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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第 32 章 或许医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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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药物的安定作用，本该战战兢兢的下半场很顺利地就结束了。
直到谢幕鞠躬时，我都一直有一种不真实感。
下台以后乐手们都围了过来。
“Joe现在有不舒服吗？”
“好在顺利结束了——”
“所以指挥上半场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听不见？”
一小时不到，乐手们真正空下来可以交谈的时间不过十分钟，传言却越发离谱起来。
刚想开口解释，Gabriel就把人拦了下来：“让Joe先回去休息吧。”
我朝他感谢地笑笑，便和众人道了别。
收拾完从音乐厅员工通道走出的时候，又碰到Gabriel，他动作很快，已经换了常服背着小提琴箱站在门外了。
“你是怎么看出来我状态不对的？”
走到他身边的时候我想起来这回事，有点好奇：“第二乐章最后的长音，我拍子错了吗？”
Gabriel：“没有错，只是你身体的动作突然有点僵硬，律动感顿失。”
我感叹于他的观察力：“你很敏锐。”
“碰巧离你最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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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吃饭胃口怎么样？”
我：“……还好。”
神经科医生和音乐厅的急救医护人员观点相仿，认为我并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属于自主神经功能性紊乱。
只是他问得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让我渐渐有些火大。
“耳鸣发生前你在想什么？”
“我在指挥。”
“嗯，能给一些更情绪性的表述吗？”
“我像是是被推着往一条越来越窄的通道里走……”
我回忆到一半突然停住，反问他：“这和我的症状有关系吗？”
他双手从键盘前移开，交叉放在桌子上，抬头看着我：“我初步的诊断是抑郁症。”
“我经济条件稳定，感情生活幸福，也并不缺乏工作的动力。”
这句话已经很直白了——我并不明白认可这个诊断。
我缓了缓语气：“我三个月以前出过车祸，之后也有短暂的耳鸣，会是后遗症吗？”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各项检查都表明你的听觉功能良好。创伤应激障碍也是抑郁症的诱因之一——”
我有点想抬腿走人，但还是尽可能地维持着礼貌：“那依您看，应该怎么治疗呢？”
他目光移到我攥紧的拳头上，我随即立刻松开，把掌心平放在膝盖上。
“这种情况在艺术工作者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创作情绪消耗较大的作品时。你首先不要排斥这件事情……”
他敲下处方，又将它打印出来：“给你开了一些安定的药物，平时我不建议你吃。生活干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他又问我：“你现在一个人住吗？”
我没有隐瞒：“是。”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和家人或朋友一起住一段时间，不同的生活节奏，往往有助于你更快地从创作中的负面情绪里抽离出来。”
我接过处方单，没有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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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点也不饿。
但我还是煮了一锅意面，拌上番茄肉酱，拿叉子往嘴里一口一口送着。
演出结束，乐团放了两天的假。我睡了个昏天黑地，连顾庸的电话都错过好几个。
手机突然震动个不停，我右手拿着叉，左手一够，看到一个有些意外的名字——傅昱白，傅女士。
我接通了电话：“喂？”
“我看到你马勒六演出的消息了，反响挺不错的。”
她直入主题，没有半点寒暄。
我不知道怎么接：“嗯。”
一时无言。
她又开口：“你之前放了两个月长假，乐团那边有意见吗？”
“还好，圣诞新年那会儿没有排演出。”
难得，她语气里带着迟疑：“……你和那个人还在一起吗？”
她话里的情绪并不明显，我一时猜不出她的心思。
“嗯。”
“他是做什么的？”
“大提琴手。”
“哦，”也不知道听到了没有，她突然又换了话题：“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快要到了，你记得收。”
距离我三十岁生日已经过去两周了。
但我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地喊她：“妈——”
她也一愣：“……怎么了？”
那个字出口以后产生的陌生感瞬间击退我所有感性的，黏黏腻腻的情绪。
“没事，我忙去了。”
我没挂电话，她也没有。
第一次听她的呼吸声这么清晰，胸口又开始发闷，像有一团乱麻被来回拉扯。
