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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十章：渡口（1968） 大批知青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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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叶落的时候，第一批返城的知青要走了。
消息是秋分那天传来的，县里下了文件，说“部分知识青年因家庭困难或特殊原因，可申请回原籍”。文件很简短，但像块石头砸进水里，在知青点激起了千层浪。
陈水根是从沈会计那里听到消息的。那天他去公社领蚕桑补贴——虽然只有薄薄一叠毛票，但总算是几个月来头一回见到钱。沈会计把文件推给他看，叹了口气。
“该来的总要来。”
水根看完文件，沉默了很久。他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能走多少？”
“三分之一吧，也许一半。”沈会计点起烟，“县里给了名额，咱们公社二十三个知青，第一批能走八个。”
“谁走谁留？”
“按政策：独生子□□先，家庭成分好的优先，有疾病的优先。”沈会计吐了口烟，“徐建国符合条件，独生子，父亲是工人。他要是申请，肯定能走。”
水根心里一紧。徐建国走了，阿莲怎么办？
从公社出来，他没回家，直接去了知青点。那是镇东头一栋旧仓库改的二层楼，墙上的标语已经斑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楼前晾着衣服，在秋风里飘飘荡荡。
楼里很安静，反常的安静。平时这个时候，该有歌声，有读书声，有年轻人打闹的笑声。但现在，只有风吹过破窗的呜咽声。
水根上二楼，男知青宿舍的门开着。徐建国坐在靠窗的铺位上，面前摊着几张纸，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没写。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细密的绒毛和眼底的青黑。
“陈队长。”他抬头，勉强笑了笑。
水根走过去，看看那些纸：回城申请表，家庭情况证明，政审材料。
“要走了？”
“我……还没想好。”徐建国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家里来了三封信，父亲写的，母亲写的，姐姐写的。都说让我回去，说在上海给我找了工作，说……”
他说不下去了。
水根在他对面坐下，掏出烟袋，递过去。徐建国摆摆手，不抽。水根自己点了一锅，烟雾在阳光里袅袅上升。
“阿莲知道吗？”
“还没跟她说。”徐建国声音很低，“我不知道怎么说。”
两人沉默着。楼下传来女生的哭声，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是徐玲，徐建国的堂妹，她也在第一批名单里。
“陈队长，你说，我该走吗？”徐建国突然问。
水根看着他：“你想走吗？”
“我想……也不想。”徐建国把眼镜戴上，“我想家，想父母，想上海的外滩、南京路。但我也舍不得这儿，舍不得试验田，舍不得蚕室，舍不得……”他没说完，但水根懂。
舍不得阿莲。
“四年前我来的时候，觉得这儿真苦。”徐建国望着窗外，“水多，蚊子多，冬天冷，夏天热。我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去，回我的大上海。”
他顿了顿：“可现在真要走了，心里却空落落的。这四年，我在这儿学会了种田，学会了养蚕，学会了写诗。这儿的人，教我懂得了好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阿莲呢？”水根问。
徐建国的眼圈红了：“她……她让我走。”
“她说的？”
“她写的。”徐建国从枕头下掏出一张纸，递给水根。
纸上字迹工整，是阿莲的笔迹：“建国哥：听说你能回上海了，真好。上海是大城市，有你父母，有你想要的生活。回去吧，别惦记我。我会好好活着，继续读书，继续写诗。谢谢你教我的所有。阿莲。”
水根看着这张纸，心里像堵了团棉花。阿莲这姑娘，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徐建国把脸埋进手里，“我要是走了，阿莲一个人在这儿，无亲无故，还是个哑巴，以后怎么办？我要是留下，我父母怎么办？他们就我一个儿子。”
