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15、毕业之后成为正式警官 ...
-
第13章：毕业之后，成为正式警官
【本章摘要】：本文讲述了三位省警校毕业生周明森、段旭和刘长坡毕业后成为正式警官，并在昝岗派出所基层工作的故事。他们经历了岗前培训，学习了法律法规、办案程序、群众工作方法等知识，并在实战模拟中锻炼了应急处置技巧。分配到昝岗派出所后，他们跟随师傅学习，处理了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盗窃案等案件，逐渐适应了基层工作的节奏。他们参与了反电诈宣传、消防安全检查等专项行动，为老百姓提供了帮助。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委屈和困难，但他们始终坚守初心，用真心对待每一个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毕业时许下的誓言。
一：公安局报到，岗前培训
省警校的毕业典礼仿佛还在昨日，操场上的誓言余音未散，胸前的警徽似乎还带着宣誓时的温度。而今天，我已经手握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报到证，站在了县公安局的大楼前。
七月的阳光炽烈而耀眼，洒在这座米白色的五层建筑上，反射出庄严的光芒。大楼顶端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只沉默而威严的眼睛，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门口的两根罗马柱笔直挺立，仿佛撑起了一片守护正义的天空。我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柏油路面被晒热的气息，混杂着附近花坛里月季的清香，这是属于这座小城的味道，也是我即将挥洒热血与青春的地方。
“终于到这一步了。”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指尖轻轻摩挲着报到证上“周明森”三个字，心中的感慨如潮水般翻涌。无数个在警校的日夜浮现在眼前：凌晨五点半的操场，我们穿着体能服奔跑，汗水浸湿了衣领，在阳光下泛着盐渍；深夜的自习室，台灯下摊开的《刑事诉讼法》被标注得密密麻麻，旁边的咖啡杯早已空了底；靶场上，第一次实弹射击时震得发麻的肩膀，以及打中标靶时同学间兴奋的击掌……那些挥洒的汗水、熬过的夜、咽下的委屈，此刻都化作了即将梦想成真的激动，在胸腔里鼓荡。
“是啊，真不敢相信，我们马上就要成为正式的公安干警了。”段旭站在我身旁，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便装，却掩不住眉宇间的兴奋。他比我高半个头，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带着一股阳光开朗的劲儿。“想想在警校时，总觉得毕业遥遥无期，没想到转眼就站在这儿了。”
站在另一边的刘长坡，正低头整理着袖口——他提前穿上了警服，笔挺的制服衬得他本就结实的身板更加挺拔。他是我们三个中最沉稳的一个，话不多，但做事踏实。“听说接下来还有半个月的培训，”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不知道会不会比警校还严格。”
我笑了笑：“再严格还能比凌晨紧急集合更狠？放心吧，咱们两年都熬过来了，还怕这半个月？”
段旭也拍了拍刘长坡的胳膊：“就是，说不定培训还能认识些新朋友。走，进去吧。”
我们三人相视一笑，迈着略显急促却又无比坚定的步伐，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大厅里比想象中更忙碌。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头顶的吊灯，显得格外明亮。穿着警服的民警们行色匆匆，有的抱着厚厚的卷宗快步走向电梯，有的拿着对讲机低声说着什么，眉宇间带着专注与凝重。走廊的公告栏上，贴着最新的警务通报和表彰名单，红色的纸张格外醒目。整个氛围紧张而有序，充满了一种无形的使命感，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放轻脚步。
按照指示牌的指引，我们找到了位于三楼的政治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段旭轻轻敲了敲门，一个沉稳的声音传来：“请进。”
推开门，一位中年警官正坐在办公桌后批阅文件。他穿着熨帖的警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看到我们进来，他放下笔，站起身来，伸出手：“你们就是新来的三位同志吧？我是政治处主任王明。”
他的手掌宽厚而温暖，握起来很有力。“欢迎你们这些新鲜血液加入咱们公安队伍啊！”王主任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我看了你们的档案，都是省警校的优秀毕业生，周明森擅长社区警务，段旭群众工作能力突出，刘长坡体能和战术都很拔尖，咱们局里就需要你们这样各有所长的年轻人。”
被准确叫出名字和特长，我们都有些惊讶，随即涌上一股被重视的暖意。
“接下来半个月，你们要参加新警培训，”王主任领着我们往培训教室走，一边走一边介绍，“这可不是走形式，是你们从警校学生到合格警察的重要过渡。课程安排得很满，既有法律法规、办案程序这些理论知识，也有群众工作方法、应急处置技巧这些实战内容，还有体能和技能训练，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快适应岗位。”
培训教室在二楼的大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新警。大家穿着统一的作训服，脸上带着和我们相似的兴奋与拘谨，三三两两地小声交谈着。讲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民警正调试着投影仪，他穿着老式警服，肩章上的星芒虽然有些磨损，却依旧闪耀。
看到我们进来，老民警抬了抬头，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是新来的同志吧？找个位置坐下吧，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刚坐稳，老民警就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大家好，我是老郑，从警三十年了，今天由我给大家讲第一课——《公安工作的初心与使命》。”
