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25、虞丕杰之四十万恩情 ...
-
丝绒游戏：四十万的恩情与秘密
1995年冬天，上海余庆路的那栋四层公寓楼刚完成交付，新钢的职工们正陆续搬入。虞建国在空荡荡的一楼商铺里临时摆了几张桌椅，算作“新钢生活服务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办公点。
那天雪很大，南方罕见的鹅毛大雪。虞建国正和几个老职工商量着怎么给楼道装声控灯，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戴着皮帽子，脸冻得通红，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请问，虞建国虞总在吗？”
虞建国起身：“我就是。您是？”
男人没说话，先把手里的黑色人造革提包放在桌上。那包很沉，落在桌上发出闷响。他拉开拉链——里面是成捆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扎着，一共四捆。
“四十万。”男人说，“我叫付国强，黑龙江鹤岗来的。”
1995年的四十万是什么概念？上海余庆路这套公寓，一套八十平的两居室，总价不到十万。四十万能买四套，还能剩点装修钱。
虞建国盯着那些钱，又看向男人：“付先生，您这是……”
“我可能要出点事。”付国强说得直白，“这钱，放我手里不安全。听说你们新钢人在上海抱团，我想给我儿子付敏买条后路。”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雪：“我儿子付敏，今年二十，在北京读大学，学法律的，聪明，能干。但他不知道家里的事，一直以为我就是个做建材生意的。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虞建国没接话。他在快速判断：东北口音，四十万现金，说“可能要出事”——这钱大概率来路不正。但对方敢直接拎着四十万现金找上门，要么是走投无路，要么是有恃无恐。
“您想让我怎么帮？”虞建国问得谨慎。
“用这四十万，在上海买两套房子，写付敏的名字。”付国强转身，“剩下的钱，算你们公司的管理费。以后我儿子毕业了想来上海发展，你们带带他。他年轻，没见过世面，但脑子好使，能帮到你儿子丕杰不少。”
“您怎么知道丕杰？”
“打听过。”付国强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江湖人的坦荡，“都说虞建国做事仗义，在上海给老乡亲铺路，我信。所以才来找你。”
他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照片，放在钱堆上。照片里是个清秀的少年，穿着白衬衫，对着镜头笑，眼神干净。
“这就是付敏。明年毕业，想去上海。我不求他大富大贵，就求他平平安安，别走我的老路。”
虞建国看着照片，又看看桌上的钱，心里天人交战。
收下，意味着要和这个来路不明的东北男人绑在一起。不收，四十万现金，和一个父亲的托付，就这样推出去？
“付先生，”他最终说，“房子我可以帮你买，手续按正规的走。钱我收二十万，够买两套小户型，剩下的你拿回去。至于带你儿子——如果他真有本事，我们公司欢迎。如果不行，我也不能破例。”
付国强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大笑：“虞建国，你果然跟人说的一样，讲规矩。”
他把两捆钱推回去：“那就二十万。但剩下这二十万，你必须收下——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儿子付敏在上海的‘启动资金’。他刚毕业，没收入，租房吃饭都要钱。这钱放你这里，按月给他，别让他知道是我留的。”
他又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付敏的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联系方式，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敏儿，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什么，就留点钱，和虞叔叔这条人脉。听虞叔叔的话，好好做人。”
字迹潦草，像仓促间写的。
“这纸条，”付国强说，“等我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再给他。现在别给。”
事情就这么定了。
虞建国用二十万在余庆路同一栋楼里买了两套六十平的房子，都写付敏的名字。剩下二十万，他单独开了一个账户存起来，准备按月转给未来的付敏。
整个过程，虞建国留了个心眼：所有购房合同、付款凭证、产权文件，他都复印了三份，一份给银行备案，一份公司留底，还有一份锁在家里的保险柜。
他告诉自己：这是帮忙，也是投资。付国强这种人，能随手拿出四十万现金，在东北肯定不是小人物。结个善缘，说不定以后有用。
但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东北就出事了。
1996年初春，新闻爆出“鹤岗刨锛集团案”——一个以建筑工具“刨锛”为凶器的犯罪团伙，数年作案上百起，死伤数十人。主犯名单里，付国强的名字赫然在列。
虞建国看到新闻时，手里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他立刻打开保险柜，翻出那些文件，还有付国强留下的照片和纸条。照片里的少年还在笑，眼神干净得像从未被污染过。
那一整夜，虞建国没睡。
他在想：付国强说“可能要出事”，原来是指这个。那四十万，很可能是不义之财。而现在，这钱变成了上海的两套房子，写着他儿子的名字。
更麻烦的是，付国强被捕前，有没有交代什么？有没有提到上海，提到虞建国，提到那四十万？
虞建国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把所有和付国强有关的文件、收据、甚至当时谈话的备忘录，全部拍照，原件锁进银行保险箱，复印件销毁。
第二，他联系了一个在公安系统的老战友，拐弯抹角地打听“刨锛案”的进展。老战友说，付国强硬气，从头到尾没供出任何人，只说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
