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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也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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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时候,易渺收到了第三张贺卡。
那天他下班回来,走到门口,看见地上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之前两次一样,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的名字和这个城中村的地址。他蹲下来捡起信封,手指摸到纸面的纹理,比前两次厚了一点。他走进房间,开灯——灯泡终于换了,是林小满帮他从便利店拿的,她说“你再不换灯泡我就天天来烦你”。灯亮了,白光照在桌上,照着那本散架的《植物图鉴》和那两封已经拆开的信。
他拆开第三封。里面是一张贺卡,封面是一片春天的田野,嫩绿色的,远处有几棵树,树上有白色的花。他打开,里面还是那行字迹,工工整整,每一笔都很认真。但这回比前两次写得多。
“三月了。江城的路边开了早樱,白色的,很小一朵,风一吹就落。我拍了照片,但不知道发到哪里。我想过很多次,你是不是换了号码,是不是不用那个微信了。但我还是每个月寄一张。我怕你收不到。又怕你收到。更怕你收到了,不知道该不该回。”
易渺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贺卡放在桌上,和前面两张并排放着。海,夜空,春天。三张贺卡,三个月,三行字变成了几行字。他坐下来,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低着头,盯着桌面。木纹的纹路在灯光下一条一条的,像他手上的口子,像他腿上的静脉曲张,像他睡不着的时候在天花板上看到的那道裂缝。他想起宋浸写的话——“我怕你收不到。又怕你收到。更怕你收到了,不知道该不该回。”
他不知道该不该回。他已经回了第一张。那张贺卡背面的字歪歪扭扭的,他写了“这里不下雪,但我收到你的贺卡了”,塞进邮局的门缝里,不知道有没有寄到。他没有收到回音。也许寄丢了,也许宋浸收到了但不知道该回什么,也许——也许宋浸在等他回第二张。但他没有回第二张。不是不想回,是他不知道说什么。说“我还在这里”,说“我还在洗碗”,说“我还在咳血”,说“我还没有死”?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灯泡亮了之后,那道裂缝又出现了。它还在,从这头延伸到那头,没有变长,也没有变短,只是停在那里,像一道疤。他伸出手,在空气中描那道裂缝的形状,从这头到那头,手指划过虚空,什么都没碰到。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那里有第三张贺卡,他把它塞进口袋里带进来了,贴着心脏的位置。
他闭上眼睛。三月了。江城的路边开了早樱。他想起江城的春天。想起学校门口那条路上种着一排樱花树,三月末的时候会开花,白色的,粉色的,密密匝匝地挤在枝头,风一吹就落,落在地上,落在自行车车筐里,落在行人的肩膀上。他想起有一年春天,他站在那排樱花树下等喻淮——不,不是等喻淮。是等宋浸。那是高三的春天,他和宋浸已经在一起了。他们约好一起回家,他站在树下等,宋浸从教学楼里跑出来,跑到他面前,耳朵红红的,说“等很久了吧”。他说没有。宋浸看着他,伸出手,把他头发上沾着的花瓣拿掉。那是一片樱花花瓣,粉白色的,小小的。宋浸没有扔掉,把它放进了口袋里。
易渺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像一条干涸的河,像一道愈合的疤,像一条他不敢走的路。他躺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浅蓝,从浅蓝变成灰白。然后他坐起来,走到桌边,拿起那支笔帽裂了的笔。笔芯里的墨水已经不多了,他写几个字就要划几下才能出水。他拿起第三张贺卡,翻到背面。
他写了一行字。写得很慢,比第一张还慢。因为他要等墨水出来,等手不再抖,等他把那句话想清楚。写完之后他看着那几个字,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比第一张好不到哪里去。但他没有重写。他把贺卡折起来,放进信封里,在收件人那栏写上那个名字和那所大学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把信封带上了。走到路口,邮局还没有开门。他把信封从门缝里塞进去,听到它落在地上的声音,轻轻的,和上次一样。然后他转身,走到早餐店门口。
“两个包子,豆浆一杯。”
他站在店门口吃包子,喝豆浆。天边开始泛白。他每天看着这个过程,从冬天看到春天。天白得越来越早了。包子还是那个味道,豆浆还是那个温度。他吃完,走到路口等公交车。首班车五点十分。他站在站牌下面,把手插进口袋里。胸口那个口袋是空的——贺卡寄走了。但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硬的,圆的,小小的。他愣了一下,掏出来看。
是一颗糖。柠檬糖。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不知道是谁放的。也许是林小满,也许是他自己——他记不清了。糖纸已经皱了,边角磨损了,上面的字迹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是柠檬味的。他站在站牌下面,把那颗糖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糖纸在晨光下闪着细碎的光,黄色的,亮亮的,像一颗被遗忘了很久的星星。
他没有吃。他把糖放进口袋里,放在最深处,和那些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口袋放在一起。但今天口袋不是空的了。有一颗糖。有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皱巴巴的、过期了也许的柠檬糖。
公交车来了。他上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开动的时候,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那颗糖,一直摸到餐厅门口。
