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11、《改变常改变》 ...
-
PART II 媒.体
11 《改变常改变》
———————————————————————————————————————
“改变常改变
风雨前几多不变
令你我相对中妥协
令你我相看苦笑心中作战”
——潘伟源作词，林子祥演唱
———————————————————————————————————————
只是说到爱这件事，不管哪一种爱，很多时候还是单向的且自知的，甚至连自己都未必知的，譬如，你明白你爱一个人，爱一件事，爱的到底是什么，但在别人眼里，甚至在你爱的这个人的眼里，则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做事情未尝也不是如此，就譬如，我一直我认为我正在从事的这个职业，就叫记者，但当我跟很多人讲起我所从事的工作时，大多数人会在脑海里第一时间蹦出一个词，娱记，当然，还有人蹦出来的是另外一个词，狗仔。
娱记这个词，其实还没有那么难以接受，无非就是娱乐新闻记者嘛。中文语言中，从唐朝开始有“新闻”一词，到了宋代就开始有了专门登载八卦新闻的民间小报，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随着国外娱乐的涌进，明星演艺行业的兴起，娱乐新闻就开始风生水起风起云涌，一代巨星阮玲玉的死，就让国民充分领教了娱乐媒体的厉害，直到新中国成立，再加上□□，娱乐新闻才一度看似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港台及海外娱乐文化逐步引进到内地，各种娱乐新闻八卦报导也随之扑面而来，我们对娱记这个词也早都不陌生了，南方的媒体更是走在了前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有了专门刊载各种演艺和娱乐新闻报导的专业报刊，中学时偶然在街边报摊上买到一份广州出的《舞台与银幕》，其报导对象、报导方向与彼时我们所熟悉的《大众电影》、《大众电视》等国家级专业演艺刊物大为不同，港台明星的新闻占了其中大多数的版面，连记者的写作口吻也是很港台化的，很生动甚至刺激，但又相对克制，重点是言之有物，那时候的钟路明伍福生等该报记者，就成了后来我心目中内地演艺记者的鼻祖。
是的，演艺记者，那是那时我个人心目中对他们的一个定位，包括后来我又一直坚持买了很多年、也被几代内地音乐圈人士视为启蒙的月刊《音像世界》，他们的记者在我眼里，也都属于演艺记者的范畴，相对于更学术化的文化记者，他们报导的内容和口吻自然是更轻松也更娱乐化一些，时不时也会谈及艺人的婚恋家庭等所谓的花边新闻，但整体的方向还是更侧重于演艺专业层面的动态表现的。
事实上，在2000年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是只有演艺界（圈）而没有娱乐圈的，大多数演艺界的人士，也都是要通过一定的专业门槛选拔才能入行，也都会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成一项要靠专业本事吃饭的职业，彼此间的行业地位及口碑等级，也还是主要以职业表现成绩来界定的。纵然其中有幸成为了大众明星的少数专业人士，也在所难免地会被大众关注到其个人工作之外的隐私部分，只要不涉及违法犯罪或者严重伤及公共道德，你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伤，所以在公开的平台上与媒体对话时，还是都习惯了只谈专业层面的话题。即便到了90年代内地的演艺行业逐步开始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了，但演艺行业的这种对话语境作风，无论是对演艺人士还是媒体人士来讲，依然还是被作为主流规范秉持了很久，甚至一起延续到新世纪最初的五六年里。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到20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里，除了几桩明星偷税漏税案件，几个明星因流氓罪被抓，还有几个明星打人或者罢演事件，内地演艺界媒体报导过的能算得上娱乐新闻的，几乎不超过20条。
但不代表大家对娱乐圈，娱乐新闻和娱乐记者这几个词完全陌生，只是这些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港台流行文化全面盛行时才从外面流传进来的词汇，在彼时对于内地大多数人来讲，其实也都还只算得是一知半解的新鲜玩意儿，还是属于别人流行的前卫时髦，一说起来前面难免都要加上“港台”或者“国外”的前缀。正如内地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偷偷摸摸到战战兢兢到大胆实验再到大张旗鼓都要用了差不多近二十年的历程，在那个年代， “娱乐”这一套显然更私俗化更名利化更活色生香化的行业风气的流行，对于已经正襟危坐了几十年的内地演艺界来讲，还是一个需要小心挑战与试探的边缘地带。
只是对流行的追逐和效仿是任何时代都阻挡不住的，虽迟必到。“娱乐新闻”还是抢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内地娱乐新闻正式的兴起，虽可能无具体时间可考，但普遍也会把1999年光线传媒创建的《娱乐现场》视为内地第一档娱乐资讯节目，甚至也把它的诞生视为内地娱乐产业的伊始。
