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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蕴川回家 大哥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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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回家，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
他提前两天发了电报，说回来住几天，别让母亲特意准备，但母亲还是去菜场挑了他爱吃的几样，红烧肉，酱鸭，一碗荠菜炒年糕，下午还让阿莲做了一锅藕粉糕，晾在厨房架子上，说蕴川小时候最喜欢这个，看他如今还吃不吃。
大哥午后到，穿的是便服，灰色的夏布长衫，但他的站姿改不了，是那种不管穿什么都像是军人的站姿，脊背笔直，肩膀平，手落在身体两侧很自然的位置。我站在廊下看他走进来，忽然觉得，他在家里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不是他和这个家不熟，是他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回来是来探一下根的，但那个根和他的枝丫已经不在同一个方向上。
吃了饭，父亲和他去书房，母亲去厨房收拾。我在院子里坐着，拿着一本书没怎么看，过了一会儿大哥出来了，看见我，走过来，把椅子拉出来坐下。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书，说，看的什么？
我把封面给他看。
他接过去，翻了翻，是一本讲社会思潮的，不算禁书，但也不是无害的书。他翻了几页，还给我，没说什么。
我说，最近东北那边怎么样？
他说，不好。停了一停，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说，想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有点复杂，说，你是女孩子，这些事知道了也没用，不知道反而安稳一点。
我说，我写文章，知道事情才能写。
他说，你写文章写的是茶馆和街头，写这个用不着知道东北的事。
我没有继续。
我知道继续也没有用，大哥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逻辑，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是他从军队里带回来的那套，秩序感很强，每件事都在他认为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女人写写消遣文章没问题，但不需要问政治，政治是另一个格子里的事，放在那个格子里就好。
他不是坏意，他甚至是好意，是那种认为把人挡在危险之外就是保护的好意。
只是我早就不打算在那个格子里待了，只是那时候他不知道。
那天下午，他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写稿子，他说要看看，我把最近的一篇给他，他拿着看了一遍，看完把稿子还给我，说，写得挺好，就是这里这一句，有点冒进，报纸上这么发出去，编辑让你改的吧？
我说，改了，发出来是另一个版本。
他说，那就对了，有些话自己心里知道就够了，写出来是给人把柄。
我说，好。
他说，你写文章，出入那些文化圈子，认识的人多，要小心，有些人表面是文人，其实有别的背景，别轻易相交。
我说，我知道的。
他当然不知道，他说的"有别的背景"的人，包括朱怀义，而那时候朱怀义已经借了我快两年的书了，我已经在他指引下看了很多东西，心里的那个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我没有告诉他这些。不是因为我骗他，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走的路已经是两个方向了，告诉他既帮不了他，也帮不了我，只是让我们之间那条本来就越来越宽的裂缝再宽一点。
那道裂缝，我后来想了很多次，它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他选了一条路，我选了另一条路，两条路的方向不一样，时间越长，距离越远，不是哪一个人的过失。
但是在那个下午，我们两个人还坐在院子里，他在问我写文章的事，我在回答，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还没到花期，绿叶子在夏日的风里轻轻动着，阳光从叶缝里落下来，落在院子里的青砖上，碎碎的，很好看。
他临走那天早上，在饭桌上和父亲有一段话，我恰好从旁边过，听了几句，内容是关于国民党的某项政策，父亲表示了异议，大哥说，父亲不在那个位置上，有些事看不全面，父亲说，全面与否不是位置决定的，是良心决定的。
两个人没有争起来，说完就都不再说了，像是把一个已经说过很多次的话题放回了抽屉里。
大哥走的时候，母亲送到弄堂口，我站在门口，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好好的。
我说，你也是。
他走了，背影还是那个笔挺的样子，走进弄堂转角，消失了。
母亲回来，没说什么，进厨房收拾去了。父亲在书房，关着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把大哥说"有些话自己心里知道就够了"这句话想了一会儿。
他说这话的用意是让我谨慎，让我把那些危险的想法收起来，藏好，不要让人看见。
但他没想到，这话反过来也可以理解。
有些话，心里知道了，就可以做了，不需要说出来，也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
我打开书桌的抽屉，把那本借来的、被包了文学杂志封皮的书放进去，盖上，推回去。
然后拿出稿子，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