的声息，转而专心对抗窗外的世界，耀武扬威一般发出隐约的呜呜声。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了，鹅毛一样拥挤着，挤走了所有生物与死物的余地——窗外是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也不太分明。
报纸是上个月新换的，干净平整，头版是县里开会的新闻，没什么看头。我叠报纸的时候手指上的裂口又渗出血珠，蹭在铅字上，洇开一小团暗红色。塞进窗框的时候边角还露在外面，寒风在上面击打出啪啪的声响，吵得我头疼。
不锈钢铁盆放在床尾，里面盛了半盆炭块——去年冬天买的，南方没暖气，老宿舍电路带不动空调，只能靠这个过冬。上次用还是去年冬天和陈小芳一起，她蹲在炉子前，擦了根火柴往里一丢。火苗窜上来映着她的脸，颧骨上那颗痣在光里浮起来又沉下去。她说这玩意儿暖和是暖和，就是不能睡觉，隔一会儿就得开窗通风。我调侃她说咱俩哪有这烦恼，你天天排夜班根本没工夫睡觉，通风的任务就落你肩上了。她脱了棉拖踢我一脚，说都不知道心疼心疼人。
话虽这么说，最后我确实也没再特地操心过通风的事。卫生院的陈大夫忙忙碌碌，大半夜一通电话披上军大衣就走，顺便惊醒我起床通风，确实称不上"特地"。
现在军大衣挂在架子上，筒子楼的暖气管道咕噜咕噜响着。我伸手摸了摸大衣领子，毛茸茸的，凉丝丝的。她今天值班，说是白班，晚饭前应该能回来。
我和陈小芳都是这个县城考出去的。她考上的是省城里的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医学，那一届县城里只有三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贴红榜的时候她名字排第一个。我考上的是同省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比她的学校差一截，但也是很好的。那年暑假邻居见了我妈都说你家闺女出息了，老师多稳定啊，以后生活不用愁，对象也好找。我妈嘴里说着哪里哪里，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眼睛已经弯成一条缝了。
我们刚开始不认识，唯一的交集是我路过她学校，低头看手机的时候被大大的"喜报"糊了一脸，拿下来一看，几个名字里唯一留下印象的是"陈小芳"。那时候《小芳》这首歌很火，电台翻来覆去地放，视觉听觉一齐响应，名字映入眼帘，逸散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漆黑油亮的麻花辫轻轻摇晃。
她学医，我学文，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不同大学里度过了完全不相干的几年。她后来跟我说，她大二那年寒假回来，在老李头的栗子摊前看见过我一次——我穿着白色羽绒服，抱着纸袋从巷口跑过去，围巾在身后飞着。她说她当时多看了两眼，心想这个女生穿得素净，跑起来却热热闹闹的。我说你记性真好，她笑笑，伸过手紧了紧我的围巾。
我们不是一毕业就回了县城的。她在省医院实习了一年多，我在市里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了两年半的书。那时候觉得县城很小很小，小到走在街上三步就能碰见一个认识你的人，小到你想做点什么都得先过一遍别人的嘴，小到装不下任何野心。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打算再也不回来。
后来她先回来了。
那年春节她回来探亲，路过卫生院门口，看到一张招聘公告贴在铁皮橱窗里，"急聘"两个字印在红纸上，红纸的边缘已经卷了，底下盖着卫生院的章。公告贴了半个月了，还没人揭。前任医生调走了，卫生院只剩下一个卫校毕业的中年医生，一个人值了三天班，连着值，白天看完病号夜里睡在诊室的折叠床上。公告下面贴了张补充说明，手写的，圆珠笔字迹潦草，说"能看普通门诊即可，专业不限"。
她那天晚上给我发了条消息——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大半年了，因着是老乡的缘故彼此很亲近，一来二去就成了好友。
消息只有七个字：我回县卫生院了。
我说你不是说绝不回去吗。消息发出后我就看到屏幕上方她的名字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中"，然后变成名字，然后又变成"对方正在输入中"，如此反复三五轮，我都准备熄屏了，她的信息才慢悠悠发过来：总得有人回来啊。我不知道回什么，半晌打字说那你也算衣锦还乡了，她没再回。
我回来比她晚半年。
