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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 我和两位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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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刊物》办报的六十周年，也是我和周纪云及唐啸林两位老先生认识的第一年。
那时报社办了个“笔墨春秋：与传奇对话”的周年庆活动，让记者们走访报社创办时的初代作家们，我刚进报社不久，被安排和一位经验丰富的黄记者共同采访周纪云老先生，但黄记者在采访前一天被汽车撞了一下，报社临时又抽不出人手，这个采访的工作就全部落到了我这个新手的身上。
我虽然提前做足了功课，但陡然由副手转变为负责人，我又紧张得通了个宵。
采访那日我按照黄记者给的地址，最后寻到了一处极具欧式风情的公寓楼里，这栋公寓放在五六十年前那必然是时尚前卫而又舒适的，但五十年后时过境迁不免略显破败。
我心中疑惑，不知周纪云老先生作为文坛屈指可数的知名作者，著作等身，为何还要屈身于这样的一栋公寓楼里，但当时的疑问只是一闪而过，我被内心的紧张催促着站到了公寓楼的木质大门前。
我抬手轻敲房门，“叩叩叩”三声清脆的响声后，许久无人应答，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抬起手又要敲门的功夫，门“吱呀”一声从内打开了。
开门的是个高挑的西装笔挺的老先生，头发花白，手上戴着一块有些老旧的瑞士手表，他的眼神里有着岁月积淀下来的沉静，但并不锐利，给人儒雅温和之感。
我放下手，尴尬地自我介绍道：“周先生，我是《新时刊物》的记者小梁，今天来给您做采访的。”
老先生豁然笑开，邀我进到房内，这才从容解释道：“哈哈哈，梁记者你认错人啦，我不是纪云。”
我心中窘迫不堪，因为认错采访对象这件事实在是缺乏职业素养，我虽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想必已经面红耳赤，我连忙鞠了个躬，拘谨地抱歉道：“实在是对不起。”
老先生哈哈一笑，摆手宽慰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那样英俊的一个人，你把我认成他，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这才安心下来，笑了笑，又听老先生道：“他现在还在书房看书，你在客厅小坐一会儿，我去把他叫出来。”
我点点头，坐到客厅里的一张沙发椅上。
这套沙发估计也有些年头了，翠绿色织锦布已经褪色泛白，靠背处也因为经常和衣物摩擦起了绒，我把手提包放到面前的木质方桌上，又从包里面掏出钢笔和笔记本，为等一会的采访做准备。
我看着老先生一步步走向关紧的书房，没有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我不由对这位老先生的身份产生好奇，因为据我了解周纪云老先生是个性格极其寡淡的人，一生未婚无妻无子，离群索居不愿和人相处，也不愿接受外人的采访，这一次也就是有个报社六十周年的名头，他才勉强应了下来。
房间隔音并不好，书房里的两人三言两语地交谈了一阵，我在客厅里听得一清二楚。
“纪云，报社里的记者来给你做采访了，你出去见一见吧。”
“嗯，好。”
谈话声至此停了一阵，一声闷笑后又重新开始。
“我说你别光应着啊，别让人家等久了。”语气里带着些又无奈又宠溺的笑意，我听出来这是刚才那位老先生的声音。
“啊？什么？”想来这就是周纪云老先生了。
“哈哈，你听到我刚刚和你说的话没有？”
我闻言轻轻一笑，暗道周老先生八成是看书看得入迷了，因为我有时也是这样的。
果然，房间内默然一会，周老先生又道：“没有，我刚刚看得入神了，你再和我说一遍吧。”
“报社之前不是说要给你做个采访？采访的梁记者已经在客厅里等了一会了，你快出去待客吧。”
