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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九章:知青船 上海知青的 ...

  •   知青船来的时候,正逢着春汛。

      水涨了,浩浩荡荡地漫过冬天的枯滩,把七十二垛泡得越发水润润的。柳条发了新芽,嫩黄嫩黄的,在风里摇成一片烟。芦苇也从水底钻出来,尖尖的,绿绿的,像无数支蘸饱了墨的笔,要在水面写字。

      船是上午到的。不是一条,是一队。五条乌篷船,船头都系着红绸花,在灰蒙蒙的水天之间,红得扎眼。船篷上贴着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墨字还新,被水汽一润,有些洇开了,像哭花了的妆。

      垛上的人都出来看。孩子们挤在岸边,踮着脚;妇女们抱着娃娃,站在自家船头;老人们坐在门槛上,眯着眼。自从春和班走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的事了。

      水生也在人群里。他十二岁了,个子蹿高了一截,但还是很瘦,像根水边的芦苇。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赤着脚,脚趾缝里还沾着早起的泥。他看着那些船慢慢靠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既好奇,又紧张,像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要闯进他熟悉的世界里来了。

      船靠岸了。第一个下船的是个女青年,剪着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个大大的背包。她站在跳板上,晃了一下,差点掉进水里。旁边伸出一只手扶住了她——是个男青年,戴着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

      “谢谢。”女青年站稳了,脸有点红。

      她抬起头,看向岸边的人群。她的脸很白,不是水乡人那种被水汽润着的白,是一种干净的、有些苍白的白。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看人时眼神很直接,不像水乡姑娘那样总是低垂着眼。

      “同志们好!”她朝岸上挥挥手,声音清脆,带着一种水生没听过的口音——不是水乡的软语,也不是普通话,是另一种调子,尾音上扬,像唱歌。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低声议论:“是上海来的?”“听说都是读书人。”“看着细皮嫩肉的,能干农活么?”

      公社干部迎上去,和带队的人握手。然后开始点名,分配住处。知青们被分成几组,安排到不同的垛子上。水生伸长脖子听,听见那个女青年叫“苏曼殊”,分到了张家垛。

      苏曼殊。名字真好听,像戏文里的。水生想。

      知青们上岸了。他们背着行李,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搪瓷脸盆、铝饭盒、热水瓶,还有用绳子捆着的书本。那些东西在水乡很少见,亮晶晶的,闪着金属的光泽。孩子们的眼睛都看直了。

      水生看见苏曼殊的背包侧面,插着个绿色的东西——是牙刷。水乡人不用牙刷,用柳枝嚼烂了刷牙。他还看见她手腕上戴着手表,银色的表链,在阳光下晃眼。

      “看什么看!”阿毛捅了捅他,“没看过城里人?”

      “他们……真白。”水生说。

      “那是没晒过太阳。”阿毛撇撇嘴,“过几天就黑了。”

      知青们被领走了。苏曼殊和另外两个女青年分在张家垛,住在祠堂的厢房里——祠堂自从刘先生走后,就一直空着,现在正好给知青住。

      水生回到家,脑子里还是那个白白的脸,那个清脆的声音。他帮外婆生火做饭时,忍不住问:“外婆,上海在哪里?”

      外婆正在淘米——米是去年的陈米,掺着一半玉米碴。她抬起头:“上海啊……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说那里房子比山还高,路上跑的不是船,是四个轮子的车。”

      “那他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来……接受再教育。”外婆说,这个词她也是刚学会的,“读书人嘛,总要到农村来锻炼锻炼。”

      水生不懂什么叫“锻炼”,但他觉得,那些城里人来到水乡,就像鱼跳上了岸,会很不习惯。

      果然,第二天就出事了。

      苏曼殊和另外两个女知青,被安排去学撑船。教她们的是张家垛的老船工,李大爷。李大爷撑着条小划子,示范怎么摇橹:脚要站稳,腰要用力,橹要贴着水面划弧线。

      “来,试试。”李大爷把橹递给苏曼殊。

      苏曼殊接过橹。橹很重,是硬木做的,比她想象的沉。她学着李大爷的样子,把橹架在船尾的橹担上,双手握住橹把。船晃了一下,她赶紧蹲下。

      “站起来!站起来!”李大爷喊。

      苏曼殊咬着牙站起来。她开始摇橹。橹入水的角度不对,不是划水,是拍水,溅起大片水花,把她自己淋了一身。船在原地打转,就是不往前走。

      岸上看热闹的人笑了。苏曼殊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但她没放弃,继续摇。一下,两下,三下……船终于动了,歪歪扭扭地往前挪了几尺。

      “对了!对了!”李大爷拍手,“就这样!”

