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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章：饥饿的滋味 三年困难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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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从一碗粥开始的。
那碗粥端上来时，水生盯着看了很久。粥是稀的，稀得能照见人脸。米粒少得可怜，像几颗散落的星星，沉在碗底。大部分是水，透明的，微微发黄的水，上面漂着几片绿色的叶子——是昨天剩的野菜叶子，已经煮得烂糊糊的，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吃吧。”外婆把碗推到他面前。
水生拿起筷子，在碗里搅了搅。米粒随着漩涡转了几圈，又沉下去。他舀起一勺，放进嘴里。没有米香，只有水的味道，还有野菜的苦味。他咽下去，喉咙里空荡荡的，像什么都没吃。
“外婆，”他小声问，“米呢？”
外婆正在喝自己那碗粥。她喝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很久，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听到水生的问话，她抬起头，笑了笑：“米在底下呢，多吃几口就吃到了。”
水生又吃了几口。还是没有。他干脆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水灌进肚子里，凉凉的，沉甸甸的，但没有饱的感觉，反而更饿了。
祖父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渔网。渔网是湿的，但空的，一条鱼都没有。他把渔网往船头一扔，重重地叹了口气。
“还是没打到？”外婆问。
祖父摇摇头，蹲下来抽烟。烟是自家种的旱烟，很冲，呛得水生咳嗽。但祖父抽得很凶，一口接一口，好像烟能填饱肚子似的。
那是1959年的秋天。水生八岁。他还不懂什么叫“三年困难时期”，只知道从去年冬天开始，吃的东西越来越少。米从干饭变成稀饭，稀饭从稠的变成稀的。鱼也越来越难打，有时候一天都打不到一条。野菜成了主食，各种各样的野菜：马齿苋、灰灰菜、荠菜、蒲公英……以前喂猪的东西，现在人吃。
开始的时候，水生还挑食。野菜太苦，他不肯吃。外婆哄他：“吃了就能长高，长得比你爷爷还高。”祖父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有种他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没得挑了。有什么吃什么。饿极了，连苦都不觉得苦了。
那天下午，水生跟着阿毛去挖野菜。阿毛的娘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阿毛的爹去公社修水渠了，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家里就阿毛和他娘，还有五岁的妹妹。
挖野菜的地方在垛子北边的荒滩上。那里地势高，没被水淹过，野菜长得旺。但来挖的人也多，一片荒滩上，密密麻麻都是人。大人小孩，个个面黄肌瘦，眼睛都盯着地面，像在寻找金子。
水生和阿毛找了个角落，蹲下来挖。工具是削尖的竹片，因为铁器要交上去炼钢铁——这是去年的事，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铲、甚至门上的铁环，都被收走了。现在做饭用的是陶罐，挖野菜用的是竹片。
野菜不好挖。要仔细辨认，哪些能吃，哪些有毒。阿毛认识的多，他教水生：马齿苋的茎是红色的，掐断会流出白色的汁液；灰灰菜的叶子背面有层白色的粉；荠菜开小白花，但开花就老了，不好吃……
挖了一会儿，水生的手就酸了。竹片不锋利，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挖断野菜的根。手指也被草叶割破了，渗出血丝。但他不敢停，篮子还没满，今晚的饭就没了。
“水生，你看。”阿毛突然压低声音。
水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个人影在动。是个女人，三十多岁，很瘦，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她不是在挖野菜，是在挖草根。一种叫“毛草根”的草根，白色，细细的，像胡须。以前没人吃这个，但现在，什么都吃。