周先生似是想了一阵：“竟是今天吗？好，我知道了。”
紧接着是椅子后撤和地板发出的摩擦声以及缓慢沉重的脚步声，我心想周纪云老先生就要走出来了，连忙坐直身子整理了下衣摆，想给他留下个端庄的好印象。
但周先生又顿了一下，道：“对了，我新写了篇稿子，放在左侧的抽屉里了，你帮我审一遍吧。”
“好。”
那位老先生很是好脾气地答应下来。
周先生走出书房门的那一刻，我忽然就想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这句话来，他很是清瘦，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或许是常常写作思索的缘故，眉头微蹙，薄唇紧抿成一条线，总而言之是清俊而孤傲的。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周先生轻微颌首，嘴角上扬露出一丝极淡的微笑。
我连忙站起身，很是拘谨道：“周老先生客气了，是晚辈打扰。”
周先生摆手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到长桌另一边的沙发上。
我初出茅庐就独自采访，心里紧张得砰砰直跳，采访起来基本就是按照准备的大纲照本宣科，缺乏引导谈话的技巧，周先生又不是话多善谈的人，虽然都会很耐心地予以回答，但一来一往间总是显得刻板又生硬。
直到书房的门再次响起，那位老先生微笑着走出来，周先生很自然地往里移了个位子，一边继续刚刚的话题，一边看着老先生坐到他的身侧，无框眼镜下的眸子这才有了真切的笑意。
接下来的采访因为老先生在一旁就多了几分自然流畅，他时不时认可地点点头，又时不时打趣两句，为人风趣幽默，让我也时不时捂嘴轻笑，渐渐忘记了紧张的感觉，周先生倚在沙发靠背上浅笑着看着这位老先生，话也不由多了起来，采访因此渐入佳境。
直到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我也因为好奇扩展了一些问题，周先生和那位老先生事无巨细地一一解答，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十几页，我收获颇丰，终于心满意足地停下笔。
我不经意地朝墙上的表看了一眼，四点三十五分，这场采访耗时三个多小时，足足比约定好的一个半小时多了一倍，我心里咯噔一下，十分不好意思道:“真是对不起，我竟然没注意时间，打扰您二位这么久。”
那位老先生闻言哈哈一笑，先道:“别这么客气，平日里也就我们两个待在家里，今天和你这么聊上一聊，我们也很开心。”
我又看了周老先生一眼，见他也是浅笑着轻轻点了下头，心里也就释然了。
两位老先生还邀我共进晚餐，说是公寓顶层有专门的餐厅，他们时常去那里吃，口味很是不错，但我因为要回报社整理采访稿件，生怕一耽搁就忘记一些珍贵的谈话，只好婉言拒绝。
那位不知名姓的老先生亲自送我出了房门，站在公寓楼的大厅里，他笑着对我说：“纪云很喜欢你，你很像他妹妹年轻的时候，你若有空可以多来坐坐。”
我受宠若惊，却只敢当这是老先生说的客气话，并不觉得自己值得周老先生如此的偏爱。
我离开的时候正赶上秋日暖黄的日光透过蒙着灰尘的玻璃窗洒进公寓楼里，漂浮的微小尘埃在光线里跃动，我心想，在这样一栋充满岁月痕迹的公寓里听一段尘封的往事，那也是很有韵味的。
直到后来问过黄记者，我才知道这位风趣幽默的老先生就是唐啸林先生，黄记者说他是周先生异体同心的挚友，两人是“金石相照，岁月同舟”的关系。
这次采访整理成稿发出后，我收到了由报社主编代为传达的来自周先生的称赞。
他说整场采访的氛围都十分愉快和谐，我办事严谨认真，为人谦逊有礼，虽然是头一次采访但问题精准有深度，只字不提我一开始露于表面的紧张和生涩，他还看了我写的采访文章，评价我笔触细腻，很有天赋，日后必定能成为知名记者。
他的称赞不仅让我直接通过实习考核转变为正式员工，而且一直鼓励着我。
我工作的第七年有幸拿下国内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没过几日，年近七旬的周先生特地发来贺电，说，我就知道你可以。
