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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第五十章 补课表 春节前夕, ...

  •   春节前夕,从北方奔过来的寒风,像钝刀子似的,刮着省城高楼玻璃幕墙外的天空。李海洋站在暖气开得充足的宾馆房间里,望着楼下缩成玩具大小的车流,脑袋里还是上午省人代会分组审议时,自己提议案建议发言的情景。

      他手中拿着打印好的几个议案;《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议案》《关于调整并提高教师教龄津贴的议案》《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议案》《关于加强对皖北人口大县加大高中教育资源投入的议案》,准备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采访休息间隔,在聊天的时候,电视台人大专题摄制组的摄影记者安金华告诉李海洋:在减负的大背景下,省城的中小学校已经接到教育主管部门通知,非毕业班周末严禁上课。安记者脸上没有了镜头前的职业性沉稳,眉宇间锁着一股化不开的愁。那愁,李海洋在太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祖辈脸上见过,此刻出现在一个省城资深媒体人脸上,显得有些突兀。

      因为多年的采访,安金华已经和李海洋成为很好的朋友。“海洋,”安金华的声音有些沙哑,他递过来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这是我女儿安好,在读初二,这个周末的安排。您看看。”李海洋接过那张对折的纸,然后认真展开。这张 A4 纸上,是一个横平竖直的表格,时间单位精确到五分钟一格。

      清晨六点起床,五分钟洗脸刷牙,然后“英语听力”;六点半,早餐同时(同步听古诗词音频);七点整,出发到赛格大厦参加“物理竞赛班”,七点半准时到达;九点半,到恒韵教育参加“数学冲刺班”……一格一格,密密麻麻的黑色宋体字,像蚂蚁,爬满了从日出到深夜的每一个缝隙。午饭和晚饭时间旁,用小一号的字标注着“(可同步复习本周知识点)”。晚上九点五十,最后一个格子,“数学竞赛真题(一套)”,终点是深夜十一点,上床休息。

      李海洋感觉这简直是一张作战地图,或者说,一份竞赛执行表。这薄薄的一张纸,沉得让他手腕发坠。“五个培训班,分布在城南城北。”安金华的声音像在磨损的砂纸上摩擦,“她妈妈陪着,像赶场子。她自己经常在楼下啃着两块钱的面包,而女儿在楼上听着三百元一节的课。中午……中午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下午两点半开始的作文培训班附近,吃饭,然后就近找个宾馆,开个钟点房,让她能睡半小时午觉,洗个澡。然后完成一半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她妈说,一整天,只有开着淋浴莲蓬头的时候,孩子才能……才能一个人待会儿。”

      李海洋的目光,死死钉在纸上“洗澡(宾馆钟点房)”那一栏。他眼前的文字,化作了一帧帧画面:宾馆卫生间哗哗的水汽蒸腾,一个瘦小的身影蜷曲在地板砖上,水流开到最大,滚烫地砸在皮肤上,却砸不穿那层无形的、名为“期望”的厚茧。女孩的啜泣声被放大的水声吞没,那才是唯一合法的、不被计时的独处。

      李海洋内心掀起了滚滚波涛。他想起自己的议案《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议案》,关于“减轻学业负担”“优化教育投入”的建议,此刻被这张补课表钉在了墙上,每一个字都在发出无声的、尖锐的嘲笑。他们这些代表,坐在会场里,讨论着、建言着,义愤填膺呐喊着“减负”,而会场外,正在有一套完整而严谨的逻辑,论证实施着如何把孩子们推向更精密、更残酷的赛道。

      李海洋说:“一定非要这样做吗?”

      安金华说:“大家都在这样做,身不由己啊!我们家长把积蓄用尽了,把时间搭上了,就是不愿意孩子被淘汰。我老婆说,女儿将来不成功不孝顺,我活着也没意思了。”

      李海洋久久没有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份准备提交的议案打印稿,纸张边缘有些毛糙了。“减轻学生负担”“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这些他反复推敲过的词汇,此刻摸上去,只剩下一种虚浮的、不切实际的凉意。

      安金华看着他铁青的脸色,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尽了所有中年父母的无奈与挣扎:“海洋,不瞒您说,有时候我看着孩子临睡时的那张小脸,眼底下都有红血丝的。我就想,我们这么逼她,到底是为了她好,还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心里那点‘尽力了’的安慰,或者,干脆就是怕,怕她掉队,怕我们当父母的失职?”