他没有用PPT，只是拿着一杯热茶，坐在讲台边的椅子上，像讲故事一样开口：“很多年轻同志可能觉得，当警察就是抓坏人、破大案，威风得很。但我告诉你们，咱们公安工作，百分之八十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帮老太太找丢失的鸡，调解邻居吵架，深夜送醉汉回家……可正是这些小事，才最能体现咱们警察的价值。”
老郑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沉淀，缓缓流淌在教室里：“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在农村派出所，所里就一辆自行车，出警全靠蹬。有一次大雪天，接到报警说有个孩子掉进冰窟窿了，我和同事踩着没过膝盖的雪，跑了三公里才到地方，最后把孩子救上来时，我俩冻得说不出话，却看着孩子家长哭着给我们磕头，那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你们要记住，这身警服穿在身上，代表的不只是荣誉，更是责任，是使命，是老百姓的期待。他们遇到难处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警察，这份信任，比任何勋章都珍贵。”
教室里安静极了，每个人都听得格外认真。老郑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话语，让我们对“警察”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
接下来的半个月，培训生活充实得像上了发条。
每天早上六点半，体能训练准时开始。五公里越野、折返跑、俯卧撑、擒拿格斗……教官是从特警队借调来的李警官，他身材高大，肌肉线条分明，对我们要求极严。“别以为到了基层就不用练体能，”他吹着哨子，看着我们在跑道上气喘吁吁，“真遇到危险，跑不动、打不过，不仅保护不了群众，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段旭体能不算最突出，但每次都咬牙坚持到最后，跑到终点时，T恤能拧出水来，他却笑着说：“就当减肥了。”刘长坡则是体能课上的“明星”，五公里越野总能保持在前三，擒拿格斗时动作标准有力，连李教官都忍不住称赞：“这小伙子有劲儿，是块好料。”我属于中规中矩，不算拔尖，但也从不含糊，每次训练都拼尽全力。
上午的理论课安排得满满当当。法制科的张科长给我们讲《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他特意带了一摞真实案卷，一页页翻开给我们看：“你们看这个笔录，询问时间超过了法定时限，这就是程序违法，万一被检察院退回来，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他用红笔在卷宗上圈出问题，“办案子就像盖房子，程序是地基，地基不牢，房子早晚得塌。”
治安大队的王队长则教我们如何做群众工作。“调解纠纷不是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从警二十多年的“经验之谈”，“要学会‘听’——听双方的怨气，听背后的难处；学会‘说’——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道理，别动不动就搬法条；还要学会‘看’——看脸色、看动作，判断对方的情绪，别火上浇油。”
下午往往是实战模拟。教官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场景：邻里因为宅基地吵架、超市里顾客和收银员起冲突、醉酒人员在街头闹事……我们轮流扮演民警、当事人、围观群众，在模拟中练习处置方法。
有一次模拟邻里纠纷，我扮演处警民警。两户人家因为一棵老槐树的归属吵得不可开交，“张大爷”叉着腰骂骂咧咧，“李大妈”坐在地上抹眼泪，围观的“邻居”还在旁边煽风点火。我一开始按照书本上的方法，板着脸讲《民法典》里的物权规定，结果“张大爷”更生气了：“你这小年轻懂啥！这树是我爷爷种的，凭啥给他家！”
最后还是王队长叫停了模拟：“小周，你这方法不对。老百姓吵架，先得让他们消气，再讲道理。你看，张大爷最在乎的是‘面子’，李大妈怕的是‘树倒了砸到房子’，你得先顺着他们说，再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现场示范，先给“张大爷”递了根烟，夸他“这树养得好，有福气”，又跟“李大妈”说“我看这树根基稳，暂时倒不了，咱们找个木工师傅看看，该加固加固”，几句话就把双方的火气降了下来。
我站在一旁，脸有些发烫，却也明白了：群众工作没有标准答案，得灵活变通，用真心换真心。
段旭在模拟中表现得格外出色。有一次模拟处理消费纠纷，他扮演的民警不仅耐心听双方陈述，还特意跑去“超市”查看商品标签，发现确实存在标价不清的问题。他没有直接指责“老板”，而是笑着说：“大哥，您这生意挺好，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坏了名声，不值当。要不这样，给顾客打个八折，下次把标签弄清楚，大家都高兴。”“老板”和“顾客”都被他说动了，纠纷很快化解。王队长拍着段旭的肩膀：“这小子有天赋，天生就是做群众工作的料。”
刘长坡则在模拟抓捕中展现了冷静果断的一面。教官设置了“嫌疑人拒捕”的场景，当“嫌疑人”突然掏出水果刀反抗时，我们都有些慌乱，刘长坡却迅速侧身躲开，同时一记精准的擒拿动作，将“嫌疑人”的手腕牢牢锁住，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反应很快，动作也标准，”李教官评价道，“就是要这样，既保护自己，又控制住对方。”
晚上的时间，我们要么在教室复习白天的内容，要么在健身房加练体能。宿舍里的话题，也从警校的糗事变成了“今天的模拟哪里没做好”“那个法条是不是记错了”。段旭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王队长教的群众工作技巧；刘长坡把体能训练的动作要领画成了简笔画；我则整理了各种程序规定的易错点，用红笔标出来反复看。
半个月的培训转瞬即逝。结业仪式那天，王主任为我们颁发了结业证书。“证书只是一张纸，”他看着我们，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考试，在你们走上岗位之后。公安工作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希望你们牢记使命，把这半个月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
