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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河晨雾里，碾过敦煌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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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解放”的车轮碾过陕甘交界那道青灰□□碑旁的尘土时，风好似换了性子。不是陕西地界里裹着梨花香、纸坊镇特有的麻纸气息的软风——那种风拂过衣角，像陈婆婆煮梨汤时飘来的甜雾，连发丝都沾着温软。甘肃的风是漫过来的，裹着戈壁晒干的沙粒，像揉了把陈年胡杨絮，蹭在脸上有点痒，又带着太阳烤过的暖，粗粝却不扎人。
我下意识拢了拢围巾，眼角瞥见窗外的景致在变。黄土坡渐渐褪去土黄色，沉成了深赭色，像被匠人用石赭颜料反复晕染过，裸着的岩层纹路清晰得能看见岁月的刻痕——有的地方裂着细缝，像老人手背的皱纹；有的地方覆着薄沙，风一吹，沙粒滚下来，像给山裹了层半透明的纱。草长得极倔强，不是陕西的茅草那样蓬松，而是贴在地上，成了淡绿色的碎补丁，一簇簇挤在岩缝里，像是攥着不肯松开的劲儿。
肖嘉木把车窗摇到一半，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响，像有人用细沙在纸上写字。他偏头看我，阳光从他额前的碎发间漏下来，落在睫毛上，睫毛的影子轻轻投在眼底，里面映着远处的云——那云很低，像贴在赭色的山尖上，棉絮似的，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你闻，”他的声音混在风里，带着点吉他弦特有的木质气息，“这风里有沙和太阳的味道，像老羊皮袄晒透了，裹着暖。”
我凑到窗边，果然闻到了——不是城市里汽车尾气的味道，是纯粹的、带着土腥气的暖，像马老汉后来给我们喝的沙棘茶，初闻有点冲，细品却回甘。仪表盘上，陈婆婆送的粗陶酒壶还稳稳摆着，壶身上刻的青梅沾了点沙，原本浅褐色的刻痕蒙了层细白，倒像给梅子添了层霜，比在陕西时多了几分苍劲。我伸手摸了摸壶身，陶土的凉意混着沙粒的糙感，忽然想起陈婆婆送壶时的样子：她站在永乐镇的梨树下，手里攥着壶，皱纹里夹着梨花瓣。
从背包里摸出爷爷的日记，蓝布封皮上沾了些沙，蹭在指尖沙沙的。翻开新的一页，上次在陕西纸坊镇写的字还带着淡淡的麻纸香——“纸坊镇的纸匠刘老太太，指尖有纸浆的白，她说，好纸要经三晒三泡，像人要经事才稳。”笔尖顿了顿，我接着往下写，墨水在纸上晕开时，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纸页轻轻晃：“入甘肃境，风硬，山赭，唯酒壶青梅依旧，似陈婆婆的念想，跟着车轮走。肖嘉木说，风里有老羊皮袄的暖，是敦煌的味道。”
“别写太久，小心沙子吹进本子里。”肖嘉木的声音忽然传来，他伸手，指尖轻轻把我耳边的碎发别到耳后——他的指尖带着点薄茧，是常年弹吉他磨出来的，蹭过耳垂时有点痒，像有只小蚂蚁爬过。我抬头，看见他从副驾的布袋里摸出个梨，是在永乐镇买的火晶梨，放了几天，果皮还是红得透亮，像裹了层胭脂。“咬一口？润润嗓子，”他把梨递过来，眼里带着笑，“前面是戈壁，怕是难见这么甜的梨了。”
梨汁顺着嘴角往下淌，甜得发蜜，还带着点凉。肖嘉木没说话，转过身，伸手用袖口帮我擦，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就像在永乐镇的槐树下，我靠在他肩膀上听他弹吉他，月光落在他睫毛上，他也是这样，轻轻帮我拂掉落在发间的槐花瓣。我忽然觉得脸有点热，赶紧把梨核塞到座位下面，又假装看远处的羊群。
那羊群在赭色的戈壁上太显眼了，像有人撒了把白棉花，零零散散的，被赶羊人赶着慢慢走。赶羊人身穿件洗得发白的羊皮袄，领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根鞭子，甩起来“啪啪”响，声音在空旷的戈壁上飘得很远，像给这寂静的天地添了串音符。风把他的吆喝声送过来，带着点西北方言的硬朗，我没听清具体说什么，却觉得心里暖乎乎的——这就是甘肃啊，连声音都带着风沙的劲儿，却又藏着说不出的温柔。
车在戈壁上走了约莫两个时辰，太阳渐渐爬至头顶，晒得车身发烫。肖嘉木把车停在党河边的老榆树下时，我才终于松了口气——老榆树的树干很粗，枝桠向四周撑开，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投下的树荫能遮住小半辆车。
刚下车，党河的水汽就扑面而来。不是江南水乡那种潮湿的水汽，是带着点凉意的、清清爽爽的润，混着河边草的气息，瞬间驱散了戈壁的燥热。河水是淡绿色的，不是柳芽那种嫩绿，是掺了点沙的、温润的绿，像匠人用石绿颜料磨淡了，再兑水调出来的，铺在戈壁上，映着蓝天，倒像一幅没干的工笔画。阳光落在水面上，碎金似的晃，偶尔有小鱼游过，搅起一圈圈涟漪，金箔就跟着散了，又慢慢聚起来。
“娃们是来逛莫高窟的吧？”
一个慢悠悠的声音从榆树后传来。我转头，看见个老汉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身边卧着两峰骆驼。老汉穿件深褐色的羊皮袄，领口和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浅灰色的衬布；头发是花白的，用根红绳简单束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党河边的岩层纹路，却笑得温和，眼里带着光。两峰骆驼是浅棕色的，驼毛上沾了点沙，却很干净，它们卧在地上，头轻轻靠在一起，像在说悄悄话，看见我们，也只是抬了抬头，又慢慢垂下，温顺得很。
老汉手里转着个老驼铃，铃身是铜的，绿锈爬了半圈，像给铜铃裹了层绿纱。他起身时，腰有点弯，动作却稳，羊皮袄的铜扣子在阳光下闪了闪——那扣子磨得发亮，一看就用了很多年。“前面再走半个时辰就到莫高窟了，这会儿日头毒，先歇会儿，喝碗凉茶。”他说着，指了指树下的小土灶，灶上放着个粗陶壶，壶嘴冒着淡淡的白气，“我姓马，守着这党河养骆驼，快四十年了。”
肖嘉木扶了扶我，我们跟着马老汉走到灶边。他掀开陶壶的盖子，一股清苦的香气飘出来——是沙棘的味道，混着党河水的清甜。马老汉用粗瓷碗给我们各盛了一碗，碗边有个小小的豁口，却洗得干净。“这凉茶是用党河水煮的，放了些晒干的沙棘，”他看着我喝了一口，笑着说，“酸得人眯眼，却解乏，戈壁上走久了，喝这个最管用。”
果然，刚入口时酸得我皱起眉，舌尖却慢慢泛起甜，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刚才被太阳晒出来的燥热瞬间散了大半。肖嘉木蹲在骆驼旁边，伸手轻轻摸了摸驼峰——驼毛很软，像晒干的棉花，骆驼温顺地蹭了蹭他的手，发出轻轻的“哼”声。
