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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稽山问道 正德九年( ...

  •   正德九年的春天是在雨中到来的。不是江南那种缠绵的细雨,是浙东一带特有的、带着咸腥气的海雨,密密麻麻,打在瓦上像炒豆子,从二月底一直下到三月初,没停过。

      王守真坐在绍兴城外十里铺的茶棚里,望着檐外的雨幕。雨水顺着茅草檐滴下来,在他脚前汇成一条浑浊的小溪。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三天前到的绍兴,打听到阳明先生住在城西的光相坊,但去了两次,门房都说先生不见客。

      “先生最近闭门著书,概不见客。”那个留着三绺胡须的老门房说话时眼皮都不抬。

      守真没争辩。他退了城里的客栈,搬到这城外的小铺,每天清晨步行进城,在王家门外站两个时辰,午后走回。如此三天,风雨无阻。

      茶棚老板是个跛脚老汉,第三次见他来,忍不住问:“后生,你天天去王家,是投亲还是访友?”

      “访师。”守真说。

      “王老爷家的客人啊!”老汉肃然起敬,“不过王老爷最近确实不见人。听说朝廷又有人弹劾他,说他讲学聚众,有谋逆之嫌。家里都劝他低调些。”

      守真点点头。这一路走来,他听说了不少。去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阳明先生只用了四十三天平定,立下不世之功。可朝廷不但没赏,反而疑他功高震主。最近更是流言四起,说他的心学是“伪学”,要禁。

      雨小了些。守真喝完碗里最后一口粗茶,放下两个铜板,起身往城里走。泥路被雨水泡得稀烂,一脚下去能陷半尺。他穿着草鞋,裤腿卷到膝盖,走得小心翼翼。

      这趟路,他走了整整两个月。

      去年秋天父亲下葬后,他在家守了七七四十九天孝。孝满那日,他把母亲托付给堂兄,自己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袱:几件换洗衣服,那本《传习录》手抄本,徐举人给的一点盘缠,还有他自己写的《盐政刍议》。

      “真要去绍兴?”母亲送他到村口,眼睛红红的。

      “去。”守真说,“徐先生说,有些问题,只有阳明先生能解答。”

      “那……还回来吗?”

      “回来。”守真握紧母亲的手,“等孩儿弄明白了道理,就回来。到时候,咱们灶户的日子,或许就能好过些。”

      他说得坚定,心里却没底。绍兴千里之外,阳明先生名满天下,凭什么见他一个灶丁出身的落第书生?

      但他必须去。乡试的失败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拔出来,永远是个脓包。他要问清楚:说真话错了吗?为百姓发声错了吗?如果没错,为什么科举不容?如果错了,那什么是对的?

      从兴化到绍兴,他走的是最省钱的路线:先搭盐船到扬州,再沿运河南下到杭州,最后走陆路到绍兴。一路上,他看见了许多在扬州没见过的景象。

      过长江时,他看见江面上漂着尸体——不是一具两具,是十几具,用草席裹着,随波逐流。船夫说,是上游闹水灾淹死的。官府不管,百姓无力安葬,只能任其漂流入海。

      在杭州,他看见西湖边楼台歌舞,也看见城墙下饿殍遍地。一个老乞丐拉着他的衣角:“行行好,我儿子被拉去修宫殿,三年没音讯了……”守真把怀里仅有的三个饼都给了他。

      最让他震撼的,是在余姚城外遇见的一队灶丁——不是兴化的盐场灶丁,是炼铁的炉丁。那些人赤膊在炉前劳作,身上烫伤叠着烫伤,眼睛被炉火熏得通红。他们说的方言守真听不懂,但那佝偻的背、粗糙的手、麻木的眼神,和兴化的灶丁一模一样。

      天下受苦人,原来都是一个样子。

      三月初七,守真又一次站在王家门外。这次,门开了,出来的不是门房,是个三十来岁的儒生,穿着青布直裰,面容清癯,眼神温和。

      “你便是那个天天来的年轻人?”儒生问。

      守真深揖:“晚生王守真,兴化人,特来拜谒阳明先生。”

      “先生近日不见客。”儒生打量他,“你从哪里来?为何求见?”

      “从扬州来。去年乡试落第,心中有惑,特来请先生指点。”

      “落第的人多了,为何偏要来绍兴?”