分配名单是在结业仪式后公布的。我、段旭和刘长坡的名字，赫然列在“昝岗派出所”那一栏。
“昝岗派出所？”刘长坡看着名单，眉头微微皱起，“我听老家的人说，昝岗那边挺偏的，都是农村，情况复杂。”
段旭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得一脸灿烂：“越复杂越能锻炼人啊！再说了，咱们三个在一起，互相照应，怕啥？”
我也点点头：“是啊，基层虽然苦点，但能真正接触群众，处理实事，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约好，利用周末回趟家，收拾些东西，下周一一起去昝岗派出所报到。走出公安局大楼时，夕阳正将天空染成一片金红，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近处的街道上车水马龙。我看着胸前的结业证书，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在基层奔波的日子——或许会很累，或许会有委屈，但一定很有意义。
二：到基层磨练，增长斗争经验
回家的路上，公交车摇摇晃晃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窗外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风吹过，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熟悉的村庄一点点靠近，心里既期待又有些忐忑。
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我进来，她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儿子，你可回来了！”她快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瘦了点，也黑了点，在培训累坏了吧？”
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正在修理的锄头。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放下锄头，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回来了。”
晚饭时，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红烧排骨、炒鸡蛋、凉拌黄瓜……她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的菜堆得像小山。“听说你要去昝岗派出所工作？”母亲一边给我盛汤，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那里是不是很远？条件是不是不好？”
“妈，不远，坐车一个小时就到了。所里条件挺好的，您放心吧。”我笑着说，“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去，还有两个同学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点点头，眼眶却又红了，“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别逞强。老百姓的事多，你要耐心点，好好为他们办事，别让人说闲话。”
父亲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直到我快吃完饭，他才放下酒杯，看着我：“明森，爸没什么文化，不会说大道理。但你要记住，穿上那身警服，就不能把自己当普通人了。遇到事，该上的时候不能怂，但也不能乱来，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公家给你的这身衣服。”
他的声音不高，却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我重重地点头：“爸，我记住了。”
周一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父亲则帮我把行李搬到了村口的路边。我拉着行李箱，看着父母鬓角的白发，突然有些鼻子发酸。“爸，妈，我走了，你们照顾好自己。”
“到了那边给家里打个电话。”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好好干。”
我转过身，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段旭和刘长坡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也背着大大的行李包，脸上带着出发前的兴奋。
“走吧！”段旭挥了挥手，“目标昝岗派出所！”
我们拦了一辆去往县城方向的面包车，再转乘去昝岗的中巴车。车子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行驶，窗外的风景从村庄变成了田野，又从田野变成了小镇。一个多小时后，中巴车停在了一个路口，司机师傅喊了一声：“昝岗到了！”
我们下了车，环顾四周。这里果然是个典型的农村集镇：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两旁是低矮的平房，有卖农资的店铺，有小饭馆，还有几家杂货铺。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摩托车呼啸而过，扬起一阵尘土。
按照陈所长给的地址，我们沿着主街往里走。大约走了十分钟，一个不起眼的四合院出现在眼前。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昝岗派出所”，字体有些斑驳，但擦拭得很干净。门口的两株月季开得正艳，红色的花瓣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我们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轻轻敲了敲门。
