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河流名是杜撰的
·土木堡之变找了个相对讲的简单一点的版本,供大家参考。
土木堡之变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by朱勋
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期间,实行了缓和矛盾、约法省刑、息兵养民、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政治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有了这样的家底,继位的明英宗似乎也想做汉武帝。据《明英宗实录》卷一记载,在刚刚学会说话时,明宣宗把他放在膝盖上问:“你将来做了天子,能让天下太平吗?”又问:“有人干犯国法,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他声音洪亮地回答:“能!”小小年纪神采飞扬无所顾虑,明宣宗大喜,脱下身上的龙袍给他披上,又把他放在宝座上,左右皆呼万岁。俗话说三岁看大,这一事件预示着明英宗的“不凡”人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立了一个大大的flag。
正统四年,也先继承父业,自称太师、淮王,进一步巩固权力,架空了脱脱不花,成为瓦剌的实际统治者。很快他就表现出能征善战、狡诈多变的特点,先是将使团人数从五十人擅自增加到两千人,利用朝贡制度往来获利,稍有不满,就频繁骚扰边境,迫使明朝增加赏赐。此后他攻破哈密,俘虏哈密王,又与沙州、赤斤等蒙古诸卫结亲,实力大涨,击破兀良哈,甚至一度威胁朝鲜。可知瓦剌的威胁早已存在,并非正统十四年的心血来潮,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既然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可避免,那么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王振削减贡马的价格,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在《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瓦剌传》中可以看到,导火索是瓦剌使团骤增至三千人,再加虚报以冒领赏赐,礼部官员核查后照实数发放。与此相比,王振削减马价,根本就是小事一桩,这只是也先挑起战端的借口罢了。
明英宗命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集结文武大臣和二十万官兵准备出征,就在当天,传来了西宁侯宋瑛在大同以东的阳和全军覆没的消息。这更加坚定了明英宗亲征的决心,也加剧了随行大臣们的担忧。次日,大军出征,刚走到宣府,就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大臣们开始上书劝阻,被王振喝退。
成国公朱勇等人跪进也无济于事,兵部尚书邝野和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一整天,这进一步加剧了王振与随行官员的矛盾。此时有边报称,大同、宣府一带的瓦剌军稍稍退却,明英宗以为敌人胆怯,执意继续前进。事后证明,这是也先的诱敌深入之计。数日后大军到达阳和,明英宗目睹此前宋瑛部尸横遍野的惨状,心中动摇,到达大同以后,镇守太监郭敬密报战场态势严峻,加之又遇大雨,明英宗终于同意班师。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土木堡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众人希望赶往条件相对较好的怀来,被王振以辎重未到为由拒绝。《明英宗实录》则给出更无厘头的理由,说王振因“惭恚”强行驻扎土木堡。而这种无厘头,往往就是春秋笔法的预兆,在实录的卷185,有两条记录道出了真相。
第一条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上奏,说将领杨俊望风而逃,将宣府以东的十一座城池拱手相让,使瓦剌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这其中也包括怀来城。第二条是战后追究责任,弃守这十一座城池的将领,或斩或贬或宥,明确记载了守备怀来的康能、易谦、温海等人。
这样就明白了,当时怀来早已陷入敌手,明军到达土木堡之时,就成了瓮中之鳖,根本无法动弹。之后的事情不必赘言,挖地两丈无水,城南十五里的河水也被瓦剌占据,明军焦渴难耐。也先强攻不入,就假意议和,稍稍退军,而此刻明军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若是经验丰富的宿将,会先派出骑兵警戒,然后分批取水,断不至于崩溃。
可惜明英宗和王振完全就是菜鸟,竟然一窝蜂地冲向河边,阵脚大乱,也先趁机围了上来,真真切切地演绎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明军伤亡过半,四散奔逃,随行的五十多名官员殆尽,加上之前的损失,包括二公、三侯、六伯、二尚书、三侍郎等重要官员,朝廷几乎为之一空。因此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出自于谦为首的留守官员的策划。然而如此复杂的战场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个人的控制能力,如此巨大的兵力损失,已经使得京师面临灭顶之灾,难道他们疯了?
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丧师辱国,总不能算到皇帝头上,而王振既积极主战,又在此前后与文官集团发生过种种矛盾,正好旧账新账一起算,这锅你不背也得背。根据上面的分析,至少于谦是知道土木堡之变真相的,为什么也支持诛杀王振党羽呢?试想当时京师告急,人人自危,已经有人提出南迁之议,只有当机立断,用王振党羽的头颅来稳定人心,而抄没的王振家产,也能充作军饷。
-----------------------
给老婆们小冰箱门霸王龙们递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空气罐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