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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联展结束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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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结束那周，陈老师找我谈话。
二楼办公室窗户朝北，冬天没有阳光，暖气片在旁边咝咝响。她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铅笔。
“巴黎那边的对接，江逾去不了。”
“怎么了。”
“他父亲住院，要请两周假。”她把铅笔放下，“你愿意去吗。”
“可以。”
她点了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机票。
“后天上午。住的地方顾氏那边有人安排好了。”
我看着那张机票。
“顾氏。”
“这家画廊的母公司，你不知道？”她抬起眼，“顾老爷子投的，现在归顾沉管。”
“我知道。”
她把机票推过来。
“他助理上周来过一趟，问海外展的安排。我说原定江逾去，他问能不能换你。”
铅笔在桌上滚了一寸。
“我说这得问你。”她顿了顿，“他说那就先不换，等你回来再说。”
我看着那张机票。
“后来怎么又换了。”
“他昨天又打来一次。”陈老师靠回椅背，“问江逾是不是去不了。我说是。他说那就让她去，别说是我安排的。”
我拿起机票。
“所以你说了。”
她笑了一下。
“我拿他工资，又不是他下属。”她站起来，走到窗边，“那幅《潮痕》，他存了三年。库房管理费每个月八百，三年两万八千八。财务问过三次要不要处理，他都说留着。”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
“我问过他要不要挂出来。”她说，“他说等她回来。”
我低下头。
机票上的日期是后天。
“几点飞机。”
“早上八点四十。”
我站起来。
“我去。”
到巴黎那天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
来接我的司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是个法国人，英语带口音，问我会不会法语。
我说不会。
他笑了笑，说没关系。
车穿过市区，停在一栋奥斯曼风格建筑门口。六层，乳白色外墙，窗户有黑色铁艺栏杆。
“到了。”他把行李提下来，“公寓在三楼，电梯很窄，行李要自己提上去。”
我站在门口。
门厅很小，有一部老式电梯，铁栅栏门，只能站两个人。
电梯上到三楼，走廊铺着暗红色地毯。301室门把手上挂着一只纸袋。
里面有一把钥匙，一张手写便签。
“暖气已经开了，冰箱里有吃的。楼下有家面包店，早上七点开门，可颂不错。”
没有署名。
我认笔迹。
公寓不大，一室一厅，窗户对着街。暖气片确实开着，烘得屋子里很暖。冰箱里塞满了东西：牛奶、鸡蛋、黄油、火腿、一盒洗好的草莓。
灶台上放着一只新的热水壶。
标签还贴着。
我撕掉标签，烧了一壶水。
手机响。
“顾沉1”。
“到了？”
我拍了张窗外的街景，发过去。
十二秒后。
“窗外那棵是法国梧桐。跟海城不一样，叶子落得晚。”
我看向窗外。
街边确实有树，叶子还没落光，黄绿参半。
“冰箱里的东西记得吃，草莓放不住。”
我回了一个字。
“嗯。”
五秒后。
“暖气别开太高，会干。加湿器在卧室床头柜上，从海城带的，没用过。”
我走进卧室。
床头柜上确实有一台加湿器。
白色，圆形，和画廊那台一模一样。
手机又震。
“不是跟踪。是怕你用不惯这边的。”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加湿器出雾很细，咝咝的声音很轻。
画廊在三条街外。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推门进去。空间比海城那家大一倍，挑高有四米，天窗采光。两个法国人正在布展，看见我进来，其中一个走过来。
“林？”
“是我。”
他笑了笑，伸出手。
“我是皮埃尔，这次联展的负责人。陈说你过来对接。”
他英语确实带口音，但能听懂。
皮埃尔带着我转了一圈。参展的一共七位艺术家，五位法国人，两位中国人。作品已经运到，大部分拆了箱，只剩两件还在等清关。
“清关那边怎么说。”
“卡在海关了。”他耸耸肩，“说缺一份文件。”
“什么文件。”
“作者授权书的公证副本。”他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陈说原件寄过来了，但还没到。”
我拿出手机，拨了陈老师的号码。
关机。
巴黎时间上午九点半，海城时间下午四点半。
我改拨江逾的。
响了三声，接起来。
“林栀？”
“陈老师手机关机。”
“她在飞机上。”他说，“去广州出差，刚起飞。”
“授权书公证副本在她那儿？”
“对。”他顿了一下，“出什么事了。”
“海关要。”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我问问顾沉。”
我愣了一下。
“问他干什么。”
“陈老师说过，她不在的时候紧急事务找顾氏那边。”他说，“你等一下，我找号码。”
他挂了。
我站在画廊门口，外面有人在遛狗，一只棕色的小型犬，跑几步回头看一眼主人。
手机响。
不是江逾。
“顾沉1”。
“授权书的事，我知道了。”
我握着手机。
“海关那边需要多久？”
“正常三天。急的话今天能出，但要有人送原件过去。”
“原件在陈老师那儿。”
“她上飞机前发了一份扫描件给我助理。”他说，“巴黎有顾氏的办事处，打印出来盖章，海关认不认要看他们。”
我挂了电话。
皮埃尔从里面探出头。
“怎么样？”
“等消息。”
下午两点，消息来了。
不是电话，是一个人。
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亚洲男人站在画廊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牛皮纸袋。三十出头，寸头，左耳有一道很浅的疤。