原来当年的鼓励不止我记得，周老先生也记在心里。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见周老先生一面，让他摸一摸这沉甸甸的奖杯。
彼时我因工作调动常年居住在北京，只能先写信道谢并询问能否前往看望两位老先生，一周后我得到唐先生的回信，他邀请我前往并告诉我周先生因为身体生病已就医数月。
我立刻定了火车票，带着奖杯和满腔的感谢、关怀以及担忧跨越山川河海奔赴海城，但迎接我的却是巨大的噩耗。
周先生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至今都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的悲恸之感，手不受控制地颤抖，奖杯沉得握不住直接砸到地面上，到现在还留有一处凹陷，我顾不上捡它，蹲在地上哭了好久。
在车站接我的是唐先生友人的孩子秦爱英，他告诉我埋葬周先生的墓园的位置，我第二天独自赶往，并在那里见到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头发已经全部变白，背也佝偻了，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手绢擦拭落在墓碑上的灰尘，眼底尽是抹不去的悲伤。
我忽然就哽咽了，不愿打扰他和周先生独处的时光，就转身往墓园门口走去，想要悄无声息地离开。
但唐先生叫住了我，他道：“梁记者？”
我心里很是吃惊，因为这些年我们虽然会有信件往来，但并未见过面，我头发剪短了，身子也微微发胖不再是少女的纤细，但唐先生还是一眼认出了我。
我转过身，朝唐先生鞠了一躬。
唐先生道：“你是来见纪云的吧。”
一句话，我泪如雨下，哽咽地“嗯”了一声。
我对唐先生说：“先生，我很遗憾，我想当面对周先生道谢，让他摸一下我新得的奖杯，但还是晚了一步。”
唐先生淡淡笑了一下，他对我说：“你知道吗，纪云一直想谢谢你，你填补了纪云的遗憾，他一直想看到他妹妹成为记者的样子。”
我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年遍读周先生的文章，都未曾得到过关于周先生妹妹的一点信息，这个人只出现在我和唐先生的对话里。
我虽然好奇但并不敢多问，既已成遗憾那必然不是个如人愿的故事，我不愿悲上加悲，就匆忙地转了个话题，问：“先生，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唐先生道：“凡是关于你的文章报道，纪云都会看一遍，凡是纪云看的文章报道，我也会全部看一遍。”
我想起七年前唐先生让我多去坐坐的话，方才知道这不是客套话，我心中又是一阵悲恸，只好哽咽道：“是我不好，我该多来看看先生的。”
以此作为深刻的教训，临别时我鼓足勇气主动问起：“唐先生，以后我能常常去看看您吗？”
唐先生温和地应允下来，道：“你来吧，我也能和你聊聊纪云的事情。”
后来，我申请回海城工作，也成了唐先生的常客，我还是坐在那张泛白的翠绿织锦布的沙发椅上，唐先生依旧是坐在靠近书房门的沙发上，我们两个中间隔着一个位子，默契地把它留给了周先生。
这样的默契维持了半年之久。
还是一个秋日暖阳，空气里还是弥漫着微尘，但我提着果篮敲了许久的门，那本该打开的门依旧是紧闭的。
我抱着侥幸的心理让公寓管理人员将房门打开，唐先生半躺在书房的长椅上，手上带着初见时的深棕色的手表，怀里抱着周先生的日记，浅笑着追随周先生去了。
其实这半年的交谈中，我能发觉唐先生精力一日不如一日，他常常谈着谈着就望向客厅窗户外的天空，像是那里有格外吸引他的人，这一望就会静默好久。
唐先生大概也知道自己的情况，他在周先生离世后就找律师立了遗嘱，公寓楼的房子和为数不多的存款都捐了出去，周先生平生的书籍、日记以及文章则全部留给了我。
我有幸成为唯一一个被允许了解他们过往的人，至此，方明白黄记者口中那句“挚友”背后所蕴含的深意，毕竟在那个新旧交融的年代，总有些离经叛道的情感尚不为人所容许，也总有善良的人们具有分辨和保护美好的能力。
我和两位老先生的故事到此已经说完，但他们的故事不过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