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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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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乡医院的走廊永远弥漫着消毒水与药剂混合的味道，冷得像结了层薄冰。我攥着姥姥的衣角，指尖泛白，跟着护士走进检查室时，磁共振机器的嗡鸣比记忆中更刺耳，震得耳膜发疼。
躺上检查台的那一刻，我死死闭着眼，脑海里反复闪过县城医院老医生凝重的脸，还有“脑肿瘤”三个字烫在心上的灼痛感。姥姥在门外轻轻敲门，声音带着颤：“滢滢别怕，姥姥在这儿等你。”我想说“我不怕”，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发出细碎的呜咽。
检查结束后，是漫长的等待。我和姥姥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想拉我的手，我却下意识缩了缩——这些天，我总怕自己的“病”会传染，怕这份沉重会压垮本就不易的姥姥。走廊里人来人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步履匆匆，没人多看我们一眼，就像当初在县城医院时一样，我们只是这无数病患中最普通的一对。
直到下午三点，护士才喊我的名字。我跟着姥姥走进诊室，又撞见了那个有着特别双眼皮的医生。他依旧是温和的模样，碎星般的白发落在肩头，只是眼神里没有多余的情绪，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检查报告，像捏着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
“许滢是吧。”他开口，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和初见时那几分冲劲不同，此刻只剩职业化的疏离，“磁共振结果很明确，右脑枕叶有占位性病变，确诊为脑胶质瘤，需要尽快手术。”
“胶质瘤……”姥姥没听懂，追问着，“医生，这病能治好吗？手术风险大不大？”
他抬了抬眼，目光在姥姥焦急的脸上扫过，语气依旧客套：“手术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案，成功率要看肿瘤的恶性程度和术中情况，我会尽量降低风险。”他顿了顿，翻了翻病历本，笔尖在纸上划过，“元旦那天有空档，安排在上午九点手术，你们要是同意，现在就去办住院手续。”
元旦。我猛地抬头看他，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刚好落在他的双眼皮上，那两弯浅浅的月本该是温柔的，此刻却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漠。岁末年初，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却要在手术台上度过，像一件被按部就班处理的工件。
“医生，能不能换个日子？”我下意识开口，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叫，“元旦……大家都在过节。”
他挑眉，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或许是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也只是一瞬，他便恢复了平静：“医院的手术安排都是提前排好的，元旦这天人手充足，对患者恢复更有利。”他没有多余的解释，也没有安抚，只是把一张住院通知单推到我们面前，“想清楚了，就去楼下办理。”
姥姥还想说什么，被我轻轻拉住了。我看着他那双没有温度的眼睛，知道再多的请求也只是徒劳。他是医生，职责是治病，至于患者的情绪、节日的意义，对他来说或许都无关紧要。
走出诊室，姥姥的眼眶红红的，却还是强忍着泪安慰我：“滢滢，没事的，元旦就元旦，早点手术早点好，姥姥陪着你。”我点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害怕手术，而是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判决，还有医生那疏离客套的态度，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
住院手续办得很顺利，病房里很干净，窗外能看到天安的街景。姥姥帮我整理着床铺，一边整理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要去买些日用品，要去打听手术前的注意事项。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既愧疚又温暖。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了我，在异国他乡奔波劳碌，而我能做的，只有乖乖听话，好好手术，不让她失望。
夜幕降临，病房里很安静，只有隔壁床患者均匀的呼吸声。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心里乱得像一团麻。元旦的手术，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困住了我。我不知道手术会不会成功，不知道术后等待我的是什么，更不知道那个有着特别双眼皮的医生，会不会在手术台上，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着天安冬夜的凉意。我蜷缩在被子里，紧紧抱着姥姥给我带来的毛绒玩具，仿佛这样就能获得一丝安全感。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手术前的检查、术后的恢复，还有心里的恐惧与不安，都会一一袭来。但我也知道，我不能退缩，为了姥姥，为了那个还未可知的未来，我必须勇敢地面对这场岁末的判决，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我也只能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