      守真抬起头:“因为晚生落第,不是因为文章不好,是因为说了真话。”他从怀里掏出那篇《盐政刍议》,“这是晚生写的,关于盐政之弊。若先生得闲,可否一阅?”

      儒生接过,翻了两页,眉头微皱。看完,他沉吟片刻:“你在此稍候。”

      他转身进去,约莫一炷香时间后回来:“先生让你进去。”

      守真心跳如鼓。跟着儒生穿过三重院落,来到一间书房。书房不大,但书极多,三面墙都是书架,地上也堆着书。窗前书案后坐着一个人,正在写字。

      这就是王阳明。

      守真第一次这么近看见他。比三年前在南昌讲学时更清瘦了些,鬓角全白了,但握笔的手很稳,写字时脊背挺直。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抬起头。

      那一瞬间,守真觉得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他跪下,行大礼:“晚生王守真,拜见先生。”

      “起来吧。”阳明先生的声音很温和,“你的文章,我看了。”他拿起案上那几张纸,“写得痛切。灶户之苦,你亲身经历过?”

      “是。晚生世代灶籍,煮盐七年。”

      “后来如何脱籍?”

      “不曾脱籍。”守真说,“晚生是冒商籍参加乡试。”

      阳明先生沉默了片刻:“你倒坦诚。坐。”

      守真在下首的凳子上坐了半个屁股。书房里很静,能听见屋檐滴水的声音,嘀嗒,嘀嗒,像心跳。

      “你这文章里说,‘灶户世代为奴,产盐不得自售’。依你看,该如何改?”

      守真没想到先生会直接问这个。他定了定神:“晚生以为,当准许灶户自销部分盐产,打破盐商垄断。盐课可折银缴纳,减少中间损耗。此外,当设灶户学堂,教其子弟识字算数,不至世代愚昧。”

      “想法不错。”阳明先生点点头,“但你可知,为何历代盐法都不曾如此改?”

      “因为……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这是一方面。”先生起身,走到窗前,“更根本的是,朝廷需要稳定的盐税。若让灶户自销,如何保证税收?若设学堂,谁出钱?谁教书?这些你想过吗?”

      守真语塞。他确实没想这么深。

      “知易行难。”先生转过身,“你懂得灶户之苦,这是‘知’。但如何‘行’,如何真正改变,才是关键。”

      “所以晚生才来求教。”守真又站起来,“晚生读了先生的《传习录》,明白‘知行合一’的道理。可晚生困惑:知了盐政之弊,该如何行?去考科举?科举不容真话。去当灶丁?改变不了任何事。晚生……不知路在何方。”

      他说得激动,声音有些抖。这些话憋在心里太久了,像卤水在锅里沸腾,再不倒出来,就要溢出来了。

      阳明先生静静听着。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你刚才说,你煮过七年盐?”

      “是。”

      “那我问你:煮盐最难的是什么?”

      又是这个问题。三年前在南昌,那位年轻的先生也问过。守真答:“是火候。”

      “火候从何把握?”

      “从……心。”守真这次答得笃定,“老灶丁说,盐在锅里会说话,得会听。这‘听’,就是用心。”

      先生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这就是了。煮盐要用心,做事也要用心。你知盐政之弊,这‘知’从何来?从你煮盐的体验中来,从你见闻的苦难中来。那‘行’呢?‘行’就从你这颗心里来——你想改变,这就是行的开始。”

      “可晚生不知如何改变……”

      “那就从你能做的事做起。”先生走回书案,“你说灶户愚昧,你可教他们识字。你说盐法不公,你可写文章揭露。你说科举腐败,你可……不走科举的路。”

      “不走科举?”守真愣住了,“那读书人还能做什么?”

      “读书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做官。”先生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朱熹把读书和做官绑在一起,我偏要把它解开。你读过书,明理了,就可以去教人,去写书,去讲学——让更多的人明理。这才是读书人的本分。”

      守真如遭雷击。不走科举?这念头他有过,但不敢深想。在大明,读书不做官,就像煮盐不出盐,是废的。

      “你心有疑虑。”先生看出来了,“那好,我再问你:你煮盐时,可想过要当灶长?当盐场管事?”

      “没有。只想煮好盐,多出盐,让家人吃饱。”

      “那为何读书时,就非要当官?”先生追问,“煮盐是做事,教书、写文章、讲学,不也是做事?做事不在大小,在是否尽了自己的良知。”

      良知。又是这个词。守真想起《传习录》里的话:“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晚生明白了。”他深深一揖,“可晚生还有一问:若人人都不走科举,朝廷如何选官?天下如何治理?”

