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十二章剥蒜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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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这天的雨，下得黏糊。不是江南那种细蒙蒙的愁，是北方平原上特有的、掺了尘土的黏，像谁家熬浆子没熬到时候，半生不熟的，糊在天上，再一绺一绺地往下淌。
姚建国是从晌午开始喝的。酒是散装的，塑料桶里澄着，他就着半包花生米，一颗能嘬三口。电视里正放《还珠格格》，小燕子的咋呼声穿过雨帘，直往人耳朵眼里钻——你说这电视也是怪，平时好好的，一到过节，偏要放这些热闹的，好像非要衬出谁家的冷清不可。
张玉芬在厨房剁馅。刀是老刀，刃口缺了几处，磕在案板上的声儿，哆哆哆，跟心跳合着拍。放假回家的姚华坐板凳上剥蒜，蒜皮黏在指缝里，搓来搓去搓不净——这世上的事大多这样，你想弄干净的，偏要黏着你。
“看啥电视！看啥电视！”姚建国突然吼了一嗓子。声儿像面破锣，敲了二十年，早破了音。
没人搭腔。这是姚家二十年攒下的活命经——醉鬼找茬时，最好当自己是墙皮，是地砖缝，是空气里浮的灰。你应一声，他能顺着话头爬上来，缠你一身酒气。
可今儿姚建国要的不是搭腔。他晃悠着站起来，手里还攥着酒瓶子。电视上紫薇正哭呢，哭得一波三折，肝肠寸断。他瞅着屏幕上那张脸，突然笑了，笑出两行泪来。
“你也哭！你哭个屁！”他指着电视骂，“老子都没哭！”
酒瓶抡起来时，张玉芬刚探出头。她看见男人的背影在荧屏光里胀大，胀成一个巨大的、变形的黑影，像皮影戏里张牙舞爪的妖魔。然后是一声闷响——不是脆生生的碎裂，是那种沉甸甸的、像内脏破了肚的动静。
显像管炸了。玻璃碴子崩开，在昏昏的屋里划出无数道短亮线，像流星，像过年放的炮仗，像这家从没有过的、短暂的热闹。
有片玻璃擦着姚华脸边飞过去，凉飕飕的。他没动，接着剥蒜。蒜瓣在手里捏着，汁子渗进刚才划出的细口里，刺辣辣的——人这一生啊，大多数疼都不是大张旗鼓的，是这种丝丝拉拉的、渗着辛辣的小口子。
姚建国站在废墟前头喘气，酒醒了一半。他瞅瞅地上碎碴，瞅瞅呆立的老婆，最后瞅向儿子。那眼神是空的，像口枯井。
“看啥看！”他又吼，可底气虚了，尾音飘着，像片落叶。
姚华放下蒜，站起来。走到娘身边，拉住她胳膊。张玉芬的手还在抖，上头沾着韭菜末——绿的，在昏光里像锈。
“走。”他就说一个字。
张玉芬没动。她看看男人，看看满地狼藉，又看看儿子。这五十四岁的女人眼里，有啥东西正一点点灭，像灶膛里最后一星火，噗，灭了。
“去哪儿？”她声儿轻得像叹气，叹完就散在空气里。
“我那儿。”
姚建国这时回过神，冲过来要拦。一脚踩玻璃碴上，滑了个趔趄，整个人扑茶几上。啤酒瓶倒了，黄汤子在地板上漫开，混着玻璃碴，混着电视机零件，混着九八年那张全家福的碎屑——照片里仨人都抿着嘴，像牙疼忍着，忍着不喊疼。
姚华没回头。他拉着娘跨过盐坨桥，走进雨里。雨打在脸上，跟刚才蒜汁剌伤口一个滋味——辣过后，是麻木的凉。
地藏庵胡同那老砖楼，姚华把上吊死人那屋也租下了。为啥租这间？房东老太太说得实在：“死过人的，便宜。一月一百五，两间凑一块儿才四百。”老太太说话时眼睛瞟着他，像在估量这年轻人的胆子有几斤几两。
姚华没犹豫——他那个隔间，娘来了咋住？总不能娘俩挤一张行军床，头对脚像两尾咸鱼，翻身都得喊一二三。
签合同时老太太又嘀咕：“那屋……你真要？吊死过人的，一个老光棍。”
“要。”姚华数钱，数得仔细，“押一付三，这是一千二。”
“你娘也来住？”
“嗯。”
老太太瞅他一眼，眼神复杂得像团乱麻：“也是，吊死鬼总比醉鬼强。至少清静。”
老太太这话说得在理。世上鬼分两种：一种是不说话的死人变的，一种是活人变的、专说醉话的鬼。两害相权，多数人宁可选前者。
厕所还在走廊尽头上，半夜要解手得提痰盂——痰盂是红色的，印着双喜字，不知哪个新婚夫妇留下的。可两间屋连起来，总算有八九平米了，窗户对着教堂尖顶，每天清早有鸽子落那儿咕咕，咕得像在开小会。
姚华把两屋中间的隔板拆了——本来就是三合板，一撬就开。这下宽敞些，能摆两张窄床，中间拉个布帘子。布是蓝底白花的，像小时候娘的被面。
搬家那天姚华请了半天假。张玉芬的全部家当就一个编织袋：几件换洗衣裳，那把剁馅的刀，还有那袋教辅书。她说这些书和试卷是好货，能变钱——“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假，至少能换成钱。”
新家头一晚，静得让人心慌。没摔东西声，没醉话，没那种憋着要炸的闷。只有雨声，和隔壁老头咳嗽——老头咳得有节奏，像在给这静夜打拍子。