      苏曼殊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她继续摇,越摇越稳,船慢慢地驶向河心。阳光照在她湿漉漉的头发上,照在她汗津津的脸上,她看起来不像刚来时那么苍白了,有了一点血色。

      水生划着小划子跟在后面看。他看见苏曼殊摇橹的样子很笨拙,但很认真。每一下都用尽全力,手臂上的青筋都凸出来了。他突然觉得,这个城里来的姐姐,不像他想的那么娇气。

      船行到河心,苏曼殊停下来,喘着气。她回头看见水生,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招招手:“小朋友,过来!”

      水生划过去。苏曼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用油纸包着,递给水生:“吃糖。”

      水生接过来,打开油纸,里面是几颗白色的糖块,方方的,上面有花纹。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甜,很甜,还有一种奶香味,是他从没尝过的味道。

      “好吃么?”苏曼殊问。

      水生用力点头。

      “这叫大白兔奶糖。”苏曼殊说,“上海带来的。”

      上海。又是上海。水生含着糖,想象着那个遥远的地方:高楼,汽车,还有这种甜甜的糖。

      从那以后,水生常去找苏曼殊。苏曼殊住在祠堂厢房,房间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但墙上贴着一张画——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是毛主席像。桌上摆着几本书,还有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印着外文字母。

      苏曼殊教水生识字。不是《千字文》,是新的课本:《语文》、《算术》、《自然》。她教得很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一笔一画地写。

      “这个字念‘国’,”她用铅笔在纸上写,“国家的国。我们中国,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水生跟着念:“国。”

      “这个字念‘爱’,爱国的爱。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爱。”

      苏曼殊还教他算术。1+1=2,2+2=4。水生学得很快,因为他小时候跟刘先生学过一点。苏曼殊很惊讶:“你以前上过学?”

      “跟刘先生学过一点,”水生低下头,“后来……后来就没学了。”

      苏曼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以后我教你。每天晚饭后,你来我这里,我教你一个小时。”

      水生抬头看她,眼睛亮亮的:“真的?”

      “真的。”苏曼殊笑了,“不过你要答应我,认真学。”

      “我答应!”

      于是,每天晚饭后,水生就划船去祠堂。苏曼殊在煤油灯下教他识字、算数,有时候还教他唱歌。她有一本歌本,叫《外国民歌两百首》,厚厚的,印着五线谱和歌词。她唱给水生听: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很美,但带着一种忧伤。水生听不懂歌词的意思,但他喜欢听。他觉得苏曼殊唱歌的时候,眼神变得很遥远,像是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次,水生看见苏曼殊在看书时,从书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一条江,江边有高楼,江上有船。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眼眶有点红。

      “苏姐姐,”水生小声问,“这是哪里?”

      “黄浦江。”苏曼殊的声音很轻,“上海的外滩。我家……就在江那边。”

      “你想家么?”

      苏曼殊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她把照片夹回书里,合上书,深吸一口气,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来,我们继续上课。”

      水生看着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原来城里人也会想家,也会难过。原来不管从哪里来,人都有一样的情感。

      知青们渐渐适应了水乡的生活。他们学会了撑船,学会了插秧,学会了割芦苇。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了茧子,说话也带上了水乡的口音——虽然还是不标准,但至少能听懂了。

      但他们也带来了新的东西。

      苏曼殊教水乡的姑娘们用雪花膏。那是一种白色的膏体,装在漂亮的玻璃瓶里,闻起来香香的。姑娘们开始时不敢用,觉得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苏曼殊说:“保护皮肤嘛,太阳晒多了会脱皮。”她示范着,挖一点,在手心里搓热,然后轻轻拍在脸上。

      慢慢地,有姑娘开始用了。晚上洗脸后,偷偷抹一点,第二天起来,脸果然润润的。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姑娘来找苏曼殊要雪花膏。苏曼殊很大方,把自己带来的分给大家。后来雪花膏用完了,她就教大家用猪油和蜂蜜自己做——虽然效果差一点,但总比没有强。

