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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土裹着香：陕地那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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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解放”的车轮碾过陕西的黄土路时，风里的味道变了。不再是宁夏沙粒的粗粝，倒掺了些甜软的香——是路边梨树飘来的，花瓣碎碎的，落在挡风玻璃上，像谁撒了把碎雪。肖嘉木把车窗摇下来，伸手接了片花瓣，指尖捻了捻，笑说：“这地方的风都比宁夏温柔，像裹了层梨膏。”
我低头翻爷爷的日记，蓝布封皮沾了点沙，刚翻到新的一页，就见纸页边缘画了棵小梨，枝桠歪歪的，旁边写着：“陕西临潼，梨花开时，有人在树下卖茶，茶碗是粗瓷的，底儿印着‘平安’。”正看着，车头忽然颠了一下，肖嘉木赶紧踩了刹车，探头出去看：“是个竹筐，里面装的梨。”
路边蹲着个老汉，穿件灰布褂，裤脚挽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的腿。见我们停了，他赶紧站起来，手里攥着根梨枝，枝桠上还挂着片叶子：“对不住对不住，筐没放稳，没刮着你们的车吧？”肖嘉木跳下车，帮他把筐扶起来，我也跟着下去，才发现筐里的梨都带着点红，像抹了胭脂。“这是咱这儿的火晶梨，刚摘的，甜得很。”老汉说着，从筐里摸出两个，塞到我们手里，“尝尝，不要钱，就当赔罪了。”
梨皮薄得一捏就破，汁水流到手腕上，凉丝丝的。肖嘉木咬了一大口，含糊着说：“甜！比银川的冬果梨还甜。大爷，您这梨要运到哪儿去？”老汉叹了口气，蹲下来把梨摆整齐：“运到镇上卖，家里老婆子病了，得换点药钱。”他指了指远处的坡，“上面就是俺们村，就剩几户人了，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就俺们这些老的，守着梨树过。”
肖嘉木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他把筐里的梨都搬上车，从钱包里摸出两百块钱，塞给老汉：“大爷，这梨我们都要了，您别去镇上了，早点回家陪大娘。”老汉愣了愣，手里的钱捏得皱巴巴的，眼眶红了：“你们这娃，真是……”他没说完，转身从坡上的梨树下摘了把梨花，递过来，“这个你们拿着，插在车里，香。”
我们把梨花插在仪表盘上，车开起来时，花瓣飘了一路。肖嘉木弹着吉他，调子是新的，软乎乎的，像风里的梨香。“我想着，到了镇上，把梨分给镇上的人吃。”他说，指尖在琴弦上顿了顿，“张大爷说的‘为别人栽棵树’，咱们也能为别人递个梨。”
走了约莫两个时辰，远处冒出片青瓦屋顶，是个小镇。镇口有棵老槐树，树干上挂着块木牌，写着“永乐镇”，字是红漆刷的，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我们把车停在槐树下，刚下来，就闻见一阵茶香——是从树旁的茶馆飘来的，茶馆的门是竹编的，风一吹，“哗啦”响。
茶馆里人不多，靠窗的桌子旁坐着三个老太太，手里拿着针线，嘴里唠着嗑。我们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跑堂的是个小姑娘，扎着马尾，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两位要点啥？咱这儿有茯茶，还有刚煮的梨膏水。”“来两碗梨膏水，再来两笼包子。”肖嘉木说。
