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10、第十章：沉船 改革开放初 ...
-
第一艘机动船开进里下河的时候，是1982年的春天。
那天水生正在帮祖父修船。船是条老舢板，用了十几年，船底已经朽了，要换三块船板。他扶着木板，祖父用刨子刨平边缘，木屑像雪花一样飘落，落在水面上，打着旋儿漂走。
突突突突——
声音是从下游传来的，低沉，持续，像一头巨兽在喘息。水生抬起头，看见河道拐弯处，冒出一股黑烟。黑烟越来越浓，然后船就出现了。
那不是水乡常见的船。没有橹，没有帆，船尾有个巨大的铁筒子，筒子里喷着黑烟。船身是铁皮包的，刷着蓝漆，在阳光下反着刺眼的光。船头高高翘起，破开水面，掀起白色的浪花，浪花一直冲到岸边，拍在垛泥上，哗啦一声响。
“那是什么？”水生问。
祖父放下刨子，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才说：“机动船。”
机动船。水生听说过，但没见过。去年去镇上卖鱼，听人说县里成立了航运公司，买了机动船，跑客运和货运。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到里下河来了。
船越来越近。能看清船上有不少人，都站在船边看风景。船速很快，转眼就驶过了他们修船的地方。浪涌过来，老舢板剧烈摇晃，水生赶紧抓住船帮。刚修好的木板被水一冲，吱呀作响。
“慢点！慢点！”岸上有人喊。
但机动船已经开远了，只留下一条长长的白色尾迹，和渐渐散去的黑烟。水面上波纹荡漾，久久不能平静。
祖父看着远去的机动船，摇摇头：“这么快的船，要出事的。”
水生没在意。他觉得机动船很新鲜，很气派。比摇橹快多了，一转眼就从眼前过去了。要是坐上这种船，去镇上卖鱼，来回能省大半天时间。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问题。
机动船越来越多。开始只是一条，后来是两条，三条。航运公司的船，私人的船，都装上了柴油机。突突突的声音，成了里下河的背景音。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船快了，浪也大了。机动船驶过时掀起的浪，能冲垮不牢固的码头，能打翻停在岸边的小船。有一次，水生亲眼看见一条渔船被浪掀翻，船上的鱼全跑了，渔夫在水里扑腾了半天才爬上岸，气得直骂娘。
更严重的是，航道乱了。
里下河的水道本来就不宽，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两条船并排。机动船速度快，遇到对面来的船，来不及避让，经常险象环生。传统的行船规矩——靠右行驶，鸣笛示意，慢船让快船——在机动船面前，似乎都失效了。
老船工们聚在一起时，总在叹气：“这世道，变得太快了。”
但年轻人不这么想。阿毛就买了一条二手机动船，虽然旧，但装上了五马力的柴油机。他开着船在水道上跑运输，运粮食，运建材，运百货。生意很好，钱赚得比打鱼多多了。
“水生，你也搞一条吧！”阿毛劝他，“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私人搞运输。你这公家的工作，一个月才几个钱？”
水生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是顶替祖父的指标进去的。一个月三十六块五，虽然不多，但稳定。他摇摇头：“我不会开机动船。”
“学啊！简单得很，一学就会！”阿毛拍着胸脯，“我教你！”
水生还是摇头。他总觉得，机动船太快，太吵，破坏了水乡的宁静。而且，他看着那些被机动船掀翻的小船，看着老船工们无奈的眼神，心里不是滋味。
但时代在变，人也要变。这个道理，他懂。
1983年夏天，水生认识了小萍。
小萍是东垛的姑娘，十八岁，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每个周末，她都要坐渡船回家。渡船是老船工沈大爷摇的，一条大木船，能坐二十个人，来回于东垛和西垛之间。这是水乡最古老的交通方式，几百年没变过。
水生第一次见到小萍，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他下班后坐渡船回家，船挤满了人，大多是周末回家的工人和学生。小萍站在船头，穿一件碎花衬衫，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头绳。她看着水面，夕阳照在她脸上，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色。
船行到河心时，一条机动船突然从岔道里冲出来，速度很快，直冲着渡船而来。沈大爷赶紧摇橹避让，但渡船笨重，转向慢。眼看就要撞上，船上的人都惊呼起来。
