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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家的早晨 一九三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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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秋。
那天早饭桌上没有人先说话。
父亲江怀璋手里端着那份报纸，看了很久，然后把筷子搁在碗沿上，瓷器碰瓷器，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母亲沈玉兰坐在他对面，眼皮都没有抬，把那张报纸翻过去，扣在桌上，蛋花汤的热气从碗沿慢慢散开来。
我坐在窗边的位置，十六岁，手里攥着一双筷子还没动。
"吃饭。"母亲说。她的声音一贯是那种温柔的，不是软的那种温柔，而是被什么撑起来的，底下有骨头。
父亲没有动。他的目光落在那张扣着的报纸上。他知道里面写了什么，我也知道。厨房里阿莲收拾锅碗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今天早晨这栋房子里每一个声音都听起来格外清楚，像是空气里有什么东西绷紧了。
九月十八日，奉天。日本人炸了南满铁路，然后说是中国人炸的，然后以这个为由头把奉天占了。
两天，就两天。
我把那张报纸从母亲手边翻回来，重新看了一遍。
母亲这次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把它翻过去。她拿起汤匙，开始喝汤，动作和每一个普通的早晨没有任何区别。我坐在窗边，看着那些字，铅字印在薄薄的报纸上，墨色不算深，但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沉得很，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它们印下去的。
父亲书房里那些史书，我读过许多。秦末，明末，历朝历代的转折，那些记录下来的往事，读的时候总有一种遥远的感觉，是已经发生完了的事情。现在我坐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这个早晨，那种感觉第一次离我这么近，它在发生。就在这一刻，就在我还坐在这里喝蛋花汤，闻着厨房里葱油的气味，听着母亲汤匙碰碗的声音，它正在发生着。
"蕴白。"父亲忽然开口。
我抬头。
他指着那碗汤，说："凉了。"
我把报纸放下，端起碗，喝汤。汤已经有些凉了，葱油的香气散了大半，喝在嘴里是一种温吞的味道。我喝完，把碗放回去，母亲已经起身去厨房了，父亲坐在那里没有动，手边的报纸他最终还是翻回正面，重新看了一遍。
我后来一直记得那个早晨。不是因为它格外惨烈，恰恰相反，它太普通了，家里那张旧梨木桌子，磨得光滑的椅背，母亲白釉的汤碗，父亲翻报纸时指尖搭在纸页边缘的动作，这一切如此普通，但九一八那个消息就这样楔进了这个普通的早晨，让这个早晨从此成了我往后一生记忆里的一个节点。
我们家住在法租界，民国路附近一条安静的弄里，父亲祖上是浙江商人，到他这一代已经是正经的读书人家了。他藏书极多，光是书房就占了整整一间屋子，书柜从地摆到顶，历史、经学、近年的政论都有，还有一批从各处搜来的西洋译本，薄厚不一地挤在一起，偶尔有本翻烂了边角的，就用白纸重新裁一块贴上去，看起来像受了伤的旧友。父亲说书要用才有用，不是摆着看的，所以他书房里没有什么不许碰的规矩。我从七八岁起就在那里乱翻，他坐在旁边喝茶，从不问我翻到哪一页。
母亲是苏州人，外祖父那一代是做缫丝的，到母亲嫁进江家的时候已经由盛转衰了。她嫁过来，带的嫁妆里有一匣子绣针和十几卷绣样，还有一个装了大半匣子书的樟木箱子。我小时候问过她为什么嫁给父亲，她停了停针，说，他愿意让我读书。
就这一句话，她说得很平，不像是在解释，倒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江蕴川比我大十一岁，那年已经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了，很少回家。二哥江蕴洲比我大七岁，那时候人在欧洲读书，偶尔有信寄回来，信纸薄薄一张，字写得密，从巴黎邮来，贴的邮票是法国的玫瑰花图案。
那天早饭之后，父亲回书房，把门关上了。母亲在院子里浇她的花，秋天了，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还没落，花期刚过，枝桠上还留着一点淡淡的气味。我站在廊下，看着她一盆一盆浇，水壶提起放下，她的背影在午前的光里站得很直。
我想起那张报纸里写的，奉天，张学良，关东军，三十万东北军。
我在廊下站了很久，一直到母亲浇完最后一盆，把水壶搁回去，转头看见我，说："站在那里做什么，风大，进去。"
我进去了。
进去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桂花树的叶子在风里动了一下，沙沙的，秋天的声音。
那个早晨我就知道了，有些事已经开始了，而且不会停。
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那条路走下去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会用多少年去走，会在哪里停，哪些人会陪着我走一段又离开，哪些事会让我在夜里醒来坐在黑暗里坐到天亮。
我不知道这些。
我只知道那个早晨，那张翻回来的报纸，那碗凉了的蛋花汤，父亲放下筷子的声音，母亲浇花的背影。
以及我心里那个刚刚开始的、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感觉。
这件事和我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