“这两峰骆驼，是父辈传下来的，”马老汉坐在石头上，看着骆驼，眼里的温柔像要溢出来，“左边这峰叫‘沙枣’，右边的叫‘胡杨’，都是我爹给起的名。我爹以前用它们运粮草，那会儿没车，从敦煌到黑河，全靠骆驼走，走一趟要半个月，晚上就睡在沙窝里，盖着羊皮袄，看星星比现在亮多了。”
他顿了顿，从怀里摸出个布包——布是深蓝色的，上面绣着小小的驼队图案，针脚有点歪，却很整齐。打开布包，里面是块旧怀表，表壳是银的，边缘有点磨损，上面刻着个小小的驼队，驼队旁边刻着两个字：“守沙”。“这是我爹的怀表，”马老汉把怀表贴在耳边，眼睛轻轻闭着，嘴角翘起来，“还走呢，走了快六十年了。他临终前跟我说，骆驼是戈壁的魂，怀表是时间的魂，两样都得守着，不能丢。”
我凑过去，隐约听见怀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很轻，却很稳，像党河的水流，不慌不忙。肖嘉木把放在车上的吉他拿下来，坐在榆树下，手指轻轻拨了拨弦——调子是慢的，像党河的水，缓缓流淌，混着风的声音，竟格外好听。骆驼抬起头，耳朵轻轻晃着，好像在听；马老汉也不说话，就坐在旁边，手里转着驼铃，铃身偶尔碰撞，发出“叮铃”的轻响，和吉他声混在一起，像首简单的歌。
我坐在马老汉旁边，翻着爷爷的日记。他凑过来看，眼睛有点花，得眯着眼才能看清。当看到其中一页画的胡杨时，他忽然笑了：“这树我认识，在黑河边，长得歪歪的，枝桠向两边伸，像要抱住戈壁似的，能活三百年。”他的手指轻轻点在画纸上，“我年轻时候去过黑河，跟着驼队运盐，那会儿‘沙枣’才刚断奶，跟着它妈走，走累了就趴在沙窝里，我爹就把它抱到自己的驼背上。有次遇到沙暴，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沙枣’的妈把它护在身下，自己却被沙埋了半截，后来我们挖了半天才把它救出来。”
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的布口袋，打开来，里面是晒干的沙棘干，红得发亮。“路上渴了嚼两颗，比水顶用。”他把布口袋递给我，又起身，把手里的驼铃解下来——就是那个铜绿爬了半圈的老驼铃，“这铃你们带着，走夜路时摇一摇，戈壁上的风听了，会给你们指方向。”
肖嘉木要给钱，马老汉却摆手，笑得很实在：“不用不用，都是出门在外的人，这点东西不算啥。你们能听我这老头子说说话，我就高兴。”
车开的时候，驼铃挂在后视镜上，随着车身晃动，发出“叮铃、叮铃”的轻响，混着党河的水声，飘了很远。肖嘉木握着方向盘，侧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笑：“以后咱们老了，也来这儿养只骆驼吧，早上看党河的日出，晚上听驼铃响，再给它起个名，叫‘梨香’，好不好？”
我笑着点头，伸手摸了摸后视镜上的驼铃——铜绿蹭在指尖，有点凉，却像摸到了马老汉四十年的时光，暖得人心头发软。车窗外，老榆树慢慢变小，“沙枣”和“胡杨”还卧在河边，马老汉的身影站在树下，像党河边的一块老石头，守着这河，守着这戈壁，守着他的骆驼和怀表。
莫高窟的崖壁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像被匠人用朱砂和石黄调了色，再一笔笔涂上去，连岩缝里的沙粒都染着暖光。肖嘉木把车停在景区外的老槐树下时，槐树叶正被风吹得“沙沙”响，偶尔有片叶子落下来，飘在车顶上，像给车身添了点绿。
刚下车，就看见个高瘦的小伙子蹲在崖边。他穿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细瘦的手腕；戴副黑框眼镜，镜片映着晚霞，把他晒得黝黑的脸衬得有点亮。他手里攥着本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正对着洞窟的方向写写画画，眉头微微皱着，像在琢磨什么。
“你们是来逛莫高窟的吧？”他听见脚步声，抬头时眼镜滑到了鼻尖，赶紧用手推了推，指尖沾了点沙，在鼻梁上留下个小小的白印。他的眼睛很亮，像党河的水，带着学生气的局促，说话时有点结巴：“我、我叫姜时愿，刚从大学毕业，来这儿当实习生，学考古的。”
肖嘉木递给他一瓶水，笑着指了指他的笔记本：“学考古的，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学美术的呢！”
姜时愿的脸有点红，把笔记本翻开给我们看。本子的封面是牛皮纸的，上面画着个小小的飞天，线条有点歪，飞天的飘带里还画了颗小星星，是用红色水笔画的。里面夹着些风干的沙粒、草屑，还有几页写满了字，字里行间画着小图标：一盏灯、一个飞天，旁边还标着日期和洞窟编号。“我总觉得，文物背后的人和故事，比年代数字有意思，”他指着其中一页，声音渐渐稳了些，“你看这个洞窟，302窟，里面有幅壁画，画着盏铜灯，灯盏里有鲛绡，我总想起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关于慧能和尚和灯里鲛人的故事。”
风把沙吹成薄纱，裹着崖壁的影子，慢慢飘过来。姜时愿坐在沙地上，我们也跟着坐下——沙子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裹着裤腿，很舒服。党河的水声从远处飘来，轻得像耳语。他把笔记本放在腿上，手指轻轻摩挲着封面上的飞天，慢慢讲了起来。
慧能不是禅宗那个惠能，是宋代在敦煌修行的僧人。他生得圆脸，笑起来眼睛会眯成缝，像寺里供的弥勒佛，下巴上留着短短的胡须，摸起来扎手。他不爱讲经，却爱坐在党河边煮茶，用的是党河水，放些晒干的沙棘，煮出来的茶酸中带甜，他总说“这茶有敦煌的味道”。
那年冬天特别冷，党河结了冰，冰面裂着细缝，像给河面画了张网。慧能和尚在河边捡柴，手里攥着根胡杨枝，刚要弯腰捡块干柴，就听见“咔嗒”一声——冰面裂了道更大的缝，里面漂着个东西，泛着铜色的光。
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用胡杨枝拨开冰碴，才看清那是盏铜灯。灯身是圆形的，上面刻着缠枝莲纹，绿锈爬了半圈，像给铜灯裹了层绿衣；灯盏里凝着点鲛绡，是淡蓝色的，像块碎蓝布，冰碴沾在上面，倒像撒了把碎钻。慧能把灯捞上来，用袖子擦了擦灯身，铜色的光慢慢透出来，暖乎乎的，竟不觉得凉。
晚上，他把灯放在禅房的案几上。禅房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案几，案几上放着本《金刚经》，书页都翻得发卷。月光从窗棂里照进来，落在铜灯上，灯盏里的鲛绡忽然动了动——像有风吹过，淡蓝色的绡纱轻轻飘起来，慢慢聚成了个女子的模样。
女子穿件蓝衫，衫子上绣着细巧的海浪纹，针脚细密得像鲛人织的绡；头发是黑的，垂到腰际，发梢沾着水汽，像刚从水里出来；眼睛是淡蓝色的，像南海的海水，说话时声音轻轻的，带着点党河的柔：“我叫绾儿，是南海的鲛人，三百年前躲祸时藏进这灯里，没想到一藏就是这么久。”