水生一个箭步冲到船头，抓起竹篙，用力撑向机动船的船头。竹篙弯成了弓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机动船被这一撑，稍稍偏了方向，擦着渡船的船帮驶过，掀起的大浪把渡船冲得剧烈摇晃。
“会不会开船！”沈大爷冲着远去的机动船骂。
小萍吓得脸色发白，紧紧抓住船帮。水生扶住她：“没事了。”
小萍抬起头，看了水生一眼，小声说：“谢谢。”
那是他们第一次说话。后来水生知道，小萍的爹是公社干部，但她不想靠关系，自己考进了纺织厂。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诗歌，会背很多唐诗宋词。每个周末，她都会带一本书在渡船上看。
水生也开始每个周末坐渡船回家。有时候能遇到小萍，两人就站在船头说话。小萍给他讲厂里的事，讲她读的书；水生给她讲供销社的事，讲小时候在水乡的经历。
有一次，小萍问：“水生哥，你喜欢水乡么？”
“喜欢。”水生说，“虽然穷，但安静，自在。”
“可是现在不安静了。”小萍望着河面上来来往往的机动船，“到处都是突突突的声音，水也变浑了。我爹说，这是发展的代价。”
“发展就一定要破坏么？”水生问。
小萍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比如这渡船，这橹声，这慢悠悠的节奏。如果有一天，渡船没了，大家都坐机动船，那还是我们记忆里的水乡么？”
水生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十八岁的姑娘，比他想的要深刻。
秋天的时候，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水生开始送小萍回家，从渡口到她家，要走一刻钟的土路。路上，他们会聊很多。小萍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去县城的图书馆工作，那里有好多书，可以随便看。水生说他没什么大愿望，就想守着这片水，守着这条船，过平静的日子。
“可是水生哥，”小萍说，“时代在变，人不能不变。”
“我知道。”水生说，“但有些东西，我不想变。”
比如对水的敬畏，比如对传统的尊重，比如对慢的执著。这些话，他没说出来，但小萍似乎懂了。她看着水生，眼神里有种温柔的理解。
然而，变化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1984年春天，航运公司开通了从镇上到各垛的客运航线。机动船每天两班，早上七点一班，下午四点一班。票价不贵，两毛钱，但比渡船快一倍。坐的人越来越多，渡船的生意一落千丈。
沈大爷的渡船，从每天五六趟，减少到两三趟，最后只剩下一趟——早上六点那趟，给赶早市的人坐。下午那趟，常常只有三五个乘客，连油钱都挣不回来。
“撑不下去了。”沈大爷叹气，“下个月就停了吧。”
消息传开，老船工们都来劝：“老沈，再撑撑。几十年的渡船，不能说停就停。”
“撑？拿什么撑？”沈大爷苦笑，“现在谁还坐渡船？年轻人嫌慢，老年人嫌贵。我摇一趟船，还不够买包烟。”
水生也去劝：“沈大爷，渡船是咱们水乡的根。根断了，魂就没了。”
沈大爷看着他，摇摇头：“水生，我懂你的心。但时代不一样了。你看那些机动船，多快，多方便。渡船……渡船是过去的东西了。”
最后，渡船还是停了。1984年5月1日，劳动节，沈大爷摇了最后一趟渡船。那天，很多老人都来坐，不为过河，就为留个念想。船摇得很慢，沈大爷把橹摇得吱呀作响，像在唱一首古老的歌。
小萍也来了。她和水生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熟悉的风景——芦苇荡，菱角田，歪脖子柳树，洗衣的码头——这些看了十几年的景象，突然变得珍贵起来。
“以后就见不到了。”小萍轻声说。
“渡船停了，但河还在。”水生说，“我们还可以划自己的船。”
“不一样的。”小萍摇摇头，“有些东西，没了就是没了。”
船到对岸，沈大爷拴好缆绳，站在船头，朝大家拱拱手：“各位乡亲，几十年了，多谢照顾。从明天起，这渡船，就停了。”
有人鼓掌，有人抹眼泪。沈大爷转过身，抚摸着光滑的橹把，久久不语。那根橹，被他握了几十年，手心的老茧都印在了木头上。
渡船停航后，小萍改坐机动船回家。水生不放心，每次她都去码头接她。机动船码头在镇子东头，是个新建的水泥平台，比原来的土码头气派多了。船准时到，准时走，像钟表一样精准。
但水生还是不喜欢机动船。他觉得那船太硬，太冷，铁皮包着，没有木头的温度。船上的乘客也陌生，大多是外乡人，说着听不懂的方言。大家挤在一起，各看各的，没人说话，只有柴油机的轰鸣。
小萍说：“其实也挺好的，快，不耽误时间。”
水生没说话。他知道小萍在安慰他。
转折发生在1984年10月3日，重阳节。
那天小萍厂里加班，下班晚了。她给水生捎信，说坐最后一班机动船回来，让他在码头等。最后一班船是下午五点，天已经有点暗了。