世纪之交，市场化办报的理念也在媒体行业全面贯彻执行，各地以为百姓服务，吸引百姓眼球为宗旨的都市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00年，陕西的《华商报》也正式成立了娱乐新闻部，从此，关于明星演员娱乐动态的各种新闻报导逐步成为媒体常态，并且常常登上官方报纸的重要版面。娱乐记者也从此时在内地媒体行业正式走上台面，据当年《华商报》首批娱记虞纪的一篇回忆文章《娱记江湖二三事：以此文缅过往，敬同好之青春》所载：2000年底，包括他在内的近40家各省的媒体代表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娱乐记者大会”，并且还发出了一份“娱乐记者告全国书”，正式宣告了内地娱乐记者时代的到来。
只是，任何新旧时代的更替之交，总还是会存在着一段长长短短的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拉锯对峙的灰色空间。内地娱记诞生之初，虽然也干了好几票诸如集体质疑某全国性电视节评奖黑幕最后令某大台台长当着全国记者的面道歉等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大事件，但基于这个行业在全球性的整体声名，很多人还是会对它有个先入为主的既定印象，认为娱记嘛，不过就是些专注于明星隐私的小报记者，尤其在内地，突然听说有了娱记这个行业了，便会把所有参与演艺行业报导的人统统都认定为是娱记，甚至包括很多演艺界人士本人，对他们是又怕又嫌，甚至嗤之以鼻。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需要电话采访何冰，因为他主演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姐妹》正在热播，我们做一个大的专题报导，尤其是这个剧先前已经有了崔健梁咏琪等人演过的电影版，业界也比较关注同一故事影视不同版本的比较。电话拨通时何冰正在片场休息，片场或许有些嘈杂，何冰大概是没太听清我的问题，又或者觉得可能又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有些不耐烦，直接甩给我一句“小伙子，对付你们这种娱乐记者，我三两句就可以打发了！”我当时也是一紧张，电话咣当就掉地上了，其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但工作任务还得完成啊，于是又厚着脸皮重新打了过去，还好何冰还是接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聊，我说：“何冰老师，其实我并不是想问您和崔健之间的任何比较问题，我只是从我个人的印象中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我第一次看您的表演是在《北京深秋的故事》，你在当中演的是一个捅了人的小混混，当时只有几分钟的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再看到您是《无悔追踪》里的阎奂章，再往下看，包括《空镜子》里的翟志刚和《浪漫的事》里的吴德利，您在电视里演过的角色几乎都是生活中不会被人待见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演的都是那种没有大出息却满是小心眼的角色，属于戏曲里的小花脸角色，这回演的大哥齐忆苦，从身份上讲仍是一个底层小人物，但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这却是个身上肩负着大责任和大命运的大角色，我也知道先前你曾经几次想争取这样的角色都没成功，这一次是怎么说服导演能让您演这样的角色的？”何冰显然对这个问题既有些意外又有些兴趣，说小伙子我没想到你看过我这么多戏呢，然后明显就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他接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以及他对这个角色的处理心理，顺着角色和人物的“小”与“大”的问题，我又跟他聊起他的话剧表演，他在大剧场与小剧场舞台上一些截然不同的表现，采访快要结束时，何冰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这位记者老师，我必须要为我开始时对您的不礼貌郑重道歉，说实话接电话时我以为您就是个通常的狗仔记者，但聊下来才发现我错了，您的专业程度令我佩服，我要为我刚才对您表现出来的轻视深切道歉。”
说实话，这事儿对当时还没入行太久的我触动还挺大的，一是说明别人，从读者到艺人，对我们这一行有多深的误解，二是专业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说它既是我们这些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尊严啊。
事实上那时候大多数从事演艺行业报导的记者，都是把专业导向放在重要位置的。那时期很多进入内地发展的港台演艺界人士，在接触到内地“娱记”们之后，也常会有出乎意料之感。如今的人们自然是习惯了把所有从事歌唱、影视表演、舞蹈等各种舞台表演的人都称之为艺人，而其中有着较高名气和影响力的又称为明星，而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这些称谓主要都是港台以及海外的叫法，内地官方的叫法还是“演员”或者“艺术家”，而即便是比较市场化的叫法，也是分别称为歌星，影星，笑星、舞星、打星等等，专业属性都还是挂在前面的。