四月的时候,易渺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不是贺卡,是明信片。没有信封,直接塞在门缝下面的。正面是一张照片——一棵树,开满了花,粉白色的,绒球似的。是合欢树。合欢花开了。他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写着字。还是那个字迹,工工整整。
“四月了。合欢花开了,比去年早。我站在树下,想起你以前说,合欢花的花语是言归于好,和永远恩爱。我站了很久。路过的人看我,可能觉得我疯了。但我只是在想,你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耳朵红了。你每次耳朵红的时候,我都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在害羞。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想看你多红一会儿。易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到这张明信片。也许五月,也许六月,也许永远不会。但我还是写了。我还是寄了。我还是在等。”
易渺站在门口,把那张明信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正面是合欢树,背面是那些字。他把明信片贴在胸口,靠在门框上。四月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已经不冷了,带着一点潮湿的、泥土和植物的味道。春天来了。木槿花还没开,但合欢花开了。比去年早。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风停了,久到巷子里的灯亮了。
他走进房间,把明信片放在桌上,和前三张贺卡放在一起。海,夜空,春天,合欢。四张了。他把它们排成一排,一张一张地看。看到第三张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第三张的背面他写了字,寄出去了,但他留了一个底——他用手机拍了照。他打开手机,翻到那张照片。字迹歪歪扭扭的,墨水断断续续的,但他写的那句话还在。
“我也在等。”
四个字。他只写了四个字。他回第一张贺卡的时候说“这里不下雪,但我收到你的贺卡了”。那是告诉他——我还在。他回第三张贺卡的时候说“我也在等”。那是告诉他——我知道你在等我,我也在等你。
他没有回第二张,没有回第四张。但他在等。每一天都在等。等邮差把信塞进门缝的声音,等那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地上的身影,等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告诉他——我还在。我还在写。我还没有忘。
他坐在床边,把那四张贺卡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拿起那支笔,笔芯已经彻底没墨了,划了好几道都划不出字来。他翻抽屉,找到一支圆珠笔,蓝色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他在第四张明信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他把明信片放在桌上,和那四张放在一起。他没有寄出去。这张他没有寄。他把它留下来了。留给自己。
那行字是——“今年木槿花开的时候,我会在。”
五月的第一天,易渺辞了工作。老板看了他一眼,说:“要走了?”他说:“嗯。”老板说:“去哪?”他说:“回去。”老板没有问回哪去,从柜台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个月的工资,给你结了。”易渺接过来,说了声谢谢。老板又说:“你是个老实孩子,以后别把身体搞垮了。”易渺点点头,把工作服叠好放在柜台上,推开门走出去。
他站在餐厅门口,五月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暖的。他在这家餐厅洗了将近一年的碗,从夏天洗到春天,从穿着T恤都嫌热的日子洗到穿着外套还嫌冷的日子。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全是疤,好了又裂,裂了又好,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茧。他把手翻过来,看着掌心。掌心里有一条线,很长,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路。他握了握拳,把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有那颗柠檬糖。他一直没有吃。糖纸已经很皱了,边角磨得发白,但他还是舍不得吃。他把糖攥在手心里,转身往住处的方向走。
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林小满站在门口。她穿着工作服,扎着马尾,看见他,愣了一下。“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辞职了。”
林小满瞪大了眼睛。“辞职了?你要走了?”
“嗯。”
“去哪?”
易渺沉默了一下。“回去。”
林小满看着他,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那……你路上小心。”
“嗯。谢谢你,林小满。谢谢你的饭团,谢谢你的咖啡,谢谢你帮我垫的医药费。”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沓钱,“这个还你。”
林小满看着那沓钱,没有接。“你不用这么急——”
“还你。”他把钱塞到她手里,“剩下的,等我以后赚了钱再还。”
林小满攥着那沓钱,眼眶红了。“你这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哑,“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事都算得这么清。帮你是我想帮你,不是要你还的。”
“我知道。”易渺说,“但我还是要还。”
林小满看着他,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吸了吸鼻子。“那你走了以后,还会回来吗?”