女人挖得很认真，一根一根地捡，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没力气。突然，她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她扶住旁边的树，喘了几口气，又继续挖。
“那是翠花婶，”阿毛小声说，“她男人上个月饿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水生心里一紧。他想起了荷花，想起了那些被水带走的人。现在，饥饿也开始带走人了么？
篮子终于满了。水生和阿毛往回走。路过一片水塘时，阿毛突然停下脚步。
“等等。”他说。
他放下篮子，脱了鞋，卷起裤腿，走进水塘里。水不深，只到小腿。他在水里摸索着什么，一会儿，手里多了几根黑乎乎的东西——是芦根。
“这个能吃。”阿毛把芦根递给水生，“甜的。”
水生接过一根，咬了一口。果然是甜的，虽然带着土腥味，但确实是甜的。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连皮都没剥。芦根很硬，嚼得腮帮子疼，但他舍不得吐。
“慢点吃，”阿毛自己也吃了一根，“别噎着。”
两人坐在水塘边，把挖来的芦根都吃了。肚子还是饿，但嘴里有了甜味，感觉好多了。水生看着阿毛，阿毛的脸瘦得颧骨凸出来，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深。八岁的孩子，看起来像个小老头。
“阿毛，”水生问，“你饿么？”
阿毛笑了笑，笑容很苦：“饿啊。怎么不饿。但饿也得活着，我娘和妹妹还得靠我。”
太阳西斜时，他们往回走。路过公社食堂时，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公社食堂是去年办的，说是要“吃饭不要钱”，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开始的时候确实热闹，顿顿有干饭，有菜，甚至还有肉。但没过多久，粮食就不够了。干饭变成稀饭，稀饭越来越稀。现在，食堂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有人去，因为不去更没得吃。
水生和阿毛挤进去看。食堂门口贴着张纸，上面写着：“今日供应：野菜粥，每人一碗。”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迹还没干透。
队伍排得很长，人们手里拿着碗，眼巴巴地望着食堂里面。碗是各种各样的：粗陶碗、搪瓷碗、甚至还有用竹筒做的碗。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打饭的窗口，像盯着救命稻草。
轮到水生和阿毛时，打饭的是个胖婶子——以前是养猪的，现在管食堂。她舀起一勺粥，倒进水生的碗里。粥比家里的还稀，几乎是清水，只有几片野菜叶子沉在碗底。
“下一个！”胖婶子喊。
水生端着碗，走到一边。他没马上喝，而是等阿毛。阿毛也打了一碗，两人找了个角落，蹲下来喝。
粥是温的，不烫。水生喝了一大口，还是没饱的感觉。他看见碗底有几粒米，用筷子小心地挑出来，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米粒已经煮烂了，没什么味道，但他嚼了很久，舍不得咽下去。
“水生，”阿毛突然说，“我听说，吃土也能饱。”
“吃土？”
“嗯。观音土。白色的，细细的，用水和了，做成饼，蒸熟了吃。吃了就不饿了。”
“那能吃么？”
“不知道。”阿毛摇摇头，“但有人吃。东垛的李老栓，昨天吃了观音土，肚子胀得像鼓，拉不出来，疼得在地上打滚。赤脚医生看了，说没救了。”
水生打了个寒噤。他想起李老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以前总是笑呵呵的，见人就打招呼。现在，因为饿，去吃土，然后死了。
饿死，还是吃土死？这算选择么？
喝完粥，碗底还剩几片野菜叶子。水生用筷子夹起来，仔细地吃掉。连碗边的粥渍，他都用舌头舔干净了。阿毛也这样。两个人像两只小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走吧。”阿毛站起来，“天快黑了。”
