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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学受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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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青岛，风裹挟着海藻的咸腥与码头煤烟的呛人气息，从胶州湾一路灌进市区的大街小巷。这风黏腻腻的，拂在脸上，虽不像家乡那样干爽，却也比家乡那火辣辣的、烤得人肉疼的感觉舒服得多。尤其在清晨与傍晚，当那一缕缕凉意乘着海风，钻进人的袖口、衣领，便让人格外清晰地意识到，这里是海滨，是与那片干燥、酷热的故土截然不同的地方。
吃过早饭，衣林穿着浆洗得发硬的立领学生装，背着姐姐用碎布头拼接缝制的书包，欢快地向圣功私立小学走去。路旁德式洋楼的红瓦在晨光中格外鲜艳，尖的房顶在地面投下长长的阴影，梧桐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他的布鞋踩着湿漉漉的方石路，鞋尖虽已磨得发白，却仍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或跳跃或曲折地行进着。衣芳穿着同样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裙，看着衣林进到学校大门，才返回裁缝铺，扫地擦桌子，归拢好已完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批客户。
青岛这几年来虽然没有大的战事，但同全国一样，深陷于经济全面崩溃的泥潭，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疯狂飞涨。曾经机声隆隆的工厂，如今不少大门紧闭；热闹的商埠日渐萧条，许多老字号的招牌被迫关门。街面上，最触目惊心的便是那如同瘟疫般传染的对物价飞涨的恐慌，精诚米行的告示牌前，总围着一群面黄肌瘦的市民，他们看着上面用粉笔写就、几乎每天都在变动的天文数字，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与麻木。一袋普通的面粉，价格已飙升至令人瞠目的六百万元法币。
雪上加霜的是，社会秩序日趋混乱，明里暗里的国民党特务、手持枪械的土匪、横行街里的恶霸、无恶不作的流氓、四处招摇蛊惑的反动道会分子等等，横征暴敛，弱肉强食，鱼肉乡里，整个城市底层处于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以及对未来更深的恐惧当中。
衣象山在码头的记账工作虽然继续干着，但收入微薄，全家人单凭这点薪水早已无法维持生计。从家里带来的银元日渐见少，绿松石扇坠、紫檀木笔架以及部分银漆首饰等也早已典当出去，何时能赎回无从知道。文氏的病随着天气的转暖虽然见轻，但仍然是浑身乏力，有时咳嗽中还会痰中带血，人也越来越消瘦。就是这样，衣象山还是和文氏商量，从春天起就让衣林上了学，好歹识几个字、会算个账，日后不至于当“睁眼瞎”。
学校教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在黑板前投下一片斑斓的光影。先生用教鞭指着黑板，正在教认汉字，粉笔灰簌簌地落在讲台上。衣林攥着铅笔头，在皱巴巴的草纸上描画着，可思绪总被窗外的汽笛声勾走——那是美国军舰进港的鸣响，混着码头苦力的号子，恍惚间让他依稀想起高密西北乡盖屋打地基时的打夯歌。
午后四点的阳光，依然热辣辣地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放学的钟声余韵未散，学生们便如同开笼的小鸟般跑出了教室。衣林下意识地紧了紧肩上的粗布书包带，那里面除了几本书，还有半个中午没吃完的白面馒头。
出了校门，学生们四散分开，那些穿着体面的西式制服、头发梳得油亮的富家子弟们，早已三五成群地围在了街角那家冷饮店前，嬉笑着购买昂贵的“美女牌”冰淇淋。那洁白的奶油、鲜艳的果酱，是衣林从未敢奢望的滋味。他低着头，恨不得像影子一样从这群光鲜的人群边缘快速溜过。
就在这时，一阵蹩脚的、不知哪个地方的乡下话，夹杂着恶作剧的哄笑声从后面传来。他不用回头也知道，又是那几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男生，正围着另一个刚从乡下来的新生，模仿着他的外地口音，嘲笑作弄着对方。他感到脸颊发烫，心跳如鼓，自己刚入校时的类似遭遇，又一幕幕映入眼前，他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喂，衣林，你等等！”
身后突然传来的一声呼唤，不亚于一声枪响，衣林脑袋“嗡”地一下，浑身一僵，仿佛被施了定身咒，脚步生生钉在原地。他慢慢地转过身，紧紧攥着书包带的手微微颤抖。
只见他的同桌小辉边喊边往这边跑来，那几个混小子中，有两人停止了嘲弄，也向这边看着。
“我们到码头上去看船吧！”小辉脸上带着兴奋，用手比划着，“海里有那么大的轮船，听说是从南边开过来的，从来没见过！”
去看轮船？衣林心里掠过一丝好奇和兴奋，但这点好奇和兴奋的火苗瞬间就熄灭了。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不远处那群还在嬉闹的混小子们，他们似乎也正有意无意地看着这边。他不能去，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衣林强迫自己字斟句酌地挤出一句生硬的 “城里话”：“不……不了，我妈妈在家等我。”