“谁啊？”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报告，新警周明森、段旭、刘长坡前来报到！”我们齐声回答。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微胖的中年警官站在门口，他眼神锐利而有神，嘴角却带着笑意。“你们就是省警校来的三个小伙子吧？我是所长陈永高。”
他侧身让我们进去：“快进来，外面热。”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中间是一块水泥地，停着一辆半旧的警用面包车和两辆摩托车。四周是几间瓦房，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几个穿着警服的队员正在院子里擦车，看到我们进来，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笑着打招呼。
“这是咱们所的指导员，王瑞清，负责户籍和档案。”陈所长指着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民警介绍道。王指导员笑着点了点头，一脸笑容。
“这是副所长赵华甫，主要负责案件办理。”赵华甫警官朝我们挥了挥手，看起来很精干。
“还有咱们的辅警老张、小李、小王，”陈所长指着三个穿着辅警制服的年轻人，“平时出警、巡逻、做笔录都离不开他们。”
我们一一问好，心里对这个即将工作的地方有了初步的印象——虽然简陋，但充满了烟火气。
陈所长把我们领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旧办公桌占了大半空间，上面堆满了文件和卷宗，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缸，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墙上挂着一幅辖区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好几个点，旁边标注着“重点防控”“纠纷多发”等字样。
“咱们昝岗派出所辖区不小，”陈所长指着地图，给我们介绍情况，“一共有2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差不多4万，加上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也有几千。所里条件有限，连你们三个算上，正式民警就6个，辅警3个，平均下来，每个人要管差不多5000多口人。”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而且咱们这儿是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有工业园区，劳资纠纷不少；有农贸市场，打架斗殴、欺行霸市的事儿也时有发生；还有十几个自然村，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更是家常便饭。你们年轻人刚来，可得有心理准备，活儿多，杂，有时候还不被理解。”
我们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兴奋和紧张。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在实战中磨练自己，而不是待在温室里。
“所长，您放心，我们不怕苦。”刘长坡率先开口，声音洪亮，“警校两年，啥苦没吃过？”
段旭也笑着说：“越是复杂，越能学到东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给所里拖后腿。”
我点点头：“请所长多指导，我们会尽快熟悉工作，早日上手。”
陈所长满意地笑了：“好，有这股劲儿就好。这样，我安排一下，副所长赵华甫带周明森，王指导员带段旭，李兵带刘长坡。赵副所长是咱们所的‘活地图’，辖区哪家有矛盾，哪家有特殊情况，他门儿清；王指导员擅长群众工作，调解纠纷是一把好手；李兵虽然年轻，但办案子细致，你们跟着他们好好学。”
正说着，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警官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腰里别着对讲机，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眼神却很有神。“陈所，找我？”
“老赵，这是新来的周明森，以后就跟你了。”陈所长介绍道，“明森，这是赵华甫副所长，你叫他赵队就行。”
“赵队好！”我连忙敬礼。
赵副所长回了个礼，伸出手：“欢迎加入。别紧张，基层工作不难，就是磨性子。”他的手掌粗糙有力，握起来很踏实。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正式开始了基层警务生涯。
我跟着赵队熟悉工作。第一天上班，刚到办公室坐下，值班室的电话就响了——“赵队，不好了，东头村的老张家和老李家打起来了，都动锄头了！”电话里传来村民焦急的声音。
赵队二话不说，抓起警帽往头上一扣：“明森，走，出警！”
我们跳上警用面包车，赵队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讲情况：“老张和老李是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的事儿吵了半辈子了，前几天老张翻修房子，老李说他占了自己家的地，这不，矛盾就激化了。”
“那这次怎么还动锄头了？”我有些紧张。
“农村人脾气直，火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了。”赵队叹了口气，“咱们去了先把人分开，别出伤亡，再慢慢说事儿。”
车子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到了东头村。远远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一户人家门口，里面传来争吵和打骂声。赵队把车停在路边，拉着我快步走过去。
“都住手！”赵队大喝一声，声音洪亮如钟。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纷纷让开一条路。只见院子里，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扭打在一起，一个手里拿着锄头，一个手里攥着铁锹，脸上都带着伤，旁边他们的家人也在互相指责，场面一片混乱。
赵队上前一步，一把夺下两人手里的农具，扔到一边：“多大年纪了？还动家伙？就不怕打出人命来？”
