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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归玉 她把那朵望 ...
第九章归玉
民国二十九年春,昆明来的电报断了。
之前每隔三日必有一封。短的只有一个“安”字,长的也不过寥寥数语。上官望舒把每一封都编了号,从“昆字第一号”到“昆字第四十七号”。最后一封是三月十四日收到的,四个字:“不日即归。”
三月十五日,没有电报。
三月十六日,没有。
三月十七日,没有。
三月十八日,她值夜班。发报机的指示灯一明一灭,她一遍一遍地呼叫昆明的呼号。电流声像潮水,涌上来又退下去。通讯兵端来一碗热茶,她接过来没有喝。茶是陈嬢嬢的老荫茶,放了很多冰糖,甜得发苦。
天亮的时候,她还在呼叫。
三月二十日,卫戍司令部通讯处的沈中校把她叫到办公室。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昨天深夜收到的。”
上官望舒低头看。打印的字,墨色很深。
“三月十七日十四时许,滇西通讯线路抢修工程龙陵段遭遇山体滑坡。军政部昆明办事处通讯站站长欧阳春光中校,于险情发生时以身护设备,被埋。遗体已于三日后寻获。殉职时左手握拳,拳中握有玉佩一枚。玉质青白,雕望舒草纹。请家属认领。”
她把电文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目光停在“左手握拳”四个字上。
他的左肩受过两次伤。南京撤退时弹片划的,缝了十二针。宜昌空袭时二次受创,缝了十六针。医生说再来一次这条胳膊就废了。他答应过她,以后再有炸弹落下来,先把自己推进去。
他骗了她。
她把电文纸放在桌上,四个角用手指压平。然后站起来,椅子往后挪了一点,没有倒。
“遗体什么时候到。”
“后天。船从宜宾过来。”
“我去接。”
她说完就走了出去。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船到了。
朝天门码头。还是那些台阶,去年他走的时候她站在这里送他。他站在船舷边,把领口里的玉佩拽出来举给她看,她也把自己的举起来。两枚玉佩隔着码头和船舷,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船靠岸了。灰色的军用运输船,船头挂着半旗。跳板放下来,两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一口木棺,原木的颜色,没有上漆。棺上放着一顶军帽,帽檐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
上官望舒走下去。把军帽拿起来。
帽子里侧缝着一块白布条,上面用墨笔写着两个字:春光。是他的字迹。横细竖粗,捺笔总是拖得长一点,像走路的人舍不得落脚。
她把军帽贴在胸口上。
“欧阳春光。”她叫他的名字。
没有人回答。江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
“回家了。”她说。
停灵间在山坡上一间灰砖平房里,从前是仓库。里面很暗,窗户朝北。光落在一张木台上,台上躺着人,盖着白布。
她走过去,把白布往下拉了半寸。
左肩。军装下面有一块不平整的凸起。隔着布料也能摸出来——那条疤从肩峰延伸到锁骨。南京缝了十二针,宜昌缝了十六针。在万县祠堂里,她蹲在床边,把嘴唇贴在那条疤上。绷带是干的,碘酒的气味是苦的。她说你答应我。他说我答应你。
她把手收回来。
他的右手放在身侧,手指蜷着,像握着什么。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很轻,像怕弄疼他。
掌心里是那枚玉佩。
青白色的玉,雕着望舒草。叶脉分明,花苞半开。和南京除夕夜他给她那枚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枚上沾着泥——滇西的红泥,嵌在纹路深处,像血脉。
他找到了。
他回昆明,把娘留下的另一枚玉佩找到了。老家房子民国二十六年就烧了,他娘那间屋什么都没剩下。她在重庆跟他说,你回昆明,把另一枚找回来。找回来,一对玉佩就齐了。
“昆字第四十六号”电文——“旧址已寻。玉佩在。”——七个字。
他找回来了。
她把玉佩从他的手心里拿起来。玉是凉的。她把玉佩举到窗户透进来的光里,望舒草的纹路被打透。然后把自己领口里那枚拽出来。她的那枚,从南京带到武汉,从武汉带到重庆,焐了两年多,温得像一小块活的什么东西。
她把两枚玉佩并排放在掌心里。花苞对着花苞,叶脉连着叶脉。
然后她把两枚玉佩都放进了他的掌心里。
“还你了。”
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弯回去。弯成原来的形状,握着那两枚玉佩。然后把白布拉上来,拉过他的下巴,嘴唇,鼻梁,眼睛。
拉到额头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在万县祠堂里,她把嘴唇贴上去过。额头上缠着绷带,下面缝了七针。她隔着绷带亲了很久,绷带是干的,药水味是苦的。
她低下头,隔着白布,把嘴唇按在他的额头上。
白布是凉的。
她在那里站了很久。站到窗外的光从灰白变成灰蓝,从灰蓝变成墨色。站到卫兵在门口小声问,上官少尉,要不要点灯。
她没有回答。
方小满是天黑以后来的。她把上官望舒的手从木台边拿开,把自己的手塞进去。
“走吧。”