      她还带来了牙刷和牙膏。水乡人第一次知道,刷牙原来可以用这么方便的东西。孩子们尤其喜欢牙膏,那种薄荷的清凉感,让他们觉得很新奇。

      男知青们带来了篮球。他们在打谷场上竖起两个木桩,钉上篮板,做成简易的篮球架。傍晚收工后,男青年们就打篮球,跑,跳,抢球,投篮。水乡的年轻人开始只是看,后来也跟着玩。虽然玩得不好,但很快乐。打谷场上第一次响起了篮球拍地的砰砰声,和年轻人的欢笑声。

      但冲突也难免发生。

      有一次,几个男知青去捕鱼。他们用的是渔网——但不是水乡人用的那种手抛网,是一种奇怪的网,网上连着电线,一按开关,水里就噼里啪啦地响,鱼翻着白肚皮浮上来。

      “这是电网!”老渔夫看见,气得直跺脚,“造孽啊!大鱼小鱼一起打,连鱼苗都不放过!”

      男知青们不以为然:“这样效率高啊。一网下去,够吃好几天。”

      “效率高?”老渔夫胡子都翘起来了,“你们这是断子绝孙的做法!鱼苗打光了,明年吃什么?后年吃什么?”

      争论引来了更多人。垛上的人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有的支持老渔夫,说不能竭泽而渔;有的觉得知青们说得对,现在缺粮,能多打点是点。

      最后公社干部来了。看了情况,把知青们批评了一顿:“电网是禁止使用的!这是破坏渔业资源!把网交上来!”

      男知青们不服气,但还是交了网。回去的路上,他们嘀嘀咕咕:“老封建!”“落后思想!”

      这话被阿毛听见了。阿毛当时就在旁边,一听就火了:“你说谁老封建?”

      “说你们怎么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推了推眼镜,“科学捕鱼懂不懂?你们那种原始方法,早该淘汰了!”

      “原始方法能让我们活几百年!”阿毛梗着脖子,“你们那方法,几年就把鱼打光了!”

      两人吵起来,差点动手。幸亏被旁人拉开。

      那天晚上,水生去找苏曼殊。苏曼殊正在灯下写日记,见他来了,放下笔。

      “苏姐姐,”水生问,“电网……真的不好么?”

      苏曼殊想了想:“从科学上说,电网确实效率高。但从长远看,确实会破坏生态。鱼苗打光了,以后就没鱼了。”

      “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用?”

      “因为他们饿。”苏曼殊的声音很轻,“我们知青的口粮不够吃,每天干活又累,总想多弄点吃的。但方法错了。”

      她合上日记本:“水生,你知道吗?有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是生存的问题。城里人来到农村,要适应,要活下去,不容易。农村人看着城里人,觉得他们破坏了传统,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水生似懂非懂。但他记住了“大家都不容易”这句话。

      冲突过后,双方都冷静下来。知青们开始学水乡的传统捕鱼方法,老渔夫们也试着理解知青们的难处。慢慢地,关系缓和了。

      苏曼殊和水乡姑娘们的感情最好。她教她们识字,她们教她水乡的手艺:编蒲席,织渔网,踩水车。

      踩水车是最累的活。水车是木制的,像个巨大的轮子,靠人力踩动,把低处的水提到高处的田里。苏曼殊第一次踩,踩了几圈就头晕眼花,差点摔下来。

      “慢慢来,”教她的姑娘叫秀兰,是张家垛最能干的姑娘,“脚要踩实,手要扶稳,身子随着踏板一起一落,像跳舞。”

      苏曼殊咬着牙继续踩。汗水湿透了衣裳,头发粘在脸上,但她不放弃。踩了一天,晚上回去时,腿都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秀兰心疼她,晚上端了盆热水来给她泡脚。水里加了盐,说是消肿。两个姑娘坐在门槛上,一边泡脚一边聊天。

      “苏姐姐,”秀兰问,“上海……真的有那么好么?”

