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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两把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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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我的人生发生剧变。
不是慢慢地变,是“咔嚓”一声,像一根骨头被人一脚踩断,干脆利落。
从命理上说,是换大运了。那个从我五岁起就一直填实着年柱空亡的好运,像一辆到站的公交车,毫不留情地开走,把我一个人扔在站台上。
从生理上说,我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像一棵被催熟的植物,莫名其妙地抽条,莫名其妙地冒出发育的迹象。
但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
对我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两把刀。
一把刀,是我妈。另一把刀,是我的初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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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我妈。
差不多从我上初中起,她的病就越来越重了。
如果以前,还能勉强说她只是情绪不稳定,一会儿哭一会儿骂。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她会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自言自语,甚至能说上一整天。有时候说着说着笑起来,笑得人头皮发麻;有时候说着说着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我躲在房间里,听着那些声音,不知道自己该出去,还是该永远躲着。
她的妄想症也越来越严重。
有一回周末,我坐公交车回家,不小心把洁面乳弄丢了。就这么点事儿,她知道了之后,暴跳如雷。她一口咬定,是班上一个姓张的同学偷的——没有任何证据,就咬死了是人家。她扬言要去学校打那个同学,我吓得跪下来求她,她才作罢。
但那只是开始。
那两年,我最怕的,是回家。
不是怕挨骂。骂已经骂习惯了。是怕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的压抑感。她看我的眼神,有时候像看仇人,有时候像看陌生人,很少像看自己的女儿。我在那个家里,活得像个借住的客人,随时可能被赶出去。
我开始有了偏头痛的毛病。常常莫名其妙就疼起来,太阳穴那儿突突地跳,像有人在脑子里敲鼓。我不知道吃药,也不知道跟谁说,就那么硬挺。疼得厉害了,就躺在床上,拿枕头压住半边脸,等着它自己过去。
每周回家那两天,就是地狱模式。
一开始我还盼着赶紧返校。
可学校,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那所中学,是全省出了名的贵族学校。
除了我这种靠国家级比赛获奖进来的,剩下的,全是家里花三十万塞进来的。全校老师,一个比一个势利眼。谁爸妈是干什么的,谁家住哪个小区,谁家开的什么车,他们能倒背如流。自己的课上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家长有没有本事,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忙。
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是这群人里的“翘楚”。
一个刚结婚一年的男人,二十五六岁,油腻,胖,脸上永远挂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笑。那年他老婆怀孕了,挺着肚子在家待产。他呢,把目光投向了我。
班里有背景的同学他不敢动。那些家长开着豪车来接的,他见了都要点头哈腰。
自习课的时候,他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站在那儿,一站就是一整节课。他就坐在沙发上,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下课铃响,他说“回去吧”,我就回去。
那时候不懂这叫什么事。只知道每次被叫去,心里不舒服,但又说不上哪里不舒服。后来才明白,那种“不舒服”,是因为你明知道自己被当成了一个东西,一个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
还有的时候,他让我打扫办公室。放学之后,别人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那儿扫地、擦桌子、倒垃圾。他坐在旁边,看我干活,偶尔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扫完了他点点头,我就走。
从始至终,没有什么真正“出格”的事。没有动手,没有过分的言语。他就是用这种“什么都没做”的方式,让我难受了三年。
初二初三那两年,我的面前是两把刀。
回家,是我妈那把我熟悉的刀——从小到大,我早被它割习惯了。
回学校,是班主任这把新的刀——每一刀下去,都割在我想都没想到过的地方。
可我无处可逃。
我只能硬扛。扛到周末回家,扛到周一返校,扛到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扛到心里的那个自己,一点一点碎掉。
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挨刀。不是这把,就是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