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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留守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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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中秋刚过，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黄色、白色、褐色、红色，逐渐在土地上凸显出来。那是丰收的颜色，是成熟的玉米，是绽放的棉絮，是饱满的高粱穗，还有香甜的柿子……收获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田地里忙碌。但有一户世代务农的人家，却在家里等待着什么。三间瓦房的木门半关着，一位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汉，蹲在门口的墙根前，不停地抽着自制的卷烟。还有一位精瘦的青年，双手紧握，倚着门框立在门口。约摸半个小时后，屋内传出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匆忙出来，急切地说：“爸、哥，俺嫂子生了个小子！”
老汉将烟在地上按灭，欢喜地说：“好！太好啦！”
青年刹那间站直了身体，激动地说：“俺当爹啦！当爹啦！”
一个健康的男婴出生了，拥有高中学历的父亲给他取名马锦超。希望他长大后像三国时期的锦马超一样，既是伟丈夫，又是美男子。
八十年代末期，河南农村还有部分家庭在为温饱而发愁。原本马家的生活还过得去，一家人丰衣足食，其乐融融。三岁那年，马锦超有了妹妹。自妹妹出生后，马家的家境急转直下，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妹妹四岁那年的麦收季节，父亲福建的战友来信，说在厦门可以帮父亲找到进工厂的工作。父亲的战友在信中还说，厦门私营工厂里的工人，月薪有五百多。如果会开车的话，可以在厂里当司机。司机的月收入更惊人，能达到一千块钱。此时的马父，三十岁出头儿，正在贫困中煎熬着。战友的来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他恨不得立即远赴厦门，做一名令人羡慕的司机。收了小麦，交完公粮，给妻儿留下八百斤口粮，父亲把其余的粮食全卖了。拿着卖粮得来的六百块钱，父亲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的驾校。到了驾校，一问才知，学开车要花半年的时间。更让人震惊的是，学费竟然要三千两百块钱。父亲把双手插进裤兜里，紧紧地攥着那六百块钱，远远望着驾校里停放的两辆解放牌卡车。最终，父亲还是摇着头、叹着气离开了。
回到家中，已是下午时分。父亲先进灶房盛起半瓢水，一饮而尽。他拿起一个馒头，又顺手在灶台上抓起一根大葱，啃一口馒头，咬一口大葱，就这样吃起了午饭。
这时，母亲也来到了厨房，她把蒜臼捧到父亲跟前。母亲笑着说：“蒜臼里还有蒜汁呢，蘸着吃吧。”
父亲把手中的馒头掰下一小块，在蒜臼里蘸一下，再送进嘴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父亲边吃边跟母亲说：“车学不成了，光是学费要三千多块钱，普通人根本学不起。”
母亲惊讶地看着父亲，生怕自己听错了，跟父亲再次确认：“学开车得三千多块钱？”
父亲回答：“是的，学不成了！”
“没有开车的命，咱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吧。”，母亲这样安慰父亲。