这问题，水根答不上来。人生有些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取舍。
“你自己想清楚。”他只能说，“不管怎么选，别后悔。”
从知青点出来，水根去了蚕室。阿莲正在清理蚕匾，把用过的一次次消毒，晾晒。姑娘瘦了，眼窝深陷，但干活依然一丝不苟。
看见水根，她停下手中的活，比划着：“建国哥要走了吗？”
水根点点头。
阿莲低下头，继续擦匾。擦得很用力，手指关节都白了。
“你想他走吗？”水根问。
阿莲的手停了。很久，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用手语说：“我想他好。”
“留在这儿，就不好吗？”
阿莲的眼泪掉下来，滴在蚕匾上，洇开一个小圆点。她用手背擦掉，继续比划：“他有父母在上海，有前程。我是哑巴，是累赘。”
“你不是累赘。”水根握住她的肩膀，“阿莲，你聪明，能干，会写字，会写诗。你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姑娘。”
阿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那天晚上，水根回家跟春妹说了这事。春妹正在纳鞋底，针停在半空。
“阿莲这孩子，命苦。”
“我想帮帮她。”
“怎么帮？”
水根想了想：“等建国做了决定再说。”
几天后，返城名单公示了。贴在公社门口的公告栏上，围了一大群人。八个名字，徐建国、徐玲都在其中。公示期三天，三天后就可以办手续。
公告栏前，知青们表情各异。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沉默不语，有的红了眼眶。四年了，他们在这片水乡留下了青春，留下了汗水，也留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徐建国站在人群外，远远看着那张红纸。阿莲在他身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阿莲，”徐建国轻声说，“我……”
阿莲抬起头，看着他，摇摇头，比划：“不要说。你想好了，就去做。”
然后她转身走了，背影在秋风里单薄得像片叶子。
徐建国看着她的背影，很久没动。
公示第二天，出了件意外的事。
水根正在试验田收割晚稻——这是双季稻的第二季，长势不如早稻，但总算有收成。二狗气喘吁吁跑来，说水根的妹妹水英，在镇上报名参军了。
“参军？”水根一愣，“她不是在上学吗？”
“是文艺兵。”二狗说，“县里文工团来招生，水英唱歌好，被选上了。”
水根扔下镰刀就往镇上跑。水英十八岁，在县中学读高二，是他最小的妹妹。父亲去世早，长兄如父，这么大事，她竟然没跟家里商量。
到镇上的招生点时，水英已经填完表了。看见哥哥，她有些心虚，但眼睛亮亮的。
“哥，我要去当兵了。”
“胡闹！”水根很少对妹妹发脾气，“你才多大？学不上，去当什么兵？”
“是文艺兵，能唱歌。”水英挺起胸，“哥，我想出去看看。兴化太小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水根看着她，突然发现妹妹长大了。不再是那个跟在他身后要糖吃的小丫头，而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大姑娘了。
“父母不在了，我得对你负责。”他声音软下来。
“哥，我能对自己负责。”水英拉住他的手，“我都十八了。你看建国哥他们，十八岁就从上海来了咱们这儿。我能去当兵，是光荣的事。”
水根沉默了。是啊，四年了，他看着那些知青来，现在又要看着他们走。而自己的妹妹，也要走了。
“你决定了？”
“决定了。”水英点头，“政审都过了，就等体检。哥，你支持我吗？”
水根看着她眼里的光，想起父亲信里的话：“儿若成人，当谨记：文脉不可断。”妹妹想走自己的路，也许不该拦着。
“要是苦了，累了，就回来。”他说。
水英眼圈红了，扑进他怀里：“哥，谢谢你。”
第二天，水英的体检通过了。她成了公社第一个女文艺兵，三天后就要去省城报到。
消息传开，乡亲们都来祝贺。水英家挤满了人，这个送双袜子，那个送条毛巾。春妹连夜赶做了一件新棉袄，用的是今年新收的棉花。
“外面冷，穿厚点。”春妹一边缝扣子一边掉眼泪。
“嫂子，别哭。”水英帮她擦泪，“我会写信回来的。”
水根站在门口，看着屋里热闹的景象，心里空落落的。妹妹要走了，像雏鸟离巢，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他应该高兴，但更多的是不舍。
晚上，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水根把父亲留下的那枚徽章——就是黑匣子里那枚1927年的镰刀锤子徽章，给了妹妹。