      先生笑了:“谁说人人都不走科举?要走的人自会走。但走的人,该是为治国平天下而走,不是为功名利禄而走。”他顿了顿,“况且,治国平天下,未必非要做官。你在乡间教化百姓,让他们明理、守法、互助,这也是平天下——平一方之天下。”

      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书房的地上,光柱里尘埃飞舞。

      “你可愿跟我读书?”阳明先生忽然问。

      守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先生……愿收晚生为徒?”

      “你心有良知,身有阅历,是可造之材。”先生说,“但我收徒有个规矩:须得通过一考。”

      “请先生出题。”

      先生想了想:“你既从盐场来,我便问你:童仆提水,水洒于地,这是知还是行?”

      这问题古怪。守真沉思片刻,答道:“童仆提水时,心知要提水,这是知;提起水桶,这是行。水洒于地,是行中有失,也是知中有误——若知水桶漏,便会小心,或不提那么满。”

      “所以知行本是一事?”

      “是。知时已在行,行时自有知。譬如晚生煮盐,知火候不够,便添柴;见盐色不对,便调整——知行本不可分。”

      阳明先生抚掌:“善!此真吾辈中人!”他走到守真面前,仔细端详这个年轻人,“你虽未读破万卷书,但世事洞明,正是学问根基。从今日起,你便是我门下弟子。”

      守真再次跪下,这次行了三拜九叩的拜师大礼。起身时,眼圈红了。

      “不过,”先生说,“你既是冒籍参考,这事需有个了断。你可写信给扬州那位李东家,说明情况,退还保书。君子不欺暗室。”

      “是。”守真应道。心里却想:李东家那里倒好说,可盐场那边,父亲已逝,母亲还在灶籍里……这个身份,他真的能摆脱吗?

      先生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户籍是身外之物,心才是根本。你记住:你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灶户、商贾、士子。人心相通,何须以籍贯分高下?”

      当天,守真搬进了王家。先生让他在西厢房住下,和刚才那位引见的儒生——先生的大弟子徐爱同住一院。

      徐爱是个温和的人,三十出头,中过举人,但不再考进士,专心跟着先生治学。他帮守真安顿好,说:“先生门下现有弟子三十余人,分住各处。每日辰时在讲经堂听讲,午后各自读书,戌时可向先生请教。你是新来的,若有不懂,随时问我。”

      守真感激不尽。他看着这间简朴的客房——一床一桌一椅,比李东家商行的伙计房还简单,但窗明几净,书架上摆着几本书。窗外是个小院,种着几竿翠竹,竹叶上雨水未干,在夕阳下闪着金光。

      他终于有了读书的地方。不是偷偷摸摸地读,不是忙里偷闲地读,是正大光明地、全心全意地读。

      第二天辰时,守真第一次走进讲经堂。堂里已经坐了二十多人,年龄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不等,穿着各异,有穿绸缎的富家子弟,也有穿布衣的寒门书生。大家看见新面孔,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阳明先生进来时,所有人都起身行礼。先生走到讲台前,示意大家坐下。

      “今日讲‘事上磨练’。”先生开门见山,“昨日新来一位同门,王守真,灶丁出身。有人或许奇怪:为何收一个灶丁为徒?”

      堂下静悄悄的。守真低下头,手心出汗。

      “我且问他:守真,你煮盐时,可曾想过‘我在格物’?”

      守真站起来:“不曾。只想煮好盐。”

      “那煮盐是不是格物?”

      “是。”

      “为何?”

      “因为煮盐要用心,要把握火候,要顺应卤性——这都是在‘格’盐之理。”

      先生点头:“正是。事上磨练,不在事大事小,在是否用心。你用心煮盐,就是在格物致知。同理,你用心读书、用心教书、用心做人,都是在格物致知。所以我说,满街都是圣人——只要他用心做事。”

      堂下有人窃窃私语。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一个穿着锦袍的年轻学子站起来:“先生,照此说来,贩夫走卒与圣贤无异?那读圣贤书还有何用?”

      “问得好。”先生不恼,“我且问你:你吃饭时,可想过‘我在致良知’?”

      “不曾。”

      “那吃饭是不是致良知?”