两个老人还在喘着粗气，互相瞪着对方。老张脸红脖子粗地喊：“他占我家地！凭啥不让我说？”老李也不甘示弱：“那是我家的地！他胡说八道！”
“吵够了没有？”赵队皱着眉头，“都先回屋冷静冷静，我一个个问。”他把老张拉到一边，又让老李的家人把老李扶进屋里，然后对围观的村民说：“大家都散了吧，别在这儿看热闹，影响人家解决问题。”
村民们见警察来了，也不好再围观，纷纷散去。赵队这才拉着我，先去看了看两家的宅基地边界，又找了几个年纪大的村民了解情况。原来，两家的宅基地边界确实模糊，几十年前分地时没有明确的界碑，这才留下了隐患。
“这种事儿，不能只讲法律，还得讲人情。”赵队跟我说，“他们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真闹到法院，赢了官司输了人情，以后更难相处。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双方都信服的人，来划个边界，大家都让一步。”
他先是去老张屋里，递了根烟，拉着家常：“张大爷，您跟老李斗了一辈子气，值得吗？孩子们都在外打工，你们俩在家，不互相照应着点，还天天吵，让孩子们担心不是？”
老张闷头抽烟，不说话。
赵队又说：“我知道您觉得占了理，但真动了家伙，伤了人，那理就变成没理了。到时候不仅要赔钱，说不定还得拘留，划算吗？”
老张的脸色缓和了些。
赵队又去了老李屋里，用同样的方式开导。最后，他找来了村里的老支书——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让老支书根据几十年前的记忆，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重新划定了边界。老张和老李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但在赵队和老支书的劝说下，终于点头同意了。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事儿，好好当邻居。”赵队看着两人，“要是再吵架，我可就不客气了。”
离开东头村时，已经快中午了。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倒退的树木，心里感慨万千：基层工作果然像赵队说的，磨性子。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处理起来却要兼顾法律、人情和实际情况，比书本上的案例复杂多了。
“觉得难？”赵队看出了我的心思。
“有点。”我老实回答，“没想到这么复杂。”
“这才刚开始。”赵队笑了笑，“等你处理多了就知道，农村的事儿，大多不是非黑即白，得找到那个平衡点。咱们当警察的，不光要会执法，更要会‘解结’，把老百姓心里的疙瘩解开，才算真的把工作做到位。”
段旭跟着王指导员学习社区工作，进步飞快。他负责的片区有三个行政村，一千多户人家。每天一上班，他就背着个笔记本，挨家挨户地走访。
有一天，他走访到西沟村，遇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口哭。段旭赶紧上前询问，原来老大娘的儿子在外打工，一年没回家，也没寄钱回来，家里就她一个人，最近腿疼得厉害，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段旭把老人扶进屋，给她倒了杯热水，又跑去村卫生室请医生来看病，自己垫付了医药费。然后，他通过老人提供的电话，联系上了她的儿子。一开始，老人的儿子还不耐烦，段旭没有急着指责，而是跟他讲老人在家的不易，讲老人天天念叨他，讲老人腿疼得睡不着觉。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传来一句：“我明天就寄钱回去，下周请假回家看看。”
段旭回来跟我们说这件事时，眼睛亮晶晶的：“老大娘拉着我的手，非要给我煮鸡蛋，那一刻，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刘长坡跟着李兵办案，同样收获满满。有一次，辖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户村民家的鸡被偷了。虽然案值不大，但村民很着急，说那是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
刘长坡跟着李兵去现场勘查。现场很简陋，没有监控，也没有明显的脚印。李兵却不急不躁，围着院子仔细查看，最后在院墙外的草丛里发现了几根鸡毛和一个模糊的鞋印。
“你看，这鞋印是胶底的，纹路很特别，像是附近砖厂工人穿的那种劳保鞋。”李兵指着鞋印跟刘长坡说，“而且这鸡毛很新鲜，说明偷鸡的人离这儿不远。”
他们走访了附近的砖厂，果然有个工人穿的鞋和现场的鞋印吻合。一开始，那个工人不承认，刘长坡想起培训时学的询问技巧，没有直接质问，而是跟他聊起家里的情况，聊起他孩子上学的难处。最后，那个工人红着眼圈承认了，说自己一时糊涂，想偷几只鸡换点钱给孩子交学费。
“虽然他是小偷，但也有难处。”刘长坡回来后说，“李哥说，办案子不能只看结果，还得看看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让他把鸡还回去，赔了点钱，村民也原谅他了，这比单纯处罚他效果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适应了基层的节奏。每天的工作琐碎而忙碌：早上一到所里，先处理夜间的警情记录；然后跟着师傅出去走访、调解纠纷、处理案件；中午匆匆吃口饭，下午要么在所里整理台账，要么去辖区巡逻；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加点，处理突发情况。
我跟着赵队处理了不少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慢慢学会了如何倾听，如何安抚情绪，如何在法律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赵队总说：“做基层工作，要‘脚底板下出真知’，得多跑，多问，多记。哪家有独居老人，哪家有精神病人，哪家有矛盾隐患，都得记在心里，提前做工作，才能防患于未然。”
他带着我走遍了辖区的25个行政村，每到一户，都能叫出名字，说出情况。在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信息：“王庄村，王某，独居，高血压，儿子在外地”“李家庄，张某和李某，因灌溉用水有矛盾，需重点关注”……这些信息，比任何档案都详细、都鲜活。