县一中语文组缺人缺到组长在教育局拍了桌子。前任语文老师退休了，退休前在讲台上晕过去一次，学校不敢再聘年纪大的，但年轻师范生毕业都往市里跑，没人愿意下来。高三的课一个人顶了两个月，语文组长找了三次教育局，第三次拍了桌子，说再不补人课都没法排了。
我是那时候考的编。面试那天教育局的人问我为什么回来，我嘴皮子上下一磕，什么建设家乡啊回报社会啊一大堆官腔噼里啪啦不要钱地往外扔。那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腻，只是点点头，在表格上勾勾画画。我看着笔杆在他手中摇来摆去，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答案——那个在市里出租屋里反复盘旋的念头。
家里的编制对我来说不难考，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身份金贵，我知道一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接到面试通过的通知时并不意外，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不知道放弃了市里的机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面试时的官腔其实并不是瞎话。我在市里教书那一年，班里有个学生因为家里交不起补课费，在厕所隔间里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划了二十七道。我发现的，孩子没大碍，但我觉得还是发现得太晚。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里想，市里尚且是这样，那教育资源更差的老家呢？县城低矮的楼影在我眼前闪过，错综复杂的电线在空中架起，像小时候翻花绳的"老鼠夹"花样，待朋友两根手指伸入空隙，便灵巧地将绳子一拉，手指变成"老鼠"动弹不得，高抬贵手放走"老鼠"后又打成个死结。
如果我在老家教书呢？那些家长我大概率都会认识，那些孩子家里什么情况我大概能猜到。不用等他们划完二十七刀，我大概在第三刀的时候就能听见风声，或者更早。那些孩子的父母是我同学的哥哥，是我邻居的表姐，是走在街上会点头打招呼的人。在城里，我是一个"老师"；在县城，我是他们的"熟人"。这两者之间差的不仅仅是身份，更是一种可能。
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我又开始想，我回来了，那些划胳膊的学生难道就能不划了吗？那些交不起补课费的家庭就能交得起了吗？
我不知道。
可能回来之后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人掉下去。
但我仍然买了车票。因为我想的是，如果我能更早地拉住他们呢？
哪怕只有一个也好。
后来我跟陈小芳说起这个。
那是2013年的春天。我们都回来了。她骑电动车我骑自行车，那天在槐树底下碰见，她停下车说你车链子嘎吱嘎吱响是不是缺油了，我说没啊，她让我骑前面她在后面跟着听了一路，然后超上来叫我和她一起去她家里拿链条油。
我去了。她蹲在地上拿刷子往链条上抹油，指头上沾了黑油蹭到鼻尖上。我说你变成黑猫警长了，她抬头看我一眼，说那你帮我擦干净。我就一点一点把她鼻尖上的油渍擦掉了，她的鼻尖凉凉的，呼出来的气倒有点烫手，我擦完立刻就把手收回去了。她还在给我那把嘎吱响的车链子上油，蹲在地上，刷子蘸成黑漆漆的接着往链条缝里抹。我闲站着没事做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话题不知怎的拐到这里。
她听完没抬头，说你傻不傻，你觉得一个人能派多大用场。我说那你呢，你干嘛回来。
她的手停了一下。
"因为我也是傻子。"
她说，省医院不缺我一个，但这里缺。
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她说跟你说了你又要哭况且你也没问啊。
我说我没哭。
她说你眼圈红了。
我别过头，说：
"你看错了。"
那年她坐在卫生院那张折叠床上值夜班，我站在县一中的讲台上讲《滕王阁序》。那年秋天特别长，老李头的栗子摊从九月摆到了十二月，我和陈小芳每周二周四在摊前碰面，她剥毛豆，我剥栗子。她剥完把毛豆塞我嘴里，我就顺手递栗子肉给她，栗子肉黄澄澄的在太阳下反光，亮得金碧辉煌。她咬了一口，开心地眯起眼，说还是老李头的栗子甜，就为这口回来也值了。我把剩下的塞到自己嘴里和她一起眯眼，说咱俩也算是秋季限定苏东坡，日啖栗子三百颗。她边嚼边剥毛豆："咱俩强一点，不是被贬过来的。"