“这是爹留下的，你带着。想家了，就看看。”
水英双手接过，捧在手心，眼泪掉在徽章上。
“哥，我会好好干的，不给爹丢人。”
夜深了，客人都散了。水根和春妹送水英回学校宿舍——她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路上，水英突然说：“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当兵吗？”
“为什么？”
“因为建国哥。”水英轻声说，“我看他写的诗，听他讲上海的故事，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儿，我想走出去，看看他说的那些地方。”
水根心头一震。原来，妹妹的心，早就被那个上海来的年轻人打开了。
“到了外面，照顾好自己。”
“嗯。”
分别时，水英抱住哥哥，抱得很紧。“哥，你也要保重。”
水根拍拍她的背，说不出话。
回家的船上，春妹靠着他：“孩子们一个个都要走了。”
“是啊。”水根划着桨，“小舟也快上学了。”
“你说，等小舟长大，也会走吗？”
“也许会。”水根望着前方的黑暗，“孩子大了，总要飞走的。”
“那咱们呢？”
“咱们守着这儿。”水根说，“守着这片水，这片田，这个家。”
船划过水面，桨声欸乃。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清冷的光照着水乡，照着即将到来的离别。
公示最后一天，徐建国还没交申请表。
沈会计找到他：“小徐，今天截止了。你到底走不走？”
徐建国坐在宿舍里，面前摊着空白的申请表。他握着笔，手心里全是汗。
“我……再想想。”
“还想什么？”沈会计急了，“这可是机会！错过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徐建国不说话。他想起阿莲的眼睛，想起试验田的稻浪，想起蚕室的沙沙声，想起水根教他撑船，想起老秀才教他背诗……这四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这片水乡。
“沈会计，如果我留下，能安排工作吗？”
“留下？”沈会计愣了，“你真要留下？”
“我在想。”
“你要是留下，公社肯定欢迎。”沈会计坐下来，“你这么有文化，能做的事多了：办夜校，搞农技，帮着整理资料……但小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留下，日子苦。你看看水根他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能吃饱就不错了。你回上海，是工人，是干部，前途不一样。”
徐建国知道沈会计说的是实话。但他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响：留下来。
“我出去走走。”
他出了知青点，漫无目的地走。走过试验田，稻子已经收割，田里只剩茬子；走过蚕室，阿莲在喂新一批的蚕，背影单薄；走过吴公堤，水面上有几条船，在撒网捕鱼。
最后，他走到渡口。
这是兴化最大的渡口，连接着水乡和外面的世界。四年了，他无数次在这里上船、下船。今天，渡口格外热闹，要走的知青和家人在告别。
徐玲看见他，跑过来：“哥，你决定了吗？”
徐建国摇摇头。
“你还在想阿莲？”徐玲压低声音，“哥，我理解你。但你要想清楚，你们……不可能的。她是个哑巴，你父母不会同意。”
“我知道。”
“那你还犹豫什么？”
徐建国看着渡口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离别时拥抱、哭泣的场景。他想起四年前，他从上海来时，也是在这个渡口下船。那天雨很大，他提着行李，踩着泥泞的路，心里满是不安和抗拒。
现在，他要走了，心里却满是不舍和牵挂。
“玲玲，你先走吧。我……再待几天。”
“哥！”徐玲急了，“名额有限，你这次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知道。”徐建国拍拍她的肩，“你回去跟爸妈说，我很好，让他们别担心。”
徐玲看着他，突然哭了：“哥，你变了。”
“是啊，变了。”徐建国笑了笑，“四年，够改变一个人了。”
送走了徐玲和其他六个知青，渡口一下子空了。徐建国站在那儿，看着船消失在河道拐弯处，心里反而平静了。
他做了决定。
回到知青点，他撕掉了申请表。然后去找阿莲。
阿莲在蚕室，正在写养蚕日记。看见他，手一抖，笔掉在地上。
徐建国捡起笔，递给她：“我不走了。”
阿莲瞪大眼睛，不敢相信。
“真的。”徐建国说，“我留下了。跟你一起。”