      苏曼殊想了想:“上海有高楼,有汽车,有电影院,有百货公司。买东西方便,看病也方便。但……”她顿了顿,“但上海没有这么清的水,没有这么蓝的天,没有这么密的星星。”

      她抬头看天。水乡的夜空,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钻石。银河横跨天际,清晰得能看见淡淡的星云。

      “上海看不到这样的星星。”苏曼殊轻声说,“因为灯光太亮了。有时候,我反而想念这里的黑暗——纯粹的、厚重的黑暗,黑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秀兰不懂什么叫“灯光太亮”,但她能听懂苏曼殊话里的感情。她握住苏曼殊的手:“苏姐姐,你想家的时候,就来找我。我陪你说话。”

      苏曼殊的眼睛湿了。她用力点头。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知青们来了半年,已经和水乡人打成一片。他们会说水乡话,会唱水乡的渔歌,会做水乡的饭菜。有些人甚至开始谈婚论嫁——有女知青嫁给了本地青年,有男知青娶了水乡姑娘。

      苏曼殊没有。她还是一个人。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有公社干部,有镇上工人,她都婉拒了。她说:“我还年轻,想多学点东西。”

      她确实在学。除了教水生,她还自己看书。她带来很多书:小说,诗歌,历史,甚至还有英文书。晚上,别人都睡了,她还在灯下看书。煤油灯熏黑了她的鼻孔,但她不在乎。

      水生问她:“苏姐姐,你看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苏曼殊合上书,想了想:“书是眼睛。通过书,你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世界,能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水生,你要记住,一个人可以贫穷,但不能无知。知识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

      这话太深,十二岁的水生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他记住了,记了很多年。

      夏天最热的时候,苏曼殊病了一场。是疟疾,水乡常见的病。她发高烧,说胡话,浑身发抖。秀兰和几个姑娘轮流照顾她,用湿毛巾给她擦身子,喂她喝水。

      水生也去看她。他坐在床边,看着苏曼殊苍白的脸,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荷花,想起了那些被水带走的人。他怕苏曼殊也会被带走。

      “苏姐姐,”他小声说,“你要好起来。你说过要教我读完整本《语文》的。”

      苏曼殊睁开眼睛,看见水生,虚弱地笑了笑:“放心……我死不了……还没教你……教你认完所有的字呢……”

      她真的挺过来了。病好后,她更瘦了,但精神很好。她对水生说:“这次生病,让我想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生命很脆弱,但也很顽强。”苏曼殊望着窗外流淌的河水,“就像水,看起来柔弱,却能穿石。人也要像水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流下去,一直流下去。”

      秋天,知青们开始分批返城。政策变了,有些人可以回城,有些人还要留下。走的人欢天喜地,留下的人黯然神伤。

      苏曼殊是留下的。她的家庭成分不太好,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是教师,都属于“需要改造”的范畴。所以她不能回上海,要继续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送走第一批返城知青的那天,苏曼殊站在岸边,看着船远去。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秀兰站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

      “苏姐姐,”秀兰说,“你别难过。你还有我们。”

      苏曼殊点点头,用力握住秀兰的手。

      那天晚上,苏曼殊没有看书。她坐在门槛上,望着星空,一动不动。水生去找她时,看见她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孤单。

      “苏姐姐。”水生叫了一声。

      苏曼殊回头,看见水生,招招手:“过来坐。”

      水生在她身边坐下。两人都不说话,只是看着星空。过了很久,苏曼殊突然说:“水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关于上海的故事。”

      她开始讲。讲外滩的钟声,讲城隍庙的小吃,讲弄堂里的叫卖声,讲梧桐树下的影子。她讲得很慢,很细,像是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记忆里。

      水生静静地听着。他想象着那个陌生的城市,想象着苏曼殊在那里长大的样子。他突然觉得,苏曼殊虽然人在水乡,但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上海。

      “水生,”苏曼殊讲完,轻声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很矛盾。我想家,想上海,想我的父母。但我也爱这里,爱这片水,爱这里的人。我觉得自己像被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里。”

      “那……那你更爱哪里?”

      苏曼殊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不知道。也许,两个都爱。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注定要漂泊,注定要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

      水生不懂什么叫“一代人的命运”,但他能听懂苏曼殊话里的痛苦。他想安慰她,但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他说:“苏姐姐,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记住你。”

      苏曼殊转过头,看着水生,眼睛里有泪光闪烁。她摸摸水生的头:“谢谢你,水生。你也要记住,不管将来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你的根在这里,在这片水乡。”

      冬天,又有一批知青返城。苏曼殊还是不能走。她似乎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那么忧郁了。她开始写东西——不是日记,是文章,关于水乡的文章。她写水乡的风俗,写水乡的人,写水乡的水。她说,她要为这片土地留下一点记录。

      “也许有一天,”她说,“这些文章能发表,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叫里下河的地方,有一片美丽的水乡。”