有一次她忽然问我大学里谈过恋爱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我也没。我说那你大学四年都干嘛了，她说读书背书看书、跟室友吵架、想家。顿了顿，仰起脑袋一副自豪的样子说："我把三毛所有的书都看完了，在图书馆借的，没花一分钱哦。"我伸手弹她脑门儿，说大才女啊，那你想家的时候是不是也作一首诗，什么时候拿去发表当作下一届高考题。她捂着脑门儿吐吐舌头，坦言说那倒也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也就是想老李头的炒栗子，每年秋天一到那个味道就在脑子里转，学校食堂不卖，她就蹬个自行车骑过两条街去买一袋回来，结果剥了一颗就不想吃了，不是那个味。我把剥好的栗子递给她，她咬了一口，眼睛又眯起来。
那时候觉得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她值她的夜班，我上我的早读，县城就这么大，每天都能碰见，也挺好的。
我家里催婚催得早。二十二岁那年我妈就开始给媒人打电话了，从谁家儿子在县法院上班问到谁家侄子开了个五金店，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男子从她的电话听筒蹦进我的电话听筒。我那时候刚毕业，工作忙，统统拒绝了，为此和家里吵过好几次。挂掉电话后心烦意乱，又拨给陈小芳发牢骚，她居然也没笑我，听筒里她的声音飘过来，沙沙地响："你不是23了？催婚好像也正常。"
我正在气头上，听了这话语气不善道："难道女的就非得和男的绑一辈子？"
电话里她愣了一下开始笑："不然难道和女的绑一辈子？"
我心里冒出一股不知来源的火，有意恶心一下她："我看和你绑一辈子也挺好。"
她在听筒那边半天没声音，我"喂"了好几声说信号这么差吗，她才慢悠悠飘过来一句：
"也不是不行。"
这下轮到我这边信号不好了。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妈又把我拉到厨房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人家条件那么好也不过去一趟。"我说妈我太忙了，她说就你一个忙吗老师不是有寒暑假吗隔壁小王人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说他孩子上幼儿园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话题后来演变成了每次回家的固定节目，我妈说两句我就躲回房间。年后我回了教职工宿舍，没什么事儿尽量少回家。
那是入职第二年，市里召开教师比赛，要好的同事悄悄告诉我说这比赛和职称挂钩，我作为县一中模范教师代表之一坐上大巴去市里，边学习老前辈的思路边天天熬夜磨教案。比赛前一天接到我爸电话说妈病倒了，电话里的声音心急如焚，连带我也火烧火燎，急急忙忙递了假条就登上大巴，大夏天在车窗里看见亮晶晶的柏油路一段一段地断了，变成水泥路，变成碎石子路，最后接上坑坑洼洼的土路。还好胃是空的，晕车也不会太麻烦。
行李也没拿，拎着两个馒头一瓶水，颠簸4个小时到了家。推开门看见爸坐在椅子上打蒲扇听收音机，见到我就着急忙慌地关掉，我说妈呢？他说在医院，刚好你来了，我领你过去。我们穿过大厅绕过输液室，我大概是中暑了，眼前一阵阵发黑，赶紧喝了两口水压压，爸推开某间病房门，迎面露出我妈的脸，一身蓝白条纹坐在床上啃苹果，旁边椅子上一个小伙子正坐着低头剥橘子，没注意到我。我妈对着我气定神闲道："来了啊，这是小刘，刘军，你刘阿姨她侄子，你们认识认识。"他这才看见我，手忙脚乱地站起来腼腆一笑，手里的橘子还没放下。
最后还是相了亲——我妈确实是高血压住院观察。
晚上我没呆在家里，去了教职工宿舍，当晚就病倒了，晕晕乎乎打电话给陈小芳，想不起来说过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陈小芳就来看我了，估计是刚下夜班。检查了一下说问题不大，出去买来两盒非处方药让我按时吃。她把水端给我，顺手拆开药盒，说副作用里有一条嗜睡，你晚上饭后吃，吃了早点休息。我脑袋晕乎乎的，端着杯子莫名其妙蹦出来一句："我妈催我结婚。她说隔壁小王孩子都上幼儿园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干嘛忽然说起这个，但又生出奇怪的好奇心，想知道她是什么反应。
她拆开锡纸板倒出胶囊和药片，像一个诊所医生那样熟练地搁纸上分好，折成四四方方的一个小包："哦。"
我被这声"哦"弄得有些失望，依旧说不上来原因，放下水杯说："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她折完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条件反射一样偏开视线，又把水杯捧回手里。
"催你也没用，"她语气很平，扔了锡纸板把纸包整整齐齐码回药盒里，"你心里有人了对不对。"