慧能没惊，反而笑了，从案几上拿起煮茶的陶壶，给她倒了杯热茶：“既来了，就是缘分。这茶是党河水煮的沙棘，你尝尝，比南海的浪暖。”
绾儿接过茶杯，指尖碰到杯子时，水汽轻轻冒出来——她的手是淡蓝色的，像浸在水里的玉。她抿了口茶，眼睛亮了：“是暖的，比南海的水温，像晒过太阳的沙。”
从那以后，绾儿就留在了禅房。白天，她藏在铜灯里，看慧能在党河边捡柴、煮茶，看他给寺里的老槐树浇水；晚上，她就出来，帮慧能抄经——她的字是淡蓝色的，像用南海的水写的，落在纸上，竟不褪色。慧能教她认敦煌的字，给她讲壁画里的故事：飞天为什么要带飘带，供养人的衣服为什么那么鲜艳，九色鹿的故事藏在哪个洞窟里。绾儿也给慧能讲南海的事：鲛人怎么织绡，南海的浪有多大，珊瑚长在深海里，像一片片红色的云。
春天的时候，党河的冰化了，河水潺潺地流，岸边的草冒出了绿芽。慧能从河边捡了株极小的珊瑚——是以前驼队从南海带来的，掉在沙里，被他捡到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是白色的，像块小玉石。他把珊瑚放在铜灯里，对绾儿说：“你给它浇水，等它开花，我就带你去看党河的日出，看莫高窟的壁画。”
绾儿很高兴，每天用煮茶剩下的水给珊瑚浇水。她的指尖轻轻碰一下珊瑚，淡蓝色的水汽就裹住它，像给它盖了层小被子。慧能每天都会看珊瑚，还在本子上画下来——第一天，珊瑚还是白的；第七天，珊瑚尖上冒出了一点粉；第三十天，粉色慢慢往下晕，像给珊瑚裹了层胭脂。他把本子拿给绾儿看，笑着说：“你看，它在长，像咱们的故事，慢慢写。”
有次，慧能得了风寒，躺在床上，浑身发冷。绾儿从灯里出来，坐在他床边，把铜灯抱在怀里——灯身暖乎乎的，她把灯放在慧能的胸口，淡蓝色的水汽从灯里飘出来，裹着他的身子。“别怕，”她轻声说，“我用南海的珍珠粉给你退烧。”她从发间取下一颗小小的珍珠，放在茶碗里，用党河水化开，喂给慧能喝——珍珠水是淡蓝色的，带着点甜，慧能喝了，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风寒竟好了大半。
慧能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最后写了句：“灯有鲛，暖如沙，敦煌的夜，不冷。”
可第三年春天，慧能还是圆寂了。那天早上，他还跟绾儿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去党河边看珊瑚”，却在煮茶时忽然倒了下去。绾儿从灯里出来，抱着他，眼泪落在他的脸上——她的眼泪是淡蓝色的，像南海的水珠，落在慧能的胡须上，竟不滑落。慧能睁开眼，手里还攥着那盏铜灯，轻声说：“绾儿，珊瑚……快开花了，你要好好的，看……看敦煌的日出。”
说完，他的手就垂了下去。
绾儿把珊瑚种在慧能的墓前，用党河水浇了浇——那天晚上，珊瑚的粉色又深了些，像开了朵小小的花。她把铜灯放在墓前，灯盏上刻了行小字，是用她的指甲慢慢刻的，淡蓝色的痕迹，永远不会褪：“敦煌的沙，比南海的浪暖。”
后来，有人说，那盏灯被埋在了302窟的角落里，灯盏里的珊瑚还在长；有人说，每年春天，慧能的墓前会飘起淡蓝色的水汽，像有人在煮茶；还有人说，晚上路过302窟，能听见轻轻的说话声，像一僧一鲛，还在讲敦煌的故事。
姜时愿讲到这儿，从笔记本里摸出片干沙棘叶——叶子是深绿色的，边缘有点卷，上面还沾着点沙。“我去年在党河边捡到这片叶子，”他把叶子递给我，声音轻轻的，“总觉得是慧能和尚煮茶时掉的，你看，叶子上还有个小小的牙印，像有人咬过一口。”
我接过叶子，指尖碰到上面的沙粒，忽然觉得心里软乎乎的。风把沙吹到我脸上，肖嘉木伸手帮我拂掉，指尖带着沙的温度——他的掌心很暖，裹着我的手，像慧能的铜灯，暖得人安心。
“你这故事比壁画还动人，以后可以写成书。”肖嘉木看着姜时愿，眼里带着笑。
姜时愿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耳朵都红了：“我总怕写不好，毕竟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怕丢了味道，不敢乱写。”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崖壁上，像和壁画里的飞天叠在了一起。肖嘉木忽然牵起我的手，他的手指轻轻扣着我的手指，带着点用力——好像在告诉我，我们的故事，也会像慧能和绾儿的一样，慢慢写，不着急。“别怕，”他对姜时愿说，也像对我，“故事只要用心记，就不会丢。就像我和她，走到哪儿，都把遇到的人事记下来，以后翻起来，就像又走了一遍这路。”
姜时愿看着我们牵着的手，笑了，眼镜又滑到了鼻尖。他把笔记本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像捧着件宝贝：“你们真好，像故事里的人。我得回工作室了，刘导还等着我整理资料呢。明天要是你们还来，我再给你们讲另一个故事——关于民国画师和画中妖的。”
我们看着他跑向工作室，背影在夕阳下小小的，却很坚定。肖嘉木牵着我的手，沿着崖壁慢慢走，党河的水声还在飘，铜灯的故事像风一样，绕在我们身边，暖得人心头发软。
晚上住的客栈在敦煌老街上，是间老房子，木门窗，青砖地，门口挂着个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党河客栈”四个字，是用毛笔写的，笔锋很劲。肖嘉木把车停在客栈门口时，老板娘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剥杏仁，她穿件碎花布衫，头发用根蓝布巾扎着，看见我们，赶紧站起来，手里还攥着颗没剥完的杏仁：“两位娃，住店不？有朝南的房间，能看见鸣沙山的月亮，晚上还能听风响。”
房间不大，却很干净。靠墙放着张木床，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边有张木桌，桌上放着个粗陶花瓶，里面插着两枝干胡杨，枝桠向两边伸，像要抱住窗户；墙上挂着幅手绘的莫高窟地图，是用彩笔绘的，颜色很亮，旁边写着行小字：“儿子小远画的，他说要让来的人都认识莫高窟。”
肖嘉木把吉他放在窗边，阳光还没完全落下去，最后一点光落在吉他上，木质的纹理清晰可见。我坐在桌前，翻着爷爷的日记，里面夹着刘老太太给的梨花纸——纸是米白色的，带着淡淡的梨香，和敦煌的沙味混在一起，竟格外和谐。
“饿不饿？”肖嘉木走过来，从背包里摸出块饼——是在党河边买的胡麻饼，饼上撒着芝麻，还带着点温乎气。他把饼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饼渣落在桌上，他赶紧用手接住，“卖饼子的人说这饼是用胡麻油烙的，香得很。”
我咬了一口，胡麻油的香在嘴里散开，带着点咸，芝麻的脆混着饼的软，好吃得眯起眼。肖嘉木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眼里带着笑，像在看个孩子：“慢点儿，没人跟你抢。”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指尖蹭过发间的沙粒，“今天听姜时愿讲的慧能和绾儿，你是不是又想写进日记里了？”