阿莲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扑进他怀里，肩膀耸动，哭得像个孩子。徐建国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
“别哭，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窗外，秋风起，吹落一树梧桐叶。但蚕室里很暖，有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有年轻人跳动的心。
那天晚上，水根听说了徐建国的决定。他划船去知青点，徐建国正在收拾东西——他申请搬到蚕室旁边的空屋，方便工作。
“真想好了？”水根问。
“想好了。”徐建国点头，“陈队长，我想在咱们这儿办个真正的夜校，不光教认字，还教农业技术，教卫生知识，教……所有我能教的。”
“公社能同意吗？”
“沈会计说支持。”徐建国眼睛亮亮的，“他说，现在运动过去了，该抓生产了。有知识的人留下，是好事。”
水根拍拍他的肩：“好，需要什么，跟我说。”
从知青点出来，水根去了卫生院。陆文婷已经从县医院回来了，身体恢复了些，但还不能工作。他坐在院里晒太阳，手里拿着一封信。
“陆医生。”
陆文婷抬头，看见是他，笑了笑：“水根啊，坐。”
水根在他旁边坐下。陆文婷把信递给他：“我哥哥从美国寄来的，刚收到。”
水根接过，信是全英文的，他看不懂。
“他说什么？”
“说他在大学里教书，研究物理。说他想回来，但回不来。”陆文婷望着远方，“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为祖国做点什么。”
“你回信了吗？”
“回了。”陆文婷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你帮我看看。”
水根接过，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
“兄长安好：来信收悉，知兄在海外一切平安，甚慰。弟在兴化行医，虽条件艰苦，但能为乡民解除病痛，心甚安。今血防工作已有起色，治水、灭螺、防病，三管齐下，成效初显。兄所言‘科学报国’，弟深以为然。虽道路不同，但殊途同归。望兄保重身体，待山河无恙，或有重逢之日。弟文婷谨上。”
信写得很克制，但水根读出了里面的深情。
“写得好。”他说。
陆文婷接过信，小心折好：“水根，我想回卫生院工作。”
“你的身体……”
“能行。”陆文婷站起来，走了几步，“你看，我能走了。血防工作不能停，那些病人还在等我。”
水根看着他。这个上海来的医生，在经历了批斗、关押、病痛之后，依然想着治病救人。
“我去跟沈会计说。”
“不用，我自己去。”陆文婷说，“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第二天，陆文婷真的去了公社。沈会计看见他，愣住了。
“陆医生，你……”
“我想回卫生院工作。”陆文婷平静地说。
沈会计沉吟片刻：“你的问题，还没完全结论……”
“那就边工作边结论。”陆文婷说，“沈会计，现在是秋天，血吸虫病的传播季节。如果不及时防治，明年春天又会爆发。你难道想看着更多人得病？”
沈会计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行，你先回去工作。但要注意影响，少说话，多做事。”
“我知道。”
陆文婷回到了卫生院。诊室还是老样子，只是蒙了一层灰。他打了水，擦了桌子，整理了药柜。然后挂出牌子：今日开诊。
第一个病人来了，是沈老栓。他的血吸虫病已经控制住了，但需要定期复查。
“陆医生，你可回来了。”沈老栓握着他的手，“我们还以为……”
“以为我回不来了？”陆文婷笑了，“这不是回来了吗？”
消息传开，病人陆续来了。有看病的，有复查的，有拿药的。卫生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水根去看他时，他正在给一个孩子检查。孩子发烧，腹泻，他仔细听诊，开药，嘱咐注意事项。那个专注的样子，和四年前刚来时一模一样。
“陆医生，你瘦了。”水根说。
“会胖回来的。”陆文婷写完病历，“水根，那些资料……”
“在我那儿，安全。”
“好。”陆文婷放下笔，“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咱们接着干。”
秋深了，天一天比一天冷。水根忙着收晚稻，忙着种油菜，忙着为冬天做准备。春妹在家做棉衣，小舟帮忙绕线，小苇在摇篮里咿呀学语。
一天傍晚，水根从田里回来，看见家门口停着一条船。船上是兴化中学的李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书生，戴着厚厚的眼镜。