梨膏水装在粗瓷碗里，上面飘着片梨皮，甜得不腻。我正喝着，就听见隔壁桌的老太太说：“陈婆婆今天没来看戏啊？往常这个点，她早坐在前排了。”另一个老太太叹了口气：“陈婆婆老了，腿脚不方便了，上次我去看她，她还在缝戏服呢，说要给镇上的娃做演出服。”“说起陈婆婆，那可是咱镇上的名人，年轻时是戏班子的名角，还干过革命呢！”
我和肖嘉木对视一眼。肖嘉木端着碗，凑过去，笑着说：“奶奶们，你们说的陈婆婆，是啥样的人啊？我们是路过的，想听个故事。”老太太们见他嘴甜，乐了。最胖的那个老太太放下针线，喝了口茶，慢慢说：“陈婆婆叫陈清玥，今年快一百岁了。她啊，命苦，也命硬。”
“我听我婆婆说，陈婆婆八岁那年，宫里来人挑宫女，咱这儿要挑五个，结果就四个符合条件。官差急了，到处找，就看见陈婆婆在自家梨树下栽梨树，那娃长得俊，眼睛亮，官差就把她带走了。”老太太说，手里的针线戳了戳布，“她走那天，她娘哭得晕过去，她爹把家里的梨都装在布包里，塞给她，说‘路上吃，别想家’。结果呢，她这一去，就没再见过爹娘。”
“刚入宫时，陈婆婆是杂役宫女，干的都是最苦的活。冬天洗宫里的衣物，水冰得手裂，流着血，还得洗。”另一个老太太接着说，“后来她被分到花艺苑，才好点。花艺苑的晴婉姑娘疼她，经常把自己的点心分给她，还教她认花。陈婆婆聪明，没多久就认识了所有的花，贵妃还夸过她呢。”
“可不是嘛！”第三个老太太插话，“听说有次贵妃生辰，要选撒花童子，就选了陈婆婆。陈婆婆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缝了件新衣裳。结果呢，生辰宴取消了，说是新入宫的曹贵人惹贵妃生气了。陈婆婆刚回去，就听说晴婉姑娘冲撞了曹贵人和贵妃，被送到宫外的辛者库了。”
“陈婆婆急得直哭，天天求花艺苑的管事，让他出宫时给晴婉姑娘带封信。管事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可还没等信送出去，大清就亡了。”胖老太太叹了口气，“陈婆婆趁乱逃出宫，一路乞讨回来，可晴婉姑娘再也没找着。她回来那天，在自家的梨树下坐了一夜，哭湿了好几块手帕。”
肖嘉木的吉他放在腿上，他指尖轻轻摸着琴身，没说话。我摸了摸爷爷的日记，忽然想起刚才老汉给的梨花，还在车里插着。“那后来呢？”我问，“陈婆婆怎么成了戏班子的名角？”
“后来啊，民国了。”老太太喝了口茶，“陈婆婆在西安城流浪，看见戏班子招人，就去了。她肯吃苦，吊嗓子吊到嗓子出血，练身段练到腿肿，没多久就成了名角，唱的是秦腔，嗓子亮得很，台下的人都喊她‘陈老板’。”她顿了顿，“听说那时候，城东有个酒坊老板，姓孙，天天去听她的戏，每次都坐第一排中间的位子。孙老板的酒是咱这儿的名产，一天只卖三大坛，可他为了听陈婆婆的戏，再忙也会来。”
“陈婆婆知道了，就经常托人去孙老板的酒坊买酒。孙老板听说她爱喝青梅酒，就每次都单独给她装一壶，壶是粗陶的，上面刻着青梅。”另一个老太太说，“有次陈婆婆亲自去买酒，给了孙老板一张票，说是中央剧院的，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坐的位子，还说‘明天一定要来’。结果孙老板第二天去了，就看见一群警卫，才知道陈婆婆是地下党，正在潜逃。”
“那孙老板呢？”肖嘉木问，声音有点急。
“孙老板没走，”老太太笑了，“三个月后，就有人看见他跟着陈婆婆干革命了。听说他把酒坊卖了，把钱都捐给了革命党。他说，陈婆婆是个有骨气的人，跟着她干，值。”