“嗯，”我点头，把饼咽下去，喝了口老板娘给的白开水，“慧能的铜灯，绾儿的鲛绡，还有那株慢慢变红的珊瑚，像党河的水，软乎乎的，让人忘不了。”
肖嘉木拿起我的手，放在他掌心——他的掌心有层薄茧，是弹吉他和开车磨出来的，蹭得我的手有点痒，却很暖。“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陪你一起写，”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你的日记里，得有我的名字，有咱们一起看的风景，一起听的故事。”
月亮慢慢爬上来时，我们坐在客栈的院子里。院子里有棵老梨树，虽然没开花，枝桠却很粗，老板娘说这树有三十年了，是她刚嫁过来时种的。肖嘉木抱着吉他坐在梨树下，手指轻轻拨弦——调子是在永乐镇写的，软乎乎的，像陕西的梨花香，混着敦煌的风声，竟格外好听。
我靠在他肩膀上，听着吉他声，闻着他身上的胡麻饼香，还有院子里梨树枝的清苦气，忽然觉得，这戈壁的夜，比陕西的梨花香还暖。鸣沙山的影子在月光下很淡，像蒙了层纱，风从山上吹下来，裹着沙粒，轻轻拂过脸颊，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你看，”肖嘉木指着月亮，声音轻轻的，“敦煌的月亮比永乐镇的亮，像挂在天上的铜灯，暖乎乎的。”
我抬头，看见月亮确实很亮，银辉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霜，落在梨树枝上，枝桠的影子投在地上，像幅水墨画。“爷爷的日记里写过，”我轻声说，“他年轻时来敦煌，也是这样的月亮，他说‘敦煌的月，是沙做的，能焐热人心’。”
肖嘉木没说话，只是轻轻搂了搂我，吉他的调子慢了些，像在应和着月亮的光。院子里很静，只有吉他声、风声，还有远处夜市传来的隐约笑声，像首温柔的歌。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莫高窟的工作室找姜时愿。工作室在崖壁下，是间土坯房，墙是黄土做的，上面画着小小的飞天，是姜时愿画的；门口摆着几盆仙人掌，开着黄灿灿的花，像给土坯房添了点颜色；窗户是木框的，蒙着层细纱，风一吹，纱轻轻晃。
刚进门，就看见个中年男人蹲在桌前。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沾着点颜料——红的、绿的、蓝的，像把壁画的颜色都沾在了上面；头发有点乱，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眉眼，却能看见他手里捏着支细毛笔，正一点点补壁画的残片。
残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上面是飞天的飘带，只剩下半寸，颜色已经淡了，像蒙了层灰。他补得极慢，笔尖轻轻碰一下残片，再蘸点颜料，动作轻得像怕惊了飞天，连呼吸都放得很轻。
“这是刘导，刘振国，我的导师。”姜时愿从里屋走出来，小声跟我们说，手里还拿着叠资料，“刘导话少，天天跟壁画打交道，连家都安在工作室旁边的小土房里，除了吃饭睡觉，都在这儿补残片。”
刘振国听见声音，抬头看了看我们。他的眼睛有点红，像熬了夜，却很亮，像党河的水，带着股执着的劲儿。“这残片是唐代的，”他指着残片，声音有点哑，却很清晰，“飘带的颜色得用矿物颜料调，朱砂加石绿，石绿多一分就偏暗，少一分就偏浅，得刚好，才能跟原来的颜色对上。”
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个旧相框，相框的边有点锈，里面是个穿旗袍的女人——女人站在莫高窟的崖边，笑得很温柔，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旗袍是浅蓝色的，像党河的水。姜时愿凑过来，小声说：“那是刘导的爱人，叫林慧，原来在北京当中学老师，刘导来敦煌的第三年，她就辞了工作过来了，现在帮着整理文献，有时候也给刘导搭把手调颜料。”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浅蓝衬衫的女人走进来，手里端着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敦煌文物保护所”的字样，里面装着热茶，冒着白气。她看见我们，笑了笑，声音很柔，像党河的水：“你们是来玩的吧？我是林慧，刘振国的爱人。”她把搪瓷缸递给刘振国，伸手帮他理了理额前的碎发，“先喝口茶，歇会儿，这残片不急，慢慢补。”
刘振国起身，接过茶，喝了一口，抬头看林慧的眼神瞬间软了下来，像冰化了的党河，带着温软：“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今天要整理北魏的文献吗？”
“文献整理完了，”林慧蹲下来，帮他把桌上的颜料管摆整齐——红色的朱砂、绿色的石绿、蓝色的青金石，都按颜色深浅排好，“过来看看你，怕你又忘了吃饭。我给你带了胡麻饼，在包里，等会儿吃。”
林慧跟我们聊天时，刘振国还在补残片，手里的毛笔捏得很稳。他的手指有点粗，关节处磨出了茧，却很灵活，蘸颜料、补残片，动作一气呵成，像练了千百遍。
“我第一次来敦煌，是二十多年前了。”林慧坐在我们旁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文献的编号，“那时候我放暑假，来敦煌旅游，刚好遇到刘振国在修复壁画——他那会儿还是个学生，跟着他老师来实习，蹲在崖下，手里拿着颜料，阳光落在他身上，他的眼睛盯着壁画，亮得像有光。我就觉得，这个男人眼里有东西，是我在学校里没见过的。”
她说，那时候刘振国住的是工作室旁边的小土房，冬天冷得睡不着，就裹着两床被子看壁画资料，手指冻得发僵，还在本子上画颜料的配方；夏天热得厉害，土房里像蒸笼，他就把桌子搬到崖下的树荫里，接着补残片，汗滴在残片上，他赶紧用袖子擦，生怕弄坏了。
“我回北京后，总想起他看壁画的样子。”林慧笑了笑，眼里带着回忆，“他给我写信，信里画着壁画的残片，写着‘敦煌的壁画在等我，我想守在这儿’。我那时候在学校当老师，教语文，学生们都很可爱，可我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直到收到他的信，我才知道，少的是敦煌的风，是他眼里的光。”
后来，林慧辞了北京的工作，背着行李来敦煌找刘振国。刚到的时候，她住不惯土房，冬天冷，夏天潮，晚上还能听见风刮过崖壁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刘振国就每天给她煮沙棘茶，晚上用煤油灯给她暖手，给她讲壁画里的故事：“你看320窟的飞天，飘带长七米，是画师站在梯子上画的；你看257窟的九色鹿，颜色用的是石黄和朱砂，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亮的。”