回到家，外婆正在煮东西。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冒着热气。水生凑过去看，锅里是黑乎乎的一团，看不出来是什么。
“外婆，煮的什么？”
“菱角秧。”外婆用筷子搅了搅，“你七婶给的。说这个能吃。”
菱角秧？水生想起菱荡里那些碧绿的叶子，那些红色的菱角。现在，连叶子都要吃了么？
晚饭时，菱角秧端上来了。煮过的菱角秧是暗绿色的，软塌塌的，像煮烂的草。吃起来有股涩味，嚼不烂，咽下去的时候刮喉咙。但外婆说：“吃吧，总比没有强。”
水生勉强吃了半碗。肚子是填满了，但感觉很奇怪——不是饱，是胀。胀得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
祖父只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他拿起旱烟袋，想抽烟，但烟叶早就没了，只剩下些碎末。他把碎末倒进烟锅，点燃，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三爷，”外婆轻声说，“多少吃点。”
祖父摇摇头：“你和水生吃吧。我不饿。”
水生知道祖父在说谎。他的脸瘦得凹陷下去，眼睛周围一圈黑。但他把吃的让给了他和外婆。就像阿毛把挖到的野菜多分给娘和妹妹一样。
夜里，水生饿得睡不着。肚子咕咕地叫，像有只青蛙在里面。他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吃的：外婆做的玉米饼，金黄酥脆；七婶煮的红菱粥，甜糯清香；甚至以前不爱吃的咸鱼，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
他爬起来，摸黑走到船头。月光很好，照得水面一片银白。远处有蛙鸣，一声一声，叫得人心慌。他蹲下来，看着水里的倒影——一个瘦小的孩子，脸尖尖的，眼睛大大的，像只小老鼠。
突然，他听见扑通一声。是什么掉进水里了。他循声望去，看见不远处的水面上，有个黑影在动。是人？还是……
他悄悄地划着小划子靠近。月光下，他看清了：是个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用网兜捞着什么。捞得很仔细，一下一下，像在捞鱼。
是祖父。
水生愣住了。祖父半夜来捞什么？鱼？这个季节，这个时辰，哪有鱼？
他躲在芦苇丛后，静静地看着。祖父捞了很久，终于捞到了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把网兜提起来，网兜里黑乎乎的一团，看不清是什么。祖父把网兜里的东西倒进带来的篮子里，然后继续捞。
水生看了半个时辰，祖父捞了小半篮子。然后他上了岸，提着篮子往回走。水生悄悄地跟在后面。
祖父没有回船，而是去了垛子南边的一片洼地。那里长着一种水草，叫“水葫芦”，叶子肥厚，开紫色的花。以前是用来喂猪的，现在人也吃。但水葫芦要煮熟了才能吃，生的有毒。
祖父在洼地边蹲下来，把篮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水生终于看清了——是螺蛳。小小的，灰褐色的螺蛳，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原来祖父半夜来捞螺蛳。螺蛳肉少，但好歹是肉。以前没人吃这个，嫌麻烦，肉也少。但现在，什么都成了宝贝。
祖父开始处理螺蛳。他用石头把螺蛳壳砸碎，取出里面的肉。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常干。水生看着祖父的手，那双撑船打鱼的手，现在在做这样细致的话。月光照在祖父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佝偻的背上，水生突然想哭。
他没有出去，而是悄悄地回了船。躺下时，他听见祖父回来的脚步声，很轻，很轻。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祖父在洗螺蛳肉。再然后，是煮东西的声音，很小心，怕吵醒他们。
第二天早上，饭桌上多了一碗东西。黑乎乎的，切成小块，看不出来是什么。但闻起来有腥味。
“这是什么？”水生问。
“螺蛳肉。”外婆说，“你爷爷半夜捞的。吃吧，补身体。”
水生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螺蛳肉很韧，嚼不烂，腥味很重。但他还是吃了，一块，又一块。他知道这是祖父用一夜的辛苦换来的，不能浪费。
祖父埋头吃饭，不说话。他的眼睛里有血丝，是熬夜熬的。水生看着祖父，突然说：“爷爷，今晚我跟你一起去捞螺蛳。”
