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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审判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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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带到了派出所，直接送进了审讯室。
过程机械而冰冷。
拍照，录指纹，抽取血样，然后就是无尽的等待和审讯。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得我无所遁形。
负责审讯的是两位警官，一老一少。
老警官目光如炬，经验丰富；年轻的那个则难掩脸上的震惊和好奇。
“姓名？”
“白理。”
“年龄？”
“24岁。”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非法囚禁。”我回答得异常平静，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
“囚禁的是谁？”
“主……是白筝。”
“和你什么关系？”
我沉默了。那个词像滚烫的烙铁，烫伤了我的喉咙。
老警官敲了敲桌子，语气加重：“问你话呢！白筝和你什么关系？”
“……他是我弟弟。”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年轻警官倒吸一口冷气，记录的手顿了顿。老警官的眼神也更加锐利，像解剖刀一样刮过我的脸。
“亲弟弟？”
“……是。”
“说说吧，怎么回事？为什么囚禁你弟弟？还整整关了十七天？”
为什么？为了实验？为了精神控制？为了让他成为我的所有物？这些理由，在“亲弟弟”这三个字面前，显得如此荒谬、病态、罪无可赦。
我选择了最简略的回答，省略了所有关于情感操控和性张力的细节，只将其描述为一个“失败的心理学实验”。
“我复刻了感官剥夺实验，想观察他的反应。我……我是个心理学研究者。”最后一句，苍白得连我自己都不信。
“研究者？在自己的亲弟弟身上做这种实验？”年轻警官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那是你弟弟！”
弟弟。这个词每一次被提及，都像在我心口捅了一刀。
老警官相对冷静，但眼神里的审视毫不放松：“你这十七天，对他做了什么？有没有殴打、虐待？”
“没有。”我立刻否认，
“我提供了营养液，保证了基本生存条件。我只是……剥夺了他的感官，并进行了……一些对话和神经信号测试。”
我无法说出那些引导性幻觉和同步高潮，那会玷污他，也让我自己彻底沦为不可饶恕的怪物。
他们反复追问细节，我始终避重就轻。
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我所有的感官，所有的焦虑，都聚焦在一个问题上：白筝怎么样了？他在哪里？他已经知道囚禁他的人是我了吗？他会不会……再也不愿见到我？
“警官，”我第一次主动开口，声音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乞求，
“我弟弟……白筝，他怎么样了？他……有没有说什么？”
老警官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没大碍。正在接受心理评估。他很配合。”
配合……他当然会配合。他是完美的受害者。
随后，我被办理了行政拘留手续。
由于案情特殊，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加之白筝的证词似乎对我有利，我没有被立即移送看守所，而是暂时羁押在派出所的拘留室里。
拘留室很小，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不锈钢马桶。
门关上，落锁的声音，宣告着我与外界，与白筝的彻底隔绝。
真正的折磨，开始了。
第一个夜晚，我彻夜未眠。
没有了他的呼吸声作为背景音，世界寂静得可怕。
这种寂静，不同于实验舱内的感官剥夺，它是一种充满否定意味的死寂。仿佛我被整个世界，尤其是被他，遗弃了。
闭上眼睛，就是他最后那个妖冶的微笑，和他虚弱地喊出“哥哥，白理”的样子。
两个画面交替出现，撕扯着我的神经。
他是在报复我吗？报复我多年的忽视？所以他精心策划了这一切，让我爱上他，依赖他，然后亲手将我推入地狱？
可如果是报复，他为什么又要对警察说那些？为什么还要配合？
我想不通，大脑像一团被坏猫玩乱的毛线。
生理上的反应接踵而至。分离的焦虑化作实质的疼痛，在我的胸腔里蔓延。
我开始恶心，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胃部痉挛，额头冒出冷汗。像戒毒一样的戒断反应，而白筝，是我唯一且致命的毒品。
三天，七十二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蜷缩在硬板床上，拒绝进食，只喝少量的水。
警察过来询问情况，我只反复问一句话：“白筝呢？我能见见他吗？”
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他很好，正在接受心理疏导，你不能见他。”