我们正听着，跑堂的小姑娘端着包子过来，笑着说：“奶奶们又说陈婆婆的故事呢？陈婆婆现在还住在镇东头的老院子里，院子里有棵梨树，是她小时候栽的。”她指了指窗外，“从这儿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吃完包子，我们谢了老太太和小姑娘，往镇东头走。路是青石板铺的，踩上去“咯吱”响，路边的墙头上爬着牵牛花，紫的、蓝的，开得热闹。拐了两个弯，就看见个老院子，院门是木头的，上面刻着梨花，门没关，虚掩着。
我们推开门，院子里果然有棵梨树，比镇口的老槐树还粗，枝桠伸到院墙上，花瓣落在地上，铺了一层。树下坐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件戏服，正在缝补。戏服是水红色的，上面绣着梨花，线是银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婆婆，您好。”肖嘉木轻声说。
老太太抬起头，眼睛很亮，像年轻时的样子。她放下针线，笑了笑：“你们是路过的娃吧？进来坐。”她指了指树下的石凳，“刚摘的梨，放在桌上，你们吃。”
石桌上放着个竹篮，里面装着火晶梨，旁边还有个粗瓷碗，碗里是梨膏水。我们坐下，拿起梨，刚咬了一口，就听见老太太说：“这梨树，是我八岁那年栽的，现在都快一百年了。”她摸了摸树干，手上的老茧蹭过树皮，“我出宫回来时，它快枯死了，我天天给它浇水，它又活过来了。”
“婆婆，我们在茶馆听奶奶们说您的故事，”我说，“您在宫里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一位婆婆，叫晴婉？”
老太太的手顿了顿，眼里的光暗了些。她拿起戏服，指了指上面的梨花：“这花，是晴婉教我绣的。她绣得比我好，针脚细得像头发丝。”她叹了口气，“那年她被送到辛者库，我给她写了封信，说我等她回来，一起种梨树。可信没送出去，大清就亡了。我找了她好多年，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着。”
她站起来，走进屋里，没多久，手里拿着个布包出来。布包是蓝色的，上面绣着朵已经褪色的梨花，她打开布包，里面是半块梨膏，黑褐色的，已经风干了。“这是晴婉给我的，”她说，“那年冬天，我手冻裂了，她把自己的梨膏分给我，说‘抹在手上，不疼’。我一直留着，舍不得吃。”
肖嘉木从背包里摸出吉他，轻轻弹了段调子，是刚才在车里弹的那个，软乎乎的。老太太听着，笑了：“这调子好听，像梨花飘下来的声音。”她走到梨树下，捡起片花瓣，放在手心：“我年轻时唱戏，最喜欢唱《梨花颂》，每次唱到‘梨花落，春入泥’，就想起晴婉。”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听老太太说宫里的事，说唱戏的事，说革命的事。太阳快落山时，老太太的孙子来了，是个大学生，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奶奶，该吃药了。”他看见我们，愣了愣，笑着说：“你们是来看我奶奶的吧？我奶奶最喜欢跟人说过去的事。”
“这是我孙子，叫陈明，在城里读大学，学的是历史。”老太太笑着说，“他总说，要把我的故事写下来，留给后人看。”陈明坐在石凳上，翻开笔记本：“我奶奶的故事，可不止你们听的这些。建国后，她放弃了在西安工作的机会，回来看守镇里的梨树，还当了书记，带领乡亲们种梨树、做梨膏，让镇上的娃有书读。”
“那时候，镇上没有学校，娃们都没书读。我跟乡亲们说，咱们建所学校吧。”老太太说，“没钱，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用木头做课桌；没课本，就自己写。娃们第一次上课那天，都穿着新衣裳，背着新书包，笑得像梨花一样。”她指了指远处的坡，“学校就在那儿，现在还在，里面有棵梨树，是我栽的。”