      怕。这个字像一颗冰冷锐利的子弹,射入李海洋的胸腔。房间里只剩下中央空调低沉的送风声。窗外的省城,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勾勒出一个繁荣而忙碌的世界的轮廓。但那五彩缤纷的光,透不过这张薄纸所构筑的、密不透风的囚笼。李海洋慢慢抬起头,看向窗外。他想起了皖北老家空旷的田野,想起自己像女孩安好这么大时,在田埂上追逐蜻蜓时,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好像隔了一个世纪。他把那张沉重的补课表,对折,再对折,仿佛想把它折成一个可以藏起来的秘密,或者一个随时能提醒自己的烙印。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了自己那份写着“议案”的文件袋里,和那些打印工整的官方文字紧贴在一起。手指在文件袋光滑的表面上停留了很久,微微颤抖。他知道,明天,人大代表分组讨论的会议还要继续。

      省城人大会议结束,李海洋刚踏进家门,放下行李,母亲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声音里带着家常的暖意:“海洋啊,快过来,你小姨家的张全回来了,过来陪客。”

      李海洋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精干的退伍小伙子形象。他知道这个表弟在上海干得风生水起。就在不久前,他还在顺昌师范大学给大四学生做就业讲座时,特意把张全到上海打工的成功典型案例援引过:从部队退伍后,他没像有些人那样茫然失措,而是回到泉河县职业技术学校踏踏实实接受了就业培训,然后跟着一群同村的农民工去了上海。从一名普通小区保安做起,凭借在部队养成的那股子精气神,值班时精神饱满,身姿笔挺;嘴里有话,眼里有活;看见小区老人提着米面就抢着送上楼。下班后还不闲着,提着水桶抹布免费给停泊在小区的汽车清洗。那股真诚和勤快,与其他保安那种麻木、松垮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赢得了小区居民的普遍好感。“有困难,找张全”的标语都挂了起来。连绵不断的表扬信、锦旗,也让他获得了集团领导的重视。他的职位也进入上升通道:小区保安队长、片区保安经理、集团保安总监……更难得的是,他忙里偷闲,硬是啃下了保安、物业、绿化、消防等一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收入也水涨船高,竟也在房价高企的上海市区和泉河县城、顺昌市区都购买了楼房,成了老家人传颂的靠打工当保安“混出来了”的成功人士。

      饭桌上,气氛热络。小姨和姨父脸上洋溢着对儿子的喜爱和骄傲,母亲则不停地给张全夹菜。张全比几年前更显沉稳,但眼神里的那股精气神没变。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上海的见闻,物业管理的门道,消防安全的细节,言谈间充满了对未来的规划和自信。聊着聊着,张全忽然把话题转向李海洋,带着几分好奇和亲戚间特有的直率:“哥,你这都当校长了,又是省里的人大代表,一个月工资得多少钱啊?”

      李海洋笑了笑,没什么遮掩:“五千多吧。”

      这个数字一出口,张全“嚯”地一下站了起来,动作快得带倒了身后的椅子,他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和替李海洋不值的激动:“五千多?哥!你这…你这太屈才了!马上辞职!跟我一起到上海干!别的不说,到我那边,我给你开一万二!起步!”

      他话音未落,旁边他父亲,李海洋的姨父,已经黑着脸,照着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力道不轻,带着庄稼人的实在和父亲的威严:“你个浑小子!胡咧咧啥!你哥是优秀教师,是大校长,是省人大代表!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是参政议政的!能跟你一样去当保安?不知道天高地厚!喝点马尿就满嘴跑火车!”

      张全捂着后脑勺,讪讪地坐下,嘴里还小声嘟囔:“我那不是保安总监嘛……再说,我是说真的,哥这能力……”桌上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李海洋看着表弟那副委屈又不服气的样子,还有姨父那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

      省城那张精确到分钟的补课表,眼前表弟凭技术和管理能力挣来的高薪和自信,以及自己那份沉甸甸却似乎与现实有些脱节的议案……种种画面交织碰撞。他端起酒杯,脸上露出一丝旁人难以捉摸的苦笑,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对张全,也是对满桌子愕然的亲人说:“姨父,别批评他。说不定啊……哪天我还真就去上海,跟着张全弟弟干了呢。”这话一出,饭桌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连张全都忘了揉后脑勺,呆呆地看着他。母亲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小姨和姨父交换着惊疑不定的眼神。只有李海洋自己知道,这句看似玩笑的话里,藏着多少从省城带回来的、无法轻易与人言说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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