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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孕育性自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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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只有不同层级的自私，所有看似超越的行为，都是剩余在寻找更广阔的自我实现空间。
即使是出于共情而言也是出自利己，之所以出现利他的非功利性，恰恰是因为层叠，历史中的每一次的文明，有着相对足够的剩余时，都有超越自身的冲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然不仅仅是创造也有毁灭，这种冲动本身就是一种剩余，剩余也并没有，也不会消失。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类的共情能力并非天生的无私，而是长期群体协作的制度性产物，是一种稳定的结晶。当文明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剩余，会演化出道德，情感共鸣等规则，将个体的己扩展为群体之己，这种利他本质是通过维护群体剩余，间接保障个体在更长周期内的生存，符合策略性自私的逻辑。
当文明进入稳定期，物质剩余不再紧迫，精神剩余，开始主导行为，我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不是为了生存，文明积累剩余后，会有超越自身的冲动，这是实体从维持生存转向寻求增殖的关键，超越冲动是剩余的空间化，当文明的物质，智力剩余达到临界点，会从实体化转向空间化。
现代科学革命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本剩余与认知剩余，推动人类探索宇宙，艺术创作对美的追求，是精神剩余的空间化。
这种冲动是文明的自我增殖，看似为真理而献身，为艺术而燃烧，实则是文明这个实体不由自主地突破自身边界，通过创造更高级的空间，让文明以文化基因的形式延续。
文明的超越冲动会催生新技术，新文化，比如工业革命创造了机器，文艺复兴创造了人文主义。
而旧结构无法容纳新剩余，就会发生崩溃，中世纪封建制度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的剩余，最终被革命推翻。
高级的自私往往表现出无私。
剩余充足时，共情能力因制度性自私而高度发展，表现为高级自私。
然而当剩余匮乏时，共情能力因生存压力被抑制，表现为匮乏的共情，但出于同情的行为仍是策略性自私的次优选择。
而且这种同情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基于上一个层叠的产物，比如原始社会虽然消失（成为新文明的一部分），其遗产仍然被新的结构所继承。
资源极度短缺，个体的自私被压缩至最原始的生存维度，共情能力被抑制，个体更关注自身或直系亲属的资源获取，对陌生人的痛苦反应迟钝。
这种有限的同情仍是策略性自私的次优选择，比如贫困家庭中，父母节衣缩食供子女读书，并非为子女未来牺牲，而是将子女的成功视为家族基因延续的投资，通过短期付出，换取家族在未来的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时的共情，是生存本能的延伸，尚未成为稳定的群体协作工具。
只有在文明积累了足够物质，精神剩余，群体从生存挣扎转向秩序构建，共情能力被制度性规则催化为高级利他。比如儒家仁爱思想，基督教的博爱教义，本质是将亲属共情扩展为群体共情的制度性规则，通过孝悌，爱人的道德要求，将个体自私转化为对家族，教会的利他行为。
此时的共情，是制度性自私的结晶，已超越个体生存本能，成为群体维持复杂结构，实现更高层级增殖的工具。
共情能力并非空穴来风，是上一个层叠的产物，这本身就是文明演进的路径依赖，共情能力作为协作基底的文化基因，被每一代文明继承，改造并传递。
原始社会的核心协作规则是亲属认同，以及通过仪式强化的群体归属感，这些规则虽未形成普遍共情，却为后世共情提供了基础。
原始部落的分享食物仪式，是将亲属间的利他转化为群体存续的规则，即使剩余匮乏，也需维持基本协作以避免崩溃，这种分享的习惯，后来演变为农业社会的邻里互助，现代社会的公益精神。
农业社会积累了更多剩余，于是将原始的亲属认同扩展为宗族认同，并通过道德规则将宗族利他固化为文化基因。这些遗产被工业社会继承。
这些精神遗产，本质是前一层级文明对共情的升级改造，让其在新的剩余条件下，服务于更高级的群体增殖。
文明积累足够物质，精神剩余，此时自私被制度，道德，文化，从隐性策略变为显性规则，形成制度性自私。
但自私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以及人类并不是极端理性，这会有认知偏差导致的非理性利他。
同一目标，不同策略，基因的自私可以通过个体的利他行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个体的自私行为来实现，哪种策略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环境。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群体，在历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协作规则，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地理，经济条件下演化出的，用于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它们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是否适应当下的环境。
人类的大脑不是一台无限理性的计算机，在漫长的演化中，为了在信息不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策，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心理捷径或认知偏差，这些偏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也会导致错误。
人们会不计成本地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即使自己并不能从中直接获益，从纯理性角度看，这浪费了个人资源，但从群体演化看，这种非理性的惩罚冲动，有效震慑了搭便车行为，维护了群体的合作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