祖父抬起头，看了他很久，然后摇摇头：“你还小，夜里水凉。”
“我不怕！”水生倔强地说。
祖父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水生真的跟着去了。
夜里的水确实凉。九月的天气，白天还热，夜里水却刺骨地凉。水生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冻得直打哆嗦。但他咬着牙，学着祖父的样子，用网兜捞螺蛳。
螺蛳不好捞。它们吸附在水草上、石头上，要用网兜使劲刮才能刮下来。水很浑，看不清，只能凭感觉。有时候捞上来一堆水草，有时候什么也没有。捞了半个时辰，才捞到十几个。
祖父捞得多。他的动作稳，准，知道哪里有螺蛳。水生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月光下，一老一少两个身影，在冰凉的水里，一下一下地捞着。谁也不说话，只有水声，和螺蛳掉进篮子里的声音。
那晚他们捞了小半篮子。回去的路上，祖父突然说：“水生，记住今天。”
“记住什么？”
“记住饿的滋味。”祖父的声音很平静，“也记住，人只要肯干，就饿不死。”
水生点点头。他记住了。记住了夜里的水有多凉，记住了螺蛳有多难捞，记住了祖父佝偻的背影，也记住了自己胃里那种空洞的、烧灼的感觉。
日子一天天过去，饥饿还在继续。但人们开始想办法。
有人发明了“吃水”：把各种能吃的、不能吃的水生植物，都拿来充饥。除了菱角秧、水葫芦，还有茭白根、芦苇芯、甚至浮萍。浮萍捞起来，晒干，磨成粉，和一点点玉米面混在一起，做成饼。饼是绿色的，吃起来有股青草味，但总比没有强。
有人开始抓老鼠。以前人人喊打的老鼠，现在成了美味。老鼠肉嫩，比野菜好吃。但老鼠狡猾，不好抓。孩子们用竹笼子做陷阱，放一点玉米屑做诱饵，运气好能抓到一只。一只老鼠，能煮一小锅汤，够一家人喝一顿。
还有人吃树皮。柳树皮、杨树皮、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磨成粉，掺在面里。树皮粉粗糙，吃下去刮肠子，但能填肚子。吃了树皮粉的人，大便都拉不出来，要用棍子掏。
水生亲眼见过一次。是隔壁船的王婶，吃了三天树皮饼，拉不出来，疼得满船打滚。她男人急得团团转，最后用筷子蘸了菜油，一点一点地掏。掏出来的大便黑乎乎的，硬得像石头。
但王婶活下来了。只要能拉出来，就能活。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老人，后来是孩子，再后来，连壮劳力也顶不住了。垛上天天有哭声，天天有白事。但白事也简单了——没有棺材，用草席一卷；没有纸钱，用树叶代替；没有送葬的队伍，两三个人，一条船，把尸体送到水葬的地方，扔下去，就完了。
活着的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生最难忘的，是批斗会上的那一幕。
那天，公社开批斗会，批斗“资本主义尾巴”。被批斗的是西垛的孙老财——其实不是什么财主，就是个中农，家里有两条船，比别人多打点鱼。但这时候，多打鱼也是罪。
批斗会在打谷场上开。主席台是几张桌子拼的，上面铺着红布。孙老财被押上来，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资本主义尾巴”，字是倒着写的。他低着头，弯着腰，像只虾米。
公社干部在台上讲话，声音通过喇叭传出来，嗡嗡地响。讲的是什么，水生没听清。他饿得头晕眼花，只想快点结束，好回去躺着——躺着能省力气，能少饿一点。
台下的群众也都没精打采的。大家站着，眼神空洞，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偷偷嚼野菜根——那是趁人不注意时，从口袋里摸出来的，塞进嘴里，慢慢地嚼，不让别人看见。
批斗会开了一半，突然，河里传来扑通一声。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只见一条大鱼从水里跳出来，在空中划了道弧线，又落回水里。鱼很大，看影子起码有五六斤，银白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瞬间，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盯着那条鱼消失的水面，眼睛睁得大大的，像看见了救命稻草。连台上的干部都忘了说话，愣愣地看着。
然后，不知道谁咽了口唾沫。声音很大，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接着，又一个咽唾沫的声音。又一个。此起彼伏，像青蛙叫。