“李老师？您怎么来了？”
李老师脸色苍白，怀里抱着一个布包：“水根，我有事求你。”
“进屋说。”
进了船屋，李老师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本书：《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还有几本物理、化学教材。
“这是……”水根愣住了。
“学校的图书馆，要清理了。”李老师声音发抖，“说这些书是‘毒草’，要烧掉。我……我偷了一些出来，藏不住了。水根，我知道你藏着你父亲的东西，能不能……帮我也藏一些？”
水根看着那些书，又看看李老师恳切的眼神。这个教书匠，冒着风险保护这些书，就像他保护父亲的遗物一样。
“能藏多少？”
“就这些，最重要的。”李老师说，“其他的……顾不上了。”
水根接过布包：“交给我吧。”
李老师握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谢谢，谢谢。这些书……是文明的种子。不能全烧了啊。”
“我知道。”
送走李老师，水根把书藏进暗格。现在，那个暗格里有了太多东西：父亲的文件，陆文婷的医案，老秀才的诗稿，上方寺的经书，试验田的数据，明代织机织的绸，现在又多了这些教科书。
春妹看着他：“咱们这儿，真成仓库了。”
“是啊。”水根盖上暗格，“但这些东西，总得有人收着。”
“你不怕吗？”
“怕。”水根说，“但更怕这些东西没了。”
夜里，他睡不着，起来翻开那些书。《史记》的扉页上，有李老师的题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鲁迅全集》里夹着一张纸条：“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水根读着这些字句，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父亲说得对：文脉不可断。书在，思想就在；思想在，人就还是清醒的人。
第二天，水根听说，中学图书馆真的烧了。熊熊大火，烧了整整一天。李老师站在远处看着，一动没动，像一尊雕像。
水根去找他时，他还在那儿，看着那堆灰烬。
“李老师。”
李老师转过头，眼睛红红的：“烧了，全烧了。”
“您保住的那些，还在。”
“不够，远远不够。”李老师摇头，“几千册书啊，从建校就攒下的。没了，全没了。”
水根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但我做了我能做的。”李老师突然笑了，笑得很苦，“水根，你知道吗？昨晚我藏那些书时，想起我老师说过的话：文明像火，你可以扑灭它一时，但只要还有一粒火星，它就能再燃起来。”
他指着那堆灰烬：“现在，火灭了。但火星，还在你那儿，在我这儿，在每一个偷偷藏书的人那儿。总有一天，这些火星会碰到一起，重新燃起大火。”
水根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是啊，火星还在。在暗格里，在记忆里，在不屈的人心里。
冬天来了，第一场雪落下时，水根收到一封信。是水英寄来的，从省城。
“哥：我已到文工团，一切安好。这里训练很苦，但战友们很好。我学会了新歌，等回家唱给你听。随信寄去一张照片，是我的演出照。哥，我想家了，想兴化的水，想咱家的船。但我不后悔。我会好好干，给咱家争光。妹水英。”
信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水英穿着军装，梳着两条辫子，站在舞台上，笑得灿烂。水根看着照片，眼睛湿了。
“春妹，你看，水英长大了。”
春妹接过照片，也哭了：“真好，真好。”
小舟凑过来：“姑姑真好看。”
“等你长大了，也去当兵。”水根摸摸儿子的头。
“我不当兵。”小舟说，“我要像爹一样，种田，养蚕，守着咱们家。”
水根愣住了。他看着儿子，六岁的孩子，眼神清澈而坚定。
“好，那就守着。”
窗外，雪纷纷扬扬。兴化又白了，像一张干净的白纸，等待春天书写新的故事。
渡口依然在，船来船往。有人走，有人留，有人来，有人去。但水在流，田在长，人在活。
而那些藏在暗处的东西——书，信，诗，医案，绸缎，记忆——像一粒粒火星，在黑暗里静静燃烧，等待着重新点亮世界的那一天。
水根收起信和照片，放进暗格。那里，已经装下了太多故事。但还有更多的故事，正在发生，将要发生。
生活，就像这水，永远向前。而渡口，永远有人在等候，在送别，在迎接。
雪还在下，静静的，覆盖一切，也孕育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