“林栀？”
“是我。”
他把纸袋递过来。
“顾总让我送来的。授权书，公章盖好了，中法文对照。”
我接过来。
“你是……”
“办事处的人。”他顿了顿，“顾总说，以后你在巴黎有什么事，直接打我这个电话。”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名字叫周锐。
“你是他什么人。”
“以前给他开过车。”他笑了一下，“现在管办事处。”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顾总说，你问什么答什么，不用瞒。”他顿了顿，“但有些事他让我别说。”
“什么事。”
“比如那幅画存了三年，比如那张病历纸，比如他去年十一月来巴黎那趟不是出差。”
我没说话。
他往后退了一步。
“授权书送到了，我走了。有事打电话。”
他走得很快，灰色大衣在街角转了个弯，不见了。
我低头看手里的牛皮纸袋。
封口没粘。
打开。
里面除了授权书，还有一张便签。
顾沉的笔迹。
“去年十一月来巴黎，是因为听说你要来看展。到的时候你感冒了，没出门。在酒店待了三天，回去了。”
我把便签折好，放进口袋。
授权书交到海关，那边说三天后取件。
皮埃尔松了口气，说这三天可以看看展馆附近的其他画廊，了解一下这边的市场。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都在外面走。
玛黑区、圣日耳曼、左岸。画廊一家一家逛过去，有的门面很小，推门进去却很深；有的只做预约制，按了门铃等半天才有人来开。
第三天下午，我在一家小画廊门口停下来。
橱窗里只有一幅画。
深蓝色，从浓到淡，像涨潮前一小时的海面。
和《潮痕》很像。
但左下角没有那行铅笔字。
我站在橱窗外看了很久。
有人从里面推开门。
一个白发老太太，穿黑色高领毛衣，戴一副细框眼镜。
“喜欢这幅？”
我的法语只会几个词。
她换成英语。
“这幅画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画的，三年前在我们这里展过一次。”她侧过身，“要进来看看吗？”
我跟着她走进去。
画廊很小，只有两间屋子。墙上挂着七八幅画，风格都不一样。她走到里面那间，从柜子里取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这是那年展览的画册。”
她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
是那幅画。
旁边印着作者的名字。
林栀。
我抬起头。
她看着我。
“这幅画的作者叫林栀。三年前一个中国人来订了这幅画，说她画得很好，想收藏一幅。订的时候画还没画完，他付了全款，等了一个月。”
她的英语很慢，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后来画送到了，他看了很久，说不是这幅。”
我看着她。
“不是这幅？”
“不是。”她指了指画册上的图，“他要的是另一幅。他说那幅叫《潮痕》，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画的，那幅不卖。”
她把画册合上。
“你认识他吗。”
我没说话。
她笑了一下。
“他那天在我这里坐了半个小时，一直看着窗外。我问他在等谁，他说等一个还不知道自己被他等的人。”
她顿了顿。
“是你吧。”
窗外有人在遛狗，那只棕色的小型犬跑过去，又跑回来。
我看着那本合上的画册。
封面上印着那家画廊的名字，和橱窗里那幅画一样。
“他后来买了那幅画吗。”
“没有。”她说，“他说那幅不是他要的。他要的那幅，在一个人手里，那个人还不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你认识他吗。”
我看着她的背影。
“认识。”
她转过身。
“那幅画他等了三年。你呢，让他等了多久。”
我没回答。
走出那家画廊，天已经快黑了。
街灯亮起来，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投下一团一团暖黄的光。
我站在路边，拿出手机。
“顾沉1”。
打了几个字，删掉。
又打了几个字。
发出去。
“你去年十一月来巴黎，是来等我的？”
三分钟。
五分钟。
七分钟。
手机震。
“是。”
我看着那个字。
街灯的光在脚下一晃一晃。
“那三天我在酒店感冒，没出门。”
十二秒后。
“知道。”
“怎么知道的。”
“你每天下午三点出门扔垃圾，穿同一件灰色羽绒服，在门口站两分钟再回去。第三天没出来，第四天也没出来。”
我握着手机。
“你在我酒店对面。”
“是。”
“住了三天。”
“是。”
“每天看我扔垃圾。”
二十秒后。
“是。”
风从街角吹过来，很冷。
我打了很久的字。
最后发出去的是三个字。
“你傻不傻。”
十五秒后。
“傻。”
又过了十秒。
“三年都傻了，不差那三天。”
我站在路灯下。
远处有地铁经过，轰隆隆的声音从地底传上来。
手机又震。
“授权书拿到了吗。”
“明天。”
“清关还顺利吗。”
“顺利。”
“那就好。”
光标闪了很久。
最后一条。
“巴黎冷，那件灰色羽绒服你带了吗。”
我看着这行字。
带了。
三年前林栀买的，优衣库基础款，穿过三个冬天。
他来巴黎那次，她穿的应该就是这件。
他看见的也是这件。
我没回。
把手机放进口袋，往回走。
经过那家面包店，橱窗里还亮着灯，可颂摆得整整齐齐。
我推门进去。
买了一个。
咬第一口的时候，手机震了。
“顾沉1”。
“可颂好吃吗。”
我停下来。
看向窗外。
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车窗没贴膜，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
灰色大衣。
那个距离看不清脸，但我认得那个轮廓。
他坐在那里。
没下车。
没按喇叭。
就那么坐着，像等了很久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