水生早早到了码头。秋天了，天黑得早，五点钟，暮色已经开始四合。码头上人不多，几个等船的人缩着脖子，在秋风里跺脚。远处的河面上，有渔火点点，是晚归的渔船。
五点十分，船还没来。水生有点着急。通常船很准时的。
五点二十分，远处传来突突的声音。船来了。水生松了口气。
船从暮色中驶来，越来越近。能看见船上的灯光，昏黄的，在黑暗中摇摇晃晃。船速似乎比平时慢，突突声也不太规律，时快时慢。
船靠岸了。水生挤到前面，在人群中寻找小萍。乘客一个个下船，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学生。但就是没有小萍。
“小萍！小萍！”水生喊。
没人应。船上的乘客都下完了，只剩下船员在收拾东西。水生跳上船，问船长：“还有没有人？”
船长是个中年汉子，正蹲在船尾检查机器，头也不抬：“没了，都下了。”
“可是……可是小萍没下来。”水生的声音开始发抖。
“小萍？哪个小萍？”船长抬起头，“是不是穿碎花衬衫，扎两个辫子的姑娘？”
“对！对！就是她！”
船长皱起眉头：“她没上船啊。这班船人少，我记得清楚。没这个人。”
水生的脑子嗡的一声。没上船？那她去哪儿了？
他跳下船，往镇上跑。天完全黑了，路上没有灯，深一脚浅一脚。他跑到纺织厂，厂里已经下班了，只有门卫在值班。
“小萍？早走了啊。”门卫说，“四点半就走了，说去赶船。”
四点半走的，五点十分的船，怎么会没赶上？
水生又跑回码头。码头上空荡荡的，只有那条机动船还停在那里，船员正在锁舱门。水生拉住船长：“师傅，你再想想，真的没有那个姑娘？”
船长不耐烦了：“说了没有就是没有！我还能骗你不成？”
旁边一个船员插话：“会不会坐错船了？今天好像还有一条私人船，也跑这条线。”
私人船？水生心里一紧。他知道有些私人船也跑客运，没有执照，不安全。小萍会不会为了省钱，坐了私人船？
他沿着河岸找。天黑了，河面上只有点点渔火。他喊小萍的名字，声音在空旷的河面上回荡，没有回应。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河水，慢慢浸透了他的心。
回到家，水生一夜没睡。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又去了码头。早班船还没开，码头上已经有等船的人。他挨个问，有没有人昨天下午见过小萍。
一个老婆婆说：“昨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姑娘，像是小萍，上了那条船。”她指指远处一条破旧的机动船，船身斑驳，油漆剥落，“那是李老五的船，没执照的，专捡漏客。”
水生冲过去。李老五的船停在岸边，船上没人。他跳上船，舱里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浓烈的柴油味。船板上有些凌乱的脚印，还有……还有一只鞋。
是一只女式布鞋，黑色的，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红花。水生认得，那是小萍的鞋。她说过，这鞋是她娘做的，鞋面上的红花是她自己绣的。
水生的手颤抖着，捡起那只鞋。鞋是湿的，鞋底沾着泥。鞋带上，系着红色的头绳——小萍辫子上的头绳。
“李老五！李老五！”水生发疯似的喊。
邻居被吵醒了，出来说：“李老五昨天下午出船，到现在还没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听说昨天下午雾大，可能……可能出事了。”
水生的心沉到了底。他划着船，沿着河道往下游找。一边找，一边喊小萍的名字。声音嘶哑了，还在喊。
上午九点，消息传来了。
下游的王家垛，有渔民捞到一具尸体。女的，十八九岁，穿碎花衬衫，扎两个辫子，辫梢系着红头绳。
水生赶到时，尸体已经捞上岸，放在河滩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下露出湿漉漉的头发，和一只苍白的手。
他颤抖着掀开白布。是小萍。
她的脸被水泡得有些肿胀，但还能认出原来的样子。眼睛闭着，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碎花衬衫被水浸得贴在身上，勾勒出少女纤细的轮廓。两只脚光着，一只鞋没了——就是水生捡到的那只。
水生跪下来，握住小萍的手。手冰凉，僵硬，像冬天的石头。他想哭，但哭不出来，只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的，每一片都扎得他生疼。
小萍的爹娘也来了。她娘扑在尸体上，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
她爹蹲在旁边，抱着头，一声不吭。这个平时严厉的公社干部，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