我们跟着老太太和陈明去了学校。学校的门是铁门，上面刷着红漆，写着“永乐镇小学”。院子里果然有棵梨树，比老太太院子里的那棵小些，枝桠上挂着孩子们的风筝。教室里传来读书声，朗朗的，像风里的梨香。
“我奶奶现在还经常来学校，”陈明说，“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教他们绣梨花、做梨膏。孩子们都喜欢她，叫她‘梨婆婆’。”
我们在永乐镇住了三天。每天早上，都去陈婆婆的院子里帮她摘梨、缝戏服；中午，去镇上的茶馆听老太太们唠嗑，听她们说更多关于陈婆婆的事；下午，去学校看孩子们上课，看陈婆婆教孩子们做梨膏；晚上，就在槐树下弹吉他，唱肖嘉木写的新歌，镇上的人都来听，有的还带着梨和茶，摆在地上，像个小集市。
第三天早上，我们刚到陈婆婆的院子，就看见她在收拾东西——一个旧的木箱子，里面装着戏服、头面，还有个粗陶酒壶，壶身上刻着青梅。“今天带你们去个地方。”陈婆婆说，把箱子放在车上，“去看看孙老板的酒坊。”
孙老板的酒坊在镇西头，西安城东头的那家是后来生意好才开到那儿的，这镇西头的才是孙老板的第一家酒坊，不过也早就不酿酒了，改成了镇史展览馆。展览馆的门是木头的，上面挂着块木牌，写着“永乐镇史馆”，字是陈明写的，清秀得很。我们跟着陈婆婆走进去，里面摆着很多旧东西：有陈婆婆年轻时的戏服，水红色的，上面绣着梨花，银线都氧化了，变成了黑色；有孙老板的酒壶，粗陶的，刻着青梅，壶嘴缺了个口；还有些老照片，有陈婆婆唱戏的照片，有孙老板卖酒的照片，有乡亲们种梨树的照片。
“这是孙老板当年听戏的位子。”陈婆婆指着角落里的一把椅子，椅子是木头的，扶手上刻着“孙”字，“他每次听我唱戏，都坐这个位子，不管人多不多，他都要提前来占座。”她摸了摸椅子，眼里的光软了，“他说，这个位子看得最清楚，能看见我绣在戏服上的梨花。”
展览馆的管理员是个年轻人，叫小李，是陈明的同学，学的是博物馆管理。他看见我们，笑着迎上来：“陈婆婆，您来啦！这两位是？”“是路过的娃，想听孙老板的故事。”陈婆婆说。小李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个笔记本，翻开：“我整理了很多孙老板的资料，你们看。”
笔记本里记着孙老板的生平：孙老板叫孙守义，年轻时在城东开酒坊，酿的青梅酒是西安城的名产，一天只卖三大坛，说是“慢工出细活，好酒酿给懂的人喝”。他第一次听陈婆婆的戏，是在西安的中央剧院，听的是《梨花颂》，陈婆婆唱到“梨花落，春入泥”时，他哭了，说“这调子，像我娘当年唱的童谣”。从那以后，他每次都去听陈婆婆的戏，坐第一排中间的位子，还经常托人给陈婆婆送青梅酒，说“这酒配梨花，最好”。
“有次陈婆婆亲自去酒坊买酒，”小李念着笔记本上的字，“她给了孙老板一张中央剧院的票，说是‘明天有好戏，一定要来’。孙老板很高兴，连夜把酒坊的事安排好，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剧院。可到了剧院，就看见一群警卫，说是‘抓地下党’。他才知道，陈婆婆是地下党，今天的戏是要为转移打掩护，可还没开演，警卫就收到了消息。”
“孙老板没走，”陈婆婆接过话，“他在剧院门口等了一天，没等到我，就去了我们约定的地方——城外的梨树林。他在梨树林里等了三天，才等到我。我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啥？你是为了咱老百姓，跟着你干，值’。”她指了指墙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军装的人，站在梨树下，陈婆婆穿着军装，孙老板站在她旁边，笑得很憨，“这是我们加入革命后的第一张照片，那年，梨花开得特别好。”