段旭则成了所里的“调解能手”。他性格开朗，说话幽默，总能用几句玩笑话化解紧张的气氛。有一次，一家农家乐和游客因为“菜量太少”吵架，游客说老板欺诈，老板说游客故意找茬，双方吵得面红耳赤。段旭赶到后，先尝了尝那道菜，笑着说：“老板，您这菜味道是不错，就是这分量，确实对不起游客花的钱；大哥，您也消消气，老板这小店做生意也不容易，要不这样，我让老板再送您两个小菜，算我请客，您看行不？”几句话就把双方逗笑了，矛盾也化解了。
刘长坡的巡逻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不仅认真负责，还特别细心。有一次，他在巡逻时发现，一个村口的小桥栏杆松动了，旁边就是深沟。他赶紧找来工具，临时加固了一下，又上报给所里，联系村里尽快维修。“这要是晚上有人路过，不小心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擦着汗说。还有一次，他在巡逻时闻到一股刺鼻的煤气味，顺着气味找到一户人家，发现是煤气罐阀门没关紧，家里还没人。他赶紧联系村干部，找到房主，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爆炸。
除了日常工作，我们还参与了所里的专项行动。比如“反电诈宣传”，我们拿着宣传册，挨家挨户地讲解，教老年人如何识别诈骗电话；比如“消防安全检查”，我们去工厂、超市、农家乐，检查消防设施，提醒他们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有一次，我们在农贸市场宣传反电诈，一个大妈拉着段旭的手说：“警察同志，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中了大奖，让我先打钱交税，是不是骗子啊？”段旭一听，赶紧告诉她那是典型的诈骗，还举了几个真实案例，大妈吓出一身冷汗：“多亏你们来了，不然我这养老钱就被骗走了！”
看到自己的工作能真真切切地帮到老百姓，我们心里都暖暖的。
但基层工作也不全是顺利和温暖，委屈和困难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跟着赵队处理一起家庭纠纷。一个男人喝醉了酒，在家打老婆，邻居报了警。我们赶到时，那个男人还在撒酒疯，指着我们骂骂咧咧：“你们警察多管闲事！我家事你们也管？”他老婆坐在地上哭，身上还有明显的伤痕。
赵队上前制止，那个男人却推了赵队一把：“滚开！”我忍不住上前，想把他拉开，他却一拳打在我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
最后，我们合力把他制服，带回了所里。醒酒后，他倒是后悔了，不停地道歉，但我脸上的伤还是疼了好几天。赵队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算啥，我刚当警察那会儿，被骂过，被打过，甚至被吐过口水。老百姓有情绪，有时候难免会发泄在我们身上，咱们得忍着，等他们冷静了，自然会明白咱们是为他们好。”
还有一次，段旭调解一起宅基地纠纷，明明是一方占理，另一方却蛮不讲理，还到处说段旭收了好处，偏袒对方。段旭委屈得好几天没睡好，王指导员开导他：“嘴长在别人身上，咱们管不了，但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时间长了，老百姓自然会信你。”后来，那个蛮不讲理的村民家里漏水，段旭还主动帮他联系工人修理，那人终于不好意思了，专门来所里给段旭道了歉。
刘长坡也遇到过难题。有一次，他在巡逻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前盘问，对方却不配合，还大声嚷嚷“警察打人了”，引来一群村民围观。虽然最后查明那人是个小偷，但刘长坡还是觉得很委屈：“我只是正常盘问，怎么就成打人了？”李兵告诉他：“做警察，就得经得起误会，耐得住委屈。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就不怕别人说。”
这些经历，有苦有甜，有笑有泪，却让我们快速成长。我们不再是那个只会背法条的警校学生，而是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运用法律，如何在琐碎的工作中坚守初心，如何在委屈和困难中保持热爱。
一个月后，陈所长开始让我们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警情。
我第一次独立处警，是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我妈不见了！她有老年痴呆，早上出去散步，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找遍了全村都没找到！”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心里一紧，赶紧问清楚老人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常去的地方，然后向陈所长汇报，带着两个辅警出发了。
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去老人常去的河边、公园寻找；一路调取村里的监控，查看老人的行踪；我则开车在附近的村庄和公路上巡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渐渐西沉，还是没有消息。老人的家人打来电话，声音越来越急：“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妈啊，她身体不好，晚上冷……”
我安慰道：“您别着急，我们一直在找，一有消息就告诉您。”挂了电话，我心里更急了，加大油门，沿着公路慢慢行驶，眼睛紧紧盯着路边。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我路过邻村的一个小卖部，突然看到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蓝色的碎花衬衫，梳着花白的头发，正是报警人描述的样子！我赶紧停车，跑过去：“大娘，您是东河村的吗？您家人在找您呢！”
老太太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我……我找不到家了……”