张玉芬坐床沿上发呆。两张床都是一米宽，中间隔道布帘子。姚华在墙上钉钉子挂衣裳，锤子敲砖墙上，咚咚咚，像心跳总算回了正拍——虽然这心跳是钉出来的，勉强得很。
“你爸……”张玉芬开口，又咽回去了。话在喉咙里转了个圈，化成一声叹息。
“甭管了。”姚华说，“以后就咱俩。”
“那他一个人……”
“死不了。”姚华钉完最后一颗钉子，“有酒就行。酒是他的命，也是他的药，治百病，也生百病。”
布帘子拉上，这边一张床，那边一张床。那一宿姚华睁眼到天亮。他听着帘子那头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过的摩托声，听着这陌生地界所有的声儿。没一样是熟的，这反倒让他踏实——至少，帘子那头的人，不会突然抡酒瓶子。人活着，图的不就是个“至少”么？
第二天张玉芬又去卖教材和试卷了。摊子还在二中门口。姚华下班路过时瞅见，娘的白发在风里飘，推着三轮车躲城管时跑得踉踉跄跄。旁边修鞋的老头喊：“张姐，慢点儿！书又不会长腿跑了！”
张玉芬回头笑笑，那笑里有种陌生的东西——是轻松，虽然只是一丁点儿，像早春枝头那点绿芽，怯生生的，但毕竟是绿了。
周末姚华去帮忙。有个家长翻着《黄冈密卷》问：“大姐，您儿子干啥的？”
张玉芬顿了顿：“写程序的。”这话她说得顺溜，像背课文。
“哎哟，高科技！”家长眼睛亮了，“在哪儿高就？”
“高新区。”张玉芬又补一句，“搞计算机的。”
“有出息！”家长痛快地付了钱，“怪不得您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卖书，锻炼身体吧？享福的命啊！”
张玉芬笑着点头，接过钱。等家长走了，她低头理书，理了很久。姚华看见她手指在“黄冈”俩字上摩挲，摩挲得塑料封皮都发热——烫手。这感觉姚华记了很久。就像他这人，封面看着光鲜，“高新区”“写程序”，摸上去却烫手。都以为他在写字楼里敲键盘，风光得很，谁知道他娘在二中门口卖教辅，谁知道他爹在盐坨村喝得烂醉，谁知道他们家住的是死过人的屋子，中间只隔一道布帘子？
可至少，娘不用挨打了。至少，半夜醒来不用提心吊胆了。至少，布帘子那边传来的呼吸声是平稳的，不是压抑的抽泣。人生在世，“至少”多了，也能凑成个“够”字。
收摊回去的道上，张玉芬推三轮车，姚华跟旁边。过教堂时，正好听见里头唱诗。咿咿呀呀的调，听不清词，可平和，平得像块磨刀石，能把心里的毛糙都磨平了。
“妈。”姚华突然说。
“嗯？”
“等我有钱了，给您租个门脸。”
张玉芬笑了，笑声让风吹散，散成碎片：“那敢情好。要临街的，玻璃窗亮堂堂的，太阳一照，满屋金光。”
“嗯，亮堂堂的。”姚华重复着。这话像颗种子，先种下再说，能不能发芽，看天意。
他们接着走。三轮车轮子吱呀吱呀响，像给这话配乐。夕阳把俩人影子拉老长，长得能盖满整条巷子。影子叠一块儿，分不清谁是谁的——分那么清干啥呢？本来就是骨血连着筋的两个人。
姚华想起盐坨村那个家。这会儿爹在干啥？大概又在喝，就着花生米，对着黑屏的电视机——显像管炸了，他舍不得修，也修不起。一个人，一盏灯，一屋酒气。那是他自个儿选的道，怨不得谁。人这一生，大多时候不是走在路上，而是困在自己选的坑里，有人爬出来了，有人还在里头蹲着，蹲成习惯，蹲成风景。
回到出租屋，张玉芬烧水做饭。炉子冒着蓝盈盈的火苗，映着她的脸。姚华板凳上，接着剥蒜——今儿的蒜是从菜市场弄的，卖菜的王婶说，这些蒜头长得丑，没人要，可剥开来，里头是一样的蒜瓣。这话说得通透：外表的光鲜都是给人看的，内里的辛辣才是自己的。
蒜皮还黏手，搓来搓去搓不净。姚华低头瞅自己这双手，忽然笑了。
笑啥？不知道。就觉得，人这一辈子啊，真像剥蒜——你以为剥掉一层就干净了，其实下头还有一层。一层又一层，没完没了。可你还得剥，因为不剥，就吃不着蒜。而日子这盘饺子，没蒜，就没味儿。醋可以没有，酱油可以没有，唯独这蒜，这辛辣的、催人泪下的东西，不能少。
窗外教堂传来钟声，当当当，敲了七下。鸽子又飞回来了，咕咕咕咕，像在唠一天的见闻——东家吵嘴了，西家生孩子了，菜价又涨了，都是这些鸡毛蒜皮。
姚华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看见教堂尖顶上落满了鸽子，灰扑扑一片，在暮色里都快瞅不清了。可他知道它们在。一直都在。
就像盐坨村那个醉醺醺的爹，就像二中门口那辆三轮车，就像这间死过人的屋子，就像布帘子那头均匀的呼吸——它们都在，构成了他全部的人生。好的，坏的，辣的，苦的，掺在一块儿，就是他的命。
而他能做的，只是接着剥蒜。一层，又一层。剥开贫穷，剥开耻辱，剥开那些说不出口的苦楚，剥到最后，也许能看见一点点白生生的、辛辣的、但真实的东西。
这就够了。真的。辣归辣，它提神，也杀菌。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第十二章剥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