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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从信任到仲裁：我的维权觉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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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板挥舞着“破产清算”的大旗，将我们三位元老——包括初创成员我和G，以及资深员工H——贴上“底层研发”的标签流放他处时，我们的反应各不相同。G和H，秉持着多年的安分与信任，默默接受了安排，以为这是公司困境下对所有人的统一处置。
而我，这位同样为公司付出多年的初创成员，心路却更为曲折。长期的职场PUA、刻意的排挤，早已在我心中埋下深深的疲惫与疏离。我有着强烈的心理洁癖，对厌恶的人和环境忍耐度极低。老板的操作和公司后期的氛围，让我身心俱疲。我渴望逃离这个“糟糕的环境”，休养生息，换一种心情。于是，在打包离开后，我没有像G和H那样去往新地址报到，而是选择了直接离职，给自己一段彻底放空的时间。离职时，我甚至保持着最后的职业风度——当接手我代码的新人前来请教，我都一一耐心解答，算是与这段倾注了心血和忠诚的职业生涯，做了个相对体面的告别。那时的我，以为与公司的一切，已然了结。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家庭聚会的餐桌上。过年期间，闲聊中谈及近况，我无意间提到了公司的“破产清算”和自己的离职。席间一位亲戚律师K，职业敏感让他心生疑虑。他主动提出帮忙看看情况，回头一查，发现了关键问题——公司并未真正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律师K立刻建议我：这很可能是欺诈性诱导离职，赶紧申请劳动仲裁！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我震惊不已。此时距离我离职已有两三个月。我内心剧烈挣扎，不愿相信曾经信任的老板会如此欺骗。纠结了一个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我小心翼翼地询问破产清算的进度和现状，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一个能让我维持最后一点信任的理由。
老板的回复起初还是那套熟悉的托词：一切看公司破产律师处理。但当我追问负责破产的律师具体信息时，老板瞬间“破防”。他语气生硬，甚至带着明显的恼怒，让我“自己去找律师”，别再因为这些事“叨扰”他。他斩钉截铁地宣称：“我不欠你们的，是公司欠！” 试图将自己与公司的债务撇得干干净净。
老板的推诿和冷漠，像一盆冰水彻底浇醒了我。我来不及过多沉浸在失望中，转而咨询了一位素来尊敬的长辈。长辈的建议很务实：既然公司业务还在运转（通过新公司），赔偿或许难追，但辛苦工作的工资应当争取。我心中苦涩，认同这个观点。回想付出的岁月，一种被彻底辜负的悲凉涌上心头——“那些年份算是喂了狗吧”，我自嘲地想，喂狗尚能换来摇尾示好，而我的忠诚，换来的只有谎言和“不懂事”的道德绑架。
抱着最后一丝对过往“尊重”的残念，我再次联系老板。这次我明确而直接：什么时候能结清拖欠的工资？我报出了具体的金额。老板的回复彻底撕下了伪装，冰冷而嚣张：
> “我这里分文没有，我不欠你的，你问公司要去！要走劳动仲裁随你，要是能拿到钱，我也替你开心！只要你不担心档案留记录就行。我是老赖，我也不在意身上多一个仲裁，这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番赤裸裸的威胁与无赖宣言，彻底击碎了我心中最后一点幻想和犹豫。我本相信因果，期待公正会以某种方式到来。但老板的言行让我明白，指望“公司因果”自动了结拖欠的工资，恐怕是遥遥无期。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断离舍”，用法律武器斩断这恶性的牵连。
我冷静下来，回复道：
> “既然你都说没有影响了，那感谢理解，我准备仲裁了。之后的事情，就是法院和公司之间的牵扯了。”
老板的回应依旧带着虚伪的“大度”：“理解，希望你去仲裁。如果以后（清算）能剩下来钱的话，随时欢迎（你来拿）。” 这轻飘飘的“欢迎”，在我听来，充满了讽刺。
时间来到四月初。在明确了双方（至少我单方面）接受仲裁解决后，我于五月初，正式向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申请中，我清晰地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和公司注册地址。
接下来的日子，是仲裁程序常见的拉锯战。仲裁调解员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给我，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你最低能接受多少金额（和解）？我的底线很明确：至少要把被拖欠的工资拿回来！这是我劳动应得的最基本报酬，是底线。
然而，当调解员试图联系老板时，得到的只有沉默——老板根本不接电话。调解的努力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应。调解员意识到，老板毫无调解诚意。五月下旬，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多天徒劳的调解尝试后，调解程序宣告失败。案件正式转入仲裁庭审理阶段。5月20日，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了我的申请。那一刻，我知道，从幻灭、求证、被拒到愤怒的漫长铺垫后，属于我的法律维权之战，其冰冷的齿轮终于开始转动。前路未知，但至少，我选择了不再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