林慧慢慢喜欢上了敦煌。她帮刘振国翻译外文文献——有的文献是英文的，讲的是国外学者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她就逐字逐句地译，遇到不懂的专业词汇，就和刘振国一起查词典，查资料，有时候查到半夜，煤油灯的油都烧完了；她还帮刘振国调颜料，知道朱砂要磨五天，青金石要磨三天，知道哪种颜料配哪种胶，才能让颜色更持久。
“有一年冬天，刘振国得了重感冒，发着烧，还硬要去补壁画。”林慧指着刘振国的手，声音有点软，“他的手冻得肿起来，笔都握不住，我就把他的手放在我怀里暖，暖一会儿他又要去补，说‘这飞天的飘带再不补，等开春风大，颜色就褪了，没人记得它原来的样子了’。我没办法，就陪着他去崖下，给他撑着伞，帮他递颜料，直到把那截飘带补完，他才肯去看大夫。”
刘振国补完残片，把毛笔放在笔洗里，轻轻涮了涮。他看着林慧，眼里带着歉意：“跟着我，苦了你。北京的条件好，你在那儿当老师，多好。”
林慧摇摇头，伸手帮他擦了擦嘴角的茶渍——她的动作很轻，像在碰件宝贝：“不苦，有你，有壁画，比北京的日子还甜。你看，今天补完的这截飘带，颜色多亮，像刚画的一样，这就是咱们的日子，慢慢补，慢慢过，比什么都好。”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永乐镇的陈婆婆和纸坊镇的刘老太太——陈婆婆守着梨树下的小学，刘老太太守着纸坊里的麻纸，刘振国和林慧守着崖壁上的壁画，他们都在守着自己的念想，守着自己的暖。肖嘉木握着我的手，轻轻捏了捏，我抬头看他，他眼里映着刘振国和林慧，小声说：“我们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守着彼此，守着我们的故事，不管到哪儿，都不分开。”
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带着崖壁的气息，裹着颜料的香，暖得人心头发软。工作室里很静，只有刘振国涮毛笔的声音，林慧翻笔记本的声音，还有我们轻轻的呼吸声，像首安静的歌，唱着敦煌的暖，唱着相守的甜。
从刘振国的工作室出来，姜时愿说要带我们去见一位老画匠。“马爷爷叫马守义，专门修复壁画的边角，在莫高窟附近住了一辈子，”姜时愿走在前面，脚步很轻快，“他磨的矿物颜料是敦煌最好的，刘导补壁画，都用他磨的颜料。他还会讲故事，尤其是民国画师宋今禾的故事，比我讲的详细多了。”
马爷爷的家在崖边的土坯房里，门口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院子里摆着几排陶罐，陶罐上贴着纸条，写着“朱砂”“石绿”“青金石”，里面装着磨好的矿物颜料，红的像血，绿的像党河的水，蓝的像敦煌的天，阳光落在上面，亮得晃眼。
我们刚进院子，就看见马爷爷坐在石凳上磨颜料。他穿件深灰色的棉袄，领口有点破，露出里面的棉絮；头发全白了，用根黑绳束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崖壁的纹路，却笑得温和，手里拿着块青金石，在石板上慢慢磨——青金石的粉末落在石板上，成了淡蓝色的雾，风一吹，雾轻轻飘，沾在他的袖口上，像给棉袄添了点蓝。
“姜娃来啦，”他抬头看见我们，放下青金石，用袖子擦了擦手上的粉末，“这就是你说的那两位娃吧？快坐，我给你们泡杯茶，用党河水煮的，放了点枸杞，暖身子。”
院子里有张老木桌，桌上铺着张宣纸，上面画着半幅飞天——飞天的脸已经画好了，眉眼温柔，嘴角带着笑，飘带却还没画完，只勾了个轮廓。“这是给我孙女画的，”马爷爷指着画，眼里带着笑，“她在兰州读大学，学的是美术，说以后要回敦煌修壁画，跟我一样。她喜欢飞天，我就给她画一幅，等她放假回来，给她当礼物。”
他从屋里拿出个布包，布是深蓝色的，上面绣着个小小的颜料罐，针脚有点歪，却很整齐。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块矿物颜料——有块朱砂红得发亮，像凝固的血；有块石绿温润得像党河的水；还有块青金石，蓝得像最深的夜空。“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用了快一百年了，”马爷爷拿起朱砂，在手里轻轻摩挲，“磨出来的颜色，比现在的化学颜料亮，还不容易褪。当年我爷爷修254窟的壁画，就用这个朱砂，你现在去看，飞天的飘带还是红的，像刚画的一样。”
肖嘉木拿起那块青金石，放在手里掂了掂，问：“马爷爷，磨颜料是不是很费功夫？”
“费功夫，也费眼。”马爷爷点头，把朱砂放回布包，“青金石要磨三天，每天磨两个时辰，得用党河水泡了再磨，不然粉末太粗；朱砂要磨五天，磨的时候得专心，不能分心，不然颜色不均匀，画在壁画上就不好看。我年轻的时候，磨颜料磨得眼睛疼，我爷爷就说‘磨颜料就是磨性子，性子稳了，颜色才稳’。”
他给我们泡了茶，用的是粗瓷碗，碗里的枸杞浮在水面上，像颗颗小红珠子。“你们昨天听姜娃讲了慧能的故事，今天我给你们讲个宋今禾的故事吧，”马爷爷喝了口茶，声音慢慢的，像在回忆，“这故事是我爷爷讲给我听的，宋今禾是民国时的画师，跟我爷爷认识，他的画，比莫高窟的壁画还活。”
马爷爷放下茶碗，手指轻轻敲着木桌，慢慢讲了起来。
宋今禾是敦煌城外宋家庄的人，生于民国十年。他爹是个驼夫，常年跟着驼队运货，很少回家；娘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手很巧，会绣驼队图案的布包。宋今禾小时候就爱画画，没钱买纸和笔，就用炭在墙上画——画党河的水，画莫高窟的飞天，画驼队走过戈壁的样子。
有次，他在村里的老槐树上画了幅飞天，飞天的飘带很长，绕着树干飘，像真的要飞起来。村里的王大娘看见，笑着说：“今禾这娃，画的飞天比寺里的还灵，以后准是个画师。”李大叔也让他画自家的犁，画出来的犁，像刚从地里回来，还沾着土。他娘看他喜欢画画，就把家里的旧布剪了，给他当纸；把烧火剩下的炭拣出来，给他当笔，晚上还在煤油灯下陪着他画，说“娃喜欢，就好好画”。
民国二十五年，宋今禾十五岁，他爹在运货的路上遇到沙暴，没回来。娘带着他去敦煌城里讨生活，在画坊“荣宝斋”给老板当帮工——娘帮着洗笔、磨墨，他就帮着扫地、整理画纸。老板嫌他年纪小，只让他干杂活，不让他碰画笔，还总说“画匠不是那么好当的，你这辈子都成不了气候”。
可宋今禾没放弃。晚上，他等娘和老板都睡了，就偷偷溜进画坊，用老板丢弃的废纸，用洗笔剩下的墨，在煤油灯下画画。煤油灯的光很暗，他凑得很近，眼睛熬得发红，手泡在墨水里，发白起皱，却还是每天都画——画城里的街景，画路过的驼队，画党河的日出，画莫高窟的崖壁。
有次，老板半夜起来喝水，看见画坊里有光，进去一看，是宋今禾在画画。老板本想骂他，可看见他画的党河日出——太阳是红的，像烧起来的火，河水是绿的，像裹了层玉，岸边的草是绿的，像撒了把碎绿，竟看呆了。“你这画，有点意思，”老板说，“以后你别扫地了，跟着我学画画吧。”