      水生帮她抄写。苏曼殊写草稿,他用工整的字抄在稿纸上。在抄写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更多的字,也更多地了解了这片他生长的土地。

      春天又来了。这是知青们来的第三个春天。政策进一步宽松,几乎所有知青都可以返城了。苏曼殊也接到了通知:可以回上海了。

      消息传来时,苏曼殊正在教水生读诗。是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听到消息,她的手停住了,书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

      “苏姐姐?”水生捡起书。

      苏曼殊呆呆地坐着,过了很久,才喃喃地说:“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她看起来并不高兴。眼神复杂,有期待,有不舍,有茫然。

      接下来的日子,苏曼殊开始收拾行李。她把带来的书分给想读书的人,把衣服送给需要的姑娘,把雪花膏、牙膏、牙刷都留了下来。她说:“我用不着了,你们留着用。”

      秀兰哭成了泪人。她抱着苏曼殊:“苏姐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苏曼殊也哭了,“我会给你写信。一定。”

      临走前一天,苏曼殊去找水生。她带着一个布包,里面是那本《外国民歌两百首》,还有几本她最喜欢的书。

      “水生,”她说,“这些送给你。你要继续读书,不要停。”

      水生接过书,沉甸甸的。他用力点头:“我会的。”

      “还有这个。”苏曼殊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牛皮封面,边角已经磨损,“这是我的日记。从来到水乡的第一天开始记的。现在,我把它留给你。”

      水生愣住了:“日记……给我?”

      “嗯。”苏曼殊看着他的眼睛,“这里面,记着我在这里的每一天,记着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水生,你替我保存着。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一段岁月,对我们这一代人意味着什么。”

      她把日记本塞到水生手里:“还有,替我记住这里的水声。上海的黄浦江很宽,很喧嚣,但听不到这么安静的水声。这么安静,这么温柔,像母亲在哼摇篮曲。”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会想念的。想念这里的水,这里的船,这里的芦花,这里的星空。想念秀兰,想念你,想念所有对我好的人。”

      水生也哭了。他抱着日记本,哭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送行的场面很壮观。几乎整个张家垛的人都来了。苏曼殊和另外几个知青站在船头,朝岸上挥手。秀兰哭得站不稳,被两个姑娘扶着。阿毛也来了,眼睛红红的——虽然曾经和知青吵过架,但三年相处,也有了感情。

      船开了。苏曼殊一直站在船头,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河道拐弯处。

      水生没有去送行。他躲在祠堂里,抱着那本日记本,哭了很久。哭完了,他打开日记本,第一页上写着:

      “1969年3月15日,晴。今天来到里下河。水真多啊,到处都是水。我想,我会在这里度过很长的日子。不知道上海现在是什么样子。”

      字迹清秀,工整。水生一页一页地翻看。里面记着苏曼殊在水乡的每一天:学撑船的笨拙,踩水车的辛苦,生病的痛苦,看星星的感动,教水生的快乐,想家的忧伤……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但字里行间,都是真实的情感。

      翻到最后一页,是昨天写的:

      “1972年4月10日,阴。明天就要走了。三年,1095天,就这么过去了。来时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走时已经是个能挑能扛的劳动者。这片水乡改变了我,我也许也改变了它一点点。秀兰说会想我,水生说会记住我。我想,这就是够了。一段青春,留在这里,像种子撒进水里,不知道会不会发芽,但总归是种下了。再见了,里下河。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水生合上日记本,紧紧地抱在怀里。他走到祠堂门口,望着苏曼殊离开的方向。河水静静地流,芦花在风里摇,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但又好像不一样了。

      他知道,苏曼殊走了,但她留下的东西还在:那些书,那些知识,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想象,还有这本记满了三年时光的日记。

      而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水还在流,船还要行,日子还要过。

      只是,从此以后,每当水生看到上海来的东西,听到上海口音的人,都会想起苏曼殊,想起那个教他识字、给他糖吃、留给他日记本的上海姐姐。

      他会翻开日记本,读那些已经泛黄的字句。在字里行间,他仿佛能看见苏曼殊坐在煤油灯下写字的样子,能听见她唱歌的声音,能感受到她对家乡的思念,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而那片知青船曾经停泊的河岸,空空荡荡,只有水声依旧。

      哗啦,哗啦。

      像在诉说,又像在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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