我们在展览馆里待了一上午，听陈婆婆和小李讲孙老板的故事，看那些旧东西。肖嘉木把吉他拿出来，弹了段《梨花颂》的调子，陈婆婆跟着唱，声音虽然老了，却还是亮得很，像风里的银铃。“我好久没唱了，”她笑着说，“嗓子不行了，唱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中午，我们在镇上的小饭馆吃饭，点了油泼面、肉夹馍，还有镇上的特色菜——梨膏炖排骨。陈婆婆吃了一口排骨，笑了：“这味道，跟孙老板当年做的一样。”她说，孙老板很会做饭，尤其是梨膏炖排骨，甜得很，当年他们在革命队伍里，条件苦，孙老板就找梨，自己做梨膏，没有排骨，就把青稞饼揉成排骨的形状给大家做“梨膏炖排骨”，说“吃了补身体，有力气打仗”。
吃完饭，我们去了镇外的梨树林。梨树林很大，一眼望不到头，梨花正开着，白得像雪。陈婆婆走到一棵梨树下，摸了摸树干：“这是孙老板栽的，那年我们刚加入革命，他说‘咱们栽棵梨树，等革命胜利了，就来这儿看梨花’。”她顿了顿，眼里的光暗了些，“可他没等到革命胜利，就牺牲了。”
“那天，我们去送情报，路上遇到了敌人。”陈婆婆说，声音低了些，“孙老板为了掩护我，把敌人引到了树林里，巧的是，那片树林，也是一片梨树林。我听见枪声，想回去救他，可他喊‘别回来！快走！’等我把情报送出去，再回来时，他已经不在了，躺在梨树下，手里还攥着个梨，是给我留的。”她从口袋里摸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个干梨，黑褐色的，“这就是那个梨，我一直留着，留了几十年了。”
肖嘉木蹲下来，把吉他放在梨树下，弹了段慢调子，很轻，像风里的梨花。我摸了摸爷爷的日记，翻到新的一页，写下：“梨树林，梨花白，有个老板，守着梨，守着信仰。”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往回走。陈婆婆走得慢，肖嘉木扶着她，我拿着她的木箱子。风里的梨香还在，甜得像孙老板的青梅酒，像陈婆婆的戏，像我们手里的干梨，落在心里，成了一道疤，也成了一束光。
回到镇上，陈明已经在槐树下等我们了，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奶奶，我整理了您的故事，您看看。”陈婆婆接过笔记本，翻开，里面记着她的一生：八岁入宫，当杂役宫女，分到了花艺苑，认识了晴婉，晴婉被送走时，大清也亡了，逃出宫后，开始学戏，竟成了名角，后来加入了革命，再后来遇到了孙老板，没想到他也加入了革命，可孙老板却牺牲了，建国后回镇当书记，建学校，种梨树……每一页都贴着照片，有她年轻时的照片，有孙老板的照片，有孩子们的照片。
“写得好，”陈婆婆笑着说，眼里的光亮了，“这样，后人就知道我们的故事了，知道有个叫陈清玥的姑娘，有个叫孙守义的老板，为了咱老百姓，为了这梨花，拼过命。”
晚上，我们在槐树下办了个小晚会。镇上的人都来了，带着梨、茶、酒，摆在地上。肖嘉木弹着吉他，唱着写陈婆婆和孙老板的歌，陈婆婆跟着唱，孩子们围着他们，拍手笑。我把爷爷的日记拿出来，念给大家听，念到“宁夏的胡杨，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故事”时，陈婆婆说：“咱这儿的梨树，每一道纹路里也藏着故事，藏着咱老百姓的苦，也藏着咱老百姓的甜。”
晚会散了，我们要走了。陈婆婆从院子里摘了把梨花，塞到我们手里：“拿着，路上闻个香。”她又摸出两包梨膏，递给我们，“这个你们带着，路上渴了，就泡水喝。”还把她那个粗陶酒壶送给我们，壶身上刻着青梅：“这个你们拿着，路上渴了，就装水喝。想着，不管走多远，都要有个念想，像我想着晴婉，想着孙老板，想着这梨树。”