宋今禾很高兴，跟着老板学调颜料、勾线条、画山水。他学得很快，老板教他画飞天，他画的飞天飘带比别人的长，眉眼比别人的柔，老板说“你这是有天赋，天生就是画敦煌的”。
可民国二十九年，宋今禾二十岁，却得了场重病——总咳血，脸色苍白，大夫说他肺不好，活不过三十。他没钱治病，老板也不愿意再管他，娘抱着他哭，说“娃，咱们回家，回宋家庄，娘陪着你”。
他回了宋家庄，住在村外的破寺里。破寺很小，只有一间禅房，佛像都塌了，却很安静。他每天靠挖野菜过活——沙葱、苜蓿、苦苦菜，煮在锅里，放点盐，就是一顿饭。可他还是没停过画画，用捡来的炭，在破寺的墙上画，画娘的样子，画老板的样子，画敦煌的街景，画党河的水。
有天，他咳血，血滴在画纸上——那纸上是他刚补画的红衣女子，眉眼温柔，像娘年轻时的样子。血滴在女子的衣角上，竟慢慢晕开，像开了朵小红花，淡红色的，不刺眼，却很亮。他没在意，只觉得是血晕了，接着往下画，可他不知道，这滴血，唤醒了画里的魂。
那画纸上的红衣女子，是明代的一名女子，周书歆，擅长书画，尤擅画仕女。她年轻时嫁给钱益禾，夫妻二人志同道合，一起抗清。可后来钱益禾降清，周书歆劝他一起投水殉国，钱益禾却退缩了，说“水太凉”。周书歆心灰意冷，独自投水，却被人救起，后隐居在江南，以画寄情，画的多是红衣仕女，眉眼间带着股倔强。
顺治四年，钱益禾去世，周书歆的继子要夺她的家产，逼得她走投无路。她抱着自己最爱的一幅《红衣仕女图》，在佛前自缢——“我生为明人，死为明鬼，此生不负家国，不负书画”。她的执念不散，附在《红衣仕女图》上，画辗转流传，最后落在了敦煌，被宋今禾的爹买下来，送给了宋今禾当生日礼物。那天，宋今禾见画的颜色淡了，只能看出轮廓，便拿起画笔补画。
宋今禾一直把这幅画挂在破寺的墙上，却不知道画里有魂。直到他的血滴在画上，周书歆的魂才被唤醒——她感受到了宋今禾的孤独和执着，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便留在了画里，成了画中妖，取名阿书。
宋今禾没发现异常，只觉得那画越看越顺眼——每天早上醒来，画里女子的衣角好像更红了点；晚上回来，画前好像有淡淡的香，像江南的梅香。他总对着画说话，说自己的病，说对娘的想念，说想再画一次党河的日出。阿书在画里听着，心里软乎乎的，她觉得宋今禾像自己的弟弟，像需要人疼的孩子。
那年除夕，城里有人家的孩子掉进党河，宋今禾跳下去把孩子救上来，可孩子的爹娘却以为他是人贩子，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衣服都撕烂了。
宋今禾抱着画，躲在破寺外哭，哭得累了，就靠在寺门上睡着了。半夜里，他被一阵香味弄醒，看见寺门口放着碗杂羹，葱花飘在上面，还冒着热气。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破寺门口都会有碗杂羹——有时是肉沫的，有时是青菜的，有时是鸡蛋的，还冒着热乎气。宋今禾以为是路过的好心人送的，就开开心心地吃了，却不知道是阿书做的——她从画里出来，用破寺里的小锅，用党河水，煮了杂羹，怕他认出，放下就躲回画里。
宋今禾的病竟慢慢好了——脸色不那么苍白了，也不怎么咳血了。他以为是杂羹的功劳，却不知道是阿书用画里的灵气滋养他——她每天晚上都用指尖碰一下他的额头，淡红色的水汽裹住他，像给他盖了层小被子。
民国三十一年，宋今禾二十二岁。有天，他在党河边挖野菜，看见个女子掉进河里——女子穿件粗布衫，头发很长，像刚从逃荒的路上来，累得晕倒了，掉进了党河。宋今禾赶紧跳下去，把女子救了上来。
女子叫叶三秋，是河南人，家乡遭了灾，一路逃荒来敦煌，没找到亲人，却累得晕倒在党河边。宋今禾把她带回破寺，给她煮了野菜汤，给她找了件自己的旧衣服——是娘给他做的，蓝色的，有点大，却很干净。
叶三秋很感激宋今禾，留在了破寺里，帮他洗衣、做饭、整理画纸。她的手很巧，会缝衣服，会纳鞋底，还会给画上色——宋今禾画飞天，她就用自己捡的矿物颜料，给飞天的飘带上色，绿的像党河的水，红的像朱砂，蓝的像青金石。
宋今禾慢慢喜欢上了叶三秋——喜欢她缝衣服时认真的样子，喜欢她给画上色时温柔的样子，喜欢她煮野菜汤时笑着说“今禾，快喝，热乎”的样子。他跟叶三秋表白，叶三秋红着脸点头，说“我也喜欢你，喜欢你画的画，喜欢你的人”。
民国三十二年春天，他们成了亲。没有彩礼，没有嫁妆，只有破寺里的一幅画，一碗野菜汤，还有村里王大娘送的一床旧被子。宋今禾画了幅画，画的是他和叶三秋在党河边种柏树，叶三秋笑着，手里拿着柏枝，画的角落里，还藏着个小小的红衣女子——是阿书，她看着他们，眼里带着笑，像在祝福。
阿书刚开始也为宋今禾高兴——他有了家，有了疼他的人，不用再孤独了。她还是每天晚上给他们煮杂羹，看着他们在煤油灯下说话，看着叶三秋给宋今禾缝衣服，心里暖乎乎的。
可慢慢的，阿书觉得有点孤单了。宋今禾的注意力都在叶三秋身上——他给叶三秋画肖像，画了一张又一张，却忘了给阿书的画添色；叶三秋整理画时，不小心碰到了阿书的画，画角卷了起来，宋今禾只是轻轻展平，没说什么；有次，宋今禾的朋友来做客，看见阿书的画，说“这画有点旧了，不如扔了吧”，宋今禾虽然说“不行，这是我爹给我的”，却没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擦画。
阿书的心里有点酸，像喝了没煮好的沙棘茶。她想起自己前世的孤独——钱益禾降清后，她一个人守着空房，画着红衣仕女，没人懂她的苦。现在，宋今禾有了叶三秋，她又成了孤独的一个人。
民国三十五年，宋今禾和叶三秋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叫宋念党——念着党河的意思。孩子很可爱，会爬的时候，总去抓阿书的画，有次还撕了画角。宋今禾只是轻轻责备了孩子几句，找了块胶布把画角粘好，却没再磨颜料补色。阿书看着粘好的画角，心里的酸变成了苦，又慢慢变成了恨——她觉得宋今禾忘了她的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被抛弃了。
她开始找实体化的方法——她听老辈的魂说，吸收敦煌的沙灵气，再加上活人的一点血，就能从画里走出来，变成真人。她每天晚上都吸收沙灵气，画里的红衣颜色越来越深，像染了血。
民国三十七年冬天，宋今禾的儿子满两岁，叶三秋又怀了孕。阿书觉得不能再等了——她怕自己永远困在画里。她找到了一个方法：在月圆之夜，挖走宋今禾的心，就能永远留在现实。
月圆那天晚上，宋今禾和叶三秋睡熟了。阿书从画里走出来，她的红衣像染了血，眼睛是红色的，手里拿着把小刀——是宋今禾用来削铅笔的，很锋利。她走到宋今禾床边，举起小刀，刚要碰到他的胸口，叶三秋忽然醒了。
“你是谁？”叶三秋很害怕，却还是扑过来，挡在宋今禾前面。