我心里一阵激动，赶紧给老人的家人打电话，又给老人买了瓶热水。不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就开车赶来了，看到老人，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我连连磕头：“谢谢警察同志！太谢谢你了！要是找不到我妈，我这辈子都不安心啊！”
看着他们母子团聚的场景，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虽然跑了一下午，腿都酸了，但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基层警察的价值——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却能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他们一份安心。
段旭独立处理的第一个纠纷，是两家因为“噪音”吵架。一家开了个小加工厂，机器声吵得邻居睡不着觉，邻居找了好几次，都没解决，最后报了警。段旭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先去听了听噪音的大小，又了解了加工厂的营业时间，最后想出了个办法：让加工厂把机器挪到离邻居家远一点的地方，再做些隔音措施，同时调整营业时间，晚上八点后不再开工。两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合理，很快就达成了和解。
刘长坡则参与办理了一起盗窃案。一个村民家的电动车被偷了，刘长坡跟着李兵勘查现场，发现小偷是翻墙进去的，在墙头留下了几片衣角碎片。他仔细比对了碎片的布料纹理，又调取了周边路口的监控，发现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附近，夹克的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和碎片的质地高度吻合。
“这小子走路有点跛，”刘长坡指着监控画面，“你看他左脚落地时，重心不太稳。”李兵点点头：“有方向了，在周边村子排查一下，找走路跛脚、穿这种夹克的人。”
他们跑了三个村子，终于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找到了嫌疑人。那人果然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袖口磨损严重，左脚有点跛。面对询问，他一开始还想狡辩，但看到刘长坡拿出的衣角碎片，脸色瞬间变了，最终承认了盗窃电动车的事实。
“没想到真能找到。”押解嫌疑人回所的路上，刘长坡还有点激动。李兵拍了拍他的肩膀：“办案就像拼图，每个细节都是一块碎片，只要耐心找，总能拼出真相。你今天观察得很仔细，这是个好开始。”
日子在忙碌中悄然流逝，转眼我们到昝岗派出所已经三个月了。秋意渐浓，田野里的玉米熟了，金灿灿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我们也像这田野里的庄稼一样，在基层的土壤里扎根、生长，褪去了最初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与干练。
陈所长看我们进步飞快，开始让我们参与更复杂的工作。有一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几个农民工因为工资被拖欠，和包工头发生了冲突，二十多个人堵在工地门口，情绪激动，扬言要砸了工地办公室。
接到报警时，陈所长正在外地开会，赵副所长当机立断：“明森，你跟我去稳住局面；段旭，你去联系劳动部门，让他们派人过来；长坡，你带两个人维持秩序，别让冲突升级。”
我们赶到工地时，现场已经一片混乱。农民工们举着写有“还我血汗钱”的牌子，围着包工头大声嚷嚷，有的还推搡着拉扯，包工头吓得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
“大家冷静一下！”赵副所长站到高处，大声喊道，“我是昝岗派出所的赵华甫，有话好好说，堵门解决不了问题，万一闹出事来，谁都讨不到好！”
人群安静了几秒，一个带头的农民工红着眼圈喊道：“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拿到，家里等着钱过年，孩子等着钱上学，我们能不急吗？”
“我理解大家的难处，”赵副所长语气诚恳，“拖欠工资是包工头不对，但咱们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你们先派几个代表出来，跟我们去所里谈，我们联系了劳动部门，他们马上就到，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
我在一旁帮腔：“大家相信我们，堵门不仅拿不到钱，还可能违法。咱们坐下来谈，有政策，有法律，一定能帮大家把钱要回来。”
段旭也及时赶到，带来了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劝说，农民工们终于同意派代表去所里协商，其他人先回家等待消息。刘长坡则带着人留在现场，疏导围观群众，防止有人趁机挑事。
回到所里，我们一边给农民工代表倒热水，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联系包工头和建筑公司负责人。起初，包工头还想耍赖，说公司没给他钱，他也没办法。赵副所长严肃地告诉他：“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违法行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明确规定，你们要是拒不支付，我们可以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到时候可不是钱的事了，还得负刑事责任。”
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拿出了相关政策，一条条跟他们讲清楚利害关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判，建筑公司负责人终于同意，三天内先支付一部分工资，剩下的一个月内结清，并当场写下了保证书。
农民工代表握着赵副所长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谢谢警察同志，谢谢你们帮我们讨回了公道！”