我们把梨花插在车里，把酒壶放在仪表盘上，车开起来时，壶身上的青梅在月光下闪着光。肖嘉木弹着吉他，调子是新的，带着点伤感，也带着点希望。“我要把陈婆婆的故事写成歌，唱给更多人听。我还想着，等我们走完这段旅程，就把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他说，指尖在琴弦上顿了顿，“书名就叫《云深路远》，像你爷爷的日记一样，记着路上的人，路上的事，路上的甜。”
我摸了摸爷爷的日记，翻到新的一页，写下：“永乐镇，梨花开，有个婆婆，守着梨树，守着故事。”
又摸了摸陈婆婆送的酒壶，摸了摸口袋里的梨膏。刚要开车，就看见陈明跑过来，手里拿着个布包：“等一下！我奶奶让我给你们送这个。”布包是蓝色的，上面绣着梨花，和陈婆婆装梨膏的那个布包一样。打开一看，里面是本笔记本。“这是我奶奶的日记，”陈明说，“她让我交给你们，说你们能看懂里面的故事。”
我们谢了陈明，把笔记本放在车上。车开起来时，肖嘉木翻开笔记本，里面的字是毛笔写的，娟秀得很，有的地方洇了墨，有的地方被眼泪打湿了，皱巴巴的。“这写的是民国二十年的事，”他念着，“‘今日唱《梨花颂》，台下孙老板来了，他送了我一壶青梅酒，壶上刻着青梅，甜得很。我想起晴婉，要是她在，也会喜欢这酒。’”
“你看这个，”肖嘉木指着一页，“‘今日建学校，乡亲们都来帮忙，有的搬木头，有的和泥，孩子们在旁边跑，笑得很。我想起孙老板，要是他在，肯定会酿青梅酒，给大家喝。’”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哑，“陈婆婆的故事，比我们听的还多，还苦，还甜。”
车驶出永乐镇时，我回头望了望，槐树下的灯还亮着，陈婆婆的院子里，梨树下的石凳还空着，梨树林里的梨树还站着，等着有人来听故事，等着有人来续写故事。
风里的梨香还在，甜得像陈婆婆的笑，像孙老板的青梅酒，像晴婉的梨膏，像孩子们的读书声，落在心里，开成了一片梨花，也开成了一条路——一条云深路远的路，等着我们，一点点往下走，一点点往下写。
车走了约莫三个时辰，到了一个叫“纸坊镇”的地方。镇口有个牌坊，上面写着“纸坊镇”，字是石雕的，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石头。我们把车停在牌坊下，刚下来，就闻见一阵纸香——是从镇里飘来的，镇里有很多纸坊，门口挂着纸帘，风一吹，“哗啦”响。
我们走进镇里，找了个茶馆坐下。茶馆的老板是个中年人，姓王，手里拿着张纸，正在写字。“两位要点啥？”他问，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咱这儿有茯茶，还有刚做的米糕。”“来两碗茯茶，两笼米糕。”肖嘉木说。
王老板把茶和米糕端上来，看见我们车里的笔记本，笑了：“这是陈清玥婆婆的日记吧？我认识她，她以前来咱镇买过纸，说要写日记，留给后人看。”我们愣了愣，肖嘉木说：“您认识陈婆婆？”
“认识，”王老板放下手里的笔，“她是个好人。那年咱镇的纸坊着火了，乡亲们都急得哭，是陈婆婆带了钱来，帮咱重建纸坊。她说，‘纸是用来写故事的，不能没了纸坊，没了故事’。”他指了指墙上的纸，“这纸就是咱镇做的，陈婆婆说，这纸软，写出来的字也暖。”
我们和王老板聊了很久，听他说陈婆婆来镇里的事。他说，陈婆婆每次来，都会买很多纸，说要写日记，写孙老板的故事，写晴婉的故事，写孩子们的故事。“她还说，”王老板说，“等她走了，就把日记交给路过的人，让他们把故事传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咱老百姓的故事，也能写在纸上，也能暖人心。”