小刀划在叶三秋的胳膊上，血滴在地上，红得像朱砂。阿书看见血，忽然醒了——她想起自己前世的遗憾，想起钱益禾的退缩，想起自己殉国时的决绝；她想起宋今禾咳血时的样子，想起自己给宋今禾煮杂羹的日子，想起叶三秋给宋今禾缝衣服时温柔的眼神。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她哭了，眼泪是红色的，像血，落在地上，变成了小小的红花开。她看着叶三秋的伤口，看着床上熟睡的宋今禾，忽然明白——她想要的不是留在现实，是有人记得，是有人不孤独，而宋今禾已经有了叶三秋，有了家，她不该破坏。
阿书变成一阵红雾，回到了画里。画里的红衣女子，眼角多了滴泪，是红色的，像朱砂，永远不会褪。
宋今禾醒后，看见叶三秋的伤口，又看了看画，才知道阿书是画里的妖。他没扔画，反而把画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擦一遍，给画添色——用最好的朱砂，最好的石绿，把画角补好，把女子的眼角画得更柔。
“她是个可怜人，”他对叶三秋说，“她陪我走过最难的日子，我不能忘。”
叶三秋没生气，反而帮着宋今禾给画添色——她给女子的蓝衫上绣了海浪纹，给女子的发间画了朵小梅花，笑着说“她也是咱们家的一员，以后咱们一起陪着她”。
后来，叶三秋的伤口好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是个女儿，叫宋念书——念着阿书的意思。宋今禾成了敦煌有名的画师，他画的画，活灵活现，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他的家里总是很热闹，孩子们在院子里跑，叶三秋在厨房做饭，宋今禾在屋里画画，画里的阿书，看着这一切，眼里的泪慢慢变成了笑。
有人说，晚上路过宋今禾家，能看见画里的女子在笑，嘴角带着甜；有人说，宋今禾的孩子半夜哭的时候，画前会飘来淡淡的香，孩子就不哭了；还有人说，宋今禾去世后，那幅画不见了，有人在党河边看见过淡红色的雾，像个女子，在看党河的日出。
马爷爷讲到这儿，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点青金石颜料，在飞天的飘带上画了一笔——蓝得像党河的水，亮得晃眼。“这故事，我爷爷讲给我听，我再讲给你们听，”他笑着说，“以后你们再讲给别人听，这样，宋今禾和阿书的故事，就不会丢了。就像这颜料，磨得越细，颜色越亮，故事传得越久，越暖。”
我摸了摸爷爷的日记，忽然想把这个故事写进去——写宋今禾的执着，写叶三秋的温柔，写阿书的遗憾与释怀，写敦煌的风，党河的水，还有那幅永远笑着的红衣仕女图。肖嘉木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说：“别急，晚上回客栈慢慢写，我陪你。你写累了，我给你弹吉他，给你读马爷爷讲的故事。”
他伸手帮我理了理围巾——风有点大，吹得围巾飘起来，他的指尖蹭过我的脖子，有点痒，却很暖。“走，咱们再看看马爷爷磨颜料，”他牵着我的手，走向石凳，“看看这青金石，怎么磨出敦煌的天。”
马爷爷又拿起了青金石，在石板上慢慢磨，淡蓝色的粉末飘起来，沾在我们的衣服上，像给我们添了点敦煌的蓝。院子里很静，只有磨颜料的声音，风的声音，还有马爷爷轻轻的咳嗽声，像首安静的歌，唱着宋今禾的画，唱着阿书的泪，唱着敦煌永远不会丢的故事。
敦煌的夜市是傍晚开始热闹的。太阳刚落下，老街上就摆满了摊子，红色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像给老街串了串糖葫芦；卖杏皮水的摊子飘着酸香，卖烤羊肉的摊子飘着肉香，卖手作饰品的摊子摆着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笑声、吆喝声、驼铃声混在一起，像首热闹的歌。
我们跟着姜时愿逛夜市，刚走到一个卖骆驼饰品的摊子前，就听见个清脆的声音：“哥哥姐姐，看看我的饰品吧！都是用驼骨做的，刻着飞天呢，还有党河的水，莫高窟的崖壁，可好看了！”
摊主是个维吾尔族小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辫子上系着红绳，红绳上挂着小小的驼铃，一动就“叮铃”响；她穿件粉色的连衣裙，裙摆上绣着小小的骆驼图案；眼睛很大，像党河的水，亮闪闪的，笑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可爱得很。
“我叫阿依古丽，”她拿起一个骆驼挂件，递到我面前，挂件上刻着个小小的飞天，飞天的飘带绕着骆驼，像在飞，“这是我爸爸帮我刻的，他是养驼人，每天都去党河边放驼，晚上回来就帮我刻饰品，说要让更多人知道敦煌的美。”
她的汉语说得很流利，偶尔会夹杂几个维吾尔语词汇，比如把“好看”说成“亚克西”，把“谢谢”说成“热合麦特”，说完自己先笑，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妈妈是汉族人，以前是老师，”她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烤包子摊子，“就是那个卖烤包子的摊子，我妈妈在那儿，她教我汉语，教我写汉字，还教我画飞天，我摊子上的饰品图案，有的就是我妈妈画的。”
肖嘉木拿起一个刻着党河的挂件，挂件上的党河是淡绿色的，刻得很细，连河边的草都能看见。“这个多少钱？”他问，眼里带着笑。
阿依古丽歪着头想了想，伸出两根手指：“二十块吧！哥哥你要是喜欢，再送你个小的，这个小驼铃，挂在钥匙上，很好听。”她从摊子底下摸出个小小的铜驼铃，比马老汉的那个小些，铃身上刻着个小小的梨，“我妈妈说，梨代表着甜，送给你们，祝你们的日子像梨一样甜。”
我接过小驼铃，摇了摇，“叮铃”的声音很轻，像党河的水声。阿依古丽给我们倒了杯杏皮水，用的是透明的玻璃杯，杏皮水是橙黄色的，里面放了片柠檬，酸得我眯起眼。“姐姐，杏皮水要冰着才好喝，”阿依古丽笑起来，辫子上的驼铃跟着响，“我妈妈说，这是敦煌的味道，喝了就不会忘。你们要是喜欢，我再给你们倒一杯。”
姜时愿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吃着阿依古丽给的烤包子——包子的皮很脆，咬一口，羊肉的香混着洋葱的甜在嘴里散开，好吃得点头。“阿依古丽，你知道玉门关的故事吗？”他忽然说，手里还拿着半个烤包子，“我给你们讲个梁阑玉和江愁予的故事吧，就发生在玉门关，比慧能和宋今禾的故事还动人。”
阿依古丽眼睛亮了，赶紧坐在我旁边，双手托着下巴：“我知道玉门关！爸爸带我去过，那里的风很大，吹得人耳朵疼。”
姜时愿指尖蹭过装着杏皮水的玻璃杯的杯沿，凉意在指腹漫开时，他开口，声音裹着西北的风意：“清末的玉门关，风里总夹着沙，吹得人睁不开眼。梁阑玉就守在这儿，是个比关墙还挺拔的戍边兵，铠甲上的锈迹像生了根的旧时光，蹭着砖石会掉渣，腰里那把刀的黑鞘上，‘守土’两个字刻得深，风刮十年都没磨淡。”
他顿了顿，仿佛看见当年的景象：“他每天沿关墙巡逻，一趟要走两个时辰，靴子踩在冻硬的土路上，闷响能传老远。走累了就坐在墙垛上，看党河的日落把水面铺成熔金，直到最后一点光沉进远处的戈壁，才摸出怀里的干粮啃。”