孙老财也抬起头，看着水面。他的喉结动了动，也咽了口唾沫。
台上的干部反应过来，敲了敲桌子：“安静！安静！继续批斗！”
但没人听他的。所有人的目光还盯着水面，等着鱼再次跳出来。那是一条鱼啊，一条活生生的鱼！五六斤重！够一家人吃好几天！
干部急了，拿起喇叭喊：“孙老财！交代你的罪行！”
孙老财转过头，看着干部，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还是盯着水面，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渴望。
突然，他又咽了口唾沫，声音大得连台上的干部都听见了。
台下有人忍不住，笑了一声。虽然很快憋住了，但像传染似的，又有几个人笑了。笑声很轻，但很怪异——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笑。
干部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正要发作，孙老财突然开口了，声音嘶哑：“我……我交代。我……我打鱼的时候，偷偷……偷偷藏了两条小的，没交公……给我娘吃了……我娘八十岁了……不吃点好的，活不过这个冬天……”
他说着，眼泪流了下来。不是害怕的眼泪，是羞愧的眼泪。为两条小鱼，为八十岁的老娘，为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罪行”。
台下又安静了。但这次，安静里有了别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批判，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大家看着孙老财，看着这个因为两条小鱼被批斗的男人，看着他脸上浑浊的眼泪，突然觉得，批斗会变得很荒谬。
就在这时，那条鱼又跳出来了。这次跳得更高，在空中翻了个身，鳞片反射着阳光，亮得刺眼。
所有人的目光又被吸引过去。包括干部。他也盯着那条鱼，喉结动了动。
孙老财还在哭，但哭着哭着，他突然说：“那条鱼……要是能抓到……熬汤……能熬一大锅……”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声音很大，通过喇叭传出来，全场都听见了。
先是一个人笑了。接着，两个人，三个人……最后，全场的人都笑了。不是嘲笑，是一种无奈的、苦涩的笑。连台上的干部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批斗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孙老财被押下去时，还回头看了一眼河面。那条鱼没有再跳出来，水面恢复了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水生记得，记得那条银光闪闪的鱼，记得全场咽唾沫的声音，记得孙老财肚子叫的声音，记得那种荒诞的、苦涩的笑。
回家的路上，祖父一直沉默。走到船边时，他突然说：“水生，你看见那条鱼了么？”
“看见了。”
“知道那是什么鱼么？”
水生摇头。
“是刀鱼。”祖父说，“这个季节，刀鱼应该回游了。可是……”他顿了顿，“可是今年，一条都没捕到。公社的船天天在江上转，一条都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祖父望着茫茫的水面，“也许是水变了，也许是鱼变了，也许是……世道变了。”
那天晚上，水生梦见那条刀鱼。梦见它在水里游，游得很快，很自由。他想抓它，但抓不到。鱼总是从他手边溜走，还回头看他，眼神里有一种嘲笑。
醒来时，他还在想那条鱼。想它为什么要在批斗会的时候跳出来，想它现在在哪里，想它会不会也饿。
又过了些日子，天气转凉了。饥饿还在继续，但人们似乎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不再抱怨，不再哭泣，只是默默地活着，能活一天是一天。
水生也开始习惯。习惯那种胃里空空的感觉，习惯吃各种奇怪的东西，习惯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学会了在饿的时候，喝一大碗水，把胃填满；学会了在挖野菜时，偷偷塞一根在嘴里，慢慢地嚼；学会了在夜里，跟祖父去捞螺蛳，哪怕手冻得通红。