父亲只顾就着大葱吃馒头，不再蘸蒜汁，也不再说话了。吃完午饭，父亲用手抹了抹嘴，出了门，径直去了隔壁三毛爷爷家。三毛爷爷那时五十岁左右，在家排行老三，小名叫三毛。平时爱喝酒，嗓门又大，村里人背后都叫他“老三毛”。因为是本家，父亲平时称呼他三毛叔。三毛爷爷是退伍军人，身强力壮，生产队时期，他是村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九十年代初，三毛爷爷家里已经有拖拉机了。父亲去三毛爷爷家，跟他说想学开拖拉机。三毛爷爷拍了拍胸脯，得意地说：“孩子，想学拖拉机，来找老叔，你算是找对人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不管是三毛爷爷家里有农活要干，还是自家的农活要干。父亲都把拖拉机加满油，然后跟着三毛爷爷下地。转眼间，秋收结束了，麦子也种完了，父亲已经能熟练驾驶拖拉机。那天，父亲吃了早饭，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直到天黑后才回家。父亲到家后，从怀里拿出一个红色塑料外壳的小本子。塑料外壳上有一行字，只可惜那时马锦超不识字。母亲看到小本子后，迫不及待地打开，激动地问：“机动车驾驶证，这是哪儿来的？”
父亲小声回答：“在县里花一百块钱办的。”
“假的！这能用吗？”，母亲担忧地问。
“听人说能用，我已经学会开拖拉机啦，开拖拉机和开汽车应该差不多，试试看吧。”，父亲如是回答。尔后，父母都陷入了沉默。
1994年年底，麦苗刚刚破土而出，父亲扛着一个大号的编织袋，里面装满了衣服、馒头、鸡蛋，踏上了南下厦门的路。父亲离家后，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带着年幼的马锦超和妹妹，收获了小麦，又收获了花生和玉米。1995年，同样是麦苗刚长出来的时候，爷爷牵着马锦超的小手，扛着编织袋，把母亲和妹妹送上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母亲和妹妹也去了厦门，自此，八岁的马锦超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彻底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因为叔叔早逝，留下一个比马锦超大一岁的堂哥，也由爷爷奶奶抚养。本来，兄弟两个是玩伴，理应是开心地共同成长。怎奈这两兄弟一个比一个顽皮，时常打架，争抢东西。记得有一次，两人在吃早饭，边吃边吵。吵着吵着，马锦超一脚踢翻了堂哥的饭碗。两个八九岁的孩子，都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性质。旁边的爷爷见状，瞬间暴跳如雷。他从灶台前的柴草堆里抽出一根杨树枝，狠狠地抽打在马锦超的身上。马锦超哭喊着跑了出去，爷爷还在后面追着抽打。正好有个远房亲戚来了，劝住了爷爷，这顿打才算结束。之后的日子，马锦超依旧顽劣，到池塘里游泳，坐在井沿上，往水井里丢土块，拔别人的庄稼……凡是熊孩子能做出的荒唐事，马锦超一件也没少。爷爷一开始是用树枝抽打他，后来干脆用皮带抽。再后来，只要爷爷一打他，马锦超就往地里的水井边跑，声称爷爷只要再打，他就投井。这一招还挺管用，爷爷以后再不打他了。
当留守儿童的第一个寒假，马锦超到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马锦超的二姨家，距离马锦超家仅有五百米。二姨父是一个手艺人，他会用传统方法制作鞭炮。那年寒假，二姨父赶着骡车，拉了一车的鞭炮到姥姥家，准备春节期间在姥姥的村子里售卖。八九岁的孩子，看到整车的鞭炮，别提有多兴奋了！大人们告诉马锦超，不能去扯那些编好的鞭炮，扯下来一个炮仗，整盘鞭炮就散了。这一次，马锦超还算听话。对于那些诱人的鞭炮，他只看，从不敢碰。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听话，姥姥家也嫌弃他的话，他就彻底没地方去了。由于经常去姥姥家，附近的几个孩子，跟马锦超也成了玩伴。有两个比马锦超大两三岁的孩子，跟马锦超玩耍时，看到房间里堆放的鞭炮，同样也是兴奋不已。那两个小子上前摸了摸鞭炮，问马锦超能不能扯两个下来玩。马锦超立马把头摇的像拨浪鼓一样，紧张地说：“姥爷说了，不能扯，扯了会把屁股打烂的。”
那两个小子毕竟年龄比马锦超大，心眼儿也比他多。嘴上说不扯，等马锦超出门小便时，他俩偷偷扯下不少炮仗，装进口袋，再把扯过的鞭炮盖好。马锦超回来后，他俩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马锦超浑然不觉。