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李老五的船超载了。为了多拉几个客人，他装了二十个人，而船只能坐十五个。船行到河心时，发动机突然熄火。船失去动力，在急流中打转。这时，一条大货船驶过，掀起的浪把李老五的小船打翻了。
二十个人，全落水了。会水的游上了岸，不会水的沉了下去。小萍不会水——她是东垛的姑娘，东垛地势高，不像其他垛子四面环水，孩子们从小就会水。她只在浅水区玩过，从来没在深水里游过。
她沉下去了，和另外三个人一起。
李老五游上了岸。但他没有救人，没有报警，而是跑了。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的船翻了，沉在河底，后来被打捞上来，船底破了个大洞，是撞在暗礁上的。
葬礼很简单。按水乡的规矩，死在水里的人，要水葬。小萍的棺材放在船上，船行到河心，把棺材推下去。棺材浮了一会儿，慢慢下沉，沉向无底的深渊。
水生站在船头，看着棺材消失的地方，一动不动。风吹起他的头发，吹干他脸上的泪——他终于哭了，哭得无声无息，只有肩膀在剧烈地颤抖。
从那天起，水生变了。
他辞了供销社的工作。领导劝他：“水生，你年轻，有文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辞？”
水生只说了一句话：“有些事，比工作重要。”
他请了律师，要告李老五，告航运公司，告所有该告的人。人们劝他：“算了，人都死了，告有什么用？”
“有用。”水生的眼神很冷，“我要一个说法。小萍不能白死。”
官司打得很艰难。李老五跑了，找不到人。航运公司说，那是私人船，不是他们的船，他们没责任。镇政府说，这是意外事故，他们会处理。
水生不放弃。他一家家地找那天落水的人，请他们作证；他一遍遍地跑公安局，催他们抓李老五；他一趟趟地去县里，找领导，找媒体。
有人笑他傻，有人骂他固执，有人同情他，但帮不上忙。只有阿毛支持他：“水生，我帮你。需要钱，我出；需要人，我叫。”
水生看着阿毛，这个曾经和知青吵架、后来买了机动船跑运输的发小，此刻眼神坚定。他点点头：“谢谢。”
官司打了三年。
三年里，水生老了十岁。二十八岁的人，看起来像三十八。头发白了不少，皱纹爬上了额头。他很少笑，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收集证据，写材料，找律师，上法庭。
三年里，水乡也变了。机动船越来越多，柴油机的突突声成了常态。老船工的橹声，成了稀有之物。年轻人几乎都会开机动船，不会开的，被认为落伍了。
三年里，小萍的坟上，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水生每年清明都去，带一束野花，坐在坟前，一坐就是半天。他不说话，只是坐着，像在陪她。
终于，1987年秋天，判决下来了。
李老五被抓到了——他跑到外省，隐姓埋名打了三年工，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法庭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了他八年。航运公司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管理不善，赔偿了小萍家一万块钱。镇政府也赔了五千块。
一万五千块，在1987年，是一笔巨款。小萍的爹娘捧着钱，老泪纵横：“钱有什么用？钱能换回我女儿的命么？”
水生站在法庭上，听着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三年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结果。但他没有轻松的感觉，只觉得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累。
走出法庭时，阿毛在外面等他。阿毛也老了，开了几年机动船，风吹日晒，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赢了。”阿毛说。
“嗯。”水生点点头。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水生望着远处的河面，那里有机动船驶过，突突突的声音传得很远。他看了很久，才说：“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他要离开这里，离开这片水，离开这些机动船，离开所有会让他想起小萍的东西。但他没说。
判决后的第二天，李老五的家人来找水生。是李老五的老婆，一个憔悴的农村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怯生生地看着水生。