      学子语塞。

      “饥则食,渴则饮,这是良知发用。”先生说,“贩夫走卒,诚信买卖,养家糊口,这也是良知发用。圣贤与他们,良知相同,只是发用的范围不同——圣贤的良知,能及于家国天下。但根本处,无二无别。”

      他顿了顿:“读圣贤书,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是为了让良知发用得更加充分、更加广大。就像磨刀——刀本有刃,磨了更利。良知本有,读书是磨。”

      守真听得入神。这些话,像钥匙,一把把打开他心里那些锁。原来如此!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让良知更明;做事不是为了功利,是为了让良知发用。那灶丁煮盐,只要用心,就是在修行;商贾经营,只要诚信,就是在致知。

      下课后,几个同门围过来。有人好奇地问:“王兄,煮盐真的如先生所说,能格物致知?”

      守真想了想:“我打个比方:卤水在锅里,什么时候下盐种,什么时候猛火,什么时候文火,什么时候起锅——这些都要凭经验,也要凭直觉。老灶丁说‘盐会说话’,你得会听。这‘听’,就是用心,就是致良知。”

      “那……若盐煮坏了呢?”

      “煮坏了也是格物。”守真说,“知道为什么坏,下次改进,这就是‘知’。改了,下次煮好了,这就是‘行’。知行本是一体。”

      众人若有所思。一个年纪稍长的同门——后来守真知道他叫钱德洪,是先生最早的一批弟子——拍掌笑道:“妙!这正是先生说的‘在事上磨练’!王师弟虽初来,却已得先生真传!”

      从那以后,守真渐渐融入了这个群体。白天听讲、读书,晚上整理笔记,有时也帮徐爱整理先生的文稿。先生著书很勤,常常写到深夜。守真有时去送茶,看见先生书房的灯亮着,窗纸上映着伏案的剪影。

      一次,先生让他誊抄一份书稿。那是正在写的《大学古本旁释》。守真抄得很认真,遇到不懂处就标记出来。抄完后,他鼓起勇气去请教。

      “先生,这里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晚生不太明白:心之物与物之物,有何区别?”

      先生放下笔:“你看见窗外那棵竹子了吗?”

      “看见了。”

      “竹子是物之物。你心中‘知道’那是竹子,这是心之物。格物,不是格外面的竹子,是格心中‘知道那是竹子’的这个‘知’——为什么你一看就知道是竹子?因为你的良知能分辨。”

      守真恍然大悟:“所以格物,其实是格‘良知如何认知万物’?”

      “正是。”先生欣慰地点头,“你领悟得很快。难怪徐观澜当年看重你。”

      原来先生认识徐举人。守真后来才知道,徐举人年轻时游学江南,曾与阳明先生有一面之缘,还通过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四月。绍兴的春天很美,满城柳绿桃红,但守真很少出门。他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思考、与同门辩论。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学问”——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弄明白。

      但他心里总有一块放不下。夜里,他常梦见盐场:梦见父亲佝偻的背影,梦见母亲数铜板时颤抖的手,梦见灶台上翻滚的卤水。他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回去的。

      四月中旬的一天,先生把守真叫到书房。

      “你来此一月有余,有何心得?”

      守真想了想:“晚生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道在日用常行中。煮盐是道,读书是道,讲学也是道。只要用心,事事皆可成道。”

      “说得好。”先生递给他一卷书稿,“这是我最近写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你拿去看看。里面说了为学的四个要点: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守真接过,展开阅读。文章不长,但字字珠玑。读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时,他心头一震。

      “先生,晚生有一问:晚生之志,在改变灶户命运。但这志向……是否太大了?”

      “大?”先生笑了,“孔子志在天下归仁,孟子志在行王道,哪个不大?志不怕大,怕不真。你且说,你这志向从何而来?”