但他最害怕的，是看见别人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他害怕。不是饿，不是渴，而是一种空洞，一种了无生气。就像荷花死后，那些漂在水上的河灯，亮着，但没温度；就像批斗会上，那些盯着鱼的人，看着，但没希望。
有一次，他去阿毛家。阿毛的娘病得更重了，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阿毛的妹妹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娘，不哭也不闹。阿毛在煮野菜粥，粥稀得像水。
水生把带来的几根芦根递给阿毛。阿毛接过来，没吃，而是掰成两半，一半给妹妹，一半塞到娘嘴里。
“娘，吃吧，甜的。”阿毛轻声说。
阿毛的娘睁开眼睛，看了看嘴里的芦根，又看了看阿毛，眼泪流了下来。但她还是慢慢地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阿毛，”她声音微弱，“娘拖累你了。”
“不拖累。”阿毛摇头，“娘在，家就在。”
水生看着这一幕，鼻子发酸。他想起自己的娘，早早就死了，他连样子都记不清。但此刻，他觉得阿毛的娘就是自己的娘，阿毛的妹妹就是自己的妹妹。饥饿把所有人都连在了一起，不管有没有血缘，都是一家人。
从阿毛家出来，水生去了七婶的菱荡。菱荡也萧条了。菱叶枯黄了大半，菱角稀稀拉拉的，又小又瘪。七婶正在摘最后一批菱角，动作很慢，像在告别。
“七婶。”水生叫了一声。
七婶抬起头，看见水生，笑了笑：“水生来了。”她的脸更瘦了，颧骨高高地凸起，但眼睛依然明亮。
“菱角……还多么？”
“不多了。”七婶摇摇头，“今年的菱，长得不好。水瘦，菱也瘦。”
她摘下一个菱角，剥开，递给水生。菱角很小，肉只有一点点，但水生还是接过来，放进嘴里。还是甜的，但甜里带着苦。
“七婶，你饿么？”水生问。
七婶想了想：“饿啊。但比起饿，我更怕菱荡没了。要是菱荡没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菱荡不会没的。”
“会没的。”七婶望着枯黄的菱叶，“要是明年还这样，水还这么瘦，菱就长不出来了。菱长不出来，菱荡就死了。”
水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七婶，七婶也看着他。两人在枯黄的菱荡边站着，像两棵即将枯萎的植物。
最后还是七婶打破了沉默：“水生，你记住，不管多饿，别吃观音土。那东西吃下去，就活不成了。”
“嗯。”
“也别吃树皮。吃了拉不出来，更受罪。”
“嗯。”
“要是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喝水。水是干净的，喝多了，能撑一阵。”
“嗯。”
七婶摸了摸水生的头：“回去吧。天快黑了。”
水生往回走时，回头看了一眼。七婶还站在菱荡边，身影在暮色里越来越模糊，最后和菱荡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人，哪里是菱。
冬天来了。饥饿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野菜没了，树皮剥光了，连水草都捞完了。人们开始吃一切能吃的东西：棉花籽、玉米芯、花生壳……磨成粉，掺一点点面，做成饼。饼硬得像石头，吃下去划得喉咙疼，但总比没有强。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一家一家地死，后来是一垛一垛地死。哭声少了，因为哭需要力气，而大家都没力气了。死亡变得平常，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水生也快撑不住了。他每天躺在床上，能不动就不动。饿的感觉从最初的烧灼，变成了麻木。胃里像塞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但又空荡荡的。脑子里昏昏沉沉的，总是做梦，梦见吃的，各种各样的吃的。醒来时，口水流了一枕头。
祖父和外婆也好不到哪里去。祖父的背更佝偻了，走路都要拄着竹竿。外婆的眼睛陷得很深，看东西都模糊了。但他们还是把能吃的东西，尽量留给水生。
“水生还小，”外婆说，“得活着。”
“活着，”祖父重复着这个词，“得活着。”
活着，成了唯一的目标，唯一的信念。
转机出现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
那天早上，水生被一阵锣鼓声吵醒。他挣扎着爬起来，看见垛子上来了几辆马车。不是汽车，是马车，马瘦骨嶙峋的，车也破破烂烂的。但车上装着东西——麻袋，鼓鼓囊囊的麻袋。