上官望舒跟着她走出去。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木台上白布平平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白布照成淡蓝色。窗外的月亮很圆,三月二十一的月亮,春分的月亮。
从今天开始,夜一天比一天短,昼一天比一天长。
但她的夜不会短了。
追悼会之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兵走到她面前。左袖管空着,用别针别在肩章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油纸包着。
“欧阳中校的遗物。从昆明转过来的。压在枕头底下。”
她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块手帕,白棉布的,洗得发旧。角上绣着一朵望舒草,是她绣的那块。在武汉的时候塞在他藤箱夹层里,他一直留着。
手帕里包着一样东西。一枚银耳环。坠子是一朵小小的望舒草。和她耳朵上那只一模一样。
不,不是一模一样——是一对。
他在万县码头买的。老嬷嬷说这对耳环不单卖,他把全部津贴掏出来,还当了腕上的手表。
油纸包里还有一张纸条,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的。钢笔字,蓝墨水,被水洇过。
“望舒:另一只我带走了。等我回来给你戴上。”
她把纸条折好,放回油纸里。然后把耳朵上那只摘下来,两只并排放在掌心里。一对望舒草,花苞对着花苞。
她把两只耳环都戴上了。左耳一只,右耳一只。
四月,她收到轩辕知远从长沙寄来的信。
“上官:
昆明的事,我已得知。他在昆明时曾与我来信,信中有一段话抄给你——
‘知远兄,我这一生,打过很多仗,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生死。但我最怕的不是死,是回不去。回不去重庆,回不去灯笼巷,回不去她身边。我答应过她的。答应的事,死也要做到。’
他做到了。
知远”
信纸里夹着一张电报纸,八个字。
“玉归人去。望舒长照。”
她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堆满了——四十七封昆明的电文,十封从武汉到重庆的电文,方小满的信,方大川的铜扣子,方小满织的棉手套,欧阳春光留给她的银耳环,绣着望舒草的手帕。
玉佩不在了,两枚都还给他了。
她把剩下的东西一件件摸过去。纸的,布的,银的,铜的。凉的,温的,硬的,软的。
然后躺下来,把这些东西搂在怀里。
窗外的月亮照进来。她闭上眼睛。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南京,民国二十六年冬天,第一场雪。她从琴房出来,走廊尽头站着一个穿灰布军装的男人。肩上的雪积了薄薄一层。
他从雪地里拾起一方帕子递过来。帕子上绣着望舒草。
“望舒草。开在月亮底下,天亮就谢了。”
她在梦里说:“那你不要走。天永远不要亮。”
他笑了一下。很淡,像雪落在梅花上。然后转过身,走进了雪里。
她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窗外的天灰蒙蒙地亮了。朝天门传来轮船的汽笛声,闷闷的。重庆的早晨雾很大,把山城裹得严严实实。她把怀里的东西一件件放回枕头底下,压好。
然后起床,穿上军装。军帽戴正。眉骨上那块在停灵间磕出来的伤结了痂,被帽檐遮住了。
她推开门,走进雾里。
雾很大,三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但她知道路在脚下。
她一步一步地走。
方小满在山坡上找到她。她站在那里,面对着嘉陵江。江在雾下面,看不见,但听得见水声,从西往东,日夜不停地流。
“望舒,回去吧。陈嬢嬢说今天有腊肉。”
两个人并排走进雾里。灯笼巷的灯在雾里亮成一团昏黄的光。陈嬢嬢的面摊子冒着热气,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滚着。她看见两个人从雾里走出来,没有说什么,捅开炉子抓了两把面下锅。
面端上来。两碗,碗底都压着腊肉。
上官望舒在长凳上坐下来,把腊肉从碗底翻出来,咬了一口。
“嬢嬢。他预付的面钱,还够吃多久。”
陈嬢嬢背对着她,拿漏勺在锅里搅。水蒸气升上来把她整个人罩住了。
“够。”声音从热气里传出来,闷闷的,“够吃一辈子。”
她把一碗面吃完了。汤也喝干净了。
走出巷子的时候,巷口的老头在拉二胡。调子长长的,弯弯的,像嘉陵江的水,绕山过岭,怎么也不肯直着走。
她没有回头。
月亮从雾里挣出来,清清亮亮地挂在巷子上空。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走。
耳环上的望舒草坠子在月光底下一闪一闪的。两只耳环,一只在左耳,一只在右耳。花苞对着花苞。
她一直戴着。戴了一辈子。
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上官望舒二十七岁。她回了一趟南京。
上官家的院子不在了。她在瓦砾堆里找了很久,找到了那棵梅树。被弹片削断过,又从根部发了新枝,比从前更高了。她在树底下蹲下来,用手扒开泥土。扒了很久,指尖碰到硬的东西。
一枚铜扣子。背面刻着“军政”两个字。
她把铜扣子攥在手心里,蹲了很久。
树底下埋着两枚玉佩。追悼会之后,她把两枚玉佩领回来,用那块绣着望舒草的手帕包好,托人带回了南京,埋在这棵梅树底下。一枚从南京来,一枚从滇西来。一枚沾着秦淮河边的雪,一枚沾着滇缅公路上的泥。