      “从……从亲身经历中来。晚生见过太多灶户之苦,不想让下一代再受。”

      “这便是真。”先生正色道,“真志必有真行。你既立此志,便要为之努力——读书是为了它,思考是为了它,将来做事也是为了它。这志会像灯塔,指引你一生。”

      守真忽然想起父亲。父亲最大的志,不过是让家人吃饱。这志小吗?不,同样真,同样重。

      “晚生明白了。”他说,“无论志向大小,只要从良知出发,便是正道。”

      先生点头:“你去吧。明日开始,你跟着德洪他们去城南书社讲学——先从简单的讲起,讲《三字经》《千字文》,讲日用常行的道理。”

      讲学?守真有些惶恐:“晚生怕讲不好……”

      “怕什么?”先生笑道,“你煮盐七年,商行四年,落第一次——这些经历,就是最好的学问。把你懂的讲出来,就是讲学。”

      第二天,守真跟着钱德洪去了城南书社。那是个民间读书组织,成员多是市井百姓:小贩、工匠、农夫,也有几个落魄书生。大家凑钱租了间旧祠堂,每月聚几次,听人讲书,也互相交流。

      钱德洪先讲了一段《大学》,然后介绍守真:“这位是新来的王师弟,灶丁出身,在扬州商行做过事,去年参加过乡试。今日请他与大家分享心得。”

      守真站在简陋的讲台上,看着下面二十多双眼睛。有的好奇,有的怀疑,有的期待。他深吸一口气,开口:

      “各位乡亲,今日我不讲经书,讲煮盐。”

      台下响起窃窃私语。

      “我煮过七年盐。煮盐最难的是火候——火大了盐焦,火小了不出盐。这火候怎么把握?靠眼睛看,靠鼻子闻,靠手摸灶台的温度。但最根本的,靠心。”

      他讲盐场的生活,讲灶户的苦,讲盐从卤水到结晶的过程。讲着讲着,他忘了紧张,就像在盐场跟同伴聊天一样自然。

      “老灶丁说,盐会说话。怎么说话?卤水沸腾时的声音,盐花析出时的形态,蒸汽上升时的气味——这些都是盐在‘说话’。你得会听,会看,会感受。”

      一个老工匠举手:“王先生,您说的这‘用心’,和我们木匠做活时的‘手感’,是不是一回事?”

      “正是!”守真眼睛一亮,“木匠刨木头,凭手感知道平不平;铁匠打铁,凭眼力知道火候到没到;农夫种地,凭经验知道何时播种收割——这都是用心,都是致良知。”

      另一个小贩问:“那我们做小买卖的,缺斤短两时心里不安,这是不是良知?”

      “当然是!”守真肯定地说,“心里不安,就是良知在提醒你:这样做不对。听从这个不安,做到童叟无欺,就是致良知。”

      那天的讲学很成功。结束后,好几个人围上来问问题。一个年轻的染坊学徒说:“王先生,我听懂了!我染布时,颜色配得好不好,心里有数——这就是良知吧?”

      “是。”守真说,“配得好,你心里踏实;配不好,你心里不安。跟着这踏实或不安去做,就是致良知。”

      回王家的路上,钱德洪笑道:“守真师弟,你今日讲得真好。先生常说‘因材施教’,你对市井百姓讲日用常行,比讲高深道理更管用。”

      守真也很兴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那些看似“低贱”的经历,原来可以成为讲学的素材。煮盐、记账、赶考——这些都不是白费的,都是“事上磨练”。

      但夜深人静时,他还是会想起盐场。想起母亲,想起水生,想起那些还在灶台上劳作的乡亲。他写信回家,母亲请人回信说:“家中安好,勿念。你好生读书,为灶户争口气。”

      为灶户争口气。这句话沉甸甸的。

      四月末,绍兴连下了几天雨。守真在屋里整理笔记,忽然听见外面喧哗。出去一看,几个同门抬着一个人进来——是徐爱,面色苍白,浑身湿透。

      “怎么了?”守真忙问。

      “徐师兄去城外讲学,回来的路上滑倒,摔伤了腿。”钱德洪着急地说,“快请大夫!”

      徐爱的右腿肿得老高,大夫来看后说,骨头没事,但伤筋动骨,得静养百日。这意味着,徐爱负责的几处讲学点,暂时没人去了。

      “我去。”守真主动请缨。

      钱德洪犹豫:“那些地方偏僻,路不好走。而且听讲的多是粗人,说话直,不好应付。”

      “我不怕。”守真说,“我也是粗人出身。”

      先生同意了。于是从五月初开始,守真接替徐爱,去城外的几个乡村讲学。最远的一个在三十里外,要翻两座山。他天不亮出发,走到晌午才到,讲完再走回来,常常是披星戴月。

      这些乡村比城南书社更艰苦。听众多是农夫、樵夫、渔夫,识字的不多,但对道理有最朴素的直觉。守真不再讲经书,就讲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讲种田要顺应天时,讲打渔要知道水性,讲做人要讲信用。

      一次在李家村,一个老农问:“王先生,您说做人要讲信用,可官府收税从来不讲信用——说好每亩三斗,实际能收五斗。这怎么说?”