但在港台，不管你干什么的，都统称为艺人（所以你也会发现，港台的艺人也因此啥都能干），而艺人在媒体眼里，就是娱乐大家的，在报导他们时全是娱乐导向，今天你跟谁有私情了跟谁有恩怨了，明天谁比谁红了谁又出事了，红的人没事儿也得给你找点事，不红的人除非你给自己整点大事不然报导就没你的事儿，但你唱的歌你演的戏你得的奖这些职业范围内的事儿，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甚至连一笔都不肯带到；所以，当他们在接受内地“娱记”采访时，就会诧异的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记者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跟他们探讨他们唱的歌，他们演的戏，会重视他们的作品多过他们的私事，他们会发现，很多记者会记得他们某一张几乎无人问津的唱片中的某一首他们个人的私藏之作，会对他们在某些影片中以为无人察觉的细节设计体察入微，会关心他们的演艺生涯中那些看似细枝末节但却可能影响到他们作品风格特色形成的微妙背景关系，也能把他们放在时间的长度里尊重他们的成长轨迹与成绩起伏，许多港台演艺人士来到内地，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演艺才能颇为重视的，常常会在采访中获得找到知音的感觉，非常愿意跟内地记者们聊天，甚至持续地保持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其中也不乏一些在后来的演艺事业中还展开了相互的合作关系。
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愿意沟通和交流的港台艺人会这么去做。更多的，还是把与记者的交流当成是娱乐行业的一件例行工作，只按照他们习惯的行业套路出牌。这个也不难理解，在娱乐行业中，人家是先走在前面的，规则也是人家先定下的，人家自然是习惯按人家定下的规则行事，尤其是那些自觉还不够红的艺人，在接受内地记者访问时，就会有些不适应了：“咦，他们怎么还不问我和那谁最近在交往的事情呢？”“哦，其实我也可以说说我最近跟谁闹不和的事啦！”，会担心若不说这些媒体就不会给他们好看的版面；有个明明是以创作才华而声名鹊起的新晋歌手在接受我的采访讨论他的新专辑创作过程时，总时不时地插几句他跟某天王歌手住一个楼，关系亲昵到互相喂食，喝多了同睡一屋的各种趣事，最后还要强调一句：“但我们俩不是在搞基佬哦，我们都是直男哦”，我也只好回他一句：“放心吧，你们俩是根本不可能让人产生那种误会的。”
也有些港台艺人，其实更多是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于内地彼时的媒体环境以及媒体作风还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在面对内地媒体时，也相应有了一些他们所谓“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策略方针。娱乐圈本来就是个名利场，本就是爱讲究所谓贵贱尊卑红黑高低的层级划分的，鄙视链无处不在，对待媒体亦是如此，对待港台或海外媒体，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禁忌，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讲，但凡需要宣传时，青春玉女歌手可以在港台的电视访问里大大方方地讲出她发春梦时梦到的是某位当红天王，当红偶像先生也能坦然谈及他□□里的尺寸，即便是贵为天王天后，面对媒体的各种刁钻的哪怕明显带着恶意的发问，也得应接招尽接招，否则就有可能被媒体写“耍大牌”公开杯葛（集体抵制）你。
但是转头到了内地媒体面前，就开始层层设防处处设限，严格审查采访提纲，这不准问那不可说，即便是求证他们自己在港台媒体面前放的豪言壮语曝光的大事小情，也有可能被他们视为冒犯，客气点的笑而不语，或由工作人员出面挡驾，不客气地当场就能翻你个白眼，甚至拂袖而去；偏偏那时节的内地记者们有很多是很爱做功课的，习惯于对自己采访对象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去提前探索得事无巨细，加上那时节内地互联网已经四通八达，但有些港台艺人或许还以为内地人还成天连电视都看不上呢，经常有内地记者提出的问题会令他们瞠目结舌：“啊，这你怎么也/都知道？”还有些内地记者很爱在专业上较真说大实话，难免就会常常触碰到某些艺人的逆鳞，有的就会指责“内地的记者朋友怎么这么不客气”，在访问时设限再设限，来来回回说完公司预先准备的那点车轱辘话后就免开尊口了，却又纷纷要求，必须得给封面给头条，否则下次就别想再采到我们……
那几年也经常传出港台艺人刁难折腾内地媒体的事情，譬如某天王来北京举办演唱会发布会，通知媒体的发布会地点一天改了三回，让全国的娱记们满京城地从下午跑到晚上；还有一个台湾偶像新贵约了某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约好的上午十点开拍，到下午还联系不上人，好不容易傍晚经纪人终于肯接电话了，先说就来了就来了，一小时后又说艺人累了，不想拍了，就此罢了，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还有一位台湾老牌歌手来北京参加一个音乐活动，约了媒体采访和拍摄，工作人员通知记者们早上七点就到酒店集合准备采访，等到下午两点多艺人才过来，过来了又要先休息准备妆发，等到记者们能够开始采访了已是四点多了，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个问题都会被歌手旁边那个长的像《功夫》中包租婆的经纪人恶狠狠打断，约好的半小时访问，不到十分钟其经纪人就要强行结束，说他们要赶时间，事先约好的封面拍摄，同行的另一位内地女歌手早已准备就位，这位男歌手就是拖拖拉拉不肯动窝，于是记者们也忍不下去了，当场宣称：“你就是出来我们也不拍你了，我们的报导中不会出现你一个字！”拍完女歌手就集体离场，这时那位包租婆经纪人才慌了神，但依然还是凶神恶煞的样子，找来负责联络记者的内地工作人员，打听今天来的都是哪些媒体哪些记者，然后抛下一句话：“你让他们都给我好好报导，哪个敢乱说，当心我找人削他！”一个台湾中年妇女，倒是把一个“削”字说的字正腔圆，也是着实“吓”到我们了……