处理完这件事，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所里，赵副所长给我们每人泡了一碗面：“今天大家表现都不错，沉着、冷静，有章法。这种群体性事件，最怕的就是情绪化，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记住，处理这种事，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情理，更要讲方法，得让老百姓觉得咱们是真心为他们办事。”
我们捧着热乎乎的面，心里暖暖的。这碗面，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
还有一次，我们接到报警，说两名少年在水库溺水。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和段旭、刘长坡刚值完班，正准备去吃晚饭，值班室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昝岗派出所吗？快来人啊！唐河水库有人溺水了，是两个孩子！”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哭腔，十分焦急。
我们二话不说，抓起救生衣就往车上冲。段旭开车，把油门踩到底，车子在乡间小路上飞驰，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倒退。刘长坡则一边联系消防和急救部门，一边向陈所长汇报情况。我坐在副驾驶，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唐河水库水深，水流急，每年都有溺水事故发生，希望孩子们能平安。
赶到水库时，岸边已经围了不少人，有人拿着竹竿在水里打捞，有人在哭喊。“人在哪儿？”段旭大声问道。
“在那边！刚才还看见有人挣扎！”一个村民指着水库中央喊道。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水面上有两个小小的黑影在沉浮，离岸边越来越远。情况危急，根本等不及消防队员赶来。
“我下去！”刘长坡脱下外套，穿上救生衣，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里。十月的水已经很凉了，他打了个寒颤，却丝毫没有犹豫，奋力向溺水少年游去。
“长坡，小心！”我和段旭在岸边大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刘长坡水性好，很快就游到了第一个少年身边。那少年已经呛了好几口水，失去了力气，胡乱地抓着刘长坡的胳膊。刘长坡稳住身形，一把将他托起来，往岸边游。
就在这时，另一个少年的身影沉了下去。“不好！”段旭急得大喊，也想跳下去，却被我拉住了——他水性一般，下去只会添乱。
“我来！”一个穿着救生衣的村民喊道，他是附近的渔民，水性极好。我赶紧把岸边的救生圈递给他，他接过救生圈，一头扎进水里，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下沉的少年，将救生圈套在他身上，往岸边游。
岸边的人齐心协力，终于把两个少年拉上了岸。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呼吸，脸色苍白。我和段旭赶紧按照培训时学的急救知识，给他们做心肺复苏。段旭负责一个，我负责一个，我们跪在地上，不停地按压、人工呼吸，汗水浸湿了警服，手臂酸得几乎抬不起来，却不敢有丝毫停顿。
“咳……咳咳……”不知过了多久，其中一个少年突然咳嗽起来，吐出了几口水。“醒了！醒了！”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
紧接着，另一个少年也缓缓睁开了眼睛。急救车也恰好在这时赶到，医护人员赶紧将两个少年抬上车，送往医院。
我们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看着救护车远去，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刘长坡裹着村民递来的毯子，嘴唇冻得发紫，却笑着说：“幸好赶上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个少年是偷偷溜出来玩水的，其中一个不会游泳，另一个去救他，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他们的父母赶到医院后，拉着我们的手泣不成声，非要给我们磕头，被我们拦住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看着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以后可得看好孩子，千万别再让他们独自去水边了。”
那晚，陈所长特意给我们放了假，让我们回去休息。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月光洒在乡间的小路上，安静而祥和。我们三个谁都没说话，但心里都明白，这份工作，不仅有琐碎和委屈，更有惊心动魄和生死考验。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基层的磨练，像一把磨刀石，把我们的棱角磨平，却也把我们的骨头磨硬。我们学会了在争吵中保持冷静，在混乱中找到头绪，在危险前挺身而出。我们不再是那个需要师傅手把手教的新警，而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民警察。
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开始。从警之路还很长，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或许是更复杂的案件，或许是更棘手的纠纷，或许是不被理解的委屈。但无论前方有什么，我们都不会退缩。
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这身警服，是责任，是使命，是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的信仰。在昝岗这片土地上，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夜里，我们会继续前行，用脚步丈量辖区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对待每一个群众，用行动践行毕业时许下的誓言。
藏蓝的青春，在基层的烟火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