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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蕴州的信 二哥的信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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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信来得不定期,有时候一个月一封,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有一封,每封都很长,写满了两张薄薄的航空信纸,字迹工整,是他自小练出来的那种楷书,在欧洲待了这些年也没有变。
他在巴黎的一所大学里做研究,研究的题目和社会学有关,具体是什么方向他在信里用中文解释过,但有些概念我当时读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要把书架上的几本参考书翻出来对照着看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他显然乐在其中,写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兴奋,是那种终于找到了自己地方的人才有的感觉。
他爱写巴黎的日常,咖啡馆,图书馆,周日早上跑到塞纳河边去看人画画,和各种各样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辩论。他的信里有很多人名,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几个犹太流亡学者,他写到他们的时候语气带着真实的喜欢,说某某人的逻辑是他见过最犀利的,某某人的书值得读,某某人虽然说话太固执但基本判断是对的。
他信里写中国的部分,是另一种语气。
从来不是无所谓,但是有距离,是一个站在远处观察的人的语气,克制,冷静,时不时有一种"我理解但我不认同"的意味。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只有把那一层解决了,政治才有可能真的变好;他认为革命是一种焦虑的表达,是对历史进程不耐烦的人选择的激进方式,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认为日本入侵是应该抵抗的,但抵抗的方式应该是外交和国际舆论,而不是流血。
这些想法,我一封信一封信地读,每次读完都会在心里和他辩一辩,有时候拿纸写下来,写完看一看,然后写回信的时候选择其中一部分放进去。
我给他回信,语气比他的更直接一点,甚至有时候有点硬:
"二哥,你说革命是对历史进程的不耐烦,但有没有想过,历史进程是谁的历史,谁在等,谁在被历史进程等着。你在塞纳河边看日出的时候,东北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历史进程是什么速度?文明进化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有人替那些没有选择权的人做的,这件事需不需要想一想。"
他回信,说,你这封信读起来很有力气,但你有没有考虑过,用力气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来处理它留下的烂摊子。
我回信,说,不用力气,连那个留下烂摊子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你来我往,谁都没有说服谁,但每次写信我都觉得思路更清楚了一点,因为和二哥辩论必须把每一处想清楚,他有学问,不是一两句漂亮话就能过去的,你得真的想通了,把逻辑拿出来,他才会认真回应你。
这些书信往来里,我把自己想的东西磨得更结实了一点。
信里有几句话,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他在一封信里写,他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把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重建起来的东西,他对各种政治力量都有疑虑,不是因为他不爱国,而是因为他见过太多以"爱国"为名做出来的事,那些事里有很多是荒唐的、不道德的,把名目喊得越响的,有时候做出来的越是相反的事。
他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想过这一层,我有过那种疑虑,犹豫过,但最后我还是做了我的选择。我选择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没有看见那些问题,而是因为我看见了,我还是认为这是当时唯一值得做的事。
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它有可能出问题,而我依然选择它。
二哥懂这个道理,但他选择了不选。他选择留在那个干净的、可以用眼睛看的距离上,看着,思考,写文章,不下场。这是他的选择,我不评判它,我只是和他选了不同的路。
那些信,我把它们都留着,用一个布包装起来放在书柜最底层,后来每次搬家都带着,带了很多年。布包越来越旧,信纸越来越薄,但那些字还在,他的字迹还在,那些辩论还在,那些我回信时用的力气还在。
后来有几次,在最低落的时候,我把那布包拿出来,翻几封信,翻到他写给我"你这个人太着急了,慢下来想"的那一封,我会停在那里,把那句话读几遍,然后把信折好放回去。
不是因为他说得对,是因为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有个人一直在想我,就算他站在远处,就算他选了不一样的路,他在想我。
这件事本身,在那些年里,是一种安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