我愣住了。这句话像从她嘴里平平淡淡地掉出来，没什么重量，砸在我这儿却震得我半天没回过神。我端着水杯说不出话，喉咙里干涩涩的，像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下不去。她看了我几秒，也不催，把药盒盖上，头也不抬地拿记号笔在上面写用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她怎么能这么平静？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了，而我连自己在想什么都没搞清楚。
她写完用量，把药盒推到我手边："一天一次，一次一包。不舒服再给我打电话。"顿了一下，嘴角浮起一点我看不太懂的笑意："你耳朵红了。"
我下意识捂住耳朵，没用，脸也烧起来了。羞恼地踢一下她的脚，她若无其事地放好药盒，嘴角还挂着那抹笑。
那次之后她来我宿舍的次数更多了。值班室不忙的时候就过来，我舍友家里不错，上报了学校不住在分配的职工宿舍，学校也没有其他需要安排房间的女老师，双人间升级成单人间，学校又不搞教职工宿舍的查寝，我索性叫陈小芳过来住。她没什么行李，还省了房租，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冬天她穿军大衣，进门先把手伸到炉子前面烤，等手暖和了才碰我。有时候我们在床上靠着看书，舒服地陷在厚棉被里。她的脚凉，伸到我小腿肚底下焐着，说你腿怎么这么烫，我说我气血旺，她说胡说，依你的体格顶多算是吃多了毛血旺。那段时间我手上冻裂了道口子，一直不好，她每次来都盯着我涂护手霜，涂完了就握着我的手放在她手心里焐着。有一次我说你怎么老盯着我手看，她说因为你手上这道口子是我见过好得最慢的口子，都一俩月了。我说那你还盯着，她没好气地说就因为好得慢才盯着，好得快了谁盯你啊。
那时候我知道了她家里也在催。她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她嗯嗯啊啊地应付着，挂了之后把手机往床上一扔，说又来了。我说催你什么，她说催我找对象，说学医的学历高不好找，再不找就更难了。我想想说二十五也还好吧，她说在她妈那儿都是差不多，二十五四舍五入就是三十，"过了三十就没人要了——"她学着她妈的语气说完这句话，自己笑了，但那笑没到眼睛里去。那天晚上我们坐着没怎么说话，她剥了半袋栗子，全给我吃了，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那年除夕她值班，我从家里年夜饭上跑出来，打包了一盒饺子去卫生院。值班室里就她一个人，电视开着放着春晚，声音调得极低。她把饺子放在暖气片上煨着，拿了两个搪瓷缸子倒热水。窗外的烟花在天上炸开又落下，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一条一条地漏进来，印在地板上，像老虎身上的斑纹。她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回头说你妈没说你吗？年夜饭跑出来。
我回忆起自己拙劣的谎言："……我说我对象值班，我去送点饺子。"母亲放光的眼睛让我很有些负罪感，说完觉得浑身不自在，只是瞅着电视里的春晚，好像那是什么救命稻草一样。那个时候小品还很精彩，赵本山下去冯巩又上来。我一点也没看进去，余光瞥见她笑了，眼睛眯起来，和吃栗子时的表情如出一辙。烟花的光正好从窗户上滑下来，滑过她半张脸，眼下那颗痣在光里沉浮了一下。
那晚她亲了我。很轻的，在额头，像秋天的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
她亲完之后说："新年快乐。"我说："新年快乐。"然后我们谁都没提刚才发生的事，靠在一起看春晚。其实谁都没在看。
电视里的笑声隔着一层薄薄的屏幕传出来，我看着电视里闪烁的舞台灯，没来由地觉得这个值班室要比人民大会堂还暖和。
那年春天陈小芳家里又催了，这一次她妈没打电话，直接坐车来了县城，在卫生院门口堵着她，说她要是不回去相亲，她就不走。陈小芳把她妈安顿在县招待所里，晚上过来找我，进门的时候没像平时那样先喊我一声，而是靠在门板上没动，过了十几秒才说："给我一根烟。"
我说："你不是戒了吗？"
她冲我眨眨眼："今天破例好不好？"
我从抽屉里把她之前剩下的那半包烟拿出来，她接过去，没急着点，在手里捏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没有打火机。我看着她那副颓丧的表情，终于还是递过去一盒火柴。她沉默着接过，靠在门框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边抽边咳嗽。我没催她，坐在床边看她，看烟灰一点点变长，又落在她鞋前面。