吃完米糕，我们去了镇里的纸坊。纸坊的老板是个老太太，姓刘，手里拿着个纸帘，正在做纸。“你们是陈婆婆的朋友吧？”她问，笑着说，“陈婆婆跟我说过，会有两个娃路过这儿，带着她的日记。”我们愣了愣，肖嘉木说：“您怎么知道？”
“陈婆婆昨天打电话跟我说的，”刘老太太说，“她还说，让我给你们做张纸，上面绣着梨花，像她戏服上的那样。”她从屋里拿出张纸，纸是白色的，上面绣着梨花，银线绣的，在阳光下闪着光，“这是给你们的，你们可以用它写故事，写路上的事。”
我们谢了刘老太太，拿着纸，往镇外走。刚到牌坊下，就看见个小姑娘，扎着羊角辫，手里拿着张纸，跑过来：“两位哥哥姐姐，这是陈婆婆让我给你们的。”纸上是陈婆婆写的字：“娃们，路上小心，不管走多远，都要记得，路上的人，路上的事，都是故事，都是暖。”
我们把纸夹在陈婆婆的日记里，车开起来时，纸香飘了一路。
车从纸坊镇开出来，风里的纸香还没散，又混进了别的味道——是辣椒油的香，混着面的筋道气，勾得人肚子直叫。肖嘉木把车速放慢，笑着指向前方：“你看，老槐树下有个摊子，肯定是卖吃的。”
果然，国道边的老槐树枝桠垂得低，底下支着个铁皮棚，棚子上挂着块蓝布，写着“王婶凉皮”，字是用红漆写的，边缘有点晕。我们把车停在树影里，刚下来，就听见“滋啦”一声——王婶正往凉皮上泼辣椒油，油星子溅在粗瓷碗沿，香得人鼻子都要软了。她穿件碎花布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的筷子不停拌着凉皮，见我们来，抬头笑：“两位娃，要碗凉皮不？面筋刚煮好，还热乎着。”
我点头要了两碗，肖嘉木蹲在旁边看她拌料，见她往碗里抓豆芽时多抓了一把，便笑说：“婶子，您这豆芽给得真多。”王婶手没停，眼里亮闪闪的：“咱陕西人的凉皮，就得实在——面要揉到劲，辣子要炸到香，豆芽也得给够，糊弄人可不行！”她指了指不远处的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个保温桶，“我娃在西安读大学，周末回来就帮我看摊子，说以后要把咱这凉皮卖到城里的大商场去，让更多人尝着咱的味道。”
凉皮吃到嘴里，筋道得很，辣椒油香而不辣，肖嘉木吃得直点头，又要了一碗。走的时候，王婶往我们兜里塞了袋炸花生：“路上饿了垫垫，自家炸的，没放啥添加剂。”我们谢了她，车开出去时，还看见她站在槐树下挥手，蓝布衫在风里飘，像朵小蓝花。
黄土坡渐渐多了，路也颠得厉害。肖嘉木正握着方向盘小心走，忽然看见前方坡上有团白，慢慢往下挪——是羊群，像撒了把白棉花在黄土地上。赶羊的人裹着件洗得发白的羊皮袄，手里的羊鞭甩得“啪啪”响，听见我们的车声，便停下脚，转过身来。
是个老叔，脸上刻着黄土坡的纹路，笑起来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他见我们停下车，便挥挥手：“娃们，要不要歇脚？前面有我的窑洞，能喝口热水。”我们正渴得慌，便跟着他往坡上走。窑洞在半坡上，门口挂着串玉米，黄澄澄的，推开门，里面竟很亮——窑顶开了个小窗，阳光漏进来，落在个老旧的木箱上。
老叔给我们倒了两碗热水，水是用粗瓷碗装的，碗沿有个小缺口。他蹲在木箱旁，慢慢打开，里面装着些黑白照片：“这是我年轻时在矿上的照片，那时候天天挖煤，身上总带着煤屑子。”他拿起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矿工服，笑得露出牙，“后来身子不行了，就回来看羊，现在羊多了，一年能卖不少钱，比挖煤安稳多了。”临走时，他从窑洞里的枣树上摘了把干红枣，塞到我们兜里：“自家树上结的，甜得很，路上嚼着解闷。”