“水生兄弟，”女人扑通跪下了，“我们知道对不起你，对不起小萍姑娘。老五他不是人，他该死。可是……可是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爹啊……”
她哭得说不下去。两个孩子也跟着哭，小小的身子一抽一抽的。
水生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他恨李老五，恨他害死了小萍。但看着这两个孩子，他又恨不起来。孩子有什么错？
“你起来吧。”他说。
女人不起来，只是磕头：“求求你，帮老五说句话，让他少判几年。孩子……孩子还等着他回家……”
水生长叹一声。他扶起女人，又摸摸孩子的头：“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我……我不追究了。”
女人愣住了，然后哭得更凶了：“谢谢！谢谢！”
她拉着孩子要走，水生叫住她，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是他这三个月的积蓄，塞到女人手里：“给孩子买点吃的。”
女人推辞，水生硬塞给她，然后转身走了。他不敢回头，怕自己后悔。
那天晚上，水生做了一个梦。梦见小萍坐在渡船上，穿着碎花衬衫，扎着两条辫子，辫梢的红头绳在风里飘。她朝他笑，笑容很干净，像秋天的天空。
“水生哥，”她说，“别怪李老五了。他也不容易。”
“可是……”
“人都有一死。”小萍望着河面，“我死在河里，也算是回家了。水乡的孩子，最后都要回水里去的。”
“我想你。”水生说。
“我知道。”小萍还是笑，“但你得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别恨，恨太累了。”
梦醒了，枕边湿了一片。水生坐起来，看着窗外。天还没亮，河面上有渔火点点，像星星落在了水里。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三年的官司，三年的恨，其实是在惩罚自己。小萍走了，永远不会回来了。而他，还得活着。
第二天，他去了小萍的坟上。坟在河边的一个小土坡上，能看见整条河。他把判决书烧了，看着纸灰在风里飞舞，像黑色的蝴蝶。
“小萍，”他轻声说，“官司赢了。你可以安息了。”
风吹过，坟头的草轻轻摇摆，像是点头。
从坟上回来，水生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买一条船，但不是机动船，是木船，用手摇的那种。他要摇着船，在里下河的水道上，慢慢地走，慢慢地看。
阿毛听说后，很不理解：“现在谁还摇木船？又慢又累。我那条机动船，你要开就拿去开。”
水生摇摇头：“有些东西，快不得。”
他买了一条旧木船，请沈大爷帮他修。沈大爷已经七十多了，手抖得厉害，但还是答应了。两人一起修船，刨木头，补船缝，刷桐油。干了半个月，船修好了，是一条漂亮的乌篷船，虽然旧，但结实。
船下水那天，很多人来看。老船工们都来了，看着这条木船，眼神复杂。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想起了那些摇橹的日子。
水生跳上船，拿起橹。他已经很多年没摇橹了，手有点生。但摇了几下，就找到了感觉。橹入水，划弧，船缓缓地动起来，在水面留下浅浅的波纹。
“走了。”他朝岸上挥挥手。
船行在河上，很慢，很稳。没有柴油机的轰鸣，只有橹与水的摩擦声，吱呀——吱呀——，像古老的歌谣。两岸的风景，在慢速中变得清晰：芦苇的穗子在风里摇，菱叶在水面铺开，白鹭从草丛里惊起，翅膀扇开细碎的水珠。
水生忽然觉得，这才是他熟悉的水乡。安静，缓慢，从容。而不是那些突突突的机动船，不是那些匆匆忙忙的人。
从那以后，每天清晨，水生都会摇着船出去。有时候打鱼，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摇船，看风景。有人笑他傻，有人佩服他，但他说什么。
三年官司，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有些东西，只要你愿意，还可以守住。
比如这条木船，比如这吱呀的橹声，比如这慢悠悠的节奏。
就像小萍说的，人都有一死。但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以什么方式活下去，是自己的选择。
水生选择了慢。
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他选择了一条慢船，慢慢地摇，慢慢地看，慢慢地活。
而那条沉在河底的渡船，那些逝去的人，那些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成了水底的记忆，随着水流，静静地，流向远方。
船还在行。
慢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