我始终感到一种濒临灭绝的恐慌。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是不是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看清了我的真面目，一个对自己亲弟弟抱有龌龊欲望的变态？他是不是正准备彻底摆脱我？
这个念头让我恐惧得浑身发抖。
失去他，远比死亡更可怕。
期间，那位年轻警官在一次送饭时，似乎有些不忍，透露了一些信息。
“你弟弟……唉，也挺不容易的。”他叹了口气，“心理医生说他可能有PTSD，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小时候的经历？我猛地抬起头，抓住铁栏：“什么经历？”
“好像说是……父母忙，不怎么管你们。请了个保姆，对他不好，经常把他关在衣柜里惩罚他。”年轻警官摇摇头，“所以他对封闭环境的忍受力异于常人。医生说，这可能就是他在你那个什么……剥夺实验里，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保姆？关衣柜？
我愣住了。
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对陌生人的强烈排斥，我们家从未请过长期的住家保姆。偶尔来的钟点工，也绝不敢做出这种事。父母虽然疏于关爱，但在物质和安全上从未亏待我们。
这不对。
一丝微弱的理性试图发出警报。但下一秒，更汹涌的愧疚感就将它淹没了。
是我记错了吗？还是我根本从未关心过他，连他遭受了这样的虐待都不知道？我那段时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门外的一切充耳不闻。也许……也许真的发生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对他多年的忽视，岂不是罪加一等？
我不仅是个失败的哥哥，更是个间接的加害者！
对，一定是这样。他那么善良，怎么会说谎？一定是我，是我遗忘了，或者说，是我选择性忽视了他的痛苦。
我放弃了思考，放弃了理智。
在对他极致的依赖和巨大的愧疚面前，我选择无条件相信他的一切。
白筝是主人，主人说的话，就是真理。
第三天下午，我被通知即将被保释。理由是未造成被害人严重身体伤害，并且对方出具了谅解书，强烈要求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像被抽空了力气，滑坐在地上，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
不是喜悦，而是一种被赦免的虚脱。他没有放弃我，他还要我。
办理保释手续时，我听到了更多关于白筝的事迹。
他在派出所里，虚弱却坚强，对警察和心理医生彬彬有礼，反复强调“我哥哥只是一时糊涂，他本质不坏，都是我的错，是我小时候不够关心他……”
听听，他甚至在为我开脱！
他阳光、风趣的一面也逐渐恢复，和几位年轻警员甚至聊起了学业和运动，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好感和同情。
只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似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在我被带出拘留室时，我听到他在走廊上，看似随意地问白筝：“小伙子，你确定你没事？你哥哥对你做了那种事，你一点都不恨他？你不会是……得了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然后，我听到了白筝那熟悉无比的，带着点轻松调侃的语气响起：“没有的事啦警察叔叔！您想多了。我这些天在试验舱里，吃得好睡得香还没压力，别说什么斯德哥尔摩了，就连社恐都差点被我哥治好了。”
他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真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明朗与乐观。
老刑警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小子，心态可真行！”
疑虑，就在这看似轻松玩笑的氛围中，被轻而易举地打消了。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被众人围在中心，如同发光体一般的白筝。他感受到了我的视线，转过头，看向我。
那一刻，他脸上依旧带着温和的、符合受害者和好弟弟身份的微笑。
但只有我看得懂，他那双和我相似的眼眸深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冷的漩涡，和一丝只有我们两人才懂的、完成了最终狩猎的满足。
他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跳的节拍上。
“哥，”他轻声说，伸出手，“我们回家。”
我看着他伸出的手，如同看到十七天前，他向我发出共犯的邀请。
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犹豫，将戴着冰冷手铐印记的手，放在了他的掌心。
实验失败了。
但我，找到了我唯一的，永恒的归宿。
白理的失败，是白筝的成功。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已经给了我一切。
我在这一刻，迎来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