小辉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窘态，这在他们这个年龄是很正常的，他又热心地提议：“你爸爸不是在码头上干活吗？我们可以去找他呀，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看得更近些！”
“俺爷——”情急之下，脑子里固有的、带有浓重的高密西乡口味的乡音脱口而出，他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慌忙改口，“我爸爸……我爸爸他今天没去上工！”
这句话几乎用尽了他所有的勇气。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交织着自卑、恐惧和尴尬的对话，更承受不住远处那些若有若无投射过来的目光。他猛地回过头，不再给小辉任何说话的机会，几乎是逃也似的，沿着熟悉的、通往那个简陋租住屋的小巷狂奔起来。
人声、电车声，还有黄包车夫的吆喝声在耳边交织，却盖不住身后隐隐传来的、那阵刻意放大的哄笑声：“俺爷——俺爷！哈哈哈……”那笑声像鞭子一样抽在他的脊背上，带着屈辱，带着羞愤，也带着自卑，让他心中感到火辣辣地疼。
回到租住的阁楼，放下书包，换上平时穿的衣服，衣林就来到楼下裁缝铺。裁缝铺的缝纫机"哒哒"响个不停，在衣林听来，就像五龙河边大槐树上啄木鸟的声音。姐姐已经学会了蹬缝纫机，能够做一些简单的缝纫活，大部分时间衣林就站在旁边看姐姐缝衣服。隔壁收音机里正播着时局新闻：“国民政府派出稽查组，严厉打击金银黑市交易，一经查处……”衣林想起吃饭时父亲和母亲的谈话，现在黑市上一块银元能兑换五百万元法币，在他幼小的头脑中，还无法理解五百万是个多大的数字。
整个暑假，除了下雨，衣林几乎天天都和父亲去往码头。父亲继续做他的记账工作，衣林则捡拾装卸船时掉漏在路上的粮食，主要是高粱、玉米等。码头上这样的孩子不少，有些大的已经十几岁了，大部分是码头做工人员的孩子。一旦有船装卸粮食，不管是用小车推或是苦力工人背扛肩抬，路上有时总会有所掉漏，这时孩子们就蜂拥而上，连土带泥的往各自的布袋或是破箢子里抢捡。挡路碍事了，工人就呵斥一声，甚至被码头监工踢上一脚，也是常有的事。随着物价飞涨，船只往来也日渐减少，有时候一两天都没有装粮食的船靠岸。孩子们无所事事，就坐在岸边远远看着停在港口里的船只，想象着、议论着船上的生活，有些坐过船的大孩子就趁机炫耀地讲起来，没坐过船的孩子无不露出向往的表情。
这天，吃过晚饭，衣象山正看着衣林在樟木箱上练习算术题，衣芳回到家，对象山说：“今天收音机里广播，政府新发行一种叫金圆券的钱，以后法币要兑换成金圆券才能用。”
“什么金圆券？”衣象山抬起头问。
“我也不知道，听裁缝店师傅说，就是国民政府印制的一种新钱，往后法币、金银都不能买东西了，只能用金圆券。”
衣象山一开始有些吃惊，慢慢想想觉得也好，现在的法币直接不当钱了，买东西都要用麻袋装着钱去买。不过又想，其实直接用现大洋买卖更好，还是“袁大头”顶钱用。再详细地问衣芳，衣芳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作罢。
第二天，衣象山来到码头，就急不可耐打听问金圆券的事。码头管事的说的就详尽多了：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1元金圆券折合300万元法币，旧有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并且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和买卖，也不准个人私藏持有，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须在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
“金圆券能顶钱用吗？过后不会像法币这样贬值吧？”周围的人纷纷议论。
“那谁知道。反正政府就是这样说的，谁要是私自藏着不兑换，一律没收，还要以‘扰乱经济秩序’罪抓起来坐牢。”管事的也悻悻地说。
衣象山一整天满脑子里就是“金圆券”。下午收工后早早地回到家，和文氏商议怎么办，文氏也是一筹莫展。
楼下邻居的收音机里，这几天不断轮番播送着政府关于金圆券改革的通告，各大银行也都开设专柜，进行金银、法币和金圆券的兑换。大街小巷，上至米行的老板、药房的管事，下至无业居民、贩夫走卒，都在议论着币制改革，或赞成，或疑惑，或担心，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在等待。
眼看着9月30日就要到临，衣象山还是没打定主意，是否要把藏存的两根金条和银元兑换成金圆券。这天码头上轮着休息，他来到银行、药店、米行转了转，买卖交易有用金圆券的，也有继续用法币的，但用法币还是在一天一个价的疯涨。各个柜台明面上是不敢收银元了，因为经常有政府的人员明察暗访，一经发现用银元交易当场没收。听人们私底下议论，黑市上金银交易也萎缩了不少，政府打击的力度空前加大了。
回家走到楼下，衣象山发现裁缝铺门边的墙上新贴了一张告示，内容还是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的通告，所不同的是，“禁止流通、买卖、个人持有黄金和白银，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这句话专门用红墨书写，显得格外醒目。
晚上和文氏商量，衣象山最终决定明天就去将“黄鱼”和“袁大头”都换成金圆券。人生地不熟的，咱没有那些门路和精力跟政府“打游击”，再说了，新用的金圆券应该不会和法币那样毛（贬值）得离谱吧？这样自我安慰着，衣象山的心里也觉得踏实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