她把土填回去。梅树的新枝上冒了花苞,粉粉的,还没有开。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梅树站在断墙边,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树底下埋着两枚玉佩,花苞对着花苞。还有一枚铜扣子。
她没有再回头。
在台湾她住了一辈子。没有再嫁。
方小满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上来。也许是习惯了。习惯了等一个人,哪怕那个人已经不会回来了。习惯了一个人吃面,碗底压着自己放的腊肉。习惯了一个人在雾里走路,三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但知道路在脚下。
她养了一盆望舒草。开花的季节很短,总是在月亮很好的夜里开,天亮就谢了。每次花开,她就搬一把椅子坐在旁边,坐到天亮。
方小满比她走得早。五十三岁,肺癌。最后那段日子上官望舒天天去医院陪她。有一天下午她忽然说想吃橘子,上官望舒买回来剥好,一瓣一瓣喂她。她吃了三瓣就不吃了,靠在枕头上看着窗外。
“望舒。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
“不知道。”
“我想去南京看看。你跟我说过好多次南京的雪。我想看看南京的雪是什么样子。”
那天夜里,方小满走了。
上官望舒给她盖好被子,把她额前的头发拢到耳后,把她织的那双棉手套放在她手边。手套上左手食指的地方脱了线,露出一个洞。她一直没有补。
她俯下身,在方小满耳边说了一句话。
“南京的雪,我替你看。”
东方飘雪后来也来了台湾。在台北开了一家裁缝铺,专做旗袍。上官望舒去看她。铺子不大,缝纫机旁边放着那面从南京带出来的镜子,边角磕掉了一块,照人的时候会在脸上留下一道细细的裂痕。东方飘雪老了很多,头发白了,梳得一丝不苟。
两个人坐了一下午,喝了一壶茶。
临走的时候,东方飘雪叫住她。
“他那枚扣子,你还留着吗。”
上官望舒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扣子。背面两个字锈得快要认不出来了。东方飘雪拉开抽屉,拿出那封电报——被撕掉一半的名字,只剩半个“氵”,“往重庆”三个字是血洇的。她把电报和铜扣子并排放在缝纫机上。
“都不找了。”她说。
缝纫机嗒嗒地响起来。
轩辕知远留在了大陆。八十年代,两岸通邮以后,上官望舒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信里只有一张照片。一个老人的背影站在湘江边上,藏青色的长衫被江风吹得鼓起来。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很瘦,一笔一划都带着棱角。
“湘江未冻。人已老。”
没有落款。
她把照片收进抽屉里,和方大川的铜扣子放在一起。“军工”两个字锈成了暗绿色。她一直没机会经过绩溪。
上官望舒活到了八十七岁。
最后那几年,她的记性越来越差。记不得昨天吃了什么,记不得钥匙放在哪里。但她记得南京的雪。记得十一月十七。记得金陵女大的琴房走廊。记得一个穿灰布军装的男人,肩上的雪积了薄薄一层。
记得他转过身来,露出一双过于深的眼睛。
记得他说:“望舒草。开在月亮底下,天亮就谢了。”
护工问她,奶奶,你在跟谁说话。
她说,一个故人。
她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八。台北没有雪,但很冷。窗台上的望舒草没有开花。护工从她枕头底下翻出一堆旧东西——昆明的电文四十七封,用红绳扎着。武汉到重庆的电文十封。方小满的信。轩辕知远的照片。脱了线的棉手套。方大川的铜扣子。欧阳春光从笔记本上撕下的那张纸条,蓝墨水晕成一片淡淡的云。还有一块白底蓝边的手帕,角上绣着一朵望舒草。
她把那朵望舒草贴在脸颊上。
窗外没有月亮。但她看见了。南京的雪,梅树底下两个人。他摊开手掌,掌心里是一枚玉佩。她伸手去接。
接住了。
护工俯下身,听见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声音很轻,像叶子落在雪地上。
“天亮了。”
护工抬起头。窗外的天灰蒙蒙地亮了。她把那块手帕轻轻盖在上官望舒的眼睛上。白底蓝边,望舒草半开。
数年后,南京。
有人在修缮旧宅时,从一棵梅树底下挖出了两枚玉佩。玉质青白,雕着同样的花纹——叶脉分明,花苞半开。两枚并排埋在土里,挨得很近,花苞对着花苞。玉上沾着两种颜色的泥土,一种黑褐色,一种红褐色。
一同挖出来的还有一枚铜扣子,背面刻着“军政”两个字。铜锈透了,对着光才能辨认。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谁埋的。
也没有人知道望舒草的花语。望舒草,只在月亮很好的夜里开放,天亮即谢。
花语是——我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爱了你一生。
梅树年年开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树底下的泥土里,埋过两枚玉佩的地方,长出了一株新的望舒草。在每个月亮很好的夜里开,天亮就谢。
像一个人在用很短很短的时间,把很长很长的思念,开给另一个人看。
(全文完)
喝多了写的,如真是发生的那可能我喝多了,查民国抗战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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