途经一座古城的城墙根下。古城门旁边的老墙根下，摆着个修鞋摊，摊主正低着头补鞋。他的铁皮工具箱放在脚边，上面的漆掉了大半，可打开来，锥子、线轴、锉刀摆得整整齐齐，像藏着宝贝。
我们刚在旁边的石阶上坐下，就有个姑娘拿着双磨破底的小白鞋过来，声音急：“师傅，这鞋还能补不？明天要穿去面试。”摊主接过鞋，眯着眼看了看，笑说：“姑娘别急，我给你补得跟新的一样。”他从工具箱里拿出锉刀，把鞋底磨平，又穿上线，一针针缝——线走得匀，针脚藏得巧，不一会儿，破口就看不见了。姑娘要多给钱，他摆摆手：“说好五块就五块，咱做生意讲的是实在，不能多要。”
歇脚时，摊主跟我们唠起家常。他说年轻时从河南来这边，就靠这修鞋的手艺，养活了一家四口。“城墙根下待了三十年，来来往往的人我都眼熟，有的娃从小跟着爸妈来补鞋，现在自己带着娃来，跟家人一样。”他摸了摸工具箱，眼里有暖意，“这箱子跟了我二十多年，比家里的老物件还亲。”
偶然发现一座古镇，藏在山坳里，非遗工坊的木牌挂在老榆树上，红漆写的“皮影坊”三个字，被风吹得有点褪。我们推开木门，就看见一位老大爷坐在窗边，戴着老花镜，手里的刻刀在牛皮上翻飞——阳光落在他手上，也落在牛皮上，不一会儿，一个穿戏服的“穆桂英”就有了轮廓，衣褶刻得匀匀的，像真的会动。
“咱陕西的皮影，讲究的是‘刻工精细，上色鲜亮’。”大爷拿起皮影，对着光给我们看，牛皮薄得能透光，衣褶里的纹路清清楚，“你看这衣褶，得刻得深些，不然演的时候不灵动，观众看着也没劲儿。”工坊里的长凳上，坐着三个年轻人，手里也拿着刻刀，跟着大爷学刻皮影。大爷看他们的眼神软得很：“以前总担心这手艺没人传，夜里都睡不着。现在好了，这些娃愿意来学，咱这皮影就能一直演下去，传到下辈子。”
风里多了些小米的香。我们在巷口找了家小面馆，面馆的门是木板拼的，推开时“吱呀”响。刚坐下，就看见邻桌有对小情侣，男生穿着洗得发白的骑行服，女生的裤腿上沾着泥土，两人脸上都晒得通红，却笑得格外灿烂——面前的碗里，还剩半个肉夹馍，小米粥冒着热气。
肖嘉木跟他们搭话，男生才说，他们从上海出发，要骑遍西北。“前几天在陕北遇到暴雨，雨大得睁不开眼，我们的车陷在泥里，是当地老乡把我们拉到窑洞里避雨，还煮了热乎乎的小米粥。”他咬了口肉夹馍，眼里亮着光，“陕西人太热情了，就像这小米粥，暖乎乎的。以后我们还要再来，把没走到的地方都走一遍，把遇到的好人都记下来。”
女生听着，笑着递给他一张纸巾，又转头跟我说：“你们也是出来旅行的吧？路上遇到的人，比风景还难忘呢。”我点头，摸了摸口袋里老叔给的红枣，又看了看肖嘉木手里的吉他——刚才在面馆门口，他弹了段调子，小情侣跟着哼，老板还送了我们两碗小米粥，说“听你们唱歌，高兴”。
离开面馆时，天快黑了，风里带着点凉，可心里是暖的。肖嘉木把车开得慢，我翻开陈婆婆的日记，又拿出刘老太太给的梨花纸，慢慢写：“遇到王婶的凉皮，老叔的红枣，摊主的针线，大爷的皮影，还有骑行的小情侣——他们的故事，像陕西的辣椒油，像陕北的小米粥，落在心里，就成了暖。”
车窗外的灯渐渐亮了，黄的、红的，串成一串。肖嘉木忽然弹起吉他，调子还是软乎乎的，像风里的梨香，也像这些天遇到的所有暖。“这些故事，都要写进《云深路远》里。”他说，指尖在琴弦上轻轻碰了碰，“以后再翻起来，就像又走了一遍这路，又见了一遍这些人。”
我把梨花纸夹进日记里，纸香混着日记里的墨香，很好闻。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点面香，带着点皮影的牛皮味，还有红枣的甜——这些味道，都是陕西的味道，都是故事的味道，会跟着我们的车，一直往远走，往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