她取出第四根的时候我起身走过去，劈手把那根烟连同剩下的小半包一起从她手指间抽走了："你这样抽还要不要命了。"
她空下来的那只手在身侧蜷了蜷，像想抓住什么没抓住。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我妈说她要脸。"
我没接话，她停了一会儿，又说："她说我在外面晃荡着，不像个正经人。"
"只有这些？"
她没回答。我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转过身来，看见她还低着头站着。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她才开口："……还说了别的。"
"说什么了？"
她抬起头，笑了一下——不是平时那种眯起眼睛的笑。她嘴角往上提了提，没稳住往下落下去，然后很快地又撑起来。
"不告诉你。"
我没再追问，走过去，伸手抱住她。她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她和我差不多高，那天穿了一件晴纶毛衣，扎着我的下颌，怪刺挠的，她胳膊越收越紧，勒得我肋骨有点疼。但是我没动，也没说话。
后来她妈回去了。走之前来了一趟卫生院，我刚好从值班室出来——下午有课——在门口碰到一个中年妇女，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操着很重的乡音问我："同志，你知道值班室在哪儿吗？"
我给她指了方向。她连声道谢，有些拘谨地朝值班室那边走过去。我看着她的背影愣了一下——那个眉眼和陈小芳有几分像。但我没多想，匆匆往学校赶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她妈。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陈小芳没说，我也没问。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她不想说的事，我从来不会逼她。
那天之后她又开始抽烟了，只不过一看见我就会手忙脚乱掐掉。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算慢慢推进戒烟大计。
七月十五号那天，我在离卫生院最近的便利店买了两根绿豆冰棍，走到门口时看见围了一圈人。我心一紧，挤进去——看见陈小芳蹲在值班室门口，手里攥着一把螺丝刀，正跟一台罢工的风扇较劲。地上散着零件，旁边站着个中年男人，袖子上沾着血，正在跟她争什么。
"我说了，三百块的报销单，我明天给你开，你先回去包扎行不行？"陈小芳头也不抬。
"你开，你现在就开，我不信你——"
"徐叔，"她终于抬头，脸上蹭了一道黑机油，"你手还在流血，再不处理感染了花的不止三百。"
那男人还想说什么，我走过去，把绿豆冰棍往陈小芳手里一塞，然后对那男人说："我是她朋友，我帮你盯着她开单子，你先让护士给你包扎行吗？"
男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血，终于被护士拉走了。陈小芳咬了一口冰棍，含含糊糊地说："你怎么这么会说话。"
"你少来，"我蹲下去帮她捡零件，"人家手上血哗哗的你还跟他吵。"
"他插队，还骂我，"她嚼着冰棍，眼睛眯起来，"不过你来了我就不气了。"
那天晚上她没值班，我请她吃毛血旺。她辣得吸溜吸溜的，鼻尖冒汗，我给她递纸巾，说你少吃点辣对肺不好。她说你管我抽烟就算了还管我吃辣？我说你支气管炎的药还在窗台上摆着呢。她筷子一顿，抬头看我，说你怎么知道？
"上次帮你收拾值班室看到的。"我面不改色地夹毛肚。
她看了我几秒，然后低头继续吃，耳朵尖红了一点。
秋天的时候老李头的栗子摊又支起来了。我和陈小芳每周二周四去买，她剥毛豆我剥栗子，坐在巷口的水泥墩子上，脚下踩着槐树的落叶。她说今年栗子比去年甜，我说今年老李头换了配方。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跟他女儿是一个办公室的，她告诉我的。陈小芳嘴里塞着栗子瞪大眼睛："老李头女儿？在你学校？"
"语文组新来的实习老师，"我慢悠悠剥下一颗，"叫李小满。"
她咽下去，表情很复杂："……李叔的栗子摊后继无人了。"
"你关注点是不是歪了？"
"不歪，"她伸手拿我剥好的栗子，"这叫产业考察。"
我拍掉她的手："自己剥。"
她缩回手，委屈巴巴地看着我。我叹了口气，把剥好的递到她嘴边。她张嘴咬住，牙尖蹭过我的手指，凉凉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灯光落在她颧骨上那颗痣上。
她嚼着栗子，忽然说："你说咱们能在这儿待多久？"
"你想待多久？"
"不知道，"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栗子壳，"有时候觉得一辈子也挺短的，一眨眼就过去了。"