虞建国稍微松了口气，但心里的石头没落下。
他开始定期关注案件的进展：付国强一审死刑，二审维持，后来改判死缓，再改无期。每一次判决，都像在提醒他——那四十万，是沾着血的。
而那两套房子，一直空着。
1998年，付敏大学毕业，真的来了上海。
他来办事处找虞建国时，虞建国差点没认出来——照片里清秀的少年，长成了挺拔的青年，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笑容和照片里一样干净。
“虞叔叔好，我是付敏。”他递上简历，“我爸说，让我来上海找您。”
虞建国接过简历：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成绩优秀，学生会干部，党员。很漂亮的一份简历，看不出任何阴影。
“你爸……他还好吗？”虞建国试探地问。
付敏的笑容黯淡了一瞬：“他在里面。不过最近表现好，减刑了。他说让我别担心，好好在上海发展。”
他显然不知道细节，只知道父亲“犯了事”在服刑。
虞建国心里那块石头，稍微轻了一点。
他按照当年的约定，把付敏安排进公司，从法务助理做起。那两套房子，他也交给了付敏：“你爸当年托我买的，一直空着，你选一套住，另一套租出去，也算有个收入。”
付敏很感激，工作也努力。他确实聪明，法律条文过目不忘，写合同滴水不漏，谈判时进退有度。不到三年，就成了公司法务部的骨干。
虞建国观察了很久，确认这个年轻人确实“干净”——不知道那四十万的来历，不知道父亲具体犯了什么事，一心只想在上海站稳脚跟，让父亲安心。
渐渐地，虞建国放下戒备，开始真正培养付敏。他让付敏跟着虞丕杰做事，两个年轻人年纪相仿，一个沉稳一个机敏，配合默契。
付敏也争气。他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帮公司规避了不少风险；利用在北京读书时积累的人脉，拓展了公司在北方的业务；还帮虞丕杰处理了几件棘手的纠纷，每次都处理得漂亮。
虞丕杰对付敏的评价是：“脑子活，路子野，但守规矩。”
这个评价很准。
付敏确实“路子野”——他认识三教九流的人，能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门路。但他也“守规矩”——所有操作都在法律框架内，所有文件都合规，所有风险都可控。
虞建国看在眼里，心里那点芥蒂慢慢消融了。
他想：也许这就是付国强想要的结果——儿子走正道，有出息，干干净净地在上海生活。
至于那四十万，就当是……一个父亲最后的良心吧。
2005年，虞建国正式退休，把公司交给虞丕杰。退休前，他把付敏叫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当年那个信封。
“这是你爸留给你的。”他说，“他让我在合适的时候给你。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
付敏接过信封，打开，看到那张纸条。
“敏儿，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什么，就留点钱，和虞叔叔这条人脉。听虞叔叔的话，好好做人。”
他盯着那行字，很久没有说话。
“虞叔叔，”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我爸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虞建国沉默了很久。
“过去了。”他最终说，“你只要记住，你爸希望你好好做人。你也确实做到了。这就够了。”
付敏点点头，把纸条小心折好，放回信封。
“谢谢虞叔叔。这些年，要不是您……”
“是你自己有本事。”虞建国拍拍他的肩，“以后，好好辅助丕杰。咱们新钢人在上海，要互相扶持。”
“我明白。”
付敏离开后，虞建国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余庆路。
他想起了1995年那个大雪天，想起了那四十万现金，想起了付国强说“我可能要出点事”。
二十年了。
当年的秘密，似乎真的成了秘密。
付敏不知道，虞丕杰不知道，公司里没人知道。
那两套房子，产权清晰，来历正当——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那四十万，早就变成了账户里的数字，按月转给过付敏，现在也停了。
一切都很干净，很正当。
虞建国舒了口气。
他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事：帮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培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年轻人，还为公司留下了一个得力干将。
很圆满。
只是他忘了，秘密之所以是秘密，是因为它总有被揭开的一天。
而有些恩情，时间久了，会变成别的东西。
比如债务。
比如把柄。
比如……某种心照不宣的契约。
付敏走出虞建国办公室时，脸上的感激和动容慢慢褪去。
他坐进车里，重新拿出那张纸条，看着父亲潦草的字迹。
“好好做人。”
他轻声重复这四个字，然后笑了。
那笑容很复杂，有苦涩，有讽刺，还有一种深藏的、连他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的决心。
他要好好做人。
但他也要出人头地。
要用自己的方式，在上海这座残酷的城市，站稳脚跟。
要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不会永远活在那个“刨锛犯儿子”的阴影下。
至于手段？
他看了看后视镜里的自己——干净的脸，整洁的衬衫，标准的精英模样。
只要结果是干净的，过程……可以灵活一点。
对吧？
他发动车子，驶入上海傍晚的车流。
而他的手机里，存着十几个号码，备注都是单字：张局，李处，王总，赵董……
这些人，都不知道他是付国强的儿子。
只知道他是虞丕杰身边的得力干将，一个聪明能干、路子很广的年轻人。
这就够了。
足够他开始，编织自己的网了。
一张和虞家不一样，但同样有效，甚至可能更高效的网。
1995年的那四十万，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
涟漪扩散了二十年。
终于，要触到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