易渺想了想。“不知道。”
“那你到了那边,给我发个消息。”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林小满看着他,忽然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笑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蹲在后门台阶上吃馒头,瘦得跟个竹竿似的,我以为你活不过冬天。”
易渺没有说话。
“但你活下来了。”她说,“你活到了春天。现在你要走了,要去——”她没有说下去,只是看着他,笑着,哭着。“走吧。别回头。”
易渺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过头。林小满还站在便利店门口,看着他。他冲她挥了挥手。她也冲他挥了挥手。然后他转身,走进巷子,没有回头。
回到住处,他开始收拾东西。东西很少,几件换洗衣服,一双鞋,那本散架的《植物图鉴》,四张贺卡,一张明信片,一颗柠檬糖。他把衣服塞进书包,把鞋绑在书包外面,把那本书用橡皮筋箍好,放进书包最里层。他把那四张贺卡和那张明信片叠在一起,夹在书页之间,和那封没寄出去的信放在一起。他把那颗柠檬糖放进口袋里,最深处,和那些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口袋放在一起。
他站在房间中间,看着这个他住了将近一年的地方。三百块一个月,窗户对着墙,白天也要开灯。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墙上的那块水渍,形状像一朵花,像一朵谢了的花。他在这里躺了无数个夜晚,在这里咳血,在这里哭,在这里抱着那本书蜷成一颗种子的形状。现在他要走了。
他背起书包,走出门。没有回头。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他站在那里,看着这条他走了无数遍的巷子。白天是黑的,晚上也是黑的,只有墙,只有灯,只有野猫翻垃圾桶的声音。他在这里从一个夏天走到另一个春天,从穿着T恤都嫌热的日子走到穿着外套还嫌冷的日子。他走出来了。
他转身,往火车站的方向走。走到路口的时候,他经过那家早餐店。老板娘在揉面,看见他,喊了一声:“今天怎么这么晚?包子都要凉了。”
易渺停下来,看着她。“我要走了。”
老板娘愣了一下。“去哪?”
“回家。”
老板娘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笑了笑,从蒸笼里拿了两个包子,用塑料袋装好,递给他。“拿着,路上吃。”
“多少钱——”
“不要钱。”她说,“你在我这儿吃了一年的包子,天天两个包子一杯豆浆,风雨无阻。我见过你咳血的样子,见过你瘦成竹竿的样子,见过你站在路口等车的时候发呆的样子。我一直想跟你说——孩子,日子会好的。但你每次都走得太快,我追不上。”
易渺站在路口,手里捧着那两个包子,热乎乎的,烫得掌心发红。他看着老板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走吧,”老板娘说,“别误了车。”
易渺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听到老板娘在身后说了一句:“到了家,好好吃饭。”
他没有回头。但他点了点头。他知道她能看到。
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五月的阳光照在站台上,照在铁轨上,照在那辆往北开的列车上。他买了一张票,最便宜的,硬座,终点站是江城。他坐在候车厅的椅子上,把包子吃了。还是那个味道,皮有点厚,馅有点咸。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到米粒都碎了才咽下去。吃完他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背起书包,走向检票口。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城市往后退。退过那片他洗碗的餐厅,退过那家林小满上班的便利店,退过那个他寄信的邮局,退过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巷子,退过那间三百块一个月的房间。他看着它们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变成模糊的色块,变成地平线上的一条线,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空气。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颗糖。他把它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糖纸已经很皱了,边角磨得发白,上面的字迹模糊了,但他还是能看出那是柠檬味的。他看了很久,然后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酸的。酸得他眯起眼睛。但后面是甜的。和很久以前一样。一样的酸,一样的甜。他把糖纸叠好,放进口袋里,和那些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口袋放在一起。但今天口袋不是空的。有一颗糖,有一张糖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一句“我在等”。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五月的田野是绿色的,麦子长得很高,风一吹就翻起一层一层的浪。远处有树,开满了白色的花,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花,但他觉得很好看。他看着那些花,想起木槿。白花重瓣木槿,花期七月到十月。现在是五月,还有两个月。两个月。他等得起。