是救济粮来了。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人们从屋里、从船上、从各个角落爬出来，跌跌撞撞地往打谷场跑。每个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那种空洞的、了无生气的眼睛，突然有了光。
公社干部在打谷场上讲话，还是那个喇叭，还是那个声音，但这次，没人不耐烦。所有人都盯着那些麻袋，像盯着救命稻草。
“乡亲们！”干部的声音有些激动，“上级知道我们的困难，拨了救济粮！每人每天二两！二两啊！”
二两。听起来不多，但在饿了大半年的人们听来，这简直是天堂。有人当场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眼泪混着脸上的污垢，流成两道沟。
领粮的队伍排得很长，但秩序出奇地好。没人挤，没人抢，大家都默默地排着，像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轮到谁，谁就伸出碗，干部舀一勺玉米面，倒进碗里。一勺，不多不少，刚好二两。
水生也排着队。轮到他时，他伸出碗——是个粗陶碗，边沿缺了个口。干部舀了一勺玉米面，倒进去。黄色的玉米面落在碗底，沙沙地响。水生看着那勺面，手在颤抖。
“下一个！”干部喊。
水生端着碗，走到一边。他没马上走，而是蹲下来，用手指蘸了一点面，放进嘴里。干的面粉，呛得他咳嗽，但他还是咽下去了。是粮食的味道，真正的粮食的味道。他已经快忘了这种味道了。
回家的路上，他走得很慢，很小心，怕洒了一粒面。到了船上，他把碗递给外婆。外婆接过碗，手也在颤抖。
“是面……”她喃喃地说，“是玉米面……”
那天晚上，外婆用那二两面，煮了一小锅糊糊。糊糊很稀，但毕竟是粮食煮的。水生喝了一碗，又喝了一碗。肚子里暖洋洋的，那种久违的饱腹感，让他想哭。
祖父也喝了两碗。喝完后，他坐在船头，抽了很久的烟。烟是真正的烟叶，是领救济粮时顺便发的，虽然不多，但总算有烟抽了。
“活了，”祖父吐出一口烟，“又能活了。”
那晚，水生睡得特别香。没有做梦，没有饿醒，一觉到天亮。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照进船舱，暖洋洋的。他听见外面有声音，是人们的说话声，还有孩子的笑声——久违的笑声。
他爬出船舱，看见垛子上有了生气。人们脸上有了血色，走路有了力气。孩子们在打谷场上跑，虽然还是很瘦，但至少能跑了。
阿毛来找他，手里拿着半个玉米饼——是用救济粮做的，虽然小，但是实的，不是稀的。
“水生，吃！”阿毛把饼掰了一半给他。
水生接过来，咬了一口。饼有点硬，但很香，玉米的香味。他慢慢地嚼，慢慢地咽，像在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我娘也好多了，”阿毛说，“喝了几天糊糊，能坐起来了。”
“我爷爷也是，”水生说，“昨天还去捞螺蛳了，说要改善改善伙食。”
两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很真实。
救济粮只发了半个月，每天二两，不多，但足够让人活下去了。春天来的时候，野菜又长出来了，鱼也开始有了。虽然还是吃不饱，但至少不会饿死了。
人们开始恢复生气。修船的修船，补网的补网，种菱的种菱。垛子上又有了炊烟，有了笑声，有了生活的气息。
但饥饿的滋味，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很多年后，当水生吃到白米饭，吃到鱼和肉，总会想起那碗透明的粥，想起批斗会上那条刀鱼，想起七婶说的“饿也得活着”。他会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一粒都不剩。因为知道，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
他也会告诉自己的孩子：“饿过的人，才知道粮食的金贵；苦过的人，才知道甜的滋味。”
而那片水乡，在经历了最深的饥饿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水还在流，船还在行，菱还在长，人还在生儿育女。就像水底的菱根，虽然看不见，虽然埋在淤泥里，但只要有一点养分，就能发芽，就能生长，就能撑过最冷的冬天，迎来新的春天。
饥饿的滋味，最终化作了生命的韧性。
而这，大概是那片土地，教会人们的最深刻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