      全场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守真。

      守真沉默片刻,答道:“官府不讲信用,是官府失了良知。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失了良知,自己也跟着失。就像天旱,庄稼不长,我们不能因此就不种地——还是要种,尽力而为。”

      “那有什么用?”有人嘟囔。

      “有用。”守真说,“你守信用,你的邻居就愿意跟你来往;你的子孙看你守信用,他们也会守信用。一点一点,一代一代,这信用就像种子,总会发芽。”

      老农想了想,点点头:“是这个理儿。”

      那天回程,下起了暴雨。守真没带伞,浑身湿透。山路泥泞,他滑了一跤,滚下山坡,幸好被一棵树拦住。爬起来时,手掌擦破了,血混着泥水往下淌。

      他坐在雨中,忽然笑了。想起先生说的“事上磨练”——这就是磨练吧。身体之苦,路途之险,讲学之难,都是磨练。

      但心里是亮的。像灶膛里的火,虽然不大,但持续地烧着。

      五月中,徐爱能下床了。守真继续帮他分担部分讲学任务,但更多时间回到先生身边读书。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练,他读书有了不同的感悟——书上的话,不再是抽象的道理,而能和具体的生活联系起来。

      一次,先生讲“万物一体”。守真问:“先生,灶丁煮盐,盐从海水中出,海水从江河来,江河从雨雪来,雨雪从云气来——这是不是‘万物一体’?”

      “正是。”先生赞许,“你能由此及彼,很好。但不止于此。你煮盐养家,盐卖给百姓,百姓吃盐有力气劳作,劳作产出粮食布匹,这些又回到你手中——这循环往复,也是万物一体。”

      守真豁然开朗。原来他煮盐,不只是为了自家温饱,也是这大循环中的一环。每个灶丁、每个农夫、每个工匠,都是这循环中的一环。一环坏了,整个循环都受影响。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跟先生说,他该回去了——不是永远离开,是暂时回去。他要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盐场,带给那些还在苦海中挣扎的灶户。

      六月初一,守真走进先生书房。先生正在写信,见他来,放下笔。

      “先生,晚生想……回兴化一段时间。”守真说得有些艰难。

      先生并不惊讶:“想家了?”

      “是,也不全是。”守真说,“晚生想回去做点事——教灶户子弟识字,把这里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还有……晚生想写本书,关于灶户生活的书,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苦。”

      先生静静看着他,良久,才说:“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知道。”

      “可能毫无成果,可能遭人非议,可能……有危险。”

      “晚生不怕。”

      先生笑了,那笑里有欣慰,也有感慨:“好,你去吧。记住我一句话:道在民间。你在书院学的是理,在民间行的才是道。理道相证,方是真学问。”

      他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手稿:“这是我最近写的《拔本塞源论》,你拿去。里面讲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世道人心——或许对你有用。”

      守真双手接过。手稿不厚,但握在手里,重如千钧。

      离开前,同门们为他饯行。钱德洪送他一支笔:“守真师弟,此去路远,但心近。常写信来。”

      徐爱送他一本书:“这是我整理的先生语录,你带着,路上看。”

      最让守真感动的是,几个市井出身的同门凑钱给他做了身新衣——不是儒袍,是普通的布衣,但针脚细密,穿着舒适。

      “王师兄,你回去后,别忘了我们。”那个染坊学徒说,“你讲的道理,我都记着呢。”

      六月十五,守真启程。先生送到门口,没多说什么,只拍了拍他的肩。

      走出光相坊,回头望去,王家的门楣在晨光中静静立着。守真深深一揖,然后转身,向北而行。

      包袱很轻:几件衣服,几本书,一点盘缠。但心里很满——装满了这四个月学到的东西,装满了同门的情谊,装满了先生的教诲。

      更重要的是,装着一个清晰的志向:回盐场,做事。

      路还很长。从绍兴到兴化,千里之遥。但这次,他不是迷茫地走,是心中有光地走。

      道在脚下。

      他想起先生最后那句话:“理道相证,方是真学问。”是啊,他在书院学到了理,现在要去民间证道了。

      而这证道之路的第一步,就从回到那片养育他、困住他、也最终让他觉醒的盐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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