火车开了很久,从白天开到傍晚,从傍晚开到黑夜。他坐在硬座上,没有睡着,但他也没有醒着。他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那间教室,靠窗的倒数第二排,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看到那本《植物图鉴》,旧书店,三块钱。看到那张便签纸——“你想告诉我什么?”看到那颗柠檬糖,放在桌上,亮晶晶的。看到那件外套,盖在他身上,白色的,领口内侧写着两个字。看到那个黑色笔记本,密密麻麻的字,四百多天,四百多条。看到那枚戒指,银色的,细细的,内壁刻着两个字——渺和浸。
他睁开眼睛,窗外是黑的,车厢里的灯亮着,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低声说话。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糖纸。它还在。他把糖纸拿出来,借着车厢的灯光看。糖纸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黄色的,亮亮的,像一颗星星。像第二张贺卡上的那颗星星,最亮的那一颗,在正中间,银色的。他把糖纸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火车在凌晨四点到了江城。他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天还没有亮,路灯亮着,风从北边吹过来,冷的。他穿着一件三十五块钱的外套,领口很大,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但他没有缩脖子。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个他离开了将近一年的城市。它没有变。一样的火车站,一样的广场,一样的路灯,一样的风。但他变了。他瘦了,黑了,手上全是疤,口袋里只有一颗糖和一张糖纸。他回来了。他背着那个破书包,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在凌晨四点的寒风里,等他人生中第一辆回家的公交车。
五点十分,首班车来了。他上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开动的时候,他看着窗外的城市。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建筑物一栋一栋地往后退,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他认识这些路,认识这些楼,认识这些树。他在这座城市活了十八年,走了将近一年,现在回来了。车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他透过车窗看了一眼。校门关着,路灯照着那几个字,江城市第一中学。他看不到合欢树,但他知道它们在。在操场外面的围墙边,种着一排,五月的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花了。车开过去了,他没有叫停。他只是看着那个校门消失在车窗后面,然后回过头,看着前面的路。
车停了。他下车。站在那个巷子口。他走了将近一年,现在又站在这里了。路灯还亮着,和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走的时候是白天,现在是凌晨,但他认得出那盏灯。他站在那里,看着巷子深处。他家的门在巷子尽头,他走的时候没有关,虚掩着。他不知道那扇门现在还开着没有。他走进去,一步一步地走,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一深一浅,一轻一重。他走到门口,停住了。
门关着。不是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门关着,锁着,上面贴着一张新的春联,红色的,已经褪色了。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敲了三下。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他站在门口,把手放下来。他忘了——他妈不在。他妈走了,不知道回来了没有,不知道还住不住在这里。他什么都没有了。连这扇门都不是他的了。
他转过身,靠着门,滑坐在地上。书包背在身后,硌得背疼。他没有动。他就那样坐在门口,在凌晨四点半的巷子里,等着天亮。天慢慢亮了,从深蓝变成浅蓝,从浅蓝变成灰白,从灰白变成橘红。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巷子口,照在那盏路灯上,照在他身上。他坐在那里,坐了一整夜。
巷子里有人出来了。一个大妈提着一袋垃圾,看见他,吓了一跳。“你是谁啊?坐在这里干嘛?”
易渺抬起头,看着她。“我住这里。”
“你住这里?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走了很久了。刚回来。”
大妈看着他,看了很久。“你是……老易家的孩子?”
“嗯。”
“哎呀,”大妈把垃圾袋放下,“你妈搬走了。你不知道?”
易渺的手指紧了一下。“搬去哪了?”
“不知道啊,年前就搬了。你爸也回来了,两个人一起搬的。好像去了南边,具体哪里我也不清楚。”
易渺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爸回来了。他妈搬走了。他们一起走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走了将近一年,换了城市,换了工作,换了身份,把自己变成一个洗碗的机器,咳血,晕倒,瘦成竹竿,活成一个笑话。而他爸回来了。他妈搬走了。他们一起走的。他们不需要他。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他。他走了,他们没找过。他回来了,他们已经不在了。
“小伙子?”大妈看着他,“你没事吧?”
