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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达   火车在 ...

  •   火车在早上七点驶入贵阳站。
      党遇睁开眼,车厢顶灯泛着冷白的光,照亮悬浮的尘埃。对面座位上,一个民工蜷着腿打鼾,裤管卷到膝盖,小腿上蜿蜒着陈年的烫伤疤痕。车厢连接处挤满了人,行李塞满了每一寸空隙——蛇皮袋、化肥袋、用麻绳捆扎的纸箱。空气里混杂着汗酸、泡面和厕所飘来的氨水味。
      她看了眼手机:2007年8月12日,07:12。诺基亚的屏幕蓝光在昏暗里刺眼。把手机塞回牛仔裤口袋。一天一夜的硬座,脊椎像被一节节拆开又粗糙地拼接回去。行李箱卡在座位底下,轮子掉了一个,是昨晚在松江站转车时发现的。她试着拽了拽,箱子纹丝不动,被前后左右的行李卡死了。窗外,贵阳的灯光稀疏黯淡,像撒在山坳里的碎玻璃。月台湿漉漉的,反射着昏黄的灯光。穿蓝布衫的挑夫蹲在阴影里抽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广播里女声用贵州方言报站,尖锐短促,像刀片划开铁皮。
      动员会上,教育局领导把“西部计划”比作“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台下坐着百来个应届毕业生,有人眼神炽热,有人满脸倦怠。苏遇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派遣通知书——贵州省桃花镇中学,语文教师,服务期三年。纸张廉价,印刷粗糙,“桃花镇”三个字墨色不匀,像要化开。领导说:“你们是去点燃火种的。” 火种需要可燃物,她愿意去当点燃火种的薪材。
      出站口贴着各色手写广告:“盒饭”“住宿钟点房”“包车”。一个精瘦男人凑上来,眼皮上有道疤:“小妹去哪?”“桃花镇。”“八十,拼车,马上走。”她摇头,拖着箱子往汽车站走。轮子坏了,箱子底部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水泥地上积着夜雨的水洼,倒映着凌晨灰白的天。汽车站候车室里,长椅上躺着人,用编织袋当枕头。售票窗口前排着队,穿迷彩服的男人大声打电话:“……矿上要人,一天八十,包吃住……”墙上贴着泛黄的列车时刻表。角落里,一个老太太在剥煮鸡蛋,蛋壳碎在塑料袋里,蛋黄掉在地上,被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舔了。
      去镇上的大巴六点发车。车是九十年代的老式客车,挡风玻璃有放射状裂纹。司机是个黑脸汉子,在引擎盖上放了个搪瓷缸,里面泡着深褐色的茶末。座位海绵从破口处露出来,弹簧硌人。党遇选了靠窗的位置,把箱子塞在腿前。车子发动时,整个车厢都在颤抖。出城后,路开始盘旋上升。山不是绵延的,而是一根根拔地而起的石柱,像大地竖起的獠牙。植被浓密得发黑,偶尔露出红褐色的岩壁,那是水土流失后裸露的土壤,像溃烂的伤口。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的灯在明暗间切换,像老式放映机卡顿的胶片。每次进入隧道,耳朵都有短暂的失聪感,只听见引擎沉闷的吼叫。出隧道时,天光刺眼,车窗上反射出自己苍白的脸——眼下有青黑,嘴唇干裂起皮。前排有个女人吐了,用红色塑料袋接着。酸腐味飘过来,混合着柴油味。
      司机打开车窗,冷风灌进来,带着山间雾气特有的湿腥气。党遇把外套拉链拉到顶,还是有点冷,手机震动,李薇发来短信:“到哪了?那边怎么样?”她回:“在路上”三个字。然后关机。电池只剩一格电,充电器在箱子里。中午,车在一个路边店停下。司机喊:“吃饭上厕所,半小时!”店是木板搭的,门口挂着褪色的“饭店”招牌。厕所是屋后的旱厕,苍蝇嗡嗡地飞。苏遇要了碗素粉,三块钱。老板娘舀了一大勺红油:“要辣不?”她点头。粉是盘子粉,看起来像宽面,口感有点糙,汤上浮着厚厚一层辣椒油,带着几根木耳菜。她吃了几口,辣得胃疼,额头冒汗。旁边桌几个男人在喝早酒,用方言大声划拳,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重新上车时,她看见店后面拴着条黄狗,肋骨根根分明,正舔食泔水桶里溢出来的残渣。狗抬眼看了看她,眼神麻木。半小时后,天下起了小雨,车窗外雾蒙蒙的,远处山影浓如墨,奔流向远方,山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带着早上独有的凉,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独属于深山的气味——腐叶、湿土、还有隐约的柴烟味。车子在中午抵达桃花镇,镇子只有一街道,不到三百米长,两边的楼房矮矮的。摩托车比汽车多,突突的冒着黑烟。党遇手机有了信号,她收到陈校长的短信:“党老师,路上顺利吗?到了给我打个电话。”拨通号码,响了好几声才接,陈校长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党老师,到哪了?”“刚刚下大客车了,现在在车站这里。”“好,好,我马上来接你,你先找个地方避避雨”
      挂了电话,党遇看着太阳从云缝里面漏出来,街道被雨水冲得发亮,低矮的屋檐往下滴着水,有几家门口挂着招牌:王氏杂货、李记粉面、农机修理。街上没什么人,一只黄狗趴在路中间,看见车来,懒洋洋地挪到一边。