"那就待一辈子呗。"
她抬头看我。我继续剥栗子，假装刚才那句话不是自己说的。
后来她妈又来过一次。这一次她没瞒着我，拉上我一起去招待所吃的饭。饭桌上她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县一中教语文。她妈点点头，说好工作，稳定。然后她妈转向陈小芳，说你俩住一块儿？陈小芳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含糊地"嗯"了一声。她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也好，省房租。"
陈小芳差点呛到。
她妈又看了我一眼，说："你俩好好的就行。"
我低头扒饭，耳朵烫得不行。陈小芳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抬头，看见她嘴角翘着，眼睛弯弯的，满桌子菜的热气在我们之间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轮廓。
那顿饭吃完，她把她妈送到车站，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她说我妈给的，说让你多吃水果。我接过橘子，剥开一个，递给她一半。
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长椅上坐着吃橘子，秋天的风从远处吹来，带着田野里烧秸秆的味道。
"你妈……"我斟酌着开口，"她知道了？"
陈小芳嚼着橘子，腮帮子鼓鼓的："她又不傻。"
"那她不反对？"
她把橘子咽下去，想了想："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跟厂里一个女工走，后来没走成。她说男的女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后悔。"
我攥着橘子的手紧了紧。她把剩下那瓣橘子塞进我手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走吧，你晚自习该迟到了。"
我站起来，跟在她身后往车站外面走。她的麻花辫在风里晃着，军大衣的衣摆被风吹起来又落下。我叫她：
“陈小芳。”
她回头。夕阳在她身后铺开，橘红色的，把她整个人镀了一层暖光。
"你会后悔吗？"我问。
她站在逆光里看着我，眯起眼睛笑了一下。
"后悔没早一点告诉她。"
然后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手里那瓣橘子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冬天又来了。她又把脚伸进我被窝里，毛线袜抵着小腿肚，说你怎么跟个小火炉似的。我说你少来，是你自己手脚冰凉。她往我这边挤了挤，头靠在我肩上，军大衣的毛领蹭着我下巴。
窗外又下雪了，大片的，鹅毛一样。窗缝里塞着的旧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响，但这次是我上个月新糊的，没有血，没有暗红色的铅字。
房间里炭盆烧得旺，火苗在铁盆里一跳一跳的。她半边脸被映成暖橘色，颧骨上那颗痣在光里浮着。
她说："新年快乐。"
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新年快乐。"
她没睁眼，但嘴角翘起来了，往我怀里拱了拱，军大衣下摆裹着我俩的腿。窗外的雪安安静静地下着，盖住了整座县城，盖住了老李头的栗子摊，盖住了卫生院的屋顶，也盖住了巷口那两排歪歪扭扭的脚印。
来年春天，河滩上那根芦苇还立着，旁边又长出新的来。我和陈小芳蹲在旁边看了半天，她忽然说："像不像咱俩？"
我说："哪有这么瘦的，你是在骂我还是夸我？"
她弹了一下我脑门："夸你扎根扎得深。"
我捂住额头，说："那你呢？"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低头看着我，阳光从她背后打过来，麻花辫上一圈金边。
"我啊，"她伸出手拉我起来，"我就是旁边那根新的。"
我被她拽起来，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栽进她怀里。她扶住我胳膊，没松手。
河滩上的风把芦苇荡吹得沙沙响，远处老李头的三轮车突突地驶过堤坝。我在她掌心里站稳了，低头看见自己的手被她攥着，十指扣在一起，影子落在春天的泥土上，两个靠得很近的、结结实实的影子。
她说："走吧，回家给你剥栗子。"
我笑笑：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