但我们做记者的那时就明白，好多时候，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艺人自己的问题，往往更多是其经纪团队的毛病。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港台艺人都这么难搞，譬如刘德华就永远像个温暖的大家长，能让每个人都有被照顾到的感觉，张学友则一直温和低调，内敛而又谦逊，黎明采访中难免会有带些火药味的时候，郭富城则是媒体公认的车轱辘话大王；蔡琴只是来给李宗盛的音乐剧站个台，也能在工作到深夜一点半了，还不忘把答应好当天要做的采访一一做完才肯休息，并且始终保持着热情幽默的状态；内地的艺人由于大部分并未在真正的娱乐行业体系中培训过，当时整个内地就没有几家专业的艺人经纪团队，专业的经纪人也是屈指可数，面对媒体时，大部分就真的全凭个人修养与素质了，做过的过分事情也是不遑多让，将记者的名片用来包口香糖的，对记者破口大骂的，甚至动手打记者的，都也算不得是什么新鲜事了。
只是演艺记者也好，娱乐记者也罢，都不过是个称谓而已，二者之间的界线本就模棱两可，新世纪的到来，互联网的盛行早已经宣告，整个世界都已经走在了多元化发展的轨道上，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并行，这是人类的必然趋势，没有人还可以继续抱元守一停留在原地不动，影视音乐这些本就是服务于大众的行业，从来都既是艺术也是娱乐，作为专门报导这个行业的记者，艺人做了什么，我们就报导什么，你眼里看到什么，你从中获得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当然也可以什么都是，所以，叫什么真的无所谓了，反正我们做的都是记者该干的工作。
我们都明白，再多元中也有一个核心元，那就是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你又干出了些什么，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把你当成你想被认定的那个什么。就好像，在那些年里，所有人称呼内地记者时，顶多就用到“娱记”这个词，提到港台及海外记者时，才会常常用到“狗仔”这个词，大概就是因为，内地的舆论环境毕竟有着它的特定不同之处，记者们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一直以来的行业规范，都还是有一定的底线与恪守的，基本还在一个“报（导）新闻”的体系当中，而不像许多港台和海外娱记们那样为了独家为了眼球放弃一切操守进入一个“（制）造新闻”的体系。我们也都看过港台欧美新闻及影视里狗仔们所干的那一套，也知道戴安娜王妃被狗仔追拍致死、白冰冰之女因为狗仔的围追堵截抢着暴露行踪导致被绑匪撕票的惨案，纵然我们也爱听八卦，也爱写八卦，但底限就是，绝不以狗仔的方式。
然而，世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成不变的。
周一的选题会上，老刘先跟大家宣布了一件事：接投资方通知，《风周刊》要增加市场竞争力，顺应市场潮流，需增加稿件的娱乐性，“金主们说了，现在不再是以专业性为主导的媒体时代了，全民都在娱乐化，咱们也不能老那么端着呢，那咋办，金主就是爸爸啊，爸爸给钱咱们才能办事，咱们听话爸爸才能给钱啊。”
老刘的语气虽然听着无奈，但还是作出了一个决定：周刊要加大娱乐新闻的力度，尤其是纪实性曝料性的明星图片新闻，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也要引入西方狗仔新闻那一套了。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阳，因为他是《风周刊》的摄影首席，在周刊引进更多摄影记者前，我们其他记者也有义务辅助阳的工作，日常工作中增加扫街（就是多去明星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发现并拍下明星们私下的有新闻价值的行踪举止）一项。
那什么才是有新闻价值的行踪举止呢？老刘举例说明，譬如我在做严希那篇报导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无意中拍下了严希在侧台抽烟的照片，而她还正在担当全国戒烟宣传形象大使，这张照片就成了她言行不一的有力佐证，“新闻要起到监督作用，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就做到了这一点。”
老刘这么说着，自己也觉得有些牵强，于是又说到：“我明白，你们都是有想法有追求的人，都不愿意做狗仔，说实话，我自己心里这一关也很难真正过去，但既然上边这么说了，咱们也没办法硬顶着，而且，不得不承认，老百姓现在就是爱八卦，咱们自己不是也都很爱八卦么？狗仔也是技术活儿，既然不愿意被人看low了，那就多动动脑筋，怎么能做出有意思的、不那么low的八卦来，大家群策群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