她出声：“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都挺好的。”
“嗯，那你忙去吧。”
她挂断了电话。
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强咽下去的食物又开始往上涌，我一下子被呛住。
猛烈地咳嗽，胡乱抽着一张张的纸巾擦着鼻子和眼睛。
最后还是去厕所吐了个干净。
还好我是一个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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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打扰顾庸。
他在剧场的演出已经加到每周三场，正是最忙的时候。
连电话，都是趁着午饭间隙打来的。
“其实也不用天天打电话的。”我说。
他笑着回我：“那我可不同意，还是说你又有新的交响乐要排了？”
“没有，后面应该还要去另外两个城市巡演。”
“那最近应该有休假？你怎么还是很困倦的样子？”
“有时候睡多了反而更困——不说我了，你和桑临准备H市舞蹈双周的投稿了吗？”
“最近白天就在忙这个，拍了好几个版本都不是很满意。”
“哪里不对？”
“运镜，配乐，感觉都不是很和谐。我们都没怎么自己录制过视频。”
我犹豫了一下：“要我找人帮忙吗？茜茜那里应该认识很成熟的团队。”
虽然他已经拒绝过的我帮助几次了，但我还应该提一下。
“好。”
我听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嗯？”
“拜托你帮我搞定摄影和剪辑了，皎皎。”
他目光诚挚，没有局促也没有特意地讨我欢心。
心情骤然好了起啦：“嗯，我和茜茜说，让她找好了人联系你。”
经理后来又联系过我，问我休息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医生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那就好，”他也送了一口气，“Harmonia Mundi联系我想要录制马勒六的唱片……你可以吗？”
“当然。”
能被邀请录制唱片，确实是对这次演出的极大的肯定。
我问：“什么时候？”
“还没定，你还需要多休几天假吗？”
“我随时可以。”
演出差点出事故把他吓得不清，现在有点过于谨慎了。
我安慰他：“只是自主神经兴奋，有安定剂不会再出问题的。后面的巡演也不用迁就我。”
他却迟疑者开口：“Joe，巴黎三场演出收益很好，又加上唱片录制，就算马勒六的演出就此封关也很好。”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排马勒六，也可以排Johann Strass II，今年刚好是他诞辰200周年。”
华尔兹当然比阴沉的悲剧要轻松愉悦的多。他如此提议，应该是猜到了我的症状和演出曲目的不无关系。
我不说话，我没想好怎么回答。
他重新打破安静：“乐手们也都反映排练和演出很耗费心神，这个决定也不全是因为你。”
而我确实没法以我如今的状态执意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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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从纷乱的梦里醒来。
但意外地，看着窗外月凉如水，心一点一点平静下来。
我放下手中的药片，拿起手机，看着和顾庸的聊天窗口发了一会儿呆。我很想说爱他，可是又不能让他知道这个时候我没有睡。
我抽出稿纸，开始写亚里士多德的最后一夜，Act.IV 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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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整体还算顺利，一共录制了两天。
第一天分章节录制，基本是一遍过的，除了Finale的几个段落因为收音的原因又重新录制了一遍。
第二天是补录，制作人员根据第一天的录制结果，要求在音准，节奏以及情绪不理想的地方重新演奏。主要是第三乐章，几乎重新录制了一遍。
并不意外，前一天在第三乐章演奏的中途，沉闷的耳鸣又出现了。时断时续，没有完全覆盖音乐声，但也影响了我对情绪的把控。录音师当时没有提出质疑，回去再细听就发现它没有其他几个乐章流畅。
没有坚持马勒六的巡演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即便有安定药物兜底，录制时服药后也未再出问题，耳鸣依旧像一枚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作，而一旦突然出现，便会直接影响演出质量。
就好像我的情绪，不再受我理性支配，一会儿飞得很高一会儿落得很低。
在录制结束回家的路上，我过斑马线，看着闪烁的红绿灯，突然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循环反复的街巷，循环反复的排练。
这时我甚至在期待意外的发生。
鸣笛声把我从这种状态中叫醒，我察觉原来我在马路中间莫名其妙停住了脚步，一下子害怕起来。
快步，甚至小跑着走完剩下的斑马线。
或许医生说的是对的，我状态不太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