“有天巡逻到西墙，他听见歌声了。”姜时愿的声音软了些，“不是兵卒们粗粝的号子，是软乎乎的，像浸了党河水的蜜，顺着风飘过来。他扒着墙缝往下看，看见个姑娘在关外的草地上放羊——羊群白得像堆雪，绕着她转，一点都不闹。姑娘穿件粗布衫，辫子垂到腰际，发间别着朵小蓝花，手里甩着羊鞭，调子慢悠悠的。”
那就是江愁予。后来梁阑玉才从关外的牧民嘴里听说，这姑娘是村里的神女，自打出生起就带着“守村”的命——老人们说，江家的神女能唤来雨水，能让牧草长青，可神规管得严，她这辈子不能沾红尘，更不能嫁人，否则村子会遭灾。
“梁阑玉没管这些。”姜时愿说，“他那天忘了巡逻，就趴在墙垛上听，直到姑娘抬头看见他，手里的羊鞭停了，笑着喊‘你是谁呀？怎么跟个石狮子似的蹲在墙上’。”
从那以后，梁阑玉的巡逻路线总往西墙偏。他会带些关里的糖块给江愁予，听她讲草原上的星星有多亮，讲她怎么跟着奶奶学认草药；江愁予会把自己烤的馕塞给他，馕上撒满芝麻，咬一口喷香，有时还会带个绣活——是只衔着花的小鸟，针脚细细的。
有次梁阑玉得了块玉符，是将军赏的，羊脂玉的料子，上面刻着玉门关的轮廓，边角处还缀着“守土”二字。他在西墙等江愁予时，把玉符攥在手里摩挲了半天，直到手心出了汗，才把玉符掰成两半。“等我守完这三年，”他把半块玉符递过去，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就带你回我的家乡，江南的梨花开得早，我给你种一院子，让你天天能闻见香。”
江愁予的指尖碰过玉符，冰凉的玉贴着她的掌心。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怀里掏出个荷包——宝蓝色的布，上面绣着朵刚开的梨花，线还没完全收完，露着一点线头。“我是神女，”她抬头看梁阑玉，眼里有光在闪，“按规矩，我不能嫁人的。可我想等你，不管等多久。”她把荷包塞给他，又把那半块玉符揣进贴身的衣袋，“这玉符，我替你收着，等你回来，咱们拼起来看。”
可第二年秋天，风变了味。那天早上梁阑玉刚爬上关墙，就看见远处的戈壁上起了黑浪——是敌军，黑压压的一片，马蹄声震得地都在颤。他立马吹响号角，士兵们抄起兵器往墙上冲，箭如雨一样射出去，很快箭囊就空了。梁阑玉拔出腰刀，刀刃砍得卷了边，手臂上的伤口流着血，混着沙砾结成痂。
“他看见敌军的首领举着刀冲过来，”姜时愿的声音低了些，带着点哑，“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刀扎进首领胸口的时候，首领的刀也捅进了他的胸口。”
梁阑玉倒在关墙下，风沙往他的口鼻里灌，他却伸手往怀里摸——摸到了那半块玉符，紧紧攥在手里。他的眼睛望着西墙，望着江愁予放羊的方向，直到最后一口气没上来，手指都没松。
江愁予那天正在绣嫁衣。是她偷偷攒了半年的红布，用党河水一遍遍染出来的，红得像戈壁上的落日。她想等梁阑玉回来，就穿着这件嫁衣跟他走，领口的梨花绣到一半，针不小心扎进指尖，血珠滴在红布上，像朵小小的花。
突然，远处传来厮杀声，还有号角的悲鸣。江愁予手里的针掉在地上，她跑出帐篷，看见玉门关的方向起了狼烟。她没顾上收嫁衣，抓起来就往关墙跑，红嫁衣在风里飘着，没绣完的梨花在背后晃。
“她跑到关墙下时，喊梁阑玉的名字，没人应。”姜时愿说，“她就坐在地上，唱起了第一次给梁阑玉唱的那首歌，调子哑得像被风沙磨过。眼泪落在红嫁衣上，把那滴血珠晕开，倒真像开了朵白花。”
第二天，牧民们在关墙下发现了江愁予。她靠在墙上，已经没了气息，手里攥着那半块玉符——和梁阑玉手里的那半块拼在一起，正好是完整的玉门关轮廓，“守土”二字连在了一起。
后来，人们把梁阑玉和江愁予埋在了玉门关外的梨树下。那棵梨树是江愁予小时候种的，原本快枯死了，自他们埋在这儿后，每年春天都开得特别旺。关墙上刻了他们的名字，刻得比“守土”还深，风刮了这么多年，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的。
“有人说，春天梨花开的时候，能看见一男一女在树下走。”姜时愿的声音轻下来，“男的穿着带锈的铠甲，手里攥着半块玉符；女的穿着红嫁衣，领口的梨花绣得整整齐齐。他们走得慢，还哼着调子，是当年江愁予唱的那首。”
阿依古丽的眼睛红红的，拉着我的手问：“姐姐，江神女不是不能嫁人吗？为什么最后还是跟梁叔叔在一起了呀？”她妈妈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因为有些约定，比规矩更重；有些人，比性命更亲。等周末，咱们去玉门关，看看那棵梨树，也看看他们的名字好不好？”
阿依古丽用力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我的袖口，眼里闪着光——像是已经看见了，那年春天，梨树下的红嫁衣和铠甲，还有拼在一起的玉符，在风里轻轻晃。
天刚蒙亮时，党河的水还泛着淡雾，肖嘉木正擦着“老解放”的挡风玻璃，就听见身后传来轻悄悄的脚步声——是姜时愿，怀里抱着本牛皮纸笔记本，袖口沾着点未干的石绿颜料，像蹭了点党河的水。
“还是来晚了？”他挠挠头，把笔记本递过来，封皮上新画了幅小图：是辆老卡车，正朝着远处的青海湖开，车顶上还飘着个小小的飞天，飘带里裹着颗沙棘果，“昨晚想着给你们画个标记，万一在青海找不着路，看着它就想起敦煌的方向。”我翻开本子，里面夹着张纸条，是他新写的故事，字迹歪歪扭扭，末尾还画了个咧嘴笑的小表情。
“等你们有机会再来敦煌，”他往后退了两步，站在晨光里，眼镜片反射着党河的光，“我把剩下的故事编完，再带你们去看马爷爷新磨的青金石，他说要给你们画幅小像呢。”肖嘉木发动车子时，引擎的低响混着党河的水声，姜时愿忽然又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出包晒干的沙棘，抛过来：“路上嚼，比水顶饿，这是党河边最红的！”
车慢慢往前开，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还站在原地，手举在半空，像还在挥别，身影渐渐小了，成了党河岸边的一个小点，混在淡绿色的草簇里。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带着沙棘的甜香，手里的笔记本还留着姜时愿指尖的温，封皮上的老卡车，在晨光里像真的要朝着青海湖的方向驶去。
太阳慢慢爬高，把崖壁的影子拉得很长，莫高窟的轮廓在远处渐渐淡成了赭色的剪影。党河的水跟着车轮往后流，泛着碎金似的光，偶尔有小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落在岸边，打湿了半株沙棘。肖嘉木把车窗摇下些，风里的沙粒轻蹭在脸上，像敦煌还在轻轻碰我们的衣角，而怀里的笔记本、指尖的沙棘香，还有后视镜里渐渐模糊的党河，都成了往后想起敦煌时，最软的那帧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