易渺抬起头,看着她。“没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背好书包。他的腿麻了,站不稳,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朝巷子口走去。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过头。那扇门关着,锁着,贴着一张褪色的春联。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去哪里。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他站在路口,手里攥着那颗糖纸,站在五月的阳光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他身上,暖暖的。但他觉得冷。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从心里面漫上来的冷。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易渺。”
他愣住了。那个声音,他听了一年。在梦里听过,在洗碗的时候听过,在咳血的间隙听过,在睡不着的时候听过。他转过身。
巷子口站着一个人。白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背着双肩包。手里没有拿咖啡,没有拿热可可,什么都没有拿。只是站在那里,站在五月的阳光里,站在合欢花落满的地上。是他。宋浸。
易渺看着他,看着他站在阳光里,看着他眼睛下面的黑眼圈,看着他比以前瘦了一点,看着他的头发比以前长了一点,看着他站在那里,看着他。
宋浸走过来。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看了很久。看着他的瘦,看着他手上的疤,看着他锁骨下面的坑,看着他眼眶下面的青,看着他口袋里露出来的糖纸的一角。他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他只是看着易渺,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你回来了。”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是肯定句。是他说了无数遍、等了无数天、寄了无数张贺卡之后,终于可以说出口的一句话。
易渺看着他,看着他红了的眼眶,看着他站在阳光里,看着他在等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你,想说我在等,想说我也在等。但他说不出来。他的喉咙被堵住了,被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被那些没寄出去的信,被那些烂在纸页之间的字,堵得死死的。他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五月的阳光里,站在合欢花落满的地上,站在宋浸面前,点了点头。
宋浸看着他点头,笑了一下。眼泪掉下来了。他没有擦,就那样笑着,哭着,看着易渺。然后他伸出手。不是拥抱,不是牵手,只是伸出手,把手掌摊开,放在易渺面前。掌心里有一枚戒指。银色的,细细的,内壁刻着两个字。渺和浸。
易渺看着那枚戒指,眼泪掉下来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那颗糖纸。皱巴巴的,边角磨得发白,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他把糖纸放在宋浸掌心里,和那枚戒指放在一起。宋浸低头看着那颗糖纸,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戒指拿起来,拉起易渺的手,戴在他的无名指上。还是有点松。但比上次好一点了。易渺瘦了,手指也瘦了,戒指比以前更松了。但宋浸没有说拿去改。他只是握着易渺的手,把戒指和手指一起握在手心里。
“有点松。”宋浸说。
“嗯。”
“会掉吗?”
“不会。”易渺说,“我攥着。”
宋浸看着他,笑了一下。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笑得很真,很轻,和很久以前一样。“你瘦了好多。”
“嗯。”
“手也破了。”
“嗯。”
“你吃了很多苦。”
易渺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不想说那些苦。不想说咳血,不想说晕倒,不想说三百块的房间,不想说冷水里的手,不想说那些睡不着觉的夜晚。他什么都不想说。他只想站在这里,站在五月的阳光里,站在合欢花落满的地上,站在宋浸面前。
“宋浸。”
“嗯?”
“我收到你的贺卡了。”
“我知道。”
“每一张都收到了。”
“我知道。”
“我也在等。”
宋浸看着他,眼泪又掉下来了。但他没有擦,只是握着易渺的手,站在阳光里,站在合欢花落满的地上。“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两个人站在巷子口,站在五月的阳光里,站在合欢花落满的地上。花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落在肩膀上,落在握在一起的手上。谁都没有拍掉。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花的味道,甜的,淡淡的。易渺抬起头,看着头顶的合欢树。粉白色的绒球挂满了枝头,风一吹就落,落在地上,落在他们身上。
“合欢花开了。”他说。
“嗯。”宋浸说,“比去年早。”
“你说过了。在明信片上说的。”
“你还记得。”
“我记得每一张。”易渺说,“海,夜空,春天,合欢。四张。”
宋浸看着他,眼眶又红了。“我寄了五张。”
易渺愣了一下。
“第五张还没到。”宋浸说,“我昨天寄的。你可能要过两天才能收到。”
“写了什么?”
宋浸看着他,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叠好的,方方正正的。他把它展开,递给易渺。是一张便签纸。不是贺卡,是便签纸。和高中时他用的一模一样,白色的,方形的,边角有点卷。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工工整整,每一笔都很认真。
“五月了。合欢花开了。我还在等你。如果你不回来,我就一直等。等到木槿花开,等到合欢花谢,等到明年,等到后年,等到你回来。”
易渺看着那行字,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一片模糊的墨迹。他没有擦,就那样看着那些字被眼泪洇湿,看着它们模糊,看着它们化开,像那些烂在纸页之间的字,像那些没寄出去的信,像那些说了很久终于说出口的话。他抬起头,看着宋浸。
“我回来了。”他说。
宋浸看着他,笑着,哭着,点了点头。
“嗯。”他说,“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