临近春节，二姨父来到姥姥家，准备去卖他的鞭炮。当二姨父揭开塑料纸，往外拿鞭炮时，发现有十几挂鞭炮都散了，明显是被人扯断的。这时，姥爷把马锦超叫进来，问是不是他扯断的。马锦超连忙摇头说不是，这下激怒了姥爷。姥爷一只手抓住马锦超的衣领，一只手脱掉马锦超的裤子，伸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马锦超的屁股上。巴掌声啪啪作响，直到姥爷打累了才停下。马锦超的屁股，先是火辣辣地疼，紧接着是麻，到最后完全没有了知觉。一顿狠揍后，姥爷推出自行车，把马锦超抱上后车座，嚷着要把马锦超送回爷爷家。临走前，二姨父对马锦超说：“以后你要是犯在了我手里，肯定把你打得更惨！”
马锦超当时敢怒不敢言，心想：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找你这个王八蛋报仇！
过完年后，刚开学没几天，马锦超和堂哥又打架了。两人从放学的路上，一直打到家里。爷爷把两个孙子拉开，骂了一通，就出门了。谁知爷爷前脚刚出门，马锦超和堂哥又撕扯到了一起。束手无策的奶奶，去二姨家搬来了二姨父。二姨父让马锦超去他家，马锦超不愿意去。只见二姨父把马锦超拉到院子里，从腰间抽出了皮带，用带金属扣的一头，狠狠地往马锦超身上抽去。马锦超一边跑一边躲，冷不丁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二姨父的皮带抽到了马锦超脸上，鲜血顺着脸颊，瞬间流到了嘴角。血肉模糊的马锦超，真是可怜极了！即便如此，二姨父举起皮带，还想再打。邻家大嫂见状，赶忙上前制止了二姨父。马锦超从地上站起来，用手擦了擦嘴角的血，想起了年前在姥爷家二姨父说过的话。爷爷出门回来后，看到马锦超被打成这样，额头上的皱纹像波浪一样在动，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奶奶抹着眼泪，拉上马锦超进了屋子。刚才还怒气冲冲的二姨父，这下像根木头一样，杵在了院子里。围观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说话，个个表情沉重。二姨父杵了有几分钟，把皮带又拴上裤腰，不声不响地走了。
自从挨了二姨父一顿痛打后，马锦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老实，一方面他确实被打的够惨，但这不是最主要原因。马锦超的奶奶，平时最疼爱马锦超。奶奶当时六十四五岁，却已是满头白发，衰老的像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堂哥两岁那年，叔叔因为意外去世，奶奶一夜白头。叔叔去世后不久，婶子就撇下堂哥改嫁了，奶奶的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那次马锦超被打得遍体鳞伤，奶奶掉了许久的眼泪。每次看到奶奶哭，马锦超就跟着一起哭。幼小的他，实在不愿再看到奶奶为自己流泪。
1996年，马锦超老实了整整一个春天。没有打架，也没有闯祸。犹记得那年春天，奶奶时常挎着一个小竹篮，带着马锦超和堂哥去田间挖野菜。挖回来的野菜，洗干净后，加入油盐搅拌，均匀地铺到事先擀好的薄面饼上，再在上面盖一张薄面饼，把两张薄面饼的边缘压紧，然后放进平底锅里。爷爷在灶前烧火，奶奶弯着腰翻锅里的面饼。翻呀翻呀，直到面饼被烙的发黄、变焦，并出现小糊点，才算是彻底烙熟了。这种饼叫菜馍，一直是马锦超和堂哥最爱的吃食。此外，马锦超兄弟俩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爬到椿树上摘香椿芽。到了晚饭时分，爷爷会把香椿芽切碎，放入蒜臼，经盐水浸泡一会儿，用漏勺捞出来，盛到一个粗瓷大碗里。再用筷子在香油瓶里蘸两下，往香椿芽上滴两滴香油。搅拌后，一道上等菜肴就制作完成了。马锦超和堂哥，各自拿一个馒头，掰成两半，把香椿芽夹在中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待到两人吃完后，他们习惯性地在房前屋后追逐一番。偶尔，也会有附近的孩童加入。小孩多了，他们就玩老鹰捉小鸡，玩斗鸡等游戏。那些日子，是马锦超当留守儿童期间最快乐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