      “党老师?”一个穿灰色T恤的中年男人迎上来,四十岁上下,地中海,眼镜腿用胶布缠着,“我是陈艺才,桃花镇高中的校长。路上辛苦了。” 党遇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粗糙,掌心有厚茧,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陈校长拎起她的行李箱——轮子糊满了泥,已经转不动了。党遇有些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宿舍在学校里,我带你去。” 学校在镇子东头的小山坡上,要走一段上坡路。石板路滑,党遇几次差点摔倒。
      陈校长放慢脚步“小心点,这路下雨天特别滑”
      “学校有多少学生”
      “二百一十六个,三个年级。七个班级,加上你,现在有十二个老师,还有一些煮饭阿姨。平时呢,有七个老师住学校里面,大多数放月假才会回家。还有两个老师跟你一样是来支教的,不过现在是暑假他们回家了。”
      陈校长顿了顿,“本来有十三个,但李老师上学期结束就调走了。”“为什么?” “他爱人在县城医院查出病,需要人照顾,山里留不住人。”
      学校出现在眼前,两层的水泥楼,墙面斑驳,有些地方露出红砖。楼前有个土操场,两头立着木质篮球架,篮板上的油漆已经剥落。旗杆上的国旗湿漉漉地垂着。
      整个校园安静得过分,只有屋檐滴水的声音,啪,啪,啪。 “现在是暑假,学生不在。”陈校长推开教学楼的铁门,吱呀一声响。宿舍在教学楼后面,一栋两层木房,目光顺着陈艺才推开的房门看见屋内的情况十五平米左右。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衣柜。墙壁上糊的报纸,已经泛黄,有水渍的痕迹,像地图上的河流。窗户是木框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窗台上积着灰,有死去的飞虫尸体。
      “条件简陋。”陈校长有些不好意思,“厕所在楼后面,是旱厕。澡房也在那里,用水要去井里打,井在操场边上。” 苏遇把箱子放在地上:“挺好的。” 是真的觉得挺好——至少有四面墙,有屋顶,有床。王校长帮她生起了煤炉子。炉子摆在墙角,烟囱从窗户伸出去。蓝色的火苗蹿起来,煤烟味弥漫开来。
      “山里不太方便,平时电压不太稳。这两天食堂不开门,等学生来上课了,就在食堂吃饭,这两天你可以用炉子做饭,或者出去吃,我们这的粉很好吃的。”他演示着如何添煤、如何封火,“煤球要去镇上买,我给你先拿了一些。” “多少钱?我给您。”
      “不急。”陈校长摆摆手,“你先安顿。刚好明天赶集,你去镇上看看,买些必需品。这是外面大门和这间屋子的钥匙你拿着吧。”交代完这些他便离开了。
      苏遇在床边坐下。床板硬,铺着一层薄棉絮,有霉味。她打开箱子,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衣服、书、洗漱用品、一盒止痛药、一张福利院全家福。照片是去年春节拍的,照片里面的小朋友们都笑的很开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很长,后来剪了,为了省事。她把照片立在书桌上,盯着看了一会儿。李薇的笑容有些僵硬,常年照顾小孩子细纹早早的爬上了她眼角。她自己站在中间,穿着红色毛衣,那是李薇织的,针脚很密。照片里的那个人,和此刻坐在山区小学宿舍里的这个人,中间隔着的不仅是两千公里,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
      窗外彻底黑了。没有路灯,只有零星几家窗户透出的昏黄光点,像坠落在山间的星星。山里的夜静得可怕,不是城市里那种被各种噪音衬出来的静,而是真正的、厚重的、有压迫感的寂静。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血液流动的声音,听见时间一寸寸爬过皮肤。
      远处传来狗吠,一声,两声,然后在山谷间回荡,渐渐消失。接着是歌声,女声,清亮、高亢,用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言。旋律苍凉,像从很深的地方升起来,在山谷间盘旋,然后被夜色吞没。她后来才知道,那是苗族古歌,唱的是祖先迁徙的故事,唱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那一夜,她睡得断断续续。冷气从窗缝钻进来。她裹紧被子,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响亮。半梦半醒间,她想起大学时读《百年孤独》,里面有句话:“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 她现在明白了,寂寞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太多——风声、雨声、虫鸣、远处的歌声——所有这些声音都在提醒你,你是一个人。
      凌晨四点,她醒了,再也睡不着。摸黑爬起来,拉开灯。灯光昏昏暗暗,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她从行李箱里翻出日记本,翻开,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很久,最终只写下日期:2007年8月12日。然后她停住了。写什么?写这一路的艰辛?写此刻的孤独?写对未来一年的恐惧?语言太苍白,写什么都像矫情。她合上日记本,重新躺下。窗外,天边开始泛白,晨雾从